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把周恩来身上充分展示的这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范亲切地称为“周恩来精神”。研究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不能不研究周恩来精神。
周恩来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这与他经历的长期、复杂、艰难曲折、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紧密相连。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主要特点、正确途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学习继承周恩来精神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主要特点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一)自觉性。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对共产党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内化；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动态中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不断开创实践和认识新境界的过程。党性修养主要不是靠外力、更不能靠强迫，而主要是靠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通过自强、自律实现党员的自我完善。因此，党性修养贵在自觉。周恩来是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榜样。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高举起“革新”与“革心”的旗帜，把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紧密结合起来。1943年3月18日，他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建国后，他担任开国总理，身居高位，深受群众爱戴，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他多次对党员干部讲：“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1〕就是在他给邓大姐的信中，两位老共产党员也是互相勉励：“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哪！”〔2〕
周恩来进行党性修养的高度自觉性来自他对党性修养的科学内涵和党性修养必要性的深刻认识。
他把加强党性修养看成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担负着改造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阶级，才能改造其他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3〕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也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因此，他把进行党性修养看成共产党人成长为成熟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他说“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4〕“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5〕人人需要完善自己，包括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一个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6〕共产党人担负着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应该在各方面做出榜样。站在这样的高度，他提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7〕
(二)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人人要修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他认为党性修养“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是一辈子的事”。首先，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所以，要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不然，“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8〕再次，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而且要建设新社会，要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本领，要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9〕所以，“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10〕正是在坚持不懈的自我完善中，周恩来登上了共产党人道德人格的巅峰。
(三)实践性。周恩来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他对领导干部讲，“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11〕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
这种实践性还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相接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当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时，就决心用鲜血和生命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1922年3月给觉悟社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还在诗中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12〕他一生中都坚持了这种知行统一、注重实践的原则。凡是要求党员、群众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群众不做的事，他首先不做。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1961年与文艺界谈到改变作风时，他讲，“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13〕他曾对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部长和负责人讲，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一关是亲属关，“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那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14〕在处理亲属关系方面，他也是首先从自己做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不仅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任何私利，而且对亲属提出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建国初期，党内外都有人提议邓大姐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周恩来讲：“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颍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颍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总理给下压了一级，改为6级。1974年一些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邓大姐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是周总理压下来了。1963年周总理到杭州治病，邓大姐不放心，陪着去，邓大姐的食宿费都是自费按标准交的。他的侄子周而辉曾在北京一个大学当教员，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有关方面把他的妻子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总理知道后，动员侄子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后侄子、侄媳妇双双调回淮安工作。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去建设边疆，他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当了牧民。后来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领导干部担负着宣传教育群众的任务。宣教工作如何有效？一靠讲的是真理，人家才信服；二靠人格，自己身体力行，才有号召力。否则，说一套，做一套，那只能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改造别人自居，“党性修养”、“为人民服务”虽然挂在嘴上，但都是说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并不实行。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15〕
(四)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进行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和“透明”方面。
