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与周恩来谈判真可谓冤家聚头。张冲难免心有疑虑，初来谈判时有些惊恐，担心周恩来旧事在心，刁难报复。然而事实给他最好的回答。周恩来胸怀若谷，坦坦荡荡，从不把个人恩怨放在心上。谈判桌上，他以国家大计、人民利益为重；谈判桌下，他是坦诚第一、谦逊第一、他人第一。由于谈判需要，他们有时候在一起，周恩来主动与张冲交谈，并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照顾他，待他如朋友。这充满人情味的体贴关怀、谈笑风声，扫去了张冲心中的疑虑，他被周恩来的气度和为人深深感动了，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人格。在周恩来的感召下，他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偏见，谈判中能及时地把我党的意见向蒋介石反应，为沟通两党关系起了积极作用。
“皖南事变”后，张冲对蒋介石反共的卑鄙行为非常气愤，对别人说：“这使我没脸见人了”。然而，作为一党代表，他又必须执行公务，在皖南事变后那一段斗争的日子里，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直接交涉的还是他张冲。
当《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压，报童被打、被抓后，周恩来挺身而出，向张冲提出强烈抗议，然后亲自到国民党宪兵局交涉，站在春寒料峭的冷风中长达两个多小时。张冲良心不忍，多次劝周恩来回去休息，别冻坏了。周恩来执意不肯，坚持斗争，直到宪兵局交还扣压的报纸，释放被抓的报童、工人。通过这次交涉，张冲再一次受到周恩来人格的教育。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强大舆论攻势下，蒋介石只好息鼓收兵。为减轻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决定以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下台阶，把共产党代表拉进去。我党审时度势，决定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不得答复，没有圆满解决，决不出席，以此展开政治斗争，彻底击退反共逆流。为此，周恩来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写成公函，递交国民参会秘书处及国共两党以外参政员手中，严表我党态度。
张冲受蒋介石之派，频频来找周恩来，要求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全被周恩来回绝。2月25日早晨，张冲又来曾家岩，苦苦哀求周恩来，说只要公函撤回，他跪下都行。周恩来斩钉截铁回答：这不是个人问题，是政治问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我党继续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已无让步可能。
张冲尽管多次被顶了回来，但是他从心底敬佩周恩来的人格，敬重他那坚如磐石的立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与周恩来每一次交涉，心灵都受一次洗礼。
张冲病故后，周恩来亲送挽联，上书：“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文中写道：“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无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返，丧及党格。这种两党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这是周恩来给曾经陷害过自己的冤家又与已在谈判桌上斗了5年的对手的评价，这是最公正的也是最高的评价。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啊！
周恩来与马歇尔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派五星级上将马歇尔以他特使身份来华，调停国共争端。
马歇尔名曰调停人，实际是执行美国政府扶蒋压共、扶蒋反共政策。国共两党谈判形式变为国、共、美三人小组会谈，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最后一年的谈判，斗争更为复杂激烈。为推迟内战，争取和平，周恩来披肝沥胆。
马歇尔对周恩来第一印象是谦虚诚恳、知识渊博，富有民族精神，他讲的话令人相信。
马歇尔来华时，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不惜降低元首身份，亲自到机场迎接，然而这样的恭候并没有给这位显赫的将军留下什么印象。可是马歇尔到重庆时，周恩来竟令他耳目一新。两人交谈时，马歇尔提到美国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博学多才而又谦逊的周恩来马上谈起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乃至美国的农业改革与国家工业化。马歇尔睁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位共产党代表竟有如此渊博的世界历史知识。两个人的谈话很快在愉悦中进行，周恩来阐述了我党的主张和立场，并坦诚地表示：中国人民对日本抗战整整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14年了，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马歇尔认为周恩来所讲有理有据，态度诚恳。
马歇尔对周恩来第二个印象是机敏过人，是最出色的交涉家。
蒋介石实行关外小打关内大打方针，在东北燃起内战之火。为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与美蒋代表多次商谈，终于在1946年3月27日三人小组签定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定》。然而对于善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蒋介石，任何协定都是空文，东北不仅没有停战，而且战火升级扩大，随之长春成为问题焦点，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长春。为熄灭东北内战之火，民盟向国共两党提出建议〔2〕。我党代表周恩来表示接受。国民党代表陈诚则拒绝，认为东北不能停战。然而由于国民党援兵15日之内赶不到长春，陈诚又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愿意停战，虚晃一招以待援兵。于是，周恩来审时度势，建议党中央派兵进入长春，党中央采纳。4月19日我民主联军进入长春，4月下旬又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5月初苏军基本撤出东北。
事后，周恩来找马歇尔商谈，说明中共愿意执行3月27日指令，而国民党违背指令，武力占领我方7个城市，我方遂也占领长春。他们既然不遵守这项条款，我们也只能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苏军既将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
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雄辩，马歇尔无言以对，但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机敏过人。事后，他对张君劢、罗隆基说：他从未遇过像周恩来这样的对手。另外也有一说，马歇尔说周恩来是他遇到的最出色的交涉家。
周恩来的雄才大略牵了马歇尔的鼻子。
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周恩来采取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充分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及其反革命两面派的弱点，分别击之。前期避开美，斗争矛头指向蒋，狠狠打击其反动一面，推迟内战，为我军争取时间反击。待到后期美蒋公然合为一体时，斗争中心指向美，揭露美蒋和平骗局，争取第三方面力量。
1946年5月初，蒋介石准备派重兵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把战火由关外烧向关内。周恩来闻知心急如焚，他一方面在三人小组会上争取我中原解放军北撤，另一方面积极做马歇尔工作。在关内问题上，马、蒋持有不同意见，马歇尔不愿意看到关内战争全面爆发，使他调停工作彻底失败。周恩来抓住他这一心理进行争取说：政府军队将在5月4日至9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我方将自卫反击。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我中原部队转移问题。
