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溶合的观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外国的好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17〕周恩来提出的以我为主、中外溶合的主张，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第三，创造性地论述了建设与改革的关系。首先，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关键在于改革。周恩来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提出这是民族繁荣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利条件。要去掉这些不利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社会改革。”新中国各民族要发展，“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这就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即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谁要是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剥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18〕
其次，改革是一个很长的时期，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的完成。他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总结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认识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设想得太容易了一点，好像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的经济水平低，在这样的经济水平的基础上，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总是参差不齐，不平衡现象总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我们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19〕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坚持群众观点，提出并丰富群众路线
周恩来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理出发，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并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
周恩来的群众观点，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当他还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时候，就从总结斗争的实践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之中，懂得了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当他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掌握了唯物史观之后，对群众观点更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他提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真知的源泉。“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工。”〔20〕在他看来，不但群众的实践是党的领导认识的源泉，而且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执政党的于部想问题、做事情，要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他把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概括为“立党为公”。1973年8月23日，他主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21〕o第二天晚上他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在今天，重读周恩来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然使人热血沸腾。它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那些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高级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只为自己和小集团谋私利的腐败行为的锐利武器。周恩来言行一致。“立党为公”，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一生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他身后没有儿女；他和邓颖超仅有的5000元人民币，也全部交了党费。而“立党为私”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为了自己和亲属不择手段地捞钱、发家致富的党员干部身上。大贪污受贿犯陈希同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混进了我党高级干部的队伍，甚至混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的遗像面前，难道他们不汗颜吗？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论革命和建设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但要依靠工农群众，而且要依靠知识分子群众，在建设时期尤其是这样。他提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尖锐地提出了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22〕“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铜死！”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对我们党应该是长鸣的警钟。
正因为周恩来对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能够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做出突出的重大的贡献。首先，他明确提出并第一次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在1929年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筹款工作的时候写道：“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23〕这封信对红四军的工作作了全面的指导，对于一切有群众参加的工作，都提出了必须实行群众路线的要求。
其次，对群众路线的内容做了初步科学的规定。在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中，他提出了党员要“能够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24〕很明显，在周恩来关于党员要深入群众的这一要求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毛泽东科学表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形成了它的雏形。
周恩来还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内容。(1)面向群众。他提出，领导地位并不能使领导者“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25〕面向群众要做到以下几点：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同时又要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2)等待群众觉悟。他提出：“正确的意见常常是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26〕这是因为，要把领导者的觉悟和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3)党的错误向群众公开。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信中写道：不但任何政策之中正确的部分，而且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提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27〕(4)倡导思想自由。他说：“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共产党要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28〕