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和共产主义精神要求自己。一丝不苟，“严”字当头。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他多少次出生入死，锻造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大智大勇。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国人把他称为“全天候”总理。他办公室那彻夜不息的灯光，已成为共产党人奋发向上、忘我工作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中，他身患癌症，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尽量减少损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嘱咐叶帅千万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权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他支持邓小平复出和搞全面整顿，为人民的事业耗尽了最后一丝心力。在生活上，他始终以普通百姓的标准要求自己。困难时期，他和群众一样吃树叶打的小饼子，吃“小球藻”。他是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出国访问穿的内衣上还打着补丁。而他交党费，一次就交了3千元，有一次一下交了5千元。他上公园自买门票。看电影，买了票，悄悄坐在后排的观众席。他看病等因私事用车，总是按规定交汽油费。到工厂、大学视察，和群众一同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他从来不收礼。家乡淮安托人给他带来一点藕粉、莲子和小工艺品。他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了淮安县委，并附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严格执行，还邮汇了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所送礼品的价格。他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而这种“严”，是为了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保党的政治影响”。他深知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又是群众观察党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帜，因此，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16〕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自律中，他成为了全党楷模。
“全面”主要指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在德才学识各个方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理论、内政、外交、统战等等各个领域都按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完善自己；无论人前人后，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政治家最难处理好的“名”“权”“利”的问题上，他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完美地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他“重名誉，淡泊名利”。珍视共产党人的名誉，但把个人的名利看作身外之物。生前不希望宣传自己，身后不保留遗体和骨灰。他有很强的执政意识，但是，终生是为争取和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而奋斗，从来不争个人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让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指挥红军的行动。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来全权指挥，而且此后，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全心全意支持和协助毛泽东工作。这反映出他“立大志，不存大己”，把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热爱生活，反对禁欲主义，承认革命的“功利”，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锤炼与完善，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
“透明”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曾讲过，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要看他还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领导者犯了错误，不仅要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坚决改正，“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而且“还应该公之于众”，“这样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17〕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总理给写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作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18〕“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19〕
(五)开放性。周恩来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学贯中西，智慧超群，这与他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饱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子百家的书都读过，而且研读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著；不仅注重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且注重吸取当代人的智慧，东渡日本，西赴欧洲，接触研究了当代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不仅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他的数学、英语、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学得很好。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原则，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20〕正是开放性的学习、修养，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21〕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被尼克松称为是多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份都坚强有力。”
其次，他反对自我封闭、自我隔离。坚持敞开思想，置身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吸收群众智慧，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加强党性修养。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给自己规定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他一生中交了无数的朋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诤友。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送去了党的温暖，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又了解了真实情况，听取了群众的呼声、意见和批评。他从群众中不断地吸取着营养、力量、智慧、朝气和创造精神，所以他永远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永远年轻。
(六)科学性。针对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和错误认识，周恩来在讲话中从多方面强调了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要促膝谈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对于一些错误，“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要‘一看二帮’。”“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不要搞唯成份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但不能随便的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22〕他强调党性修养不能“空谈政治”，红与专不能有所偏废，要重视业务修养。“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另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我“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23〕他还提出要研究各类人员增强党性和改造思想的规律，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方面互相联系，“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24〕
正确途径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给自己规定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第二条是“努力工作”，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时，他也很重视学习各种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建国、治国的本领。通过学习掌握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努力工作”是指党性修养要以实践为基础。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乱闯“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25〕脱离实践的理论，没有任何用处。党员只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提高觉悟，克服缺点，增长才干，完善自己。艰苦的环境、困难的工作是干部成长、成熟的催化剂。第三条就是讲要善于总结。总结就是以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并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得出的新观点、新结论丰富和发展理论，开创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发现和创造”的重要环节。总结有多种方法：“自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以及我们现在搞的干部述职、党员评议等等。总结是实现一次次思想飞跃的新起点。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也自觉地推动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科学方法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一条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科学的方法，如“五个结合”，对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这正是他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一的结果。现在有些干部只知道改造客观世界，从来不改造主观世界，虽然也可能在工作中作出一些成绩，但是，一是不能持久，往往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二是难以提高，甚至会走向反面。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勤政；改造主观世界，当前特别需要做到廉政。这第一个“结合”，是任何想成长为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周恩来知识渊博，才华超群，功勋卓著，是他一贯坚持读书与实践相接合的结果。有些干部只知读书，轻视实践，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学习一点皮毛，甚至成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有的干部轻视理论，盲目实践，长期不读书，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要想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这第二个“结合”。
