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则特别重视这个经验，他联系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湘赣边界起义、黄麻起义等地的经验，认为要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必须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1927年12月18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浙江西部“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1〕12月13日至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工作时，周恩来异常兴奋地说：湖南方面，现在毛泽东已占领茶陵等地，25师已到桂东，如与毛部汇合，枪支增多，地域扩大。他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2〕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12月21日致信朱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3〕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4〕这实际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两湖工作时，周恩来提出湘西特委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苟、徐特立为委员。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5〕与此同时，他在指导北方工作时，也强调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写给陕西省委的信中指出发动士兵暴动时机成熟的条件是：“(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指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较有胜利把握。”他强调指出这些条件不成熟，就不要急于发动。〔6〕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中央，包括周恩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并带有盲动的色彩。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此时强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形成一个又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确是秋收起义以来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即：“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他也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7〕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城乡不能同时发动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曾感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企图攻取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关于继续暴动的策略时说：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一思想立即为当时中央所接受。
1928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人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他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8〕这就清楚地表述出：要夺取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必须有本省各地武装割据的汇合，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提出了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思想。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策略思想的提出，说明周恩来等是努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各地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1928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于纠正当时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决议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指导是不正确的。决议忽视中国国情的特点，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认为中共在湖南、湖北等地开展的游击战争是“策略上的动摇”，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是“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决议继续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认为没有中心城市革命高潮的条件，农村的暴动就不能胜利。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暴动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9〕这一要求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中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怎么能够发动对城市和乡村的同时进攻呢！
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处于不成熟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响。在1928年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批评，认为“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对城市工作比较消极或者放弃了，“这是不对的”；有的认为是地方党组织对“城市工作动摇了”，并认为不搞城市工人运动，就是“农民意识的领导”，提出“要反对农民意识”等等。
有亲身体验又注意吸取他人智慧的周恩来，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城市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着，要城市和乡村相配合的发动“是很困难的”；如果要等城市出了革命高潮，再去发动乡村农民暴动，必然是“乡村的发动等待城市”工人起义，而城市的工人起义“一时又难于发动”，“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农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这“与俄国不同”。当时会议记录上简单明了的这么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的认识，即不能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中国共产党可以先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利的。
如果中共中央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尊重各地斗争中的首创精神，是会在此基础上更早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然而，众所周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理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0〕大会决议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周恩来接受大会的这个方针并不是盲目的，唯上唯书的，而是根据中外“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颇费了一番脑筋进行研究的结果，他说：“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再“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11〕因此，周恩来在大会的发言中，也讲了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的重要，同时，他仍以务实的态度强调了由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在有条件的南方几个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准备工作有极大的关联，继续阐述他关于夺取中心城市必须有周围武装割据的汇合的思想。因此，“六大”决议规定了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当时虽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有上级党的旨意又有多数人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形势下，仍然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前提条件，否则，是不可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值湖南、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井冈山处于困难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又遭敌军截击和追击。为此，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军事部长杨殷汇报情况时说，朱毛红军去向不明，可能有三条去路，要派人去找。周恩来对形势感到忧虑，他说，形势是严峻的，敌人这次一定要作出“一点成绩来”，当然要想消灭朱毛红军也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说，军队还是分散为好，毛泽东和朱德二人“能出来一次更好”。李立三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补充说，要分散也不是一个个地散，最好是二三百人的分开，朱毛出来的意义，还不单是保存这几个同志，因为朱毛目标太大，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保存这部分力量的办法。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同意周的意见，并决议由周起草一封给毛泽东、朱德的信，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于4月3日接到二月来信后，4月5日立即给中央写了回信，即著名的“四五复信”。6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朱德的复信。会上，周恩来的发言对分散红军问题很重视毛泽东信上的意见，他感到二月来信是按照布哈林确定分散的策略“是有些毛病”。他说：站在红军是促进革命高潮动力之一的条件的立场，红军也要集中才有办法，因集中才能扩大；从开展土地革命方面来说，乡村群众很散漫，以红军组织的力量去帮助农民组织也是很有作用的，即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有些乡村也是红军在那里作没收地主的土地。从各方面看，过去主张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在中国。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他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周恩来虽然还是强调城市的领导问题，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识到在中国农村存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红军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发展，显然比“二月来信”时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朱德和毛泽东为着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又共同艰苦战斗了一年多，但工作中出现分歧总是难免的。从井冈山时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等问题就有一些分歧。此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分歧又有所发展。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领导岗位。中央接到红四军党的“七大”报告和有关文件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问题。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不仅仅是组织上的分歧，也是政治上的分歧；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有些是正确，有些是不正确的。仅仅根据决议和个别人来信，有些问题还不清楚，待陈毅来中央汇报后，“再作一整个回答”。
