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周恩来对发掘传统文化寄于厚望。他说：“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35〕他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祖先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要发掘、要继承，“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36〕他满怀信心地预示“将来在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这一份文化财富，将会占很重要的地位。”〔37〕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38〕
周恩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我们认真学习和把握他的这一理论和他创造性的实践，对继承和发扬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洛阳工学院)
注释：
〔1〕〔2〕〔3〕〔6〕〔7〕〔8〕〔9〕〔10〕〔11〕〔12〕〔13〕〔14〕〔15〕〔21〕〔22〕〔26〕〔27〕〔28〕〔29〕〔30〕〔33〕〔34〕〔3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3页、第269页、第269页、第467页、第196页、第320页、第320页、第343页、第425页、第467页、第468页、第297页、第298页、第197页、第295页、第165页、第296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7页、第344页、第344页、第343页。
〔4〕〔5〕〔16〕〔17〕〔18〕〔19〕〔24〕〔25〕〔31〕〔32〕〔35〕〔37〕〔38〕《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7页、第2页、第59页、第148页、第146页、第59页、第61页、第7页、第143页、第58页、第60页、第60页、第61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2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93页。
荀德麟：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
淮阴，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写道：“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1〕他在淮阴度过了一生最初的12个春秋。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长淮阴、熟悉淮事、地地道道的“淮人”，毋庸讳言，周恩来的身上打上了难以消磨的淮阴乡土文化的烙印。
一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单元。对于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来说，那些最亲近的呵护关爱最多的人，应当说是其最早的老师，特别是10岁以前的孩子，甚至能传承他(她)们的性格和品格特征，生活和行为习惯等等。因此，要研究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首先必须对他的家庭及其最亲近的一些人进行考察，并作必要的“文化定位”。
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城，是出“绍兴师爷”的地方，但到其祖父周攀龙时，就已离开绍兴，于咸丰初年迁居清江浦(今淮阴城，时为清河县城)，咸丰末年定居淮安。〔2〕
周攀龙是国学生，曾代理过安东(今涟水)、阜宁、桃源(今泗阳)等县知县，海州直隶州知州。〔3〕他逝世时，周恩来还未出世，他的祖父——一个“纯粹”的绍兴人，已很难说对他有多少影响了。
周攀龙生有4个儿子：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贻赓，十三年生贻能(周恩来生父)，光绪二年(1876年)生贻奎，四年生贻淦(周过继父)。这兄弟4人长大后，贻赓承父业“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主稿’”，也算个师爷；贻能“为人忠厚老实，他也学过师爷，但没有学成，只能作小事。”〔4〕贻奎是个残废人，辗转床箦几十年；贻淦过早夭亡。总起来说，周恩来的父辈也还勉强维持了诗礼簪缨之家的面貌，然而，明显地处于没落的境况。特别是1907年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相继病逝后，周家经常靠借贷、典当维持门面和生计，更呈现一派门衰祚薄之景。
需要强调的是，周恩来父辈的兄弟4人，均在淮安出生或长大。尽管他们长大后，有2人去学当“绍兴师爷”，还有意无意地贴上“绍兴人”的标签，但他们毕竟是出生、成长在淮上，讲的是一口淮阴话，不仅如此，而且都是娶淮上姑娘为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从周恩来的父辈起，就已经是淮阴人了。尽管周恩来也曾不止一次地讲，他是浙江人、绍兴人，但那是遵循了中国人不数典忘祖、喜欢强调父系祖籍的传统；他在更多的场合则讲他是淮安人。后来，大概是为了防止引起淮安和绍兴的争议，周恩来干脆来个折衷，称自己是“江浙人”。其实，他魂牵梦绕的浓浓乡情是淮安和清江浦。他慨叹自己“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地方也是淮安和清江浦，因为这里才是塑造他最初文化形象的根。
谈到“家”，还必须研讨一下周恩来在清江浦住了3年多的家。清江浦，是周恩来生母万氏的娘家。3年多里，有一半时间就住在娘家，还有一半时间虽另择屋居住，但是住得很近，几乎无日不往还。俗话说：“外甥多像舅”，这主要是从生理特征上讲的。笔者认为，周恩来不仅在生理特征和天赋条件上以母系遗传为主(他的相貌长得极像万氏)，而且在后天成长上生母万氏对他的早期影响也是最大的。而他在清江浦生活之际，是6周岁到9周岁，正是早慧的周恩来启蒙、入世的初始阶段和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周恩来不仅与母舅家一起生活、相处，还经常潜身于他外祖父留下来的大藏书室，邀游于知识的海洋中。〔5〕还以其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吸纳清江浦一切新奇的人和事，充实着自己的社会知识。从周恩来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章看，主要有《射阳忆旧》、《巾帼英雄》两篇篇幅较长的文章记述两淮的人和事，其中《巾帼英雄》是记清江浦的事，《射阳忆旧》中记述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也是记述清江浦的事。