(三)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与学习新知识新本领相结合
一些人把党性修养仅仅看成是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不注意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周恩来始终把学习新知识、新本领，改善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修养的重要目标。把克服错误思想看作完善自己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这种对党性修养内涵的科学理解，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澄清党性修养认识上的误区，正确地进行党性修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周恩来是严格自律的模范，也是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模范。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旁观者清”。因此，要“过集体生活”，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交，犯大错误”。〔26〕因此，经常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把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可避免犯大错误。
(五)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立足点很高，着眼于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着眼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正确地制定和组织实施党的路线。但是，他又是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正是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按党性原则办事，时时事事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使他成为了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领导人。现在有些干部天天讲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但是，又照样用公款大吃大喝，还认为这是“小事”。正是在这一件件的所谓“小事”上放松自己，所以他们永远也达不到“完全”、“彻底”的境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起自平台，要成为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精神”，像他那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1〕〔3〕〔4〕〔5〕〔7〕〔8〕〔9〕〔10〕〔11〕〔13〕〔14〕〔15〕〔17〕〔19〕〔20〕〔23〕〔24〕〔2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4页、第359页、第333页、第368页、第368；425页、第423-425页、第368页、第425页、第426页、第324页、第426页、第368页、第60页、第128页、第343-344页、第368；328；334；327页、第342-343页、第176-177页、第17页。
〔2〕〔12〕《周恩来书信选集》第557页、第46-48页。
〔21〕《业绩·方略·情怀》第414-415页。
王乃德：周恩来精神品格的基本特征
不管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如何，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周恩来是一位世界级的伟人。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所罕见”的伟人，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与他的精神品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伟大而又高尚的精神品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风云造就了周恩来的精神品格。周恩来伟大的精神品格又影响、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前进。因此，这种精神品格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千百万共产党人高尚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阶级性品德精华与民族性品德精华的高度统一。
虽然，周恩来精神品格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品格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
特征之一：心系人民
周恩来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他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作为一条修养要则，规范自己，要求自己。他认为，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人民是永生的。他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一事当前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因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人民。这是周恩来精神品格的核心和真谛，其他都是由此派生或为此要求而俱生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奉献的。周恩来本人也是十分注重这一点的。他心系人民，视人民为上帝，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1〕“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2〕“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3〕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4〕他把对人民的奉献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不顾余震带来的危险，飞往邢台地震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安排群众生活，布置重建家园工作。他对灾区群众说：“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找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我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你们可以提出来。”〔5〕为了解决北京广大职工上下班乘坐公交车不便，他亲自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事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当他得知黄河花园口出现特大洪峰、郑州黄河铁桥被洪水冲坏和京广铁路中断时，立即由上海飞临黄河上空，视察黄河水势。他冒雨蹚水步行到工地，和施工现场指挥部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研究抢修旧桥和建设新桥的方案。〔6〕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在十年“文革”中，常常是废寝忘食，通霄达旦，日以继夜地工作，支撑大局。一项有关记录统计显示，周恩来在1974年1月至5月的5个月共计139天之实际工作量为：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1974年6月，因病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治疗。即使这样，他仍不忘工作。仅据1975年3月至9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内，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人4次。〔7〕他十分动情地对人讲：“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现在不是“兴‘爬破’、‘拉车’这些话吗？我们这些人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8〕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在“文革”中冒着“反对林副主席”的极大风险，不怕被打倒，否决了林彪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提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的意见，认为那样做会淹了下游的居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免除了一场人为灾害〔9〕。
——从这一点出发他抱着重病之躯，置个人生死度外，于1974年12月23日由北京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与毛泽东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挫败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又一次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这一点出发，周恩来时刻把人民的健康挂在心头。他多次指示卫生部门研究解决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多发病、常见病、职业病、地方病的防治问题。并派医疗队深入到地方病的多发地区，为患病群众治疗。即使在他作膀胱癌治疗手术的情况下，仍然让人把北京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找到手术台旁，向她询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指示李冰立即派人去那里进行研究和治疗。〔10〕
周恩来是革命的实干家。他是通过实干，通过无悔无怨的具体行动和在危难之际支撑局面，为人民作奉献的。他是通过这种脚踏实地的实际行为，体现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的存在价值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存在价值的。所以，他给公众的形象是日理万机的公仆，是人民勤务员的光辉典范。心系人民无私奉献，这是周恩来精神品格中发挥统帅作用的一条红线，一根主轴。离开这一点，其他就无从谈起，也就没有意义了。