8月下旬，继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个别交谈中，汇报了红四军成立后的组织情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经过、湘南八月失败的情况和原因、1929年1月向赣南出击的情况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初创，特别是较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朱德意见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和他自己对谁是谁非的看法。陈毅说，湘南八月失败朱毛开始有了分歧，分歧的主要之点是“仍守井冈山与分开游击的问题，毛主张波浪式的推进，朱则主张大规模的游击”。陈毅认为，“如果不去湘南就不会有八月失败”。第二次分歧是蒋桂战争爆发后，形势较好，毛主张分兵发动群众，朱则主张集中，各有一部分人赞成。这时刘安恭来了，说朱是拥护中央派，毛是反中央派，使双方矛盾加深。陈毅认为，从一年多的战斗历程看，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陈毅的汇报实际上是总结了红四军一年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中央政治局根据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并拟出决议提交政治局，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产生的经过。
“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升华，表现在：
第一，他从中国不统一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说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识中国革命发展在地域之间、工农运动之间不平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他首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激烈，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由于军阀混战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2〕他认为中心城市为强大的敌人所占据，而统治阶级在乡村的力量薄弱；同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加上地势辽阔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先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建立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种情况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这一历史现象。
第二，驳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陈毅在汇报中曾讲到刘安恭到红四军后散布中共“六大”时布哈林认为“脱离生产的红军必被消灭”的观点。周恩来在信中以井冈山、赣南、闽西、鄂豫边等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发展的铁的事实，尖锐地指出：“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点。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13〕他不仅批评了刘安恭，也驳斥了布哈林等人的错误观点。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敢于如此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其政治和理论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来信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周恩来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作为红军的根本任务，认识上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第四，指出红军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六大”以后，周恩来贯彻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时，曾强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主要是依靠城市的工人运动，现在则认识到“红军第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
上述几点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六大”前对工农武装割据认识的基础上，虽有半年多的曲折反复，又螺旋式地上升了。
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下层工作的深人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上的升华，必然会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1929年12月10日，在得知陈毅已按照中央决定将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后，周恩来在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异常兴奋地指出：红军，如你们的部队、彭黄部队、贺龙、赣西南、赣东北、鄂西、湘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等部队，真如雨后春笋，滋长得非常迅速，特别是在全国的政治上，红军已具有伟大的意义。信中鼓励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四军“尽所有力量”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他在代中央政治局起草致莫斯科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三月来已有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闽西、东江、鄂西及鄂东等地，闽西八县因朱毛红军在彼处游击了四五月，土地革命乃得更加深入”，“朱毛红军发展到八千多人”，“在红军游击队中的组织，要以朱毛红军中的为最好”。因此，他不断地赞扬和推崇红四军的经验。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出版，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加写了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1月16日，周恩来在代中央起草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闽西斗争区域的扩大，是第一个重要问题……你们应当多搜集闽西关于政权、红军、土地问题的材料，供给全省作宣传材料，应当在全闽扩大闽西苏维埃、援助来毛红军的运动，应当督促闽西派代表到各地宣传。指示要求福建省委“关于扩大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工作，必须有切实计划进行”。周恩来对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视、对朱毛红军经验的推广，既推动了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的认识。
苏区工作应成为中心的中心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特征有了明确的坚定的认识之后，不仅要求国内各地方党组织和各地红军学习和推广朱毛红四军的经验，且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也有较大的影响。
1930年5月，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讨论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论、政策和实际工作问题。为了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准备了一个星期，写了10万余字的报告。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策略问题，周恩来未到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方针，要求向中心城市发展。周恩来在报告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强调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向共产国际解释什么是根据地(或可译作基础)？即我们必须将我们已得到的地方，巩固这一政权，作为根据地，以与反动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并巩固这些根据地，同时发展工作；因此，根据地决不是封建割据，不是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有力的发展，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面深入一方面扩大的思想。他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决不是放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方针，而是更适应实际的策略，更求得发展。他具体地指出，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作苏维埃根据地？是赣西南、闽粤边界等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群众。在巩固这许多根据地之后，再向工业城市中心发展。他说，在策略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基础，应当将这些地方的力量巩固起来。这些思想观点显然是接受并发挥了1929年以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了介绍。
正是根据周恩来的这些汇报，斯大林才特别指出：中国情形与西欧不同，如西欧德国在柏林暴动即可得到全国胜利，但在中国是一相反的形势，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斯大林还特别注意红军问题，他说，“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14〕因此，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这说明客观上铁的事实和中共中央资深领导人的意见，使共产国际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此决议里将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注意土地问题的解决等任务列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之首。这里不去评论这个决议中的缺点方面，只是说明周恩来在莫斯科所起的作用。
借着共产国际的东风，周恩来一回到上海立即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进行耐心的启发、说服，并于8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汇报在莫斯科3个多月的工作。其中特别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策略问题作了详细的传达之后，他说，中央过去“对于根据地这一点确实注意得比较少，我回国后，与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两同志谈话后，都认为这是工作中的缺点。”〔15〕经过周恩来的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表示：坚决接受国际指示，补正过去的不足。