另外，1916年写的很多文章都引用的《评七律》，文中所评的七律诗，也是周恩来在清江浦岳庙看到的。清江浦，给他留下了太深的记忆。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其前辈已居于河北宛平，故有的志书亦称他为宛平人)，外祖母张氏夫人则是清江浦人，周的舅父、姨母辈都是在清江浦出生、长大，更是地道的“淮人”。万青选的父亲承紫、伯父承纪早年由宛平到淮上谋生，干幕僚，当师爷。万家卜居清江浦比周家到淮上要早40年以上。在黄河北徙前，黄、淮、运交汇地带素称难治，而万承纪万承紫兄弟能从普通幕僚而晋升到比县知事级别还高的外河同知、中河通判这样的官，〔6〕可见他们是非常精明能干、善于治水的。万青选似乎比他的父辈更有才气，从咸丰年间由宝应县主簿捐资任清河县知县开始，先后三任清河知县，并任过盐城县、安东县和山阳县知县，光绪十八年由淮安府同知改任里河同知，为官30多年。万氏的治水家法可谓代有传人，到万青选的子侄辈，仍不乏精于此道者，“其子万立钰(周恩来八勇)，精于水利，对乡邦水利多参与，颇有建树，他能通过看水的颜色，测知上游洪水的来水量”。〔7〕然而万家到万立钰这一辈，兄弟10人，“一半在外面，或做师爷或经商；在家的几个，有的泡赌局，有的玩古董，有的逛窑子”，弄得家庭里矛盾百出。〔8〕万家也呈现一片式微的不祥之兆。
综上所述，无论是周家，还是万家，都是处于没落的淮阴封建士大夫家庭。因此，淮阴的封建“士”文化，是对童年周恩来产生影响的主体(但绝不是唯一)文化层面。
二
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既有积淀，又有流变，都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和时代特征。周恩来生活在故乡淮阴之际，淮阴(特别是淮安和清江浦两座城市)呈现什么样的文化氛围(或曰文化环境)呢？为了准确地揭示淮阴乡土文化对周恩来的影响，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复原”。
周恩来在故乡生活之际，正是清王朝行将倾覆之时，列强的入侵、肆虐，国库的空虚，人民的贫弱，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民主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所有这一切，使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从而加快其变化的速率。而这时期的淮阴更有其特殊的变故，并由此而呈现出地理文化独特的流变形态。
周恩来童年生活的淮安和清江浦，是典型的因交通而兴，因河、漕、盐、榷、驿而兴的城市。淮安城位于古邗沟入淮处末口，向来为淮运交汇处的重镇，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山阳县衙、淮安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是漕运总督的驻节之所。漕运是封建王朝的命脉所系，故明清总漕的地位很高，与封疆大吏相埒，淮安城也因此俨如省会。驻在这里的淮北盐运分司，是有名的“肥缺”。官盐商的豪富更无与伦比，他们利用垄断经营聚敛的数以千万万万计的财富，在淮安城北三里的河下营造很多豪华第宅和近70座园林，〔9〕以致区区河下“高堂曲榭，第宅连云”。他们“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入则华筵连宵，歌吹竞艳，挥霍无度。〔10〕河下因是淮北盐的集散地而富甲一郡。淮安城西北的板闸，驻有淮安榷关监督及其大小属吏，向往来商船收取关税。淮安遂成为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都会和三教九流的喧嚣之地。
清江浦位于淮安城西北30里，其间有河下、板问、钵池等较大聚落，两城市似断还续。清江浦地跨里运河两岸，是黄河夺淮后，为治河理漕而兴起的城市。清江浦在明代设有工部分司和户部公司，清代设有南河总督署，还先后或同时设有其他官衙不下二三十个。总河的地位与总漕相当，要论“油水”，甚至胜过总漕。清廷每年拨给南河的修防费用多达四五百万两白银，遇有大水决溢还另拨专款，故旧时称治河花费为“水大头”。清江浦一带的居民因此而大多寄食于河、漕。所谓“市廛杂还，浩穰百端，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致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民乍富乍贫，日月异趣。主与客相耀，野与市相驱。”〔11〕众多的治河经费，其实“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因此，河工大小吏员“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他们挥霍淫奢，使“脂膏流于街衢”，曾一度造成清江浦的繁华，〔12〕清江浦还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清江浦石码头旧有“九省通衢”之誉。与石码头仅一箭之地的王营，“若值会试之年，南尽岭外，西则豫章，百道并发，朝于上京，而此为交衢，”往往呈现“日出千车”的盛况。〔13〕清代的淮安和清江浦，已不仅是一方之重镇，更是全国之名城。
关于两淮的繁荣盛况，光绪《淮安府志》有一段精彩简洁的描述：“府城至北关厢，由明季迨国朝，为淮北纲盐顿集之地，任鹾商者皆徽扬高资钜户，役使千夫，商贩辐辏。夏秋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14〕“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15〕以至“士有闭蓬户然膏油不入公卿之门，则仆隶笑之；妇人衣不呈质，锦纯绣领过其材；至如清门素士，搞綦椎髻，少与婚对。”〔16〕“惟士人尚能遵俭仆、持节概，耻与豪盛相往还。”〔17〕
然而，自道光十一年(1831年)陶澍实施淮北纲盐改票后，淮安河下盐商的财路大受影响，有的甚至贫至彻骨，河下遂迅速衰落。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运道梗塞，致使河运停顿了10余年，江南漕粮遂大部由海运北上。黄河北徙后，水上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咸丰十年，捻军攻克清江浦，清江浦又惨遭兵火。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清江浦，且由海督兼管河务，河务、漕运同时式微。19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宣统三年(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城市迅速衰落：“自纲盐改票，昔之钜商甲族夷为编氓；河决铜瓦厢，云帆转海，河运单微，贸易衰而物价滋；寇陷清江浦，河员裁而帑金绌，向之铜山金穴湮为土灰，百事罢废，生计萧然。……暨时事迁移，重之以兵火，富者日益贫，贫者日益偷。每遇水旱，佃户贫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而士女方且竞修饰，被服丽都，婚嫁殡葬，岁时伏腊，尤多浮费，子弟博塞嬉游，莫之或禁，曩者浮靡之习，独未尽革，询乎由奢入俭之不易也”。〔18〕《续纂清河县志》更明确写道：“四十年来踵事增华，奢不中礼，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自政令维新，浮慕自由者低及礼教，几决男女大防。惟人民渐知趋重实业，农工商各赴其事……而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至于冠履之僭越，衣饰之诡异，几于上下无等，良贱混淆，则万方一概，不足为一乡一邑病已。”〔19〕
