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所谓“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还意味着把找到的共同点、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办法肯定下来，确定为一些原则，让大家来遵守，做到彼此约束，从而达到统一和团结。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找到亚非国家的共同基础、共同愿望和要求后，就接着指出：“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24〕他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又强调：“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如果不确定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约束？”他举例说，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25〕在他的积极参与和指导下，万隆会议终于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补充，取得十项协议，成为亚非国家为之奋斗的十项原则。第一次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
“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26〕这是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又一个基本点。他说，“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发展”，相反，“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27〕因此对他来说，求同不意味着消灭个性，划一地要求，特别是“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28〕同样，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不是同化于人家”，而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29〕在国家与国家的求同和团结中，也不能一样地要求，改变人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1954年周恩来在谈到推进中英关系时说：“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30〕
把不同的保留，也就意味着要坚持区别。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是有区别的。他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时说，对这个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他认为抗战时那种认为只有抗日与不抗日之分，一切都要服从和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去区别了”，“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31〕抗战时蒋介石曾正式对周恩来说，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就是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去，加以溶化，即所谓“溶共”政策。周恩来当即回答：“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32〕把蒋介石的“溶共”图谋打了回去。1939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问题作了报告，指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及哲学方法论上有基本的不同，即在民族、民主及社会政策上也有许多差异。”他认为若“不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分别清楚”，“只能模糊社会视听，增加国民党的自大心理，并不能帮助统一战线的发展。”〔33〕同样，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周恩来也要求认清彼此之间的区别。1954年他在谈到我们对英国的态度是求同不求异的同时又指出：“他们可能想混淆，说他们的国有化和我们是相同的，我们不要去混同”。〔34〕周恩来求同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种辩证法，它不抹杀现实的区别。
把不同的保留，还意味着求同时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这是周恩来求同的又一个特点。他说，“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东西，后来自己又否定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因此在统一战线内部，只要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35〕1957年，他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谈话中说，“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就宗教来说，“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36〕在亚非会议上，他在谈到亚非国家“应该求同而存异”的同时也指出：“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37〕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来看人们的不同意见，求同时允许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这种求同方式，不仅是辩证的，同时也是唯物的。
保留自己的见解，还意味着不发展争论，这也是周恩来关于求同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点在他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1954年他在谈到推进中英关系时就指出，“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38〕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他为了求同存异也是不搞争论。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中国是很可以在会上提出讨论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一会上黎巴嫩的代表借口“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想把对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上去，伊拉克的代表提到了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都被周恩来制止了，他认为讨论意识形态和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不会得到什么结果”，“不会讨论出一致意见来。”〔40〕1963年周恩来在开罗讲到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第一条原则是求同存异”时说：“我们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个别争端，可以放在一边。”“不管亚非各国之间有多少争端，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41〕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在看了豫剧《穆桂英挂帅》后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的熊向晖不同意这种看法，同他争论说，中国红军有女战士，解放军有女少将，英国的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说得蒙哥马利不吭声。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对熊向晖说，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42〕总之为了求同和团结，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发展争论，这是周恩来的一项重要的求同存异艺术。
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作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作坚决的斗争的。他从矛盾的斗争性给团结下的定义是：“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43〕这里所谓“分歧”，即是指原则性问题。周恩来的修养要则之一就是“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44〕并把“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45〕他说，“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46〕他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一方面需要联合”，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47〕他说“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观点就不同，就会有矛盾，有斗争。要通过适当的工作，去掉错误的、消极的东西，保存和发扬正确的、积极的东西。”〔48〕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也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为坚持和实现这些原则进行不懈的斗争。他把外交同军事相比，认为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49〕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这首先表现在坚持求同的条件性。对他来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50〕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承担起直接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等五项原则。〔51〕坚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性，得到了中央的赞同，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指导原则。解放后他又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要扩大，其界限要看是否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割断了联系。”〔32〕周恩来求同存异和平外交的重要前提就是是否承认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具体做法上，又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相应原则。例如坚持凡愿与我建交的国家，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台湾当局断交等等。