马歇尔赞同周恩来建议，主张制止中原战争。随后三人小组赶赴宣化，签定了停止中原战争的协定，这为我中原大军转移、突围赢得了时机。这一举措，是周恩来牵了马歇尔的鼻子。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美蒋公然站到一起，为了庇护蒋介石，美方代表提出最后否定权问题〔3〕，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周恩来采取后一策略，斗争矛头指向美，揭露美蒋和平骗局，把第三方面力量争取过来。最后，无奈的马歇尔只好宣布“调停”失败。这个地位显赫的美军五星级上将最终败给了周恩来，但他还是从心里佩服这位出色的“交涉家”。
从周恩来与上述三位迥然不同的谈判对手的交往、交涉中，能反应出周恩来人格的几个侧面。笔者认为，周恩来的人格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胸怀博大
从周恩来与张冲5年的谈判交往中，明显看出周恩来胸怀博大，气度超凡。是这种大度的胸怀容下了这位早年的冤家，5年之中以诚相待，以友相处，及至在他走后为其人生作出最公正的也是最高的评价。也正是这大度的胸怀才溶化了这位冤家对手，使其在艰难曲折的谈判中能秉公办事，为沟通国共两党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周恩来不仅对张冲如此，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凡是与他共事的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胸怀博大的。
周恩来所团结的不仅仅是反对过自己的人，还有陷害过自己的冤家对头，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啊！这样的胸怀能容得下高山，也容得下冰川；容得下春天的温暖，夏日的热情，也容得下秋风的萧瑟，严冬的残酷。古往今来，有如此博大的胸怀者，能有几人呢？
(二)热诚而又冷静，富有人情味而又铁面无情
从前面所简述的周恩来与张治中、张冲、马歇尔的交往、交涉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共同点，那就是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十分冷静，冷得铁面无情，而谈判桌下，他又是热诚的，而且很有人情味。这在周恩来与张冲、张治中的交往中表现得较充分。
周恩来的热诚、富有人情味，是他人格中感情的表述，这是他人格中很重要的一面。其热诚就是炽热坦诚，它有时炽热得如一团火，燃起你心中的希望和光明；有时诚得如春风，拂去你心中的阴影。就是这炽热之火才照亮了张治中人生旅程，这坦诚之风拂去张冲的担忧疑虑之影。而富有人情味则指周恩来感情丰富而又细腻，表现在对他人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上。
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感情上的这些特点，尤其是工作在他身边的同志。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章、研究成果太多了，笔者于此围绕10年国共谈判问题再举一个小例子。笔者曾经采访过当年跟随周恩来的五六位副官、秘书，其中副官蒋泽民老人讲了这样一件耳闻目睹的小事。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来华，在重庆周恩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邀请他们到中国饭馆就餐。周恩来看看服务员端上来的中国菜，立即转身下厨，根据美国人的口味亲自动手烧了一道菜，亲自端到桌上。在座的美国人个个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而且惊喜地睁大了眼睛。敌意、防备、拘谨、尴尬的气氛很快消失了，大家谈笑风声。于是周恩来又恰到好处地介绍了国统区的情况，阐述了我党的主张。这是我党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开端，而这良好的开端则是在周恩来那热诚而又富有人情味的接待中打开的。
冷静、铁面无情，这指周恩来人格中理智的一面，刚毅的那面。正因为有了这样不同凡俗的理智，他才具有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坚持到底的原则性。在那打打谈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才能击退一次又一次反共逆流，捍卫了党和人民军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10年国共谈判如此，早在30年代初，“伍豪之剑”〔4〕的锋利是闻名遐迩的，这把利剑为党斩除了那些危害之大的叛徒、特务。晚在那“文化大革命”，他自始至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竭尽全力来稳定动乱的社会。这种理智同他情感一样，伴随他一生。
周恩来人格中这种不同的两个侧面，在中外研究周恩来的论著中几乎都言之。而且坦率地讲，一般共产党员、干部及普通人中，或多或少地都具备其中某一点。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侧面都集中体现在周恩来人格上，而且完美地统一。正因如此，周恩来人格才具有伟大而神奇的魁力。
(三)完全彻底的坦诚第一、他人第一、工作第一、谦逊第一
如前所述，张治中、张冲、马歇尔从内心深处钦佩周恩来的为人，主要是钦佩他的坦诚，坦坦荡荡，一身正气；钦佩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品格；钦佩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的献身精神及谦逊好学的美德。这也正是他们被感化的所在。
“坦诚第一、他人第一、工作第一、谦逊第一”，这四大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多少年来，人们都在追求之，修养之，然而能达到周恩来这样完全彻底的程度几乎寥寥无几。也正因如此，他的人格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四)精力充沛、才华横溢、智慧超群
这是人民给周恩来的又一个评价，不仅国人如此，就连马歇尔这位美军五星级上将，也竖起大拇指，称他这位谈判对手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交涉家。凡是与周恩来交往的人，即使初识之人，也强烈地感受到他才华的力量。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读书较多而且很有才华的人，抗战初期周恩来去拜访他，精辟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前途，鼓励他投身抗战。冯玉祥被周恩来的能力、才华深深感动，不仅在日记中写道“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而且在会客室为自己写了八个大字，“吃饭太多，读书太少”。自愧不如恩来。
综上所述，这四方面之特点完美地统一在周恩来身上，形成伟大而又完美的人格。美国作家海明威称其是“一个具有极大魁力和智慧的人。”美国记者白修德则说周恩来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质钢。那么，这个特殊材料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人格支撑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贞不移、奋斗终生的赤子之心。
尚在1917年，19岁的周恩来在临赴日本学习时就给母校师生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报效国家的宏图大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21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这报国之志溶于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中，从此开始了他这位布尔什维克的生涯，出生入死，奋斗不息。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血雨腥风中，我党在国统区的公开办事机关几乎全被查封，仅剩下周恩来领导的红岩办事处。在这险恶形势下，党中央担心周恩来他们的安危，两次来电催促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他们回延安。周恩来的回答是：难以离开，坚持到最后！当年给周恩来作秘书的袁超俊老人回忆：那时，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几天几夜不能合眼，他是作了最坏打算的，他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组织干部疏散转移，另一方面鼓励我们留下的同志坚持斗争。他说：“如果我们被国民党抓起来，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男同志要承认是共产党，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如果再问党组织的情况，就告诉他们党中央在延安，这里是党支部，书记是周恩来，若还问谁是负责人，可以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问别的就说不知道，让他们去找书记周恩来。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是何等伟大的革命献身精神啊！就是这种精神使周恩来他们坚持下来了，击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试想，如果没有周恩来坚持斗争在重庆，那么国共两党合作的桥梁就彻底断了，在强大日军侵略下，中国将怎样呢？中国革命将要推迟多少年呢？……
