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又适时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建立档案工作。一方面，是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档案。1949年10月，他接连两次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就“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问题”作出决定，并派出以董必武为团长的政务院接收工作代表团前往南京进行了接收工作。1950年1月，周恩来又先后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和政务院总理的名义发表声明和命令，令“所有前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外使领馆及前国民党反动各机关派驻外国的办事机构及办事人员，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派人接管以前，均应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一切资财、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令驻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侨务等机构的主管人员与全体员工，……务必备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不让反动分子有任何破坏、转移、隐匿等情事。”另一方面，着手建立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1951年9月29日，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政务院发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建立政府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做出规定，提出了机关档案要实行集中管理，为机关工作服务的原则和任务，有力地推动了政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单位档案工作的建立。
1953年以后，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周恩来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档案工作。1954年11月8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批准在国务院设立国家档案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掌管全国档案事务。国家档案局成立以后，周恩来又指示起草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行政法规性文件，建立国家档案制度。1956年4月，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经他逐字逐句地斟酌、修改，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国家档案的范围，确定了国家档案工作的原则和任务，并于4月16日发布施行。1958年6月15日，他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提出了应该把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起来的意见。1958年11月18日，他审阅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国家档案局党组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问题的报告，并作了重要批示。接着，党中央于1959年1月7日，发出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1958年，在“大跃进”中，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档案工作部门出现了“大办档案”、“人人办档案”、“全民办档案”的违反档案工作性质和客观规律的浮夸现象，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批评并予以制止，指出：“你们以后不要搞那个‘大办档案’就行了。”周恩来一直关心着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为党和国家档案工作做出奉献的档案工作人员。1959年6月10日，他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亲切地接见了出席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的1017名代表，并提出“档案工作者应该向司马迁学习”，参加编史修志，给了与会代表和全国广大档案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同年，他为即将开馆的中央档案馆题写了馆名，并告诉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等中央档案馆成立了，让邓颖超同志当你们的顾问。”
周恩来不仅重视党、政机关档案工作的建立和各级国家档案馆的建设，而且重视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研究、城市基本建设等单位档案的形成、管理和利用。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提出了分别建立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地质、农业、科研等方面的档案工作的要求。60年代前期，国务院先后批转了国家档案局提出的关于加强工业企业、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城市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档案工作的报告，批示全国加强这些方面的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服务。1963年，周恩来还批示将国家档案局提出的《关于改善图纸复制技术的报告》，由国务院批转各地、各部门，并督促有关部门负责解决。周恩来还很重视档案工作的国际交往。1963年4月10日，他会见了前来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在谈话中提出了他对档案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篡党夺权阴谋及其煽起的打、砸、抢、抄、抓、揪的狂风恶浪(其中包括冲击档案部门，抢夺档案)的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仍然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档案的安全保护，并为抢救档案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档案室抢档案，周恩来得知后十分生气地说：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怎么能抢呢，并派人前去劝阻，才保住了该部的档案。以后，造反派又冲进陈云办公室，要砸档案柜。周恩来得知后严肃地指出：陈云同志是政治局常委，他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要档案，任何人不准动，并立即派人加以制止，才使档案得以安全保护下来。〔1〕1966年8月31日，周恩来审阅了他指示陶铸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通知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其中包括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科学技术机构和科学技术资料部门，必须坚决进行保护。〔2〕9月初，他又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要求广大青少年不要冲击党政机关，以使“……机密不致外泄，档案不致遗失……”。〔3〕10月29日，他得知陶鲁笳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并抢走了一部分文件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4〕1967年1月15日，他得悉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后，指示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他和李富春的名义，找抢档案的造反派和保护档案的群众协商，将档案暂时封存。〔5〕1967年春夏之交，外交部档案室的档案在被造反派任意摘抄、复制、转抄、公布之后，有全面失控的危险。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外交部部务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外交档案的安全，否则要实行军管。随后即派军代表掌握了外交部档案的管理权，才保证了档案的绝对安全和正常使用。〔6〕9月3日，周恩来又审核并签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就二机部一0三公司大批绝密技术资料在武斗中被抢事给兰州军区等单位的电报。电报指出：兰州军区、中央调查组要严肃处理此事。应将抢走的所有档案资料、材料，立即如数交出。如有人拒绝交出，应以违犯国法论罪。〔7〕1968年7月31日，周恩来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稿。布告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有：……六、抢劫国家档案、机密；……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8〕