周恩来求同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还表现在他对一些破坏团结的因素的克服和斗争上。在多次危急关头，周恩来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54〕的求同存异精神，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他又主张，“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55〕他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示红军中党的工作必须注意“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56〕在批判高岗的宗派活动时他指出，“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57〕在统战工作中他一面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注意“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38〕解放后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提出“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同时指出，“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切磋。”〔59〕在外交活动中，他始终注意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以努力维护世界和平。
周恩来存异不存原则之异，还表现在他对任何破坏团结行为的坚决斗争和反击上。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恩来就立即建议中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认为“蒋氏之叛逆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60〕周恩来办外事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友好当先，抵抗在后”，〔61〕“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62〕(这虽说是对外事工作讲的，但也是对“任何方面的横逆”说的。)1950年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周恩来就积极主张予以打击和斗争，认为“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63〕毛泽东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64〕周恩来的“友好当先，抵抗在后”，也正是这种精神。
周恩来求同存异坚持原则还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为了求同，有不同的意见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同时又指出，“属于挑拨性的话，要挡回去”，〔65〕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分清是非。50年代美国借口朝鲜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占我台湾，帮助蒋介石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但是英国政府说美国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打退蒋介石的袭击，英国政府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对此，周恩来在同当时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中有理有据地给予了严厉驳斥。661955年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一方面致力于求同，同时对所谓中国可能利用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等流言加以澄清，说明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67〕从而消除了大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总之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包含着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而不是对于错误的、挑拨性言论也听之任之，不去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亲热和和平。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同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是不相干的。
把求同和存异辩证地结合起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以上表明，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本质上是同与异的辩证同一，是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同一，是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化和应用。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同和异的辩证同一。它一方面是努力寻找的共同点，另一方面是保留的不同点、差异点；形而上学家往往求同就不承认异，承认异又以为就不能求同，把同和异绝对对立起来，搞无同之异或无异之同。周恩来反对这种形而上学。他在《论统一战线》这篇文章里，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批评统一战线中“左”的观点是只异不同，“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而“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总之，“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68〕这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主要在于片面地看问题，没有认识全面。周恩来基于历史经验指出，“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69〕周恩来之所以善于求同存异，除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主要在于他能全面地看问题，因而能够把同和异辩证地结合起来。
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同一。一方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团结，同时又不放弃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斗争，并且通过斗争达到求同存异，达到团结。周恩来说：“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70〕另一面他又批评一些人所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是“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71〕他说既要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这就是所谓“有团结有斗争”。〔72〕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把这种“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原则运用于外交，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73〕