面向群众，等待群众觉悟，向群众公开党的错误，倡导思想自由，这是正确地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所不可缺少的四条原则。其前三条是对领导者说的，后一条是对群众说的。面向群众，向群众学习，对那些官僚主义严重的领导者是很难的；有些领导者做工作，完全以上级指示为转移，完全不顾群众能否接受；而将自己的错误主动地向群众公开，许多领导者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而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有些人看来，是控制的越严越好，不应该有自由思想的存在。党的群众路线，概括地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做到了前三条，领导者才能够正确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贯彻自己的正确思想；而做到了后一条，群众才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群众路线才能顺利地实行。
坚持历史主义观点，正确对待历史
强调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是周恩来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经常重复这样一个观点：不能把历史割断。他在1959年4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29〕
他在1971年4月关于出版工作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印一些历史书……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他强调：“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30〕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讲历史，也有个怎样才能正确对待历史的问题。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用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做到正确地对待历史。而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历史，就必须坚持历史主义。
过去的社会即旧社会，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从根本上说，是落后的、坏的东西。周恩来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首先坚持“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肯定“五四”时代“提倡叛逆精神”〔31〕。他称赞溥仪写《我的前半生》“基本上是要同旧社会宣战，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旧社会不容易。”称赞他“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个新例子。”〔32〕并且说：“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33〕这样做，基本的出发点是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是不能割断历史的主要方面。
周恩来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还有另一个方面。他在具体地评价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时候，不仅暴露其旧的、落后的东西，而且能够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肯定其比较进步的、好的东西。他把历史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周恩来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对待统治阶级中的具体人物。他在1956年4月、5月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中指出：“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34〕“不要以为只有描写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十五贯》中的苏州知府况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称赞戏中的况钟“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唯物主义思想的。”而戏中的巡抚周忱则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他借批评戏中的官僚主义者，为我们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者敲了警钟，严肃地指出：“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一面镜子。”〔35〕
不但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个人有比较进步的，就是封建制度中的有些具体办法，我们也可以吸取。他说：“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的有些制约的办法还有可取之处。”如封建衙门的击鼓上堂。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36〕因此，“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37〕过去，我们对于吸收和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的和合理的东西讲得比较多，但对封建制度下的有可取之处的东西则很少讲。就是讲一点，也只是讲文化方面的。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了封建制度下政治方面的有些东西有可取之处。这就告诉了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封建制度下政治方面的有可取之处的东西，也应该批判地继承。
用历史主义观点对待历史，对一个封建王朝也要进行分析。周恩来在1961年6月接见嵯峨浩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清朝做了许多坏事，但也做了几件好事，清朝“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个方面做了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38〕这三件事中，前两件是社会存在方面的重要条件，后一件是社会意识方面的重要条件，都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离不开的。
在这里，不仅他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高度研究历史，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而且他“勇于暴露旧的东西”的基本态度，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不仅在文化界，而且整个社会上，许多反映剥削制度的东西和旧的风俗习惯、丑恶现象，在被消灭了多年之后，又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旗子下死灰复燃，并大有泛滥成灾之势。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们要学习和发扬周恩来“勇于暴露旧的东西”的精神，在批判和清除重新回头的旧的东西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明。
周恩来的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反映；它不但过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在和今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1〕《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第256页。
〔2〕《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续编，第5页。
〔3〕〔16〕〔23〕〔24〕〔25〕〔26〕〔27〕〔2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第354一355页、第36页、第13页、第131页、第337页、第301页、第341页。
〔4〕《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184页。
〔5〕〔9〕〔10〕〔11〕〔12〕〔13〕〔14〕〔15〕〔17〕〔18〕〔19〕〔20〕〔22〕〔29〕〔30〕〔31〕〔32〕〔33〕〔34〕〔35〕〔36〕〔37〕〔3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页、第266-267页、第〔20〕339页、第144页、第412页、第207-208页、第209页、第340页、第343一344页、第264-265页、第395-396页、第314页、第160、314页、第297页、第470-471页、第297页、第402页、第297页、第198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340页。
〔6〕〔7〕〔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68页、第435页、第453页。
〔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15页
李畅培：周恩来与唯物辩证法
在海内外某些学者眼中，周恩来有一个弱点，就是“事务主义”，他“不大谈哲学思想”，“不大谈路线方针”。其明证就是，他接见美国年轻学者时，谈到哲学问题，总请姚文元、张春桥作答。