从以上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是何等重视和关怀。
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观
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站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并领导了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思想、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档案的本质、作用、形成和运动规律，揭示了档案工作的基本矛盾、基本性质和基本规律，从而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观。其基本内容是：
(一)关于国家全部档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是在我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录，是历史的证据，是国家宝贵的历史财富的观点。周恩来认为，历史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凭证，是进行历史研究的依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档案，不仅可以作为打碎其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工具，而且可以用来研究其反动统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是制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真实记录，是进行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研究的必要条件，是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历史的依据。正因为档案如此重要，所以，他十分重视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研究和利用，十分重视档案工作的建立，要求党和国家机关、部队、团体等单位，对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工作活动中形成并处理完毕的文件，必须进行立卷、归档，作为档案保存起来。他曾就党中央的会议文件指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文件，应按照每一次会议进行立卷，以便查找利用。〔9〕他认为，档案工作不仅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10〕周恩来一再强调：档案工作很重要，要做好档案工作。
(二)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建立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观点。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档案和档案工作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同时相应地建立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要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国家档案制度，建立全国档案工作行政管理体制，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都要建立起档案室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起各级国家档案馆工作，对国家全部档案分别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当前和长远的利用。还要加强档案专业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和档案专业教育工作、档案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等。为了建立并管理国家档案工作，还必须在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档案行政管理机构，集中统一地、分层负责地对全国档案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周恩来关于建立国家档案制度、建立全国档案工作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对全国档案工作实行宏观管理的思想、观点，是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客观规律的，并为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所吸收和肯定。〔11〕
(三)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加强党对档案工作领导的观点。周恩来提出，党的档案工作与政府的档案工作应该实行统一管理。这是因为他认为党的档案与政府的档案有密切的联系，党的系统的档案工作与政府系统的档案工作，其业务工作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应当统一管理起来。〔12〕他指出“更重要的是每一档案必须以党的方针政策为纲才好整理，故必须从每一档案的出处立根，宜归党管。〔13〕”他还指出：“要从党政档案工作合并看党政不分。”〔14〕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之后，档案工作机构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政府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四)关于档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为今天服务，也为未来服务的观点。周恩来认为，档案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指出：“现在的档案比历史档案还重要。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但主要应同现在的反修、反帝和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比钻在历史档案里出不来更好。档案工作的目的是要为现时的革命服务的，用档案来证明我们历史上的斗争经验，当然还要创造新的经验，丰富这些历史经验。所以把旧的历史档案与现有的经验结合起来，更利于我们创造新的经验，开展新的斗争。”他还指出：档案工作要“为今天也为未来服务。马恩列斯不能把我们的时代的话都说完了，说完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后代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否则，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话就站不住了。”〔15〕这些谈话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辨证而又深刻地阐明了历史档案与现在档案的关系；整理、保管、提供档案与利用档案研究历史的关系；档案工作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关系；为总结历史经验服务与为创造新的斗争经验服务的关系；为今天服务与为未来服务的关系；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活动服务与为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服务的关系等。其中有些具体提法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其实质却是在说明档案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为党和国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