周恩来求同存异中的同和异以及团结和斗争的形式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周恩来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着眼发展，估计变动。他说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而“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所以他主张对统一战线“应该很好地分析”，要看到变动的情况。〔74〕对于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也善于估计情况变动，适时调整。例如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他适时调整中美、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曾经入侵中国的日本，他做了许多复交方面的细致工作，指出“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经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样，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75〕这样随着田中就任首相提出新的对华政策，中日友好和邦交的恢复终于经周恩来之手而完成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贯穿于周恩来的全部求同存异活动的内在精神。周恩来的求同存异不是从原则出发的抽象的黑格尔式的概念演变，而是从实际出发，把原则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例如他在讲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76〕当有人问，“佛教徒信仰共产主义，是否必须放弃佛教信仰？”他说，“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从具体的人来说，有些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对佛教的信仰。”有人问：“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中国就不是鸦片了？”他说，“政治上要具体分析。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看，可以这样说。地方、环境不同，情况也不同。”〔77〕1952年他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讲到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时说，“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他把朋友分为基本的朋友和一时的朋友，后一种朋友又进一步分为在某一时期的朋友和相当长时期的朋友。对敌也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对它坚决斗争；同我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另外，对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们闹翻，就悬在那里；同我已建交的欧洲国家，分别做好工作；同我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争取它们中立，如此等等。〔78〕总之，周恩来的求同存异是同和异、团结和斗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形式，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1〕〔29〕〔31〕〔44〕〔45〕〔46〕〔50〕〔55〕〔56〕〔58〕〔60〕〔68〕〔70〕〔72〕〔74〕《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5页、第215页、第214-216页、第125页、第128-130页、第321-322页、第215页、第12页、第41页、第2页、第6-7页、第215-216页、第220页、第336页、第207-210页。
〔2〕〔15〕〔33〕〔47〕〔48〕〔5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02页、第184页、第46-47页、第163页、第176页、第185页。
〔3〕〔6〕〔8〕〔9〕〔10〕〔11〕〔12〕〔14〕〔16〕〔21〕〔24〕〔27〕〔28〕〔39〕〔43〕〔59〕〔63〕〔67〕〔69〕〔71〕〔76〕〔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89页、第153页、第29页、第389页、第154页、第476页、第478页、第29-30页、第65页、第152、153-154页、第154页、第30页、第329页、第389-390页、第267-268页、第154页、第154页、第302页、第28页、第53页、第155-156页、第438页、第64-65页、第389页、第88-90页。
〔4〕转引自《周恩来的智慧》第297页。
〔5〕〔17〕〔20〕〔22〕〔25〕〔26〕〔30〕〔34〕〔38〕〔40〕〔41〕〔49〕〔61〕〔62〕〔66〕〔73〕〔75〕〔77〕《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1页、第145页、第356页、第126-127页、第128页、第145页、第81页、第82页、第82页、第127、129页、第380-381页、第7页、第403-411页、第327页、第82页、第95-105页、第2-3、6-7页、第168页、第357-358页。
〔7〕〔18〕《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46页、646页。
〔13〕〔23〕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第504-505页、506页。
〔19〕〔51〕〔54〕参见《周恩来传》上，第272页、第432-433页、第285页。
〔32〕《周恩来传》上，第534页。
〔42〕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记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不尽的思念》第393-394页)。
〔5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1页。
〔57〕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9页注)。
〔6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0页。
陈荣昌：周恩来“戒慎恐惧”思想的探析
“戒慎恐惧”是贯穿于周恩来的漫长政务生涯中的一个意识中心，它支配着周恩来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的精神，是周恩来人格魅力中极为闪光之处。同时，周恩来对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及其相关的问题，作了大量的阐述，对于当前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
“戒慎恐惧”，语出于《礼记·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朱熹对此作了阐发和引伸：“所不闻，所不见，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乐未发时。凡万事皆未萌芽，自家先凭地戒慎恐惧，常要提起此心，常在这里，便是防于未然。”〔1〕朱熹说的意思是，戒慎恐惧是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
戒慎恐惧与谨慎相联系，包含有小心、慎重，不轻率等含义。古人讲谨慎，主要指谨言和谨行，强调言语的恰当，行为的正确，做到言行的恰到好处与合乎情理的统一。因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之一，人在言行之前充分考虑言行的前因后果，就会减少失误和挫折。如果不深思熟虑，不计较后果，而是信口开河，轻举妄动，就会言所不当言，行所不当行，不但会常犯错误，甚至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追悔莫及。但是，谨慎过头可能导致懦弱，造成言行的谨小慎微，事事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这显然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不可取的。恐惧也有两重性，它既有调节人的不良行为，使之遵循道德规范，作为人内心的精神法庭和理性之舵的重要作用；又有可能导致惊慌失措，丧失自我控制能力，造成行为胆怯的消极一面。大概古代哲人也看到了谨慎和恐惧的这些特点以及戒慎恐惧容易使人产生歧见和误解，所以提请人们注意：“也不须得将‘戒慎恐惧’说得太重，也不是凭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见他说得此四个字重，便作临时惊恐看了。”〔2〕可见，古人讲戒慎恐惧，是主体对道德的一种高度自觉。是主体时时处处按道德准则办事。言行上省察克制，不放纵自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世接物，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严谨的作风。戒慎恐惧不等于懦弱和胆怯。戒慎恐惧着眼于行为的合理性，对合理的行为敢说敢为；懦弱和胆怯丧失言行的合理性，是对合理行为的回避和逃逸。不少先哲既提倡谨慎，又主张果敢；既反对冒失，又反对懦弱胆怯，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今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二
“戒慎恐惧”这一传统道德命题，对周恩来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但是，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政务生涯中，对戒慎恐惧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把握，并且充分开掘和发挥了戒慎恐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戒慎恐惧思想。
(一)戒慎恐惧主要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戒慎恐惧，古人看重的是个人主体高度的道德自觉以及自省、自察和自我约束。在周恩来看来，戒慎恐惧不仅仅是主体的道德自律，而主要还在于它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准备。1943年，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所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中谈到“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就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以后，他多次谈到“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我们要有临事而惧的精神”等等，都是强调领导者在工作实践中要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精神状态，使自己能以更清醒和理智的状态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纷繁的问题。这样，戒慎恐惧这一富有道德色彩的命题，被赋予了浓烈的方法论涵义和方法论意义。领导者在处理政务要事、确定重大决策时，必须瞻前顾后，慎思慎行，“做到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3〕决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一时冲动就轻率地盲目行动。有的领导者自以为是，盲目莽撞，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轻举妄动，结果是做了糊涂事，当了糊涂“官”。