综上所析，周恩来的人格是中国共产党党格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之魄的具体所在。这种人格力量是强大无比的，是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所替代不了的。其大致表现如下三方面：
1.强大的感召力。被周恩来人格感召的何止前面所提的张治中、张冲等人呢？仅以8年抗战为例，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大部分人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与共产党合作的，诸如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冯玉祥、程潜……
2.广泛的凝聚力。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周恩来如一块强有力的磁铁，把国民党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民族资产阶级、文艺、科学工作者、外国使者、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以及广大群众，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这除了靠我党的统战政策外，更有周恩来人格的魁力。
3.历史的持久潜在力。人格之力不同于物理之力，物理上的力一旦停止作用，力也就消失，最多有一段惯性而已。而人格之力是一种精神，一种传统，它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可以代代继承。诸如前面讲的张治中的人生之路就是一例。又如李宗仁晚年弃暗投明，由台湾回到大陆，这不能不与早年与周恩来的交往有关。如今，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可是为什么一提到周总理人们就如此怀念他呢？连那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亦如此呢，这就是人格力量的潜在持久作用。
总而言之，周恩来的伟大人格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走后，都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进步强大的精神力量。海明威的妻子、美国女作家和记者说得好，“我们认为周恩来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缅怀这位伟人，更是感慨万千。我们衷心感激敬爱的周总理给我们党、我们民族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我们今天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材料，也是下个世纪走向进步、民主、富强的精神食粮。我们不仅要把这笔遗产很好的继承下来，还要代代传下去。用周恩来的人格力量去凝聚人、鼓舞人，用他的精神风范去教育人，塑造人，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民公仆的干部队伍。在以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作者单位：济南市社会科学院)
注释：
〔1〕《周恩来传》上，第305页。
〔2〕民盟建议：在东北的军队让出铁路线，停战5天，国民党军队和平进入长春，然后国共谈判，全盘解决东北问题(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73-674页)。
〔3〕这是马歇尔于1946年5月上旬提的方案，“规定执行小组到何处调查问题上，美方有最后决定权。”以此遏制中共。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在提案上签字，并于5月12日送交周恩来，遭到周恩来拒绝(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81页)。
〔4〕指1927年周恩来亲自组建的铲除叛徒的精干的袭击队。
逄先知：把周恩来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这次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是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的，作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要求研讨会体现“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的精神，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丁关根同志主持，宋平同志、钱其琛同志、朱光亚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国务院各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对这次会议也很重视，积极进行文章的征集和初选工作，这就保证了能够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汇集到会议上来。这是开好会议的基础。到会的各位代表，经过辛勤劳动向会议提交了论文，会议期间积极认真地参加讨论，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使会议开得既紧张有序，又生动活泼。总之，由于中央的重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与会者的努力，我们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达到了中央提出的“要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的要求。
下面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这次研讨会着重讨论的问题
大家提交的论文和会议的讨论，涉及到了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但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周恩来历史地位的评价
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占着怎样的地位？这一点应该说已经有了一系列结论性的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是中央的意见，也是我们大家的共识。研讨会在这样共识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有的文章用“副帅”的概念来说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历史地位。认为周恩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他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所以，“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副帅。”有的文章把周恩来的业绩和贡献放在本世纪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整个历程中进行考察，认为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有的文章认为“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的又一位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