以上只是反映两淮在由盛而衰的变迁中，文化“流变”的主要特点，因此，这种“复原”只能是粗线条的轮廓，或曰朦胧的点线。属于文化“积淀”的内容，则留待下面分析影响时一并展开。
三
首先谈谈淮阴地域性文化“流变”对周恩来的影响：
清王朝覆亡前夕，以河、漕、盐、榷而兴的淮安和清江浦，虽已被釜底抽薪而江河日下，但奢靡之风在世家中仍未“尽革”，“婚丧之费不惜称贷以相夸耀”，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周恩来的生母病逝，他的外祖母就硬逼着周家大操大办，使周家早已捉襟见肘的经济景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必须经常靠典当、借贷来维持各项开支。周恩来一生俭朴，反对浮费奢华、繁文缛节，这与他从小出入当铺，深受浮靡风气、繁缛礼节之害，关系至深。
清末的淮阴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因“欧化所被，士风渐即浮嚣”，甚而至于“低及礼教”。当时，淮阴不仅有维新派人士活动，还有同盟会的民主革命分子活动，且比较活跃。如张相文以清江浦的江北师范学堂为阵地，宣传民主与科学；周实、阮式创办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韩恢、赵云鹏等，或在清江浦的北洋新军中串连，或在绿林中结党，积聚革命力量，这已不仅仅是“低及礼教”的问题了。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就是孙中山的信徒，到过日本，结识了不少中国同盟会成员。他还变卖家产，支援革命活动，并经常为此而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龚特别喜欢周，不但让他到龚家的学塾就读以免失学之苦，还给周讲了不少革命道理，给他看过一些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书刊。所以周恩来讲龚是他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因这方面学界多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与文化“流变”相比，淮阴地域性文化“积淀”对周恩来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因而也更大些。谨分述如次：
由于两淮是交通咽喉，烽烟起处则简为重镇，成为“兵马走廊”；黄河夺淮以来水患频仍，民生浮寄，这些因素导致民性易徙，“所谓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仅千百中之什一耳。”〔20〕这同江南一带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相对稳定地聚居一地，形成鲜明对照。淮安、清江浦更是商旅辐辏，五方杂处，故士风乡风不但不排斥客籍人士，而且对客籍人士之懿德善行，彰扬不遗余力。这与很多地方对“外来户”的排斥、轻视迥然不同。这种兼容并包，平等待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充满儒侠精神的士风乡风，在周恩来的接人待物中，可以说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善的体现和升华。
淮阴浓厚的儒教之风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不仅因为他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也不仅因为他进的是私塾、读的是儒书，他的启蒙老师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更因为当时的整体氛围仍充斥着“儒气”。淮阴学风素来称盛。就拿淮安、清江浦来说吧，除了府学、县学外，就有书院近20所。较著名的有丽正、奎文、勺湖、射阳、崇实、袁江等。这些书院，大都由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名流任教，从而造就了大批人才。明清两朝，仅山阳(今淮安)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河下弹丸之地，不仅举人、进士众多，而且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河下三鼎甲”，至今被传为佳话。在《清史稿》中，以儒术、文学、贤能节烈立传的淮安籍人士，就有10多人。淮阴士风，儒雅和刚烈兼备。论武烈，“韩侯之兵功在炎汉，步骘之略威加蛮夷”；论文章，“三十篇《文选》之裁，都尉肇夫《七发》，建安七子有陈军谋之檄，大历十子有吉侍郎之诗……龚高士之天马，陶山人之雪兔，一艺之士，皆斯土之光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士，则有臧洪、陈容、刘仁赡、赵师旦、扈再兴、黄文政、缪朝宗、张孝忠、关天培等等。〔21〕晚清著名学者丁晏在评价淮阴的士风时写道：“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中，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22〕这个评价虽有溢美之嫌和一定刺激性，然而淮阴士风，确实像发源于此的淮扬菜一样，取南北之长，成独特之风。周恩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当时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里浓厚儒学之风和独特士风的熏陶。