戒慎恐惧，还要求领导者要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要月晕知雨，础润知风。”〔4〕做到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始终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周恩来自己正是善于从事物变化处于萌芽和苗头状态时，就适时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决策，从而使自己的领导处于一种高屋建瓴和游刃有余的佳境。
领导者的戒慎恐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事前的审慎和对问题观察、思考的周密细致，而且还体现在它对于整个工作过程中的严谨慎密。周恩来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中，都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严谨慎密的工作作风。他对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事实上可以作为他的一生颇具特色的工作风格的概括。
强调领导者的戒慎恐惧，是否会导致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勇气不足呢？周恩来对此明确回答：戒慎恐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5〕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在审改中央批发的一个报告的批示中，针对如何面对困难时又提醒人们：“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6〕这既是周恩来对戒慎恐惧所作的正确阐明，也是他一生不避艰险，顽强进取的真实体现。
(二)戒慎恐惧植根于领导者对党和人民享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之中
邓颖超同志在周恩来逝世后同周恩来身边人员和亲属的谈话时说：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确实，在周恩来看来，领导者的职位越高，越是面临重大问题，肩负的责任越重，就越要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负责，越要戒慎恐惧。对于“解决几亿人民的温饱”，使人民富裕起来的经济建设问题，周恩来总是抱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的心情。在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和水利事业，他一再告诫“再不能慷慨地破坏自然，对此要慎重，林区开荒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因此，“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多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周恩来在长期的政务生涯中始终戒慎恐惧地工作，保持一种审慎务实的精神，是由于这种精神是深深植根于他对“民生温厚，衣食丰足”的切实关注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之中。
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又来自于主体对自身角色地位的正确认定。周恩来在指出“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时，就指明“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7〕领导者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领导者既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贯彻者，又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如果他们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缺乏对自身角色的正确定位，就有可能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偏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把下属和本行业、本部门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到错误方向，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害。
领导者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优秀群体，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领导者的思想品行体现着时代特征和未来发展方向，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也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因此，领导者自走上领导岗位那天起，就要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置于首位，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为生命，戒慎恐惧地工作，对职业岗位抱有一种敬畏之心，由敬业到畏业，勤政、廉政、慎政，为社会树立起良好的职业风范。
领导者的职业活动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和企业，因此他的职业活动总是与一定的政治权力相联系，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代理人。从领导者是权力的象征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是，权力是与责任相统一的，人民把权力赋予领导者，也把希望和重托寄予他们身上。所以，“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慎待，慎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切实把行使权力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和责任。领导者要始终视民如天，像周恩来那样，人民的任何一点痛苦都会引起他的切实关注，任何一点对人民要求的漠视，他都认为是对人民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对维护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点粗疏，他都不能容忍。
(三)戒慎恐惧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如果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有高度政治责任感，是支撑周恩来戒慎恐惧的政治信念和道德自觉的心中支柱，那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则是支配周恩来戒慎恐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总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严格地合乎于实际，并以此为准则来审慎地检查自己的言行与工作。周恩来认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他认为应当肯定“群众在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大浪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8〕“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9〕就是要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和加工制作，从中找出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来。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党风不纯，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周恩来分析指出：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好大喜功，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规律，向下乱压任务，给人乱扣帽子，结果是一些人“准备两本帐”，“看领导颜色说话”。因此，“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10〕
周恩来还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领导者尤其要在各种各样的热现象中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审慎地对待和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当我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后，有人提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讲提早实现工业化应慎重，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并提醒“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1〕针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所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周恩来冷静地指出：“要把虚气鼓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12〕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使周恩来能在复杂纷繁的政务要事中处于冷静和审慎的精神状态，反过来，这种精神状态又促进和巩固了他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二者交互作用，使周恩来几十年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审慎务实的精神。