这个例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只要联系历史背景作具体分析，也就一目了然。据说哲学以提出问题为要，而不在于下结论。那么，先只提出问题，是比较合乎哲学精神的。
周恩来确实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论著，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哲学清谈，但是，从已经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文集、年谱、传记，尽管远不完备，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论：周恩来很重视哲学思想，很重视理论思维。
早在青年时代，1918年，他作为互勉，书赠留日同学的题词就是“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1〕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他就爱谈辩证法，这一时期体现在他言行中的辩证思维已臻精湛。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更是严格要求干部“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强调：“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强调：“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2〕
1954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教育干部要正视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水平都很低，从质和量看都是如此。有人说我国的自然科学很落后，社会科学不一定落后，革命胜利了，又有毛泽东著作。不，社会科学的水平还是很低，……我们还很少把革命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来。”〔3〕
周恩来是站在何等的高度看待哲学思想、理论思维、科学理论的，这已经够清楚了。
在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关注，经常谈论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辩证法。而且，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周恩来的选集中贯穿了唯物辩证法，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4〕对于一个以改造客观世界为己任的共产党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改造客观世界，需要“认识工具”。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酉”，就是辩证法。〔5〕
周恩来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论述，本文从四个方面试作探讨。
坚持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根源，强调认识的客观性
理论界公认，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周恩来思想和实践的最突出的特点。
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干部：“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6〕“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7〕“任何框框”，这就包括两眼望天的“主观想象”、“抽象的概念、教条主义的“公式”、老经验、即有的结论、上级的观点……总之，一切有待实践检验的东西和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比如，从社会制度来说，中国的历史选择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讲到国际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8〕周恩来反对“公式化”，即教条主义地照抄外国经验；反对“定型化”，即观念僵化，不把事物看成变化发展的。〔9〕在文化领域，他反对“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10〕要求一切从客观存在出发，不从主观想象出发，就必然重视调查研究。周恩来指出：“调查研究是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他说：“要摸清工业和农业的现实，必须研究几个基本数据，必须根据几个基本数据，做好必要的计算。”〔11〕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掌握中国的国情。周恩来强调正视现实，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就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12〕一切从客观存在出发，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一贯的思想和作风。1956年，他反对经济工作脱离实际地冒进，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6年6月12日，他尖锐地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否则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13〕他和刘少奇等领导人既反对冒进又反对保守，而重点在反冒进。这当然不是什么“庸俗辩证法”，而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周恩来再三强调：“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14〕同年2月6日，他在政协党委会上指出：过渡时期有两个“过渡”，一个是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再一个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值得考虑，因为要完全进入就得建成，而要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和贫困，照列宁说的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有文化的高潮等。因此，现在国家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15〕这样的基本观点，他在“大跃进”和3年灾害以后更加明确地讲道：“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现在中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16〕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对这一重大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使他站在了当时党的领导人的认识水平的前头，遗憾的是，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有科学性的认识，在当时未能发展为主流。历史定要循着自己的逻辑，经过一个九十度的曲折，然后再一泻千里地向前。
坚持辩证法的统一原则，注重整体观念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17〕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事物，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总揽全局，掌握整体的总联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周恩来认为，它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他强调，“我们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18〕他经常教育干部要有“整体观念”，“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要综合全局来看问题”〔19〕。早在建国之初，1949年12月，他就“工业领导农业……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的观点。〔20〕经过几年实践，到1957年冬，他正式作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论断，确定了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辩证关系。〔21〕起初，周恩来沿用“工业化”、“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提法，同时指出：“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独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例如：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央和地方，近海地区和内地，各个民族之间等等相互配合的辩证关系。他还谈到我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同世界各国加强联系的问题，强调指出：“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22〕同一时期，他还注意到人口问题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多次谈到生育必须有计划，态度鲜明地肯定：“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23〕环境保护问题，也进入了他的视野。