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清醒的头脑，敏捷的思维，聪颖的才智，过人的胆略和果敢决断能力。在一生的奋斗中，他既同党外的敌人斗，又同党内的错误斗，并领导过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多方面、多形式的斗争。在斗争中，他坚持革命原则，毫不让步和动摇；又灵活地运用策略，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在与民主人士和派别的交往中，他把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得恰到好处，使别人无懈可击、无计可施。其中最出色的要数外交谈判了。新中国建立后，为改变我国孤立的地位，周恩来多方寻求与尽可能多的国家改善和建立关系，最后终于逐步打开了关闭的国门，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知人善任，尚贤使能的精神
大禹认为，治国之道重在知人安民。他曾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禹举益”传说就是他知人善任的一大佳例。据文献记载，大禹在禅让问题上也与尧、舜一样，坚持尚贤使能的原则。《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援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不仅如此，大禹还礼待“有道之士”。如《吕氏春秋·谨听》：“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道乎己之不足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妙语“惟才德皆备贤士也”“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是古人的议论。周恩来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强调对各色人才的吸纳和利用，但是这种吸纳和利用，是求贤不求全，若求全责备，则人才难得之。
在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共同奋斗的周恩来看来，为了实现整体共同目标，就要广泛吸纳人才，包括有缺点、有过错的人才。他认为，只有广纳贤士，兼容万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起来。
周恩来强调对各色人才的吸纳和利用，但是这种吸纳和利用是通过求贤不求全来实现的。古人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周恩来深谙其中的真谛，他坚持德才标准，但并不过分看重有才干的人的弱点。对贤者，他主张要看本质，看大节，看主流，不能求全责备。对海外游子，对具有不同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周恩来认为也要看大节，也不能求全责备，在周恩来关怀下，像钱学森、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纷纷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担任了要职。
周恩来求贤，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贤者、能者的过失，不计前隙。即使是对曾经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也能以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广纳兼收，委以重任。周恩来就是这样求贤不求全，纳贤任能，能够在为国为民的共同基础上广纳兼收，最终能够服人，团结人，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贤者，携手并肩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得出，周恩来与大禹精神是密切相连的。以大禹为代表的传统优秀民族精神是周恩来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这里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大禹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神的思想，而是一种集合。中国数千年的伦理型文化范式，决定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的文明的聚合。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整体上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的。而大禹治水，是华夏部族习俗道德活动的反映，它在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聚合和奴隶制国家雏型的孕育过程中，竖起了一块坚实的界碑。
大禹，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纯粹传统中的人，而是中国上古时期杰出的氏族部落首领。大禹治水，为后世留下了千古佳话。大禹精神是大禹及其古代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过程中的道德沉淀，是中国的脊梁。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大禹形象的复原和再现过程中，先秦时期的典籍记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尚书》、《诗经》、《左传》、《国语》等主要追述了大禹的生平事迹以及历史贡献，而儒、墨、道、法等诸子著作则在编制大禹历史面貌的同时，更按自己学说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大禹形象的事功进行价值层面的判断和评估。在他们所复现的大禹形象中，历史和现实是沟通的，本相与理想化人格是重合的，即在反映大禹本来面貌的同时，注重在大禹的身上投入时代的影子，寄托自己的理想，使大禹的文化精神超越时间的界限，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再生和升华。大禹作为古代君主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通过先秦诸子的具体诠释而基本得以确立的。大禹精神不仅由大禹本人的辉煌业绩所产生，还包括了后人在漫长岁月的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和提炼，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优秀民族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