特征之二：淡泊名利
从少年和青年时代起，周恩来就十分看不起那些虽不乏才干和作为，但却内怀邀名请功之心的爱出风头之徒。周恩来认为，“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他心中的“名”，是清正、神圣的名誉。在他看来，若汲汲于名，犹孜孜牟利，靠虚声盗世、眩世眩目来获取名位，即便有了某种功业，也实在是道德的罪人、名誉的罪人。处理两者的关键，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古往今来，大凡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事情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功名利益的关系。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跌过跟头。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战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周恩来则不然。他的大志，就是“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11〕，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对此，他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完全抛弃了个人名位和私利。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那一天起，他就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2〕50年后的1973年，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13〕他就是这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用党性铸成自己的血肉，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灵魂。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生动地再现了党魂，展现了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魁力。
这种“立党为公，淡泊名利，不争权位”的精神品格，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权力、地位及与此有关的人和事的态度上。
对于政治家来说，权力和地位是不可缺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怎样处理权力、地位与集体、事业的关系。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它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应尽的责任，不是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在理论上认识和宣传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都不是困难的事情。重要的是实践，特别是在怎样对待个人意志膨胀伴随着获取和维护相应的权力地位，伴随着给其他同志和党的事业带来损害的时候。这里，不妨提一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一段史实。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比毛泽东高。1932年7月29日，鉴于中共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致信中央局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14〕同年10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总责。但他一再指出：毛的经验、长处和兴趣在于军事，坚持军事工作由他负责，毛助理，或者毛负责，他监督，两者选择其一。总之是要毛泽东留在前方。如果从这件史实得出结论说周恩来从这时起就认为战争只有靠毛泽东来领导才会取得胜利，那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从他坚持这样做的办法和想法上来看，人们至少可以领会到这样的精神品格：周恩来没有私心，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没有权力欲。即使因他的才能、威望大家主动将权力、地位给他，如果这样做有碍于党的事业，有损于他人的话，他也不会承担这副精神上的十字架，不会伸手，更不会“墙倒众人推”，从中捞取好处。1935年1月毛泽东对他说，洛甫提出要变换党中央领导时，他毫不豫犹地说：当然是毛主席领导，听毛主席话。他从党和红军的根本利益考虑和处理问题，表达了党内军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再一次显示了周恩来的高风亮节。
事实上，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共中央决策层的领导工作。从1927年5月22日开始，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年5月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从这时起，周恩来历任党的五届、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工作的时间长达49年。但他从来没有当过党中央的第一把手。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遇和可能。从1928年至1932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常是全党工作的主持者和指导者。但他激流勇退。他没有去争当一把手，而是甘当“配角”和助手。他总是扮演着用实干而不是靠权力控制和高谈阔论来实施领导的领袖角色。在他认为，这是施展他个人意志和才干智慧的最好方式。他这样做，并非没有痛苦，或者因此能轻松地超脱党内斗争。相反，他经常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自觉地或被迫地作检查，因为他不仅参与决策，更多的还要主持实施。当发生了错误的时候，或在那些一把手们认为是错误的问题上，他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逃避责任，相反还要在别人的指责、批判下硬着头皮去干工作。他曾为了避免因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主动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错误承担责任，要求退出中央政治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拼命工作、团结同志。这正是周恩来立党为公的具体表现。
邓颖超说，恩来生前常讲，多少同志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还要些什么呢〔15〕？这真是天惊石破的醒世名言，充分展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27年，任职期间坚决不同意兴建政府大厦，个人生活非常简朴，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不吃肉不吃蛋。外出视察就餐后按规定交钱和粮票。他没有个人遗产，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留给了人间！
特征之三：严以责己
周恩来具有强烈的主体自我意识。他认为：“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16〕因而，他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无情地解剖，能够准确地认识自己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对自己的思想、行动能作出恰当的评价，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强烈地追求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他能正确地处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他在处理改造别人与改造自己的关系时，认为只有能改造自己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并提出“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不但把批评自己放在首位，而且把接受别人批评作为落脚点，能够勇于改造自己；三是能处理好经常改造与集中学习的关系。他在整风学习中写的《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对自己要求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而使个体的精神品格得以纯净和升华。同时他还认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要经常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解剖，提出并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17〕。这种高度的主体自我意识能力，人们有口皆碑。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我总结，自我考察和评价，目的是为了完善自己，并对不正确的东西加以克服，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掌握主动。他还时常以自己改造的体会和犯错误的教训现身说法，教育干部和群众。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透明度最大、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位负责人。他不是那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的人。他从不文过饰非，从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贯紧跟”，不仅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自觉地开展自我批评，而且一旦发现别人犯了严重错误，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18〕。在周恩来看来，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但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的。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这样自勉自励严格地对待自己，十分宽厚地对待别人。
周恩来严以责己即自我改造的主体自我意识能力，还突出地表现在善于认识自己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业已变化了的新环境中不断提出自我改造的新任务。1963年他提出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的新的要求。这既是周恩来几十年自我改造经验的结晶，也是对领导干部自我改造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过好“五关”虽是周恩来30多年前讲的，但其中一些根本性原则性的要求，则是长期能发挥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