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在基层视察，针对化工厂附近农作物严重减产的现象，尖锐地指出：“领导生产的干部要学一点辩证法，要懂得自然界的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我们在和自然作斗争中，必须警惕自然界的报复。”从而提倡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24〕周恩来扎扎实实地做到了力求把握和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以便真正地认识事物，改造客观世界。到1963年，他就用“国民经济体系”的提法取代了“工业体系”的提法，他说：“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25〕而“四个现代化”也由1954年提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26〕，几经变动，将交通运输业并入工业，而代之以现代科学技术，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上代表中央向全国人民正式提出来。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周恩来把科学置于非常突出、非常重要的地位。1956年1月，他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一段富于感情色彩的话，至今读来令人心情激荡：“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27〕再加上国民经济各部分“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观点，这就是周恩来的系统的、深刻的、充满辩证运动的，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观；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以内的。
掌握辩证法的核心，全面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
周恩来活动在风暴迭起的伟大时代，毕生既居于革命领导的核心地位，同时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置身于矛盾聚集的焦点：历时之漫长，斗争规模之宏大，矛盾冲突之尖锐复杂，他所建立的功勋之卓著，是举世罕见的。毛泽东称赞他，“非常精明强干”，“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在国际上，他也得到了“处理外交难题能手”的命名。〔28〕毛泽东的赞誉，在这里是指周恩来的外交活动，但是，用来评价他的国内活动，主要是他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同样是正确的。从哲学层次看，他的成功的实践中蕴涵着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思想呢？
这涉及整个世界观、方法论，本文只对最紧要处谈一点认识。
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29〕
这是周恩来于1943年在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中提出的要求。他把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0〕这个根本原理，化为便于操作的方法论原则，并在这一时期的报告、文章和实际活动中作了典范的运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即1939年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纲中对蒋介石的分析。孙中山有个“三大政策”，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也有一个“三大矛盾政策”，就是既联俄又反共，既联共又溶共，既要群众而又统制群众。“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当他进步时，一定是统一各种矛盾，退步时便是加深各种矛盾。现在正处在这样加深各种矛盾的关头。同时蒋也有另一特点，即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与(于)他有利，现实也能影响他改变一些办法，但阶级的根本思想是不会变的……。有时便会发生新的危险。”〔31〕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过去和现在，对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的特殊矛盾，他的政治性格、政治动向，作了何等透辟的深入骨髓的分析！
第二，“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
这个方法论原则，他是在1950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来的，原文如下：“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32〕这个思想的完整表述虽然是在解放以后，它的成熟，至少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
周恩来的阐述上述思想时，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33〕毫无疑问，周恩来本人就是能把“性质不同的物质”结合起来，变成强有力的新物体的大师。
关于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和谐(团结)，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有一些精妙的比喻，共同的一个，也是最富诗意的一个，是比做音乐。柏拉图《会钦篇》说：“音乐家的艺术是把差别结合起来”。黑格尔补充说：“但是这种差别应当使它们能够成为一致的。”〔34〕
团结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不就是通过批评自我批评，通过斗争，保持差别的这个度，在共同点上增进团结吗？
所以，“音乐家”周恩来说：“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35〕这个“武器”的性质本身就规定了它，是以团结为出发点，又以团结为归宿。周恩来强调指出：“排名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36〕
在党内、人民内部、统一战线内部，是基于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基于其斗争性，是着力于发挥和扩大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着力于发挥和扩大其斗争性，来解决问题；在这里，当然不是排斥矛盾的斗争性，对立统一体的发展不能须臾离开斗争性，但是，其同一性制约着其斗争性，批评自我批评和斗争，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团结与统一，而不是为了相反的目的。除非时移事易，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差异发展为对抗，或对抗性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抗激化，导致统一体分裂，以一方吃掉他方而结束矛盾。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矛盾是可以通过同一性的不断扩大而得到解决的。
“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方法，不仅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和具有对抗非对抗双重性矛盾的处理，而且也适用于可以缓和、需要缓和的对抗性矛盾。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超越十年血海的仇恨，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倡导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不也是同一原则和方法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吗？在国际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撇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至对立，建立一种国际关系的新制度；在这个外交方针指导下，促进了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团结，实现了中美建交，和平共处。这些著名事例已成为20世纪世界外交史上的佳话。
“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内涵、不同性质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和国际问题的处理中均有指导意义。
周恩来把以上哲理用“求同存异”一语，简括地表述出来。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这个闪烁着周恩来的智慧和风范的中国格言、成语，传遍了全世界。它和经毛泽东点化而获得崭新意义的“实事求是”一样，是当今中国生命力最强，使用最广的哲学语言。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总结》中写道：“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37〕
冯先生此言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斗争哲学”说的。但是，唯物辩证法果真如冯先生理解的那样，果真就是“斗争哲学”吗？