周恩来离开故乡淮阴以后一年半，即1912年10月写的《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23〕文言文写得那么老道，思考问题那么深入，没有在故乡学儒学打下的深厚基础，绝不可能在一年半时间内一蹴而就。淮安在清代有“诗城”之誉，一度名动全国，诗风所被，文人皆能言诗。感时言情之人比比皆是，慷慨悲歌之士代不乏人。现在所能找到的周恩来写的最早的诗，是他16岁时写的《春日偶成二首》。其一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24〕而他写《大江歌罢掉头东》时，也仅有19岁。周恩来早期的诗，既附丽着儒家诗教的色彩，更体现着慷慨悲歌、讨伐无道、向往和投身革命的情怀。同时，这里面也融会着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传说和精神风貌，是地域文化“积淀”的主体内容之一。这部分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过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不少谈到“兴汉三杰”之一的大军事家韩信对周恩来有着重大的影响。韩信曾为成就大事而忍受胯下之辱。周恩来超人的忍辱负重的精神，与乡贤韩信何其相似！英国作家韩素音甚至这样写道：“70年之后，当周恩来在床上弥留之际，也许他还记得韩信的故事。因为他就像韩信，他拯救了国家，使之安定，为此他曾经忍受过极大的屈辱，就像韩信为了能活着去干大事，而在屠夫的胯下爬过。陈氏也会告诉恩来，正是韩信曾经捍卫过其帝位的那位皇帝是如何以怨报德，听从恶妇吕氏的谗言，把韩信杀害了。多么惊人的相似！周恩来，中国的总理，后来亦遭到一个好报私仇的妇人的迫害。”〔25〕韩信对周恩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多说两句，周恩来的有时甚至失之“过分”的忍辱负重的精神，恐怕不仅仅是受了韩信“胯下之辱”的影响，也是打上了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忍辱负重的文化烙印。
淮阴关于汪廷珍的故事传说也很多，家喻户晓的程度仅次于韩信。汪的家和墓，在周恩来经常坐船去玩耍的淮安河下；汪墓还在周恩来当年经常往返的淮安至清江浦的必经之道上；汪墓是道光皇帝钦赐“祭葬”的，墓道上有石翁仲，还有彰扬其生平事迹的墓志铭等，喜欢猎奇的少年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养母陈氏出生于科宦门第，在科举取士的时代，她和其他一些年长辈高的亲属，不可能不对他讲这样一位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位居一品的大名鼎鼎的乡贤。然而至今，却没有一篇文章和著作中提到汪廷珍。
汪廷珍(1757～1827年)，字玉粲，号瑟庵，12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人。其时家道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坚强意志，并激发他刻苦学习。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五十六年以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旋又升祭酒。其间选刻《成均课士录》。嘉庆帝继位后，汪廷珍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嘉庆帝信任。后连任安徽、江西、浙江学政，曾撰《学约》五则以训士：一曰辨途，一曰端本，一曰敬业，一曰裁伪，一曰自立。从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尽心启迪。道光帝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道光帝在诏书中称他“授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师道、臣道可谓兼尽矣”。后因查勘南河决口得力，于道光五年升协办大学士。七年病卒。汪廷珍一生谨守母教，生活俭朴。为人正派，举止有分寸，“不棘不阿”，待人以礼，而又不拉拉扯扯。“门生故吏遍满中外，终其身无尺一相慰答”。〔26〕他为大学士期间，“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其行谊文章，海内识与不识，推为正人无异喙。”〔27〕他不务虚名，述而不作。大学士阮元很佩服他学识渊博，劝他著书立说，他说：“六经之奥，昔儒皆先我言之，岂敢复以长语相混哉？但读书所以析义，要归于中有所主而已。”〔28〕他平生虽未专事著述，但奏议序跋、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为《实事求是斋集》。
周恩来不仅早年的家庭遭际与汪廷珍很相似，而且思想作风、立身处世之道，甚至很多言行都极相似。汪廷珍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周恩来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汪廷珍强调实事求是，并以此名其书斋，周恩来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甚嚣尘上之际，他也没有放弃对实事求是的韧性坚持和追求；汪廷珍恪守“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周恩来一生勇于修正错误，维护真理，坚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汪廷珍一生勤慎，周恩来在勤慎方面更无懈可击；汪廷珍立朝30余年，“不棘不阿不党”，周恩来则堪称“不棘不阿不党”的典范；汪廷珍为相，“不以隆隆赫赫为名高”，周恩来为总理，日理万机，不骄不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汪廷珍才气过阮元，却坚持述而不作，周恩来早年即以文才诗才名，以思想深刻著，但中年后却不露锋芒，也“述而不作”了。所有这些，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吗？分明有同乡的影响、“传承”的印痕。我们绝不能因为汪廷珍是封建王朝的宰相，而无视甚至否认这样的事实。
周恩来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外祖父万青选的故事。万青选为官30多年，在周恩来出生后即去世。他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而钩稽疑狱必详审再四，核实乃已”。任上重视修水利，办教育，“一意与民休息，劝导棉桑，雇江南工师教民机织”。光绪二年大灾荒，道馑相望，主持“设厂赈粥，全活十余万人。先后任事十年，民以大和”。他被列为“名宦”，并与清河县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李信圭、管钜相提并论。他逝世后，人们在清江浦建立“万公祠”祭祀他。29万青选受到清河县吏民的敬重、供奉，生活在清江浦3年多的外孙不可能不去“万公祠”祭拜，也不可能不有所触动、影响。万青选行政不尚苛察，“一以和洽舆情为本”，注意公正断案，重视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等等，这些都能从周恩来身上找到“再生”的影子。