周恩来与大禹精神作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周恩来十分注意弘扬我国优秀民族精神。大禹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集中了几千年人们对道德的理想，周恩来十分推崇大禹精神，显然是认同大禹精神，并致力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及其美德，为中华民族创造更新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二、周恩来把大禹精神发扬光大。周恩来与大禹的一生都贯穿着公而忘私的精神和爱民为民的思想，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发扬大禹精神，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努力使大禹精神在自己身上充分体现，发扬光大，使自己一生为国除害，为民造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敬佩。三、周恩来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传统美德相结合。周恩来的道德观，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华交互作用的结晶，即大公无私与仁厚纯朴的结合，再加上渊博的学识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作用，造就了周恩来完善的道德修养。他爱国、为民、公心、无畏、民主、刻苦、勤政、谦恭、刚毅、豁达、平和，他的道德丰满、辉煌而崇高，他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形象是一座巍然丰碑，达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市社会科学院)
费虹寰：周恩来的婚恋观探析
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与一代伟大的女性邓颖超的不凡结合和完美婚姻，一直成为世人传诵的佳话。本文力图在探讨周恩来婚恋观的同时，在推进周恩来人格风范研究方面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和初步尝试。
周恩来婚恋观演变及形成的基本轨迹
和周恩来本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几乎同步，在他青年时代的生活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其婚恋观演变、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轨迹。
在反映早期周恩来婚恋观的史料中，张鸿诰的回忆文章较有代表性。他写道：“我记得191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晴和天气，我俩(作者注：指张鸿诰和周恩来)吃过晚饭到南郊散步，他告诉我说：严(作者注：指严修)家托赵大爷向我提亲，要把女儿许配给我。他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就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1〕周恩来婉拒了严修的美意可以说明：第一，周恩来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救国救民的志向和反封建促使他能够抵御早婚的流俗和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坚持走自己的奋斗之路。他的拒婚之举不是偶然的念头和片刻的冲动，而是以深刻的心理动因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为心理依据和思想背景的；第二，周恩来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他重视敦品立德，鄙视攀龙附凤的无耻行为。周恩来当时年仅18岁，世界观还在形成过程中，因此他的思想水平只能在原有的朴素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制约下，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不宜将其当时的拒婚行为过早地提升到理性层面。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4月回国。在这一年半的求学生涯里，周恩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生和花样翻新的理论思潮，思想经历了痛苦的蜕变。他由孤寂而苦闷，从虚无思想到进化论，直至接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完整地体现出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典型的、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变化轨迹。而他的婚恋观，则集中表现出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以独身主义为基本特点的多种唯心主义婚恋观的混杂。其中主要是受到根源于西方新教的虚幻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观的影响。
周恩来留日期间，一直笃信“独身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谓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谙主义极端的赞成。”〔2〕应该说，周恩来的“独身主义”，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受到了“柏拉图式”爱情观的极大影响。
“柏拉图式”的爱情观是一种以禁欲主义为基本特征的爱情观点。它拒绝承认夫妇之间有爱情存在。它的目的是没有肉体接触的灵魂的融合，并以此作为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途径。在周恩来的旅日日记中，可以看到“夫妇除生育外无功能”〔3〕、“夫妇间非情字结合”〔4〕、“‘情’为一至洁至白之物”〔5〕的内容。从这言简意赅的论述来看，周恩来将爱情与“夫妇”即婚姻之间的关系截然斩断，大力歌颂爱情本身的纯洁美好，这其中的确体现着“柏拉图式”爱情观的精义。周恩来还说道：“自由恋爱无男女，人生何必有妻拏。……我今天给乃兄的信，说的人生婚姻的事，我说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我想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是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美陋，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不过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按着这理推，是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里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可以包括恋爱的。”