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时，周恩来立即着手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8月26日周恩来提出成立苏区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和群众工作”。9月1日，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长江局的信中指出：“长江局的工作已居全国工作的第一位，而苏维埃中央局的工作更应成为中心的中心。”〔16〕把苏区工作看成党的工作中心的中心，是周恩来思想的又一升华。
在9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报告中从加强党的中心工作角度，重点强调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说，苏维埃区域“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地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17〕在他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中，将“巩固与发展各苏维埃区”作为首要任务，提出“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9〕〔18〕简而言之，周恩来认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巩固的基础再逐步向外发展。
9月29日，在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全国工作布置时，周恩来一开头就强调了苏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三中全会决议案上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组织的健全，强健红军的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的重要工作。并提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已经充分认识建立、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并将苏区工作列为党的中心工作的中心。如果全党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克服左倾错误，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去奋斗，中国革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仍属幼年的党，还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又犯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大的左倾错误。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应该说周恩来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由于实践经验的不同，周恩来的某些认识还没有达到毛泽东那样的境界和深度，但从上述一些理论观点及其处在中央领导地位的指导作用来说，其卓越贡献是显而易见、无可非议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2〕〔3〕〔5〕〔6〕〔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29、第130页、第130页、第132页、第133页、第135页。
〔4〕《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12月15日)，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31页。
〔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60页。
〔10〕〔11〕〔12〕〔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7页、第178页、第32页、第32页。
〔14〕〔15〕《周恩来传》上卷第264页、第268页。
〔16〕《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9月1日)。
〔17〕〔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368页、第286页。
王绍军 蔡继承 左树才：论周恩来对创建人民军队的卓越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周恩来同志的才识全党皆知。他‘才兼文武’，‘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发展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是创建人民军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开展党的早期军事斗争，初步探索了革命军队的建军道路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民族民主大革命。在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而周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等职，是党早期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他所领导开展的军事工作，为后来人民军队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提出了革命军队是实现革命“理论的先锋”，周恩来是我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伟大革命家之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早在五四运动前，周恩来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并在他参加领导的敬业乐群会内组织了“军事研究团”。旅欧期间，他对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1922年3月，他高度评价德国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的名言“无军队便不能革命”，是“见到之语”。同年12月，他又明确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后，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立即投身军事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创建革命军队的认识。1925年6月，周恩来在演讲中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2〕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周恩来“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努力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我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革命家之一。”他关于创建革命军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为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确立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开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之先河，周恩来为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开展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与以往旧军队的最大不同点，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先后担任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他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苏联红军为榜样，以出众的才华和创造精神，对如何在革命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进行了积极、富有成果的探索。在创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确立了革命政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提出军队一定要“党化”；明确了政治工作在革命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工作制度；培养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作风，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造就了一批政治工作骨干，开创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局面。193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3〕周恩来领导开创的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不仅在当时对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来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创建了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周恩来是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为指导，尝试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的先行者。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周恩来把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作为十分重要的任务。1924年11月，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建立了由共产党掌握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他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调来一批共产党员做骨干，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支武装把支部建在团上，营连设党小组，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周恩来的这一创造性实践，为后来建立人民军队积累了宝贵经验。以第四军独立团为基础或抽调骨干组建的几支武装，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主要来源。
把造就革命军事人才作为创建革命军队的根基，周恩来为党培养和聚集了一批建军的骨干。尊重人才和重视人才培养是周恩来一生始终如一的显著特点。还在旅欧时期，他就派遣许多同志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后来成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他以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军人，培养了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如陈赓、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许继慎、周逸群等。在东征和北伐中，他指导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军事斗争，一批党的高级军政干部如叶挺、聂荣臻、恽代英、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等在战争中逐步成长起来。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周恩来指示军事部的人要千方百计寻找那些来到武汉的革命同志，如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萧劲光、何长工等，并把他们安排到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中或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为党保护了一批重要的军事人才。