以上这三个都是对周恩来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历史名人。而在当时活着的人当中，则几乎众口一词地称三个女性——周的生母万氏、养母陈氏、乳母蒋氏对周的影响最大。对此，笔者没有异议，只是想强调一下，万氏和陈氏，作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成员，都是儒学经典或儒教规范造就的。万氏虽未读过多少书，但她特别聪慧精明能干，善良大度，是万青选最得爱的女儿。嫁到周家后，马上以其达事理富才干善齐家而成为支撑这个没落世家的主妇。她终因操劳过度而于1907年春(周恩来9周岁时)过早地去世。养母陈氏是典型的由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而变成大家少妇的，她年轻守寡的命运和沉静寡言的性格，也注定她是短命的。她也在1907年紧接着万氏而病逝。万氏的善良、精明能干和宽容大度、与世无争；陈氏的热爱知识，会动脑筋，沉静温和，都给童年周恩来以耳濡目染。乳母蒋氏是循规蹈矩、善良忠诚的普通劳动妇女。他勤劳俭朴，对主人忠诚不二。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乳母蒋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照料恩来。后来，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期间，蒋氏还不远干里前去看望日思夜念的恩来。“她是那种死心塌地效忠于主人的佣人。”〔30〕周恩来在《射阳忆旧》中，记述了一个奴仆忠于主人、辎铢不染的动人故事，并于最后点明主题：“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31〕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蒋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32〕可见，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人民公仆的思想，最初是从乳母蒋氏那里受到熏陶和启迪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1〕〔23〕〔24〕〔31〕《周恩来早期文集》第1版(上)，第15页、第1页、第9页、第21页。
〔2〕〔3〕秦九凤文章《淮阴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4〕〔5〕《周总理与故乡》第1版，第2页、第13页。
〔6〕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15〕，光绪《淮安府志》卷〔12〕〔13〕。
〔7〕《淮阴市志》第1版(下册)，第2232页。
〔8〕庞瑞垠《早年周恩来》(上)，第61页。
〔9〕王觐宸《淮安河下志》、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
〔10〕〔12〕黄钧宰《金壶浪墨》卷1“纲盐改票”、“河工”。
〔11〕〔16〕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卷1。
〔13〕《王家营志》卷3“交通第六”。
〔14〕〔17〕〔18〕光绪《淮安府志》卷1。
〔15〕《续纂山阳县志》卷1。
〔19〕〔29〕《续纂清河县志》卷1、卷9“万青选传”。
〔20〕《泗阳县志》卷〔21〕“氏族”。
〔21〕〔22〕《山阳艺文志》卷5“淮阴说”。
〔25〕〔30〕〔32〕(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14-15页、第16-17页、第13页。
〔26〕〔28〕《重修山阳县志》卷〔14〕“汪廷珍传”。
〔27〕《清朝野史大观》卷7“汪文端公之相业”。
孟庆仁：周恩来唯物史观初探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前者，已经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了；对于后者，则还不太被人们所了解。在纪念伟人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说明这后一个还不太被人们所了解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理论工作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哲学思想，概括的说，就是实践的哲学。唯物史观是他的整个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阐明他的唯物史观思想，是使人们认识他作为思想家、理论家和哲学家的重要途径。在他的唯物史观思想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运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原理，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是革命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走出了夺取政权的成功之路，这都不能具体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周恩来不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原理，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而且带领全党开始实现工作中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早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就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认识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唯一拯救中国的方法。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教训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提出了组织革命军队，以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他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干涉、军阀混战的局面下，“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建立革命武装的一个人。