〔6〕根据周恩来对于婚姻和恋爱的认识，以及它们与“柏拉图式”爱情观的关系，可以作如下分析：第一，周恩来认为，恋爱与夫妻是应该截然分开的。他主张自由恋爱，认为爱情纯洁而美好，同时，对于夫妻关系，他认为只具有“传流人种”的功能。他并没有根本否定婚姻，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太赞成罢了，这其中既有“柏拉图式”爱情观的基本精神，又有恋爱至上的意味；第二，所谓“自由恋爱无男女”，是指男女都有自由恋爱的权利，自由恋爱并不是男人的专利。这一思想是与经典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爱情观相抵牾的，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周恩来强烈的反封建和反传统精神。“柏拉图式”爱情观根本否定男女平等，它“不仅诅咒两性关系，而且诅咒妇女”〔7〕，这明显是不能与周恩来的主张相吻合的；第三，周恩来只是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没有否定由恋爱中生出的真夫妻，他只是反对一时冲动的草率结合。周恩来在此阶段的婚恋观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各种思想的混合现象，这与他复杂的思想来源有关。
周恩来的相似于“柏拉图式”的爱情观，本质上根源于青年对纯洁爱情的热烈向往和对封建传统的反叛。他在受到“柏拉图式”爱情观的巨大影响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受到本世纪初个性解放和中国传统文化、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当时的思想是庞杂无序的，也是易变的。“柏拉图式”爱情观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虚假的爱情观，实际上包含着野蛮的禁欲主义的实质。其所谓“纯洁”、“高尚”同样也遮蔽了青年周恩来的眼睛，尽管周恩来的婚恋观并不完全是经典意义上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观。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祖国，随即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在这期间，对于婚恋问题，很难发现周恩来有多少更新的认识。邓颖超曾经回忆道：“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作者注：指周恩来)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8〕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周恩来抱定“独身主义”的原因主要是旅日时期思想观念的延续，而且尽管其来源非常复杂，但显然还有革命斗争的需要。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7月回国。在欧洲的3年多时间里，周恩来经过认真的考察、研究和推求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世界观的最终形成，也促使周恩来对于恋爱婚姻问题的认识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进展。当然，有材料证明，在旅欧时期，周恩来的婚恋观也同样有着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
1921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信中写道：“家庭一事，在今日最资学者讨论，意见百出，终无能执一说以绳天下者。……人类爱情作用，属于神秘者多，其以科学方法据为讨论工具者，卒无以探情之本源也。惟分而论之，则爱情为一事，家庭又为一事。中国旧式家庭之不合时宜，不待论矣；即过渡时代暨理想中之欧美现今家庭，又何尝有甚坚固之理论与现象资为模仿邪？……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即兄所谓‘等量并进，辅翼同功，精神健越’，亦不外示爱情之可贵，固无以坚家庭之垒也。”〔9〕这是目前发现的周恩来婚恋观发生根本转变之前，对于婚恋问题的最后阐述。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旅欧期间的前一段时间里，所持的婚恋观仍旧与旅日及五四时期一脉相承，并未产生实质性飞跃。
在战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经过不断地推求比较，周恩来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随着新的信仰的确立，崭新的婚恋观也就应运而生了。1922年秋天，留在天津的邓颖超收到了李维汉从欧洲带回的周恩来的信。〔10〕周恩来在信中向邓颖超倾吐了热烈的爱情。邓颖超还在周恩来寄来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上看到这样的词句：“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11〕这是有别于常人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一个革命家的爱情盟誓，明确表达了周恩来将个人的生活和爱情溶入政治信仰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独特而高尚的婚恋观。30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自己和邓颖超确定爱情关系的经过，他说：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12〕这是周恩来崇高婚恋观的鲜明写照。
至此，周恩来彻底抛弃了有着浓厚唯心主义色彩的“独身主义”婚恋观和“柏拉图式”的爱情观，走上了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路，他的正确婚恋观也最终成熟。
周恩来婚恋观的实质：爱情与事业的完美结合
我认为只要把握了以下两种关系，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把握周恩来婚恋观的实质。此外，通过周恩来对于晚辈以及青年同志婚姻问题的看法，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透视周恩来婚恋观的内涵。
第一、作为世俗意义上的夫妻关系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戎马倥偬，还是和平时期的家居生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都表现了温馨、诚笃、和谐及互敬互爱的特点。