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在谈到我军的创立时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4〕这一时期，周恩来把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紧密结合起来，承担起开拓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重任，在理论与实践上为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组织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中国革命进入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如何继续高举革命大旗，严峻地摆在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南昌起义对此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伟大事件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创建自己的革命军队，肩负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使命。”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领导者，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事件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审时度势，力主发动武装暴动，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决策人。1927年4月，面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危在旦夕的严峻局势，周恩来针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力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党内最早提出“东征讨蒋”的领导人之一。6月，他又先后两次提出发动湖南农民武装暴动来挽救革命。7月12日，新的中央临时常委会成立后，立即确定了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方针，初步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并指定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领导这次起义。24日，周恩来和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等人在武汉举行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应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从而使南昌起义的部署正式确定下来，这是党为挽救革命作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
排除干扰，果断举行武装暴动，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坚定领导核心。周恩来7月26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作了加紧把起义部队集中南昌的部署。第二天，周恩来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次日，他又拜访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坦诚地向他转达了起义计划，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5〕周恩来以其谦逊质朴的思想风范赢得了贺龙的支持，解决了关系起义成败的基本力量问题。正当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中央代表张国焘由九江发来电报，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定夺。周恩来同其他前委成员商议后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准备工作继续进行。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后，在前委会议上阻挠发动起义，并声称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平时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气愤地拍了桌子，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6〕在周恩来的坚决斗争和其他前委委员的坚持下，张国焘被迫同意起义。8月1日，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南昌城静寂的长夜。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部署周密，指挥得当，起义军胜利占领了南昌。
整编部队，开始了党独立指挥部队进行作战的最初尝试，周恩来是南昌起义军的直接指挥者。暴动胜利后，周恩来随即对起义军进行了整编，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十一、二十军共3个军2万余人。这支军队虽然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但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旧军队。起义之始，这支军队就公开申明它的宗旨是为工农大众解放而战，并提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使命。经过整编，起义军在各军和师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支部，在各级配备了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专职政工干部，使起义军成为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据中央的决定，8月3日，起义军陆续开始南下。周恩来以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毅力，指挥起义军千里跋涉，浴血奋战，克服了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战士回忆说：“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7〕9月中下旬，起义军到达潮汕地区，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受了巨大损失。战斗失利后，根据周恩来的部署，由董朗、颜昌颐率领二十四师余部到达海陆丰，同当地农军会合，创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南昌起义作为我们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在全国人民面前竖起了一面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旗帜。在它的影响下，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组建起一支支革命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武装暴动的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1933年7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颁布决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在建军70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欣然为南昌起义纪念馆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标志，是与“周恩来”这个光辉而伟大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南昌起义中的光辉业绩将同南昌起义的巨大历史贡献一起永载史册。
周恩来是中国工农红军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探索土地革命战争规律，指导全国红军建设，为形成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和原则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和发展，是我们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并夺取胜利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重要时期，周恩来在党中央担负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11月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党的六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常委会秘书长、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委书记，是这一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求真务实，集思广益，认真总结各地建军经验，艰难地探索着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指导各地创建工农红军，推动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大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造成的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面临着难以想像的复杂情况。周恩来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总结各地武装暴动和创建红军的成功经验，指导全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是工农红军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周恩来对它的成长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多次去信予以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上出现一些分歧，部队建设受到影响时，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同样关心和指导了湘鄂西苏区红军的建设发展。他多次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去信，向他们介绍“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9〕以及朱毛红军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使湘鄂西苏区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成立了红二军团，以后的红二方面军便是在此基础上与红六军团会合而成的。周恩来对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建设也十分关注。1930年2月，他在详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后指出，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10〕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鄂豫皖边区红军组建了红一军，并在不久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周恩来的辛勤工作下，经过全党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迅速发展到13个军6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
阐明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为古田会议确立建军原则奠定了基础。新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创建起来的，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红军创建和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这一关系红军前途和方向的大事中去，为红军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29年8月21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信，信中针对红四军争论的一些原则问题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中权利”，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11〕周恩来在这封信中阐发的许多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对指导红四军及整个红军建设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