以上都是对周恩来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周恩来的这种崇高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他在一个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显现出杰出的、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形成的。周恩来一生的贡献，许多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全局，其中有几点在这次会议中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是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应该说，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不够的，这次有好几篇文章比较多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都强调周恩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发挥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文章指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期间所做的努力，起到了别人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周恩来不仅支持遵义会议的召开，并且实际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他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是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也是过去研究不够的问题。从建国到1952年7月，周恩来作为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又继续领导朝鲜停战谈判斗争，这期间他起草的有关电报达几百件。三次战役后，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站稳脚跟。此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转到指导镇反工作，对抗美援朝战争，除在关键和重大问题上作出决策，一般地，军事指挥主要由彭德怀负责，谈判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的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周恩来的重大贡献：统筹东北边防军的全部准备工作并保证中共中央出兵援朝决策的贯彻实施；协助毛泽东进行战略筹划和指导；统筹战场保障的需要，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是朝中方面最高决策层关于停战谈判指导的实际操作者。
三是周恩来与60年代上半期国民经济的调整。这段历史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对于周恩来在这个重要时刻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除了人们熟知的周恩来同李富春等一起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外，其他则了解不够。这次会议上有当事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四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这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年“文革”中，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犯了全局性的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受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因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更加提高。提交会议的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贡献，包括：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使共和国大厦不致倾倒；坚持不懈地领导经济工作、科技工作，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内乱的条件下仍取得进展，科技工作有重大突破；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复出；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果断而妥善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阻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开创外交新局面；代表党中央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为国家长远发展指明正确方向等。有的文章指出，“文革”的10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讨论中，大家都非常赞成陈云的精辟论断：“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对上述这些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说明周恩来的历史地位。
多方面事业的开创之功
周恩来从走上中国革命领导岗位起，就负责多方面的工作，尤其在担任共和国总理26年期间，党和国家的几乎每项重要工作，都在他的操劳范围之内，因此，许许多多或者已成历史的或者现在仍然进行的事业，都记载着周恩来的开创之功。这次研讨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这次会议上反映周恩来战争年代贡献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涉及到了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创建人民军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开创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以及统一战线工作等。作者们在系统地研究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周恩来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奠基人、主要缔造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周恩来较早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党的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者、领导者”；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一位伟大奠基人和卓越领导人”。这些评价都是符合实际的。
会议大量文章反映的是建国后周恩来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所立下的功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统战、外交、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经济方面又有：农业、林业、地矿、化工、外贸、核工业、环保、气象、地方经济；军事国防方面又有：国防、海防、空军、武警部队；统战方面又有：人民政协、民族、宗教、港台问题；文化方面又有：教育、文艺、体育、新闻、对外书刊出版、档案、传统文化。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举几个例子：
关于外交。有的文章指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周恩来“以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政党交往的角度说，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和交往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关于科技事业。有的文章说，周恩来“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伟大奠基人”，“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决策者之一，同时又是这项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是“创建中国核工业的主要决策者”，“研制两弹一艇的总指挥”，“中国核电事业的奠基人”。