在一封封思念殷殷的家书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夫妻之情，溢于言表。1942年周恩来在重庆因病住院，在给邓颖超的信中，他写道：“……病中说错一句话，内疚无似。……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13〕病中的周恩来由说错一句话引起对于18年来夫妻生活的回顾，非常感人。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为党的事业日夜奔忙，心中充满了对邓颖超的愧疚和歉意……建国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旧不忘忙里偷闲，告慰妻子。周恩来在另一封信中，就未能及时给邓颖超回信写道：“……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14〕而且更多的夫妻之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心和爱护上。邓颖超说得好：“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15〕应该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夫妻关系中，有着丰富的意韵和多重感情层次，单从世俗意义的夫妻关系上看，是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周恩来婚恋观的一个侧面。
第二、爱情婚姻与共同事业的关系
可以这样说，抓住爱情婚姻与周恩来和邓颖超所献身的共同事业的关系，是探索周恩来婚恋观的关键所在。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众所周知，自从周恩来确立了正确的婚恋观，他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就一直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邓颖超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我们的思想受到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16〕邓颖超对于她和周恩来爱情婚姻生活的回忆，丰富了我们的视野，给我们提供了看待周恩来婚恋观的极好参照。
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将革命、国家和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中，我们很难看到常见的夫妻之间炽热感情的流露和矫情的倾诉，有的只是大量的讨论革命工作、交流思想、交流经验的鲜明记录。他们之间的感情理智而温馨、含蓄而深情、朴素而自然。这恰好与周恩来在致邓颖超的一封信中说过的一句话两相呼应，表现了周恩来一贯推崇的恋爱婚姻观点：“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17〕
那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婚姻生活过程中，是怎样将两者完美结合的呢？
1948年初，邓颖超在河北阜平二区细沟村参加土改工作。由于当地情况比较复杂，邓颖超对土改工作中政策的掌握还缺乏经验，便写信向远在陕北的周恩来，一方面嘘寒问暖，一方面听取周恩来对于上改工作中所遇到问题的意见。周恩来接到邓颖超的信后，于2月2日和2月9日两次给邓颖超回信，启发她的思路，并且提出可行的意见。周恩来写道：“……你除夕一信，也是谈到土改的，我觉着你的确是在摸索，是在当小学生，但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能力，因此，你还未把问题的中心抓住去求解决。你不同意别人的性急去强求轰轰烈烈的场面而主张稳进是对的，但你却缺乏创造精神去打破群众中倚赖的观念。在这里，有两个观念束缚住你，一个是一切要以土改平分为中心，另一个是撤换坏干，搬开石头。……”〔18〕周恩来还写道：“……你阳历除夕信中，我感觉有几个问题你没说清楚，不只是材料不够，还是你没把握住中心。譬如你提到甲乙两村编乡事，不知是经济上原因还是政治上原因，或是两种原因都有？如果……”〔19〕这是周恩来在一生繁忙的工作中写给邓颖超的两封非同寻常的长信。在信中，除了表达了夫妻二人云山渺远，思念殷殷的深情之外，周恩来用去了非常大的篇幅，帮助邓颖超分析土改当地的实际，分析如何理解党的土地政策，直到具体如何做好当下的土改工作。在周恩来的大力帮助下，邓颖超加深了对政策的理解，注意从工作中汲取经验，完满地完成了这次土改工作。
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与事业完美结合的例证，还体现在邓颖超对于周恩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深切理解上面。在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殊死斗争中，周恩来的健康遭到了极大的损害。1971年3月3日，在周恩来即将出访越南前夕，邓颖超又像往常一样给周恩来递上条子：“……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卅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20〕邓颖超可谓语重心长，用心良苦。但是周恩来心中装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健康？他们夫妻之间的美好爱情，正是通过共同事业的桥梁，走到了辉煌的境界，他们的事业因为爱情的激励而伟大，他们的爱情也因为事业的辉煌而不断加深。
另外，周恩来对于晚辈和青年同志的婚姻和恋爱也十分关心，总是在适当机会里给予指导，这也在一个侧面表现了周恩来的婚恋观的内涵。
根据周秉德的回忆，周恩来曾对她的恋爱持如下的看法：“孩子的婚事应由孩子自己决定，由孩子自己选择”〔21〕周恩来还对去内蒙插队的侄女周秉建说过：“你是不是可以在内蒙找个对象，扎根内蒙，和他一块建设内蒙？”〔22〕周恩来在婚恋问题上，一直倡导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代替，而且不管亲属也好，部下也好，他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将他们的个人婚恋与革命事业的需要紧密结合，表现了周恩来独特而高尚的婚恋观。
周恩来乐于参加青年人的婚礼，这是他关心青年生活，关心青年成长的一个独特现象。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参加了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陈浩和李晨同志的婚礼，郑重向二人提出了经过长期实践和总结的完整的夫妻“八互”精神，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23〕，作为最好的祝贺，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长期夫妻生活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的爱情真谛，也是他们夫妻之间爱情之花常开不败、常开常新的奥妙所在。
