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文章考察了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认为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文艺思想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周恩来本人文艺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即直接承前和继往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启后和开来于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连结50年代后期以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另有论文作者认为，用“桥梁”和“纽带”来说明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不够的，他的看法是：“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革命文艺实际问题作出卓越贡献者应当首推毛泽东，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解决中国文艺实际问题作出卓越贡献的当属周恩来。”
对周恩来精神的讨论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重申了“三位一体”的观点，即认为我国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周恩来精神“三者缺一不可”，因为再好的理论、再正确的路线方针也要靠干部去贯彻执行，而对干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这个观点，有些同志赞成，有些同志不赞成。不赞成的认为，不能把周恩来精神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平列起来，称作“三位一体”。这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都包括“精神”的内容。
作者队伍有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的学者
会议收到的文章共99篇，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站在学术理论前列的著名专家，也有踏入研究岗位不久的年轻学者；既有专业理论工作者，也有实际工作者；既有高层领导干部，也有一般研究人员。从年龄段来看，年轻的二十几岁，年老的八九十岁，最多的是三四十岁的人。特约文章作者，都是著名学者和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年龄当然偏大；经过评选的89篇文章作者，50岁以下的有57人，占64%。再从专业职务看，89名文章作者中，有60多名具有高级职称，占70%以上，其中有正高职称的31人，占35%。这样的作者队伍，保证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平，同时也表明周恩来研究后继有人。
三、进一步加强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意见
前面讲到，20多年来，周恩来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这次会议又显示了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将是一个长期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周恩来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在周恩来研究中，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综合性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可以首先从加强专题研究入手。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也有，但不很多。现在正式出版的周恩来著作已有十多种：《周恩来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论文艺》、《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周恩来手迹选》等，此外还有总计达360多万字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以及众多的回忆文集。应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已可以着手进行系统的、深层次的专题研究了。比如有关周恩来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统战思想、外交思想、科技思想、文化思想的研究，周恩来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研究，周恩来治国方略、领导艺术、思想方法的研究，尤其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完满结合的周恩来精神的研究，都是我们应该着力进行的。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涌现。
以更广阔的视野考察研究问题
这就是要把周恩来的生平业绩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放到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整个中共领导集体、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比如研究东南亚外交的打开问题，首先就应该研究二次大战后东南亚的形势是怎样的，然后考察周恩来是如何顺应这种形势开展工作的，以及他的工作对中国外交局面的打开和整个东南亚形势的进一步变化起了怎样的作用。再如，研究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他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一定要放到党中央集体探索之中，从全党的角度搞清楚这些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周恩来是处在中央领导集体之中，他一方面对集体领导作出重大贡献，另方面又不能不受到这个集体的制约。研究周恩来，同时必须研究(至少也应了解)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著作、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在某种时期、某些问题上又有一些磨擦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党中央是一个集体，许多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往往不是哪一个人提出和决定的，是集体创作，不断补充、完善而形成的。比如，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朱德、毛泽东共同提出的；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是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共同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也是集体确定的。有的观点和意见还是其他领导人提出而被中央采纳的。当然，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他的思想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对周恩来的影响最大。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历史给周恩来提供的舞台，比毛泽东要小得多。周恩来的回旋余地有时是有限的甚至是很小的。总之，研究周恩来，一定要把他放在集体之中，一定要同时了解和熟悉其他领袖人物，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才能准确把握周恩来的贡献所在，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
这里还涉及一个如何对待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一样，周恩来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他的缺点甚至错误。这是无需讳言的。研究周恩来的这一个方面，并不是贬低周恩来，也丝毫不会损害他。无论研究周恩来，还是研究其他历史人物，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都要采取客观的态度，一句话，都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
多学科合作和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
要把周恩来生平业绩的研究，特别是他的思想理论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必须有多学科，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外交学、科学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的相互配合。这是因为周恩来活动和思考的领域非常广泛，没有多学科的合作，就不可能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比较薄弱，今后应大力加强。关于研究方法问题，这次入选的文章中，有的运用计量、实证的方法，通过对《周恩来选集》引文的研究，探讨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关系，并得出“周恩来在许多重大理论领域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实践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结论。有的文章对周恩来的社会发展观同西方发展理论作了比较研究，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同一的，各个国家、民族应当努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周恩来的社会发展观，既把握时代潮流，又注重中国特色，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还有的文章对领袖人物的思想作了对比研究。如研究周恩来人民民主思想的文章，首先考察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理论所做出的“巨大的、同代人中无可比肩的历史性贡献”，然后再考察周恩来在这方面独到的贡献。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还有心理学的方法等，都可以尝试运用。
研究工作与宣传教育工作相结合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使领袖人物研究从少数学者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的问题。科学研究是正确的宣传工作的基础；宣传工作可以把科研成果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周恩来是我们全民族的英雄，他的辉煌的一生、光辉的业绩、高尚的品德，不单单是研究者们书斋中的课题，更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伟大榜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好教材。因此，必须把研究与宣传结合起来。对领袖人物的宣传，既可以写成书和文章，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电影、电视、光盘、画册、戏剧等等。韩素音女士在她所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的序言中说：“我认为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应该讲授周恩来以及他的战友和同事们的生平，是他们谱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这篇光辉灿烂的史诗。”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想法。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还应注意对一些恶意宣传作出批驳，对一些不负责任的作品进行订正。某些海外的敌对势力，专以丑化、攻击我们党的领袖为能事，对此我们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对某些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和以讹传讹的说法，也应注意加以澄清。总之，要以周恩来为榜样，教育新一代，也使年龄大一点的人重新受到周恩来精神的教育。
周恩来研究是需要不断深入发展、长期进行下去的课题。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