(五)关于国家档案馆在进行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方便查找利用的同时，还要研究历史、汇编档案史料、印证历史著作和历史事实，维护历史真实面貌的观点。周恩来不仅重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文书立卷归档工作和档案工作，而且重视国家档案馆工作。他曾亲切地嘱咐档案工作者：“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功夫啊！”“你们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历史资料，如《资治通鉴》还有明清两朝没有续上，这是你们的责任。”〔16〕此外，他又提出：“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并询问：“档案馆对近代、现代的历史是否研究？”对有的历史书你们研究过没有？他在谈到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著作中对有的历史事件记载失实以后指出：“应当用档案来印证一下历史事实。”〔17〕周恩来的上述观点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指出了档案工作不能只是整理、保管、提供档案，而必须把整理、保管档案与汇编档案史料、研究历史、印证历史事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给档案馆工作提出了重要的任务，而且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的档案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关于加强对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教育，档案工作人员要热爱档案工作，干一辈子档案工作，并要努力学政治，学历史，学科学，学业务，向科学进军，争取当专家、学者、博士，实现档案干部专业化，为档案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观点。周恩来极为关心档案人员的成长和档案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曾嘱咐档案工作者：“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18〕还说：“你们都要当专家，好好地把档案工作搞好，还应当发展档案学。你们应当争取当个博士嘛！”项这是他对档案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他在同档案工作人员谈话时还问道：“做档案工作应该多读历史书，你们读的多嘛？《资治通鉴》这本书你们读过没有？”当档案工作者回答说：“没有读过，恐怕读不懂”以后，周恩来鼓励他们说：“这本书是我国几千年来丰富历史的记载，你们一定要抽时间读读它，读多了自然会懂。我小时候还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毛主席最喜欢多读书的人。你们读小说多吗？《水浒》、《红楼梦》看过没有？”〔20〕这说明周恩来希望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懂得档案业务，而且还应该有广泛的政治、历史、文学等知识，要使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的、有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的又红又专的档案专业人才。周恩来十分重视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他曾指出：“为了培养更多的档案干部，可以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大一点嘛！”1960年，他曾同意成立档案学院，以进一步扩充和发展档案专业教育事业，后来只是因为暂时经济困难才暂缓执行。〔21〕
(七)关于档案工作是一门科学，应当努力发展档案学，以进一步提高科学水平的观点。周恩来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门科学，应当发展档案学。〔22〕在他主持讨论通过并由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正是根据他的这一思想、观点，国家将档案学列入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正式确认了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档案科学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关于国家档案要精炼，有选择地保存最重要的档案的观点。周恩来认为，党和国家在工作中形成的档案是大量的，也是为当前和长远的工作所需要利用的。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并非是所有的档案都需要长久保存，而只能是有选择地保存那些最重要的档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出：“档案不要搞得太多，不然是文牍主义，后代要骂我们的。中国的文字几千年来未变，书浩若烟海，读不完。要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我们为后代留档案，档案要精炼，不要什么都做为档案保存起来，有些给后代看了没有什么好处。”〔23〕周恩来的这一观点，充分地反映了他在档案保存问题上对历史、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而且对鉴定档案的价值，辨别档案的真伪、确定档案的保管期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对档案的长远保存和流传，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九)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档案得以安全、长远保存的观点。周恩来认为，要安全地、长远地保存档案，就必须要有符合档案保管条件的库房。50年代中期，在国家经济建设刚刚起步，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他即批准了中央档案馆的基本建设计划，随即便开始了档案馆工程的建设。60年代初，他到沈阳视察工作时，在原张作霖大帅府，看到那里堆满了档案，保管条件很差，不便于管理和利用，就问：“这是什么地方？”陪同的人员告诉他：“这里是东北档案馆。”他说：“为什么不修个档案馆把档案保存起来呢？”陪同的同志回答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不让修楼堂馆所。”他说：“楼堂馆所，又不包括档案馆。”〔24〕这些事实充分地反映了周恩来对档案安全保护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对档案馆库设施建设的重视。
(十)关于居安思危，防止突然事变对档案的破坏，保护档究安全的观点。周恩来认为，为了保护档案的安全，必须防止突然事变对档案的破坏。30年代初期，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周恩来就提出党中央的“所有档案均搞三套，一套送中央文库保存，一套送中央特科，一套送共产国际。”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安排将中央档案转移到安全地带，以防止落入敌人之手，确保了党的档案和机密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前期，他曾亲自给国务院某工业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要他们立即采取措施，把本系统的重要科技档案送到安全地带保管起来，以备一旦战争破坏后恢复科研和生产时使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多次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党和国家档案机密的安全。1969年10月16日，他在外交部《关于外交档案备战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并对各类外交档案的移交、存放方法等提出了具体意见。〔25〕这些事实充分地反映出周恩来在档案的安全保护问题上，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战略眼光和高度警惕性。