正因为他对革命武装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从欧洲回国以后，很快就参加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领导工作。这恐怕也是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初期，他成为我党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以后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重要原因。他参加了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军队的领导工作。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积累了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大量经验。他在1925年6月2日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中分析了世界革命的形势，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在于“工农利用武装推翻了俄皇贵族”，强调了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在理论上论述了革命军队的重要，而且利用当时可能的条件，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周恩来从很早就非常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旅欧期间，他在1924年春写的《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中，就热烈歌颂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农民的斗争，提出“这两桩事实全是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2〕回国后，他在广东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的状况，指出农民受剥削和压迫最深，故拥护革命最力。1926年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题为《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的讲演中提出：“农民实为中国生产的主力，所以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最主要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们党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我们党领导了广大农村的武装起义，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实际的主要负责人，不但具体指导了农村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而且总结了农村武装斗争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他在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当时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之间、军阀之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趋势，明确提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3〕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最明确的表述。
随着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周恩来的思想也不断深化。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他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4〕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放在苏区，并带领全党开始实现工作中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
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又通过这一探索丰富和充实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是周恩来唯物史观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内容。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终身总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和最高的直接组织者，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加之其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就使得他的唯物史观思想的这个方面的内容特别丰满和生动。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找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建国伊始，他就提出了我们自己走出一条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他在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的，“但道路是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5〕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这样一条道路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1963年10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为了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