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有的文章指出，周恩来“首次正确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关于民族工作。有的文章写道：“周恩来是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立人之一，而他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有关论述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方面理论的经典之作。”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许多文章指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探索中，周恩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恩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之一。归纳起来，周恩来的贡献主要有这样一些：坚定而明确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根据国情指明实现四化的具体要求和战略步骤；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这一基本点出发，来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条件、成熟程度和未来发展问题；强调发展经济和实现四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较早看到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想到和可能做到的体制改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一贯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主张既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又要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较早提出采取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的问题。
有的文章把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的特点和风格概括为如下几点：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全局，协调发展；自觉坚持民主作风；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正确处理政府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始终把政府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一系列著名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如：“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改变做起”；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同时又要吸收外国一切好经验好技术，为我所用；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综合平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我们需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这次会议对这些观点的理论的和现实的价值，都有所论述。
领导艺术和思想方法
在长期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实践中，周恩来形成了高超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他的领导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我们党的一份宝贵财产。许多文章和发言涉及到了这点。有的文章把周恩来的领导思想和实践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实践并捍卫列宁关于领袖是一个集团的学说，自觉地把个人溶于领导集体之中，拥护核心，维护团结，举轻若重，善于定位；二是首倡“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并将其融人领导行为之中；三是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强调“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也有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周恩来的领导艺术；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未雨绸缪掌握主动、多谋善断棋高一着。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他的思想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方法贯穿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次入选的文章，有几篇专论周恩来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近年有不少人提出过周恩来是不是哲学家的问题，这次会议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周恩来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很重视理论思维，具有鲜明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和实践中。有的认为，周恩来的哲学思想具有实践性、群众性、应用性的特点，有的称周恩来是“实践的理论家，理论的实践家”。在对周恩来哲学观点和思维方法的阐述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对周恩来提出的“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亦即“求同存异”思想原则的探讨。作者们指出，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非对抗性矛盾和具有对抗非对抗双重性矛盾的处理，而且也适用于可以缓和、需要缓和的对抗性矛盾。它“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内涵、不同性质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和国际问题的处理中均有指导意义”。它“正是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常常被忽略的那一方面的引伸、发展和效果极好的运用”。
党性修养和道德风范
周恩来不仅创造出足以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而且以其党性修养和道德风范为全党树立了楷模。探讨周恩来的精神世界和他的人格魅力，弘扬周恩来的革命精神，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不仅有多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而且大部分文章也都涉及到或渗透着这一内容。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时代的呼唤，人们要求的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正如有的作者所说：“加强对周恩来精神品格的研究，不仅是党史界、理论界的事情，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品格，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兴国、富国、强国，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次研讨周恩来精神世界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周恩来党性修养的内容和方法，周恩来精神品格的基本特征，周恩来高尚人格形成的基础和途径，周恩来与红岩精神的培植，周恩来与大禹精神的发扬，周恩来精神的现实意义等。
有的作者认为，周恩来的优秀的精神品格是多方面的，但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有三个特征：心系人民、淡泊名利、严以责己。其中，心系人民，无私奉献，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精神品格的核心和真谛。
有的作者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八个方面：无我精神、求是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精神，并且指出：绝不应把“周恩来精神”视之为单纯的道德主义概念，而应把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精神等内容都包括进去；提出“周恩来精神”，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有缺点、弱点和错误，更不是把他偶像化，而是提倡一种高尚的情操、高洁的人格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状态。