(十一)关于学习外国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观点。周恩来认为，我们虽有建立党、政机关档案工作的经验，但是，缺乏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经验。因此，在建国初期，他提出应该学习苏联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工作的经验，以作为我们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参考，并聘请苏联专家，为我们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培养档案专业干部。他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既强调学习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又坚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
(十二)关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历史上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观点。周恩来对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传统是十分熟悉的，曾经告诉档案工作者：“中国的档案历史在世界上是很早的，也是最丰富的”〔26〕。并要求“档案工作者应该向司马迁学习。”〔27〕就是要档案工作者像司马迁管理、研究、利用档案，撰写《史记》那样，在收集、整理、保管、研究档案的基础上，汇编档案史料，研究历史，印证历史事实，参加编史修志。他不仅重视对历史上档案工作经验的借鉴，而且重视对历史档案文物的保护。50年代中期，他曾经批准修缮了明代嘉靖年间继古代保存档案的“石室金匮”传统建成的，保存明、清两代皇家档案的档案库房——皇史宬。60年代初期，他又一次询问了皇史宬的情况并指出：“那里应当陈列一点有代表性的东西。”〔28〕周恩来对我国历史上这座具有独特风格的档案建筑的安全保护和有效利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上述12个方面，是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观的基本内容。这些思想、观点，全面地论述了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提高全党对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认识，对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继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馆)
注释：
〔1〕《周恩来传》下，第1949页；《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434页。
〔2〕〔4〕〔5〕〔7〕〔8〕〔2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页、第84页、第113页、第186页、第249页、第329页；《周恩来传》下，第1887页；《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第4页。
〔3〕《周恩来传》下，第1869页、第1879页、第1947页、第1950页；《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43页。
〔6〕《外交部档案大转移》(《中华儿女》1996年第6期第68页)。
〔9〕〔18〕〔23〕《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档案》第1页、第2页、第53页。
〔1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6页。
〔11〕《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
〔12〕访问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洛风谈话记录。
〔13〕《周总理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国家档案局党组关于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国家档案局档案，1958年第425卷第11页)。
〔14〕〔16〕〔20〕〔26〕《永远不会忘记和周总理的谈话》(《档案工作》1958年第〔10〕期第13-14页)。
〔15〕〔17〕〔28〕《周总理接见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的谈话记录》(国家档案局档案，1963年第861卷第140页)。
〔19〕〔21〕〔22〕〔24〕《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档案工作》1980年第1期)。
〔27〕《曾三致郭沫若、吴玉章信》(《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2期第5页)。
*[本文原有三个部分，这里选录了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珍贵遗产”，因全书篇幅所限，没有选入。]
张玉荣：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贡献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精通我国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并把它视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他的一生不仅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化而呕心沥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以科学的分析，并引导人们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一、对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
我们知道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实践中积淀下来的精神现象。它包括社会理想、伦理道德、法律思想、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礼仪准则，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化，要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深受阶级的影响，众多的文化现象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成长过程中深受东西方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因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把握和挖掘都有独特的地方。
周恩来对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勤劳、勇敢和优秀的，它们创造的文化都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明确地指出：“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祖先是勤劳、勇敢、有智慧的，我们的民族完全能够创造出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因此就有传统的民族化问题。周恩来说：“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例如，民族的语言文宇，就要尊重它。……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受到尊重。这些就是民族化。”〔2〕所以，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同文化的创造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的文化比较发达，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以便“使各民族共同繁荣。”〔3〕
周恩来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他说“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辩证地发展着的。”〔4〕他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横交错的发展过程，非常清楚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极为复杂的。在这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它璀灿的光芒，也有失色的秕糠，它的存在和发展是菁芜并存，优劣混杂。两方面的传统文化思想都在浸润、濡染着我们民族的人格。因此，对待中国传统必须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更深层面进行科学的分析，辨其精华和糟粕。既反对一揽包之、兼收并蓄的复古主义，又要反对菁芜不辨、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周恩来从两个方面指引人们用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来对待祖国的传统文化。