从以上两个重要侧面以及周恩来关心晚辈和青年同志婚恋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恩来婚恋观的实质是“既有世俗夫妻之爱，又有共同事业追求，将二者完美结合的独特的革命家的婚恋观。”
周恩来婚恋观的几个特点
周恩来独特的婚恋观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周恩来婚恋观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美德的影响。周恩来幼年时代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东方文化特有的韵致。在婚恋观上，周恩来崇尚忠诚、深沉、含蓄、蕴藉的婚姻生活，欣赏“热情和理智交织”的爱情方式。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夫妻之间经常分散两地，鱼雁频频：“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山居过节，居然也吃到两块月饼，几串葡萄。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24〕像这样的语言，在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中，比比皆是，其中含蓄而温馨的问候和牵挂，表达了夫妻之间“浓得化不开”的情意和迷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周恩来的婚恋观，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极大魁力，从而构成其美好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周恩来婚恋观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它产生于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和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中。青年周恩来的婚恋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充满着个性解放和热烈向往美好爱情的特点。等到周恩来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推求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时候，他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认识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婚恋观从始至终，都与时代特点密切相连，从而与人类进步事业发展的需要相统一，并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三，周恩来的婚恋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周恩来的婚恋观，既不是封建阶级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他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男尊女卑思想，主张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摒弃西方资产阶级崇尚的无政府主义、禁欲主义和虚无空幻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确立了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并成为身体力行的模范。这与周恩来的个人信仰的确立和不断的自我思想改造有着必然联系，同时表现了一代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将革命事业和个人幸福完美结合的精神风貌。
第四，周恩来对于婚姻和爱情，有着特有的审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爱情和婚姻双方的审美关系中，一方总是将对方作为审美对象，于是审美化成为爱情和婚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职能的成分和因素。中国传统婚姻一直推崇“郎才女貌”，妇女作为传统婚姻关系中的弱势群体，一直处于被观赏和被挑选的不平等地位。周恩来一贯反对封建的婚姻习俗和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表现在爱情和婚姻的审美观点上，也不同凡响。在周恩来和邓颖超作出终身选择的时候，邓颖超是一位貌不惊人的革命女青年，周恩来不但才华横溢，而且极其富于男性美，然而，在周恩来的眼中，邓颖超热情大方、活泼庄重、气质出众，尤为重要的是，邓颖超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人，她不但具有朴素、自然的外在美，而且具有独特的内在美，更有为革命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精神。这就是周恩来之所以选择邓颖超的关键所在。周恩来的婚姻和爱情审美，脱离了庸俗无聊的陈腐观念，抛弃了贪图美色的享乐主义，将个人的幸福同人类伟大的事业结合起来，堪为百代之师。正如邓颖超同志所言：“……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25〕
第五，周恩来婚恋观中的理性观点。爱情的复杂性表现之一是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错综交织。在文学家的笔下，非理性因素被无限夸大，爱神成为理性的剥夺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因素在爱情和婚姻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爱情和婚姻双方，必须把异性对象以及自己的情感同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价值定向进行对照，对感性直觉加以思考，进行逻辑处理，用理性的标准做出人生抉择，才能获得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正如别林斯基曾说：“爱情之需要理性内容，犹如燃烧之需要油脂。”