列宁是这样表述的：“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38〕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全面深刻的论述，据此不能得出冯先生的结论。
谈到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统一的相对性时，列宁和毛泽东确实都说过冯氏转述的意思。但是，列宁接着就讲：“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39〕毛泽东也曾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阐述道：“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40〕这些观点同那个简单化、绝对化，在实践上效果不好的“斗争哲学”和同样简单化的“一分为二”之区别，是经渭分明的。遗憾的是这样精辟的论述，不知为何后来竟被忽略了。
而周恩来关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求同存异”的观点和实践，正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常常被忽略的那一方面的引伸、发展和效果极好的运用。周恩来的哲学思想，通过他极其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内政、外交活动，就这样汇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海洋。
周恩来辩证思维的民族血缘
60年代前期，周恩来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曾讲，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他讲了几条，如“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但事不过三”〔41〕。这些都是属于人际关系的哲理性格言。其实，真正属于哲学思想，并有着民族血缘的是他的“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求同存异”。
早在1955年，周恩来就在外事活动中讲：“世界上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不发展争论，而去找共同点。”〔42〕这种观点，包括他找到并确定下来的“共同点”、“共同性”、“共同基础”，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长期坚持不懈地向国际社会宣传，并付诸实践。钱其琛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周恩来“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恰当地存异。”〔43〕这种思维特点，使人联想起1915～1916年他在南开时的作文《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和《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他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相互对立的主张，各联系其历史背景理解其由来，然后根据中国此时的国情，从中各取其为我所需的合理成分以综合之，从而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明公私之争，舍人我之竞，则人格以成”。〔44〕1921年1月，周恩来从英国写回一封信，谈到欧洲国家改革有两种途径，一为英国的渐进式，一为俄国的暴动式，二者都取得了成功。中国积弊甚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45〕这个问题，周恩来以后得出了新的结论，作出了郑重的历史性的选择，此处不论。与本文有关的是他的思维方法，明显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执两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46〕，即中庸思想。“中庸”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历代的解释和评述五花八门，而且时常和政治纠缠在一起，正因为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拿它来为我所用，就变得愈加复杂起来。其实，在今天这不过就是一个文化遗产和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评价是深刻而全面的。他指出：中庸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大范畴”，“肯定质的安定性……反对过与不及”，是“孔子的一大发现”。〔47〕但中庸主义在根本上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而不是辩证法。”毛泽东进一步剖析道：中庸主义包括了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的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48〕这是对“中庸”作为哲学范畴其实质及其在历史上的发展，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尚未发现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中庸思想的语言文字形态的评判。在党内斗争中，他常被称为“调合主义者”。其实，在错误的或过火的“路线斗争”中，他的“调合”恰恰起了积极作用、“中和作用”。他并非折衷主义者，在对敌斗争中，他是十分坚定，毫不含糊，斩金截铁的；他调合的是内部、党内、统一战线内部，无非是求大同而存小异，“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罢了，无非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走一点迂回曲折的路罢了。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是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至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对抗中寻求非对抗的、统一的、同一的因素，这也不是折衷主义，而是辩证法。这原本是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辩证关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列宁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但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既已过去，面临艰巨浩繁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他则注意了矛盾系统中诸对立面“和谐地结合”与“不和谐地结合”的区分，〔49〕而致力于“和谐地结合”。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他首倡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即为一例。周恩来的“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吸收了中庸思想的辩证法因素，如“和而不同”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予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周恩来不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而且“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恰当地存异”。他提出来的“求同存异”，原本就是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辩证观点，是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存异方能求同，求同必须存异。1945年中共“七大”上，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批判抗战初期在武汉，有人认为既然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好，我们就应该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了。〔50〕这种主张之错误，已经由历史作了结论。“求同而非异”，那正是列宁所讥讽的对自然和历史抱温情态度的庸俗之辈，他们企图在主观上清除掉客观上存在的矛盾和斗争。〔31〕从蒋介石方面说，“非异”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非异”即排他性，即“溶共”，即吃掉对方。只有承认差异承认斗争，在“共同基础”上限制差异节制斗争，才是正确的态度的方法。
中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一种“和”观念：
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讲：“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52〕
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包含着诸多矛盾、对立的方面(因素、成分)，统治者就是要做调理工作，犹如宰夫调合五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晏婴)做羹汤，犹如天之调理阴阳，四时迭起，万物循生。所以，称宰相为“调元”、“调鼎……”
“和”乃差异的一致、矛盾的统一、对立面“和谐地结合”，多元一体，这才内涵丰富、具有勃勃生机。
“和实生物”，贵在多样性的统一，古今如此，中外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