在这一探索中，他非常重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理论的指导作用。1961年他在同一位西欧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7〕1962年1月，他在刘少奇的一个书面报告草稿上提出，应当“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8〕这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三大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的各种关系，是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第一，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阐述了三大建设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而“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9〕他还结合我国建设的实际，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明了文化教育和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10〕
第二，着重论述了三大建设内部的各种关系。首先是经济建设。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观点，在经济建设中，他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地位。他在1954年9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最主要的事情是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这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1〕发展生产力，在我国具体地说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周恩来是首先提出实现四化要求和作出具体部署的领导人。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观点，阐述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纵观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文献，贯穿着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根据客观需要和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我们的经济建设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违背了这一思想，经济建设就受挫折。
其次是关于政治建设。按照唯物史观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周恩来关于政治建设的论述，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他多次提出并阐述了政治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即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在1957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专政和民主比较起来，他更强调民主的重要，认为扩大民主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他总结了苏联的历史经验指出：“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针对我们在具体制度上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我们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使老百姓很难见到做“官”的，周恩来提出，要从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我们的民主扩大。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我们虽然不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但“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13〕这是列宁提出的消灭资产阶级议会制，保存代议机构的思想在我国的具体化。
为了扩大民主，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在上述讲话中他提出：“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他从我们的国家制度上分析了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原因，总结出了反官僚主义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长期警惕。他提出，掌握了政权，权力过分集中，就会产生官僚主义。特别是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也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所以，“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14〕
再次是关于文化建设。周恩来多次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他探讨了文化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文艺工作是周恩来特别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是社会意识的重要内容。研究文艺的发展，是历史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提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15〕并对怎样处理文艺创作中数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
怎样对待旧文艺，是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还在建国前夕，他就在一个重要报告中提出了对待旧文艺的正确方针。他提出，旧文艺是会消灭的，它又是有前途的。对旧文艺里一切坏东西，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应该加以消灭；另外一些合理的东西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他反对对旧文艺“什么都保存”或“什么都否定”〔16〕。这里谈的是怎样对待旧文艺的问题，而其精神实质却适用于对待我国过去的文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