周恩来研究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没有专文论述，但不少文章涉及到了这点。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研究周恩来，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的业绩和品德，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先人的奋斗和探索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新事业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探索的基础上(包括成功的经验、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失败的教训、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发展而来的。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探索中的重要成员，研究他的探索历程和思想理论观点，对今天确有重要意义。如前面列举的许多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观点，虽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指导作用或借鉴意义。研究和学习这些理论观点，也有助于理解邓小平理论。至于周恩来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优良的工作作风，高尚的道德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更是我们应该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的。研究周恩来，绝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以上，对这次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归纳。下面再谈谈这次会议的几个特点。
二、这次研讨会的几个特点
周恩来研究是从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开展起来的，发展势头很快。据统计，20多年来，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著作约500多种，发表的各类文章约6000多篇。这次会议检阅了20多年来周恩来研究的成果，同时又把周恩来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会议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研究工作在向深层次发展
周恩来研究开展之初，主要是对周恩来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的缅怀追念，是粗线条的，侧重于纪念性的。以后发展为对周恩来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关系的考察，侧重于搞清历史事实。随着多种周恩来专题文集的出版和大量档案材料的公布，人们开始重视对周恩来理论贡献的研究。这次会议突出地表明，对周恩来的研究，在继续搞清重要史实的同时，重点在向思想理论层次发展。会议99篇论文中，绝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统战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领导思想、哲学思想等。
同时，对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讨论了一些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如有的文章不仅指明了周恩来作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长达50年之久的事实，而且探讨了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保持这一地位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再如，以往人们研究我们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很少讲到周恩来的贡献，这次有好几篇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过去一般认为周恩来主要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周恩来在系统阐述过程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而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还有一些问题，过去也曾讨论过，但这次的讨论，认识更加系统化、也更加深入了。如周恩来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贡献，就是如此。再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有的文章对比研究建国后周恩来的3篇讲话，不仅指出这3篇历史文献代表着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为新时期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基础(这是众所公认的)，而且进一步提供了3篇讲话的具体背景材料，概括了它们各自的鲜明特点：“1951年那一篇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1956年那一篇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1962年那一篇的特点，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诸如这类问题的探讨，以及前面提到的有关历史定位问题和思想理论、精神风范方面讨论的情况，都表明对周恩来的研究和认识在深化。
从讨论内容涉及的时期来看，10年来也有很大变化。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研讨会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建国前的；1993年95周年研讨会时，建国前、建国后大体各占一半；这次100周年研讨会，大部分是关于建国后的。这同中共党史研究重点的逐步转移是相一致的。
进一步挖掘了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从总体看，材料丰富，是这次会议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特别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提交的论文，大都是在系统查阅所存建国后有关档案的基础上写成的，材料非常丰富而翔实。许多材料是鲜为人知的，是第一次披露的。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据中联部提交的论周恩来政党外交思想和实践一文的介绍，周恩来有关党的对外工作的论述，见诸文字的，仅中联部保存的就有数千份，中联部的这篇文章，当然就是在充分查阅所存档案的基础上，并参阅其他材料写成的，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中央和国家机关提供研究论文，这是这次研讨会非常突出的一点。这些文章为研讨会增色不少，也大大开拓了研究领域。
独立地提出一些看法，有不同意见的交流
这方面的情况，前边已经讲到了一些，这里再举三个例子。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这是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除充分肯定周恩来的贡献以外，也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交流。如有的作者提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相忍”和“违心”，还是“抵制”和“抗争”这样一个问题。作者的意见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不是“相忍”和“违心”，而是“抵制”和“抗争”。理由是：第一，周恩来全力保护老干部，他对迫害、打倒老干部的抵制和抗争，多于相忍；他态度坚决地保护干部的努力，多于“违心”。第二，周恩来坚决反对极左，在阻止“文革”混乱局面，防止“文革”局势恶化的问题上，同极左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第三，周恩来在1972年曾进行过一些整顿工作，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条件。那末，周恩来为什么没有被打倒？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相忍”和“违心”保住了自己，而是因为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林、江集团难抓把柄，同时，周恩来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别人无法替代，周恩来高尚的人格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林、江集团既想扳倒他，又惧怕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