周恩来婚恋观中的理性观点，是他一生中爱情美满、婚姻幸福的决定因素。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周恩来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和郑重选择，经过了长期的理性认同，这一过程与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是同步的，“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26〕稳固的基础和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紧紧联系在一起；其次，周恩来对待婚姻和爱情始终如一，极富儒家文化的道德美感，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他和邓颖超相濡以沫、悲喜分担，共同描绘出一幅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情的人生画卷，成为时代的道德楷模；第三，在婚姻爱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的关系上，周恩来始终将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使个体的智慧和精神在伟大的事业中闪光，从而体现出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旷世爱情的巨大感召意义，成为后人心目中高大的精神丰碑和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宝贵遗产。
研究周恩来婚恋观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是中国〔20〕世纪的不朽伟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政治道德典范之一。研究周恩来的婚恋观，对于进一步弘扬“周恩来精神”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廓清思想、推动周恩来风范和思想的研究，具有巨大现实意义：
第一，研究周恩来的婚恋观，是揭示周恩来道德风范的最佳角度。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流传着对于周恩来婚姻问题的种种不实之词，严重混淆了视听，玷污了伟人的完美道德人格。这项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和科学的视角去认识伟人、认识历史，提高政治识别力和判断力，在伟人的精神品质中得到感召和陶冶。
第二，自西方现代主义发端，中国也受到了西方社会流行的某种腐朽思想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变得多元而无序，大大影响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研究周恩来的婚恋观，可以为那些道德上的迷途羔羊树起指向的灯塔，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爱情感召他们迷失的理性，重塑社会道德范式，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第三，进一步推进周恩来研究向深入发展。过去的研究或者停留于史料的发掘和平面的表现，或者局限于伟人的功绩和贡献的评说，使历史人物的研究局限在外在浅显的范围之内。深入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心灵深处，探索其思想发展脉络和心路历程；无疑有助于研究的开展和进一步深化。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见《周恩来青年时代》第7期。
〔2〕《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15日。
〔3〕《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5月31日。
〔4〕《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6月2日。
〔5〕《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6月4日。
〔6〕《周恩来旅日日记》1918年2月9日。
〔7〕转引自瓦西列夫《情爱论》，第4页。
〔8〕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5日)。
〔9〕《致陈式周信》(《周恩来早期文集》上，第489页)。
〔10〕《邓颖超传》上，第70页。
〔11〕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5日)。
〔12〕《周恩来传》上，第96页。
〔13〕周恩来致邓颖超信，1942年7月6日。
〔14〕《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53页、第501页。
〔15〕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5日)。
〔16〕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5日)。
〔17〕《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53页、第501页。
〔18〕周恩来致邓颖超信，1948年2月2日。
〔19〕周恩来致邓颖超信，1948年2月9日。
〔20〕邓颖超致周恩来，1971年3月3日。
〔21〕“七伯七妈教育我们正确对待恋爱与婚姻”。(1981年4月21日周秉德谈话记录)。
〔22〕“七伯七妈教育我们正确对待恋爱与婚姻”。(1981年4月21日周秉德谈话记录)。
〔2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81页。
〔24〕周恩来致邓颖超信，1947年9月29日。
〔25〕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5日)。
〔26〕邓颖超《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光明日报》，1997年3月5日)。
吕荣斌：从周恩来与几位谈判对手的关系浅谈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共同纲领没能搞成，两党合作形式只能采取临时协商的办法，主要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商谈。这种形式贯穿于两党合作的始终，这种商谈长达10年。在这10年艰苦曲折的谈判中，与周恩来谈判的对手，除蒋介石以外不下十几人，他们当中有一心一意孝忠蒋家王朝的国民党要人，也有地位显赫的美军五星级上将。然而，这些与周恩来日日月月唇枪舌战的对手们，绝大部分从内心里钦佩周恩来的人格，被他人格力量所感化。这是周恩来也是我党在10年国共谈判中最终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从中找出3位“对手”简言之。
周恩来与张治中
张治中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的重要代表，也是重庆谈判的主角。在这些谈判对手中，他与周恩来交往时间最长。
张治中与周恩来相识在黄埔军校，他非常钦佩周恩来渊博的学识、超群的才华以及精明干练的作风，周恩来也很赞赏张治中能身体力行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亲共。两个人的友谊从此建立。由于受周恩来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很高兴，但是由于国共两党有约，中共不能吸收国民党高级官员入党，周恩来不仅向他解释清楚，而且表示今后支持他的工作。红色的烙印打在了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心中。