周恩来认为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区别优劣。早在解放前夕，他就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就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旧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新的。这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5〕这是他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同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又做了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周恩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的，难免要受到时代的限制，阶级的制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鱼龙混杂，这就要用历史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辨其真伪。他要求人们“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6〕他说：“古今中外都有好的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7〕封建社会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某些开明人物也有可能做些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周恩来对清王朝就做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他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8〕他又说：“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9〕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对待传统文化区别优劣，才能比较菁芜，才能抉择吸收什么，批判什么，做到有的放矢。
周恩来认为对待传统文化还必须坚持扬弃的辩证方法。他指出：“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10〕这里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一要勇于批判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糟粕，否则就要毒害人民。他在许多场合下提醒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极为复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时刻都在侵蚀着人们。他说：“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11〕因此，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要勇于剔除；二要善于继承。周恩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切都好，也不是一切都不好。好的就要继承，因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12〕“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13〕这就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展来的，传统文化中只要是优秀的，是对人民有益的，都要大胆地继承。可以说没有正确的继承就没有创造，发展就无从谈起。
周恩来还认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他说：“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14〕他还说：“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5〕周恩来这一嘱咐，给我们这一代人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责任，不仅不能忘却祖国人民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例如我们祖先创造的既有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又有他们追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理想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人格，等等。而且要把这个丰富的文化宝库，重新开发出来，为后人永恒效法。
当然，研究传统文化，不是以古而古，而要挖掘其精华，并把它融合在现实的土壤里，发展为时代崭新的东西；我们要批判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吸收其有益的因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使之古为今用。这就是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发掘传统文化要“创造”的重要观点。
二、对传统文化要全面、准确地发掘
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阐明了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而且指出要全面、准确地发掘，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能够得到继承和发扬。
首先，周恩来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分类。就是说挖掘传统文化时，要区分主次，在坚持批判继承的总原则下重点把握。周恩来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把传统文化大体上分为三类，或者说分为三个层次，分析了它们在历史上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一类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积淀起来的文化。周恩来认为这一类是最丰富的、最具有人民性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要重点挖掘。建国伊始，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时指出：“我国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革命的传统。比如，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我们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这些革命传统，都是很宝贵的。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发扬。”〔16〕还有，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许多美德，也是我们要重点挖掘和继承的，如周恩来指出的“我们的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是近百年，而且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几千年间，劳动人民不断斗争，形成了一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传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17〕特别是近百年来，劳动人民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的统治，创造了可泣可歌的文化，这可以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勇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它发扬光大。