(四)戒慎恐惧中贯穿着辩证思维的方法
由于周恩来总是依据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来审慎地观察和处理问题，因此，无论是在他的言论中，还是在他的领导实践中，处处闪烁着辩证思维的光辉。他在谈到领导艺术时指出：“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13〕这一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他去观察，思考和处理各种问题。对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问题，周恩来多次指出“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4〕周恩来在这里主要是针对当时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现象，提请人们要反对急躁冒进这一主要倾向。但他在强调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同时，并不否定和忽视有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倾向，这是在坚持两点论基础上强调重点论。针对当时我国存在着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谈变革生产关系的倾向，周恩来在修改中央的一份报告稿的补充意见中指出：应“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见补写进去。”〔15〕这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重要观点，是周恩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现实作了理智的审视和辩证的思考后提出的切中时弊的观点，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是力求做到“高度的原则性和最大的忍耐性”相统一。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但“忍耐不等于容忍，容忍错误不行”。〔16〕这种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的人格品性，使周恩来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业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周恩来没有写过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是，在他的精神遗产中，却有着他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政务生涯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丰富辩证法思想。其中，他谈得最多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结合。而这些思想又同戒慎恐惧思想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这大概是周恩来思想和实践的一大特色。
三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周恩来始终保持戒慎恐惧的精神状态，以至于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道德境界呢？笔者认为，除了前面论及的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外，下述几个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
周恩来信奉的是“人总是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的哲理。因此，他要求领导者始终保持一种“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好，不能满意”的心理状态。周恩来要求年轻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即使是一个为党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也还是需要寻找和发现自己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仍然要“兢兢业业，力戒少犯错误。”周恩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贡献总是感到不足，他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从人生观的高度说过：“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产。〔17〕以承担起先烈未竟的事业而时时激励自己加倍工作，并把它看作是“养身之道”，这是多么崇高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这或许正是周恩来为党和人民事业操劳一生、审慎工作，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重要精神支柱。
总觉得自己有所欠缺，保持一种健康的进取状态，对于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和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做好领导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看到自身的欠缺和不足，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压力和紧迫感，是推动个人不断成长和进步的一个动力。其次，看到自身的不足，也是对个人潜能的一种正确认知。看到不足和差距，自觉到自己还有潜在的能力可以发掘，以此激励自己，从而用更高的标准，更新的要求，把工作做得更好。再次，看到自身的欠缺和不足，使自己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和审慎的工作态度，做到言不妄发，事不轻举，行为有度，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勇于纠正过错。最后，这种健康的精神状态，是建立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础上的，因而它也就成为推动个人为献身于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而不断进取的动力。
(二)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
周恩来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一切都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什么都做不成。”因此，领导者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正自身同党和人民的位置。周恩来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8〕领导者是在群众实践中涌现出来而成为群众实践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的。但是，领导者必须明确：
一是领导者的“力量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一个领导者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就会在顺境中头脑发热，随心所欲，以至干出违背客观规律，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事来。而当处于逆境和挫折时，又会怨天尤人，灰心泄气，以至于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他们不知道，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群众，才能增强自己的勇气”。周恩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
二是领导者的工作“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19〕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制定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自己“不与群众隔离，过集体生活”。在周恩来看来，“一个人孤陋寡闻，不进则退，怎能有科学性？因此，“要让大家说话，要不断同大家商量”。周恩来以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著称于世，是与他正确地认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摆正自身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位置密切相关。
三是“领导的地位并不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吸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20〕只有置身于群众之中，虚心拜群众为师，真心实意地求教、问计于人民群众，领导的才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正是由于周恩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取百家之长于一身，才使他的人格品行和领导艺术具有恒久的魁力。
(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