在10年内战中，张治中与我党断了联系。抗战爆发后，他曾指挥过1932年上海“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抗战。他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军官，5次统帅大军，但始终避免与中共军队作战，是国民党将领中未参与反共战争的稀有的一人，这与早年在黄埔军校时受周恩来的影响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徐特立也受我党中央委派，作为八路军代表到长沙建立办事处。于是，张治中与我党中断10年的联系又接上，徐、张两人相处融洽。接着周恩来、叶剑英由武汉撤到长沙，周恩来与张治中重逢。然而，不久就发生了长沙大火。
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后制定了“焦土抗战”方针。1937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岳阳的日军还没有进攻长沙时，蒋介石就吓得迫不及待地让侍从室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话，传达他的命令，对长沙用“焦土”政策。接着又发去密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张治中不敢怠慢，紧急部署，规定：待军队撤到汨罗后再放火，而且要事先拉警报通知百姓。然而，贪生怕死的官吏们闻风而逃，11月12日深夜，在张治中还没有下达命令时，他们连防空警报也不拉就全城放火。这场大火将长沙城变为废墟，两万多人丧生。周恩来、叶剑英他们也是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的。
大火过后，在我党积极斗争下，严惩凶手的呼声四起。一些想搞清自己或别有用心的国民党官吏们纷纷把责任推给张治中，落井下石。张治中又怕又气，一愁莫展。
为长沙大火心痛得快要破碎的周恩来，既没有随着这些人一起谴责张治中，也没有一旁观望，而是赶快来到他的身边，先温言劝慰，又指出他的责任所在，让他“赶快善后，收拾人心”。这暖语明言如雪中送炭，安定了张治中那惊恐的心，又给他力量和希望。于是，张治中把拟好的以国民党中宣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的稿子，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字斟句酌，认真修改，首先批评国民党政府“焦土抗战”方针的错误，又对起火原因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处于困境中的张治中非常感动，还是老朋友恩来有真情啊！他更加钦佩周恩来的为人，并决心在可能条件下为周恩来及他们的党做点事。
谈判是冷酷无情的斗争。周恩来与张治中是国共两党代表，在谈判桌上，他们既为共同抗战协商，更为本党利益坚持力争。尤其是周恩来，是那样冷峻，那样机敏，那样坚持原则，不含一丝一毫私情。周恩来人格的这一面更让张治中敬重。他们从抗战后期一直谈判到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时，他俩又是谈判主角，在那激烈的波折迭起的谈判中，他们舌战40多天。周恩来那力争和平建国的态度，坚持共产党与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及高超的谈判艺术，令中外人士钦佩赞赏。
“双十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事。周恩来得知立即想到关押在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的同志。他们是抗战初期我党派去的干部，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错估了形势，由亲苏到反共，于1942年、1943年两次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托付给他。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你到新疆后请设法把他们放出来，并派人送延安。张治中慨然应诺，只要恩来交办的事一定照办。
张治中到新疆后立即派人到狱中探望，狱中同志得知周恩来的老朋友到了新疆，心中升起希望。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他上任后3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同意。
张治中立即把护送这批同志的任务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交待给交通处长刘亚哲。张治中不仅亲自审批护送计划，而且临行前把刘亚哲找去叮嘱：告诉他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路途遥远而又混乱，一定保证他们安全，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有困难请示，只要遵我指示办，一切由我负责。然后，张治中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由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及他们动身的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便延安方面接应。由此可见，张治中安排是多么的周到细致。
1946年7月8日，这131位同志终于回到延安党的怀抱。此时全国内战已经爆发，如果张治中稍一怠慢或忽视，其后果不堪设想。张治中对周恩来交办的事执行得多么的彻底、多么及时。而这一切又源于周恩来人格的力量。
诚然，在国民党代表中，像张治中这样的朋友并不多，那么其他代表呢？我们再找一位曾经是周恩来的冤家对头。
周恩来与张冲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是抗战前期国民党的重要代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就受国民党政府委派与周恩来谈判，一谈就是5年。
张冲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1932年2月16日，在上海发生的“伍豪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就是张冲，他是主谋。他受国民党政府指使，竭尽造谣之手段，在上海几家报纸连日以通栏标题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1〕，以此陷害周恩来。这种政治陷害给周恩来带来莫大伤害，乃至40年后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以此谣言加害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