另一类是历代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了的文化学说。对这类文化，周恩来认为要给以足够的重视，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文化孕育和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各家的思想，包括宇宙观、行为观、价值观、思维方式及人们情感态度等。这些都对中国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影响更广、更深，并流传至今。周恩来强调这一类文化要加以批判地吸收，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割断历史。1957年，他在杭州群众大会讲话时说：“‘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完全应该的，孔家店是要打倒的。可是现在对孔子就应该全面评价，对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应该给予肯定。”〔18〕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的确孔子有好的东西，比如在人生观上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提出以“仁”为本是有合理因素的；他的教育思想、中庸思想包含许多积极的东西，这些积极的东西怎能轻易地否定呢？
当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肯定它，不是包揽它。因为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用来宣扬忠君，喧染“天命”，把孔子消极的东西捧为至宝，这一部分内容应予否定。要按周恩来指出的那样肯定孔子的一些好的地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新儒学的学者对孔子的思想不“一分为二”，本来是糟粕的东西，也把它捧为精华，甚至说儒家的思想是21世纪的指导思想；21世纪是什么“儒学昌盛”的世纪。这是错误的。不管这些新儒学家主观用意如何，起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的态度，背离“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再一类是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开明的封建统治者留下的文化。周恩来认为对这类文化，也不能一概否定，也要吸收其中某些有益的因素。周恩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封建时代，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对广大人民有好处的东西，也是应该肯定的。甚至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19〕例如，对改良主义也要分析。要看是什么时候的改良主义，革命高潮时主张改良，那是调和阶级矛盾，阻挠革命，必须反对；而“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但它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否认。
其次，周恩来对挖掘传统文化提出了具体原则。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20〕这是我们要继承的发扬的；在文学艺术方面提出“要有人民性，要站在同情广大人民方面。我们把历史的东西搬出来，是否就背离了现实呢？要看作品的内容”〔21〕；在史学方面提出“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22〕他还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23〕在科学技术方面提出“从知识来说，反对的是那些有害的东西；有利于人民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人民的知识，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要学习的。”〔24〕他肯定“知识就是力量。”
周恩来为了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他不仅要求各业务部门要重视这项工作，而且他身体力行，亲自领导、指挥发掘古代文化的精华，做到有所创新，使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在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文艺思想、史学和其他科学的思想中，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
三、努力培养继承传统文化的人才，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一需要人才；二需要创造。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周恩来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思想的核心。他不止一次提出挖掘古代文化的精华要为今天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
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周恩来强调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因为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从事科学研究，要有人才，没有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是完不成这项艰巨任务的。
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存在了几千年，人口发展到四亿七千五百万，能够抵抗敌人的侵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表明我们民族过去是掌握了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是有科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掘它，研究它。”〔25〕现在要研究它、发掘它就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一样需要人才。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我们建设事业发展得这样地快，今后还要发展得更快，因此，我们不能不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26〕他这一观点当然也包含着培养发掘传统文化的专门技术人才。
同时，周恩来还就发掘传统文化需要培养人才提出具体的意见和措施。第一，要尊重和发挥老专家的意见和作用。周恩来认为老专家“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27〕因此，他指出对老专家要给以各方面的照顾，做好组织工作，发挥各路“诸侯”的力量“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28〕第二，指出要培养年轻的一代。因为老专家“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29〕为了使中、青年人尽快地脱颖而出，他提出老专家“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30〕周恩来是在1959年讲这番话的，在他的号召下，后来文化界、科技界“带徒弟”蔚然成风，“拜师”成为培养新生力量的新鲜经验，一批年轻的专门人才迅速成长，也包括发掘传统文化的新的一代。
周恩来还强调培养起来的发掘传统文化的人才要勇于创造。他说：“在科学研究中，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1〕很明显，发掘传统文化的人才要有很高的素质，缺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行，没有创造性也不行。发掘传统文化是极为严肃的科学研究，如果为研究而研究，研究的东西，不能古为今用，那就不可能把传统文化现代化，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周恩来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不把书本上的知识跟实践相结合，这个知识就是死的，没有用。”〔32〕他认为学习古代的东西，不能为现实服务，是毫无意义的，发掘传统文化“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33〕就是把传统文化现代化，为社会主义服务。芭蕾舞剧《小刀会》是中国的历史题材用芭蕾形式来表达，这是创造。“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也是符合国情的。他特别强调在发掘传统文化时，可以溶化外国好的东西，但主要是挖掘本民族的东西为主。他说：“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在挖掘过程中“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34〕不能不顾历史，不能不顾国情，否则不是创造，而是粗制滥造。这是创造的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