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建军思想，并从理论的高度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概括其要点，一是明确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明确指出：“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在此已比较明确地包含了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二是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指明了党领导军队的正确方法。三是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任务，明确指出，“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12〕12月底，根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大会通过的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文献，其中无疑包含了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阐发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的杰出贡献。
探索武装斗争道路，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武装斗争道路？把党的军事工作中心放在城市还是农村？在这一关系人民军队生存发展和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积极探索，实事求是，逐步认识到党的军事工作中心必须放在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早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时，他就萌生了“先占农村，再图城市”的思想，主张先进入海陆丰地区，建立工农政权，待条件具备时，再取广州。起义军受挫后，他患病躺在担架上，仍坚持要带队伍去海陆丰。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实行农村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1929年，他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重要思想，这同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为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真理，抵制“左”倾盲动错误，积极支持和组织开展广大农村的武装斗争。1928年初，当贺龙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党内有不同意见时，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情况，力主让贺龙去。临行前，他向贺龙明确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农村武装割据方针。〔13〕为了推动全国各地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展，周恩来在组织人力、物力支援红军和苏区建设方面，以其严细周密的作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夏，他在上海主持举办了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为苏区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他还组建了情报机构、秘密交通站，并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了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商店，为苏区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工农红军犹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这是与周恩来坚持把军事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正确工作方针分不开的。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卓越工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在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军治军思想，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对加强新时期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指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生涯反映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自强不息的光辉历程。”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丰富的治军思想、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军治军思想，目的就在于从中汲取宝贵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我军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新世纪。
第一，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在我军现代化建设新的征途上，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站在党的旗帜下，一切听从党指挥”。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把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作为一条建军的根本原则。明确指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在指导全国红军的创建中，他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绝不能动摇”。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军队才能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动的情况下，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军进行“非党化”的政治图谋，我们只有更加坚定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思想、政治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才能战胜一切困难，经受住各种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是关系军队建设全局和决定军队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人民解放军所以成为一支伟大的军队，是由于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艰苦实践中，始终把建立和维护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为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把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既给军队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也给军队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我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只有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亲密无间的血肉联系，才能切实履行我军的职能，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安全保证，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三，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定不移地用无产阶级思想贯注部队，不断增强官兵抵御“酒绿灯红”影响的能力。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是老一辈革命家治党治军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条重要原则。周恩来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开创者，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是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实践的重要特征之一。周恩来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对于今天加强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在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要使部队官兵抵御住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重要的就是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武装广大官兵的头脑，用无产阶级思想贯注部队，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江主席“五句话”的总要求，努力把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四，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是根据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坚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过去，我军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始终把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造就人才，作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不论是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里，他从未放松过对人才的培养。在党的六大期间，他作为大会秘书长在繁忙的事务中，还抽出时间专门组织代表们进行军事训练。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军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七十年来，这所大学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干部。”“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特殊贡献。”现在，我军处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教育训练。我们要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实现军队建设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人才培养这个关键不放。我们一定要按照江主席“两个武装”的指示，下功夫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下功夫学习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知识，以闻鸡起舞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学习一切需要学习的东西，把我军这所大学校办得更好、更有成效，把教育训练质量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第五，认真研究周恩来创建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实践，就要大力加强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更好地担负起跨世纪的历史重任。周恩来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他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缘于他卓越的才能，也缘于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思想风范。正是由于在周恩来身上集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因而产生出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深刻地影响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邓小平同志就称周恩来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14〕在世纪之交，在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奋斗中，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肩负着全面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作为军队领导干部一定要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金钱关、权力关、美色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带出过硬的部队，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让江主席放心，让党和人民放心。
(作者单位：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石家庄陆军学院)
注释：
〔1〕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15日。
〔2〕《政治工作须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6年出版。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4〕《朱德选集》第126页、第393页。
〔5〕《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宣传纲要》，《南昌起义资料》第2页。
〔6〕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1页。
〔7〕〔9〕〔10〕《周恩来传》1898-1949，第148页、第198页、第199页。
〔8〕1984年11月20日杨成武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谈话记录。
〔11〕《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12〕《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41页。
〔13〕《周恩来与贺龙》第6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5页、第260页。
薛 钰：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斗争的成败胜负，直接影响到革命的每一进程。周恩来，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人与卓越领导者。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保卫、机要、通讯等工作，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民主革命时期情报保卫工作方面探讨周恩来对我党隐蔽战线的贡献。
一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由于未能把情报手段作为必要的斗争武器，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处于被动地位。虽然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沪西、浦东区委成立过对付工贼和奸细的秘密组织，但这只是基层党任务单一的组织，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是党的情报保卫机构的雏形。周恩来等中共负责同志对情报保卫工作的认识与重视，是从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的教训后开始的。1927年5月间，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倡议并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科)，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它标志着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开始萌芽。
特务处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如夏斗寅、许克祥叛变，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及汪精卫召开秘密反共会议等等。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由周恩来主持组建并领导的特务处存在时间只有几个月，但它宣告了党的隐蔽战线的开辟，也记录下周恩来作为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的光荣一页。
二战时期，周恩来对隐蔽战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创立和指导中央特科工作中。1927年11月，在周恩来的筹划领导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会上，规定特科由组织局(周恩来任代理主任)直接领导。为加强对特科工作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又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主持的决策机关——中央特务委员会。
在特科组建、发展、完善的全过程中，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业绩卓著。
第一，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周恩来领导特科期间，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是：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曾多次制止并严厉批评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背离党的长远利益和秘密工作原则，追求表面轰轰烈烈，热衷于单纯恐怖行动的倾向，使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但是，在周恩来1931年底离开中央到苏区工作后，特科后期工作逐渐偏离既定原则，放弃了反间这一重要任务，从1933年至1934年连续7次在公开场合惩治国民党特务，3次盲目制裁所谓内奸。由于一再暴露在敌人面前，又不能有效地防御敌人的破坏，两批“红队”(即惩办罪大恶极的叛徒的红色恐怖队)同志被捕牺牲，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情报保卫工作中的表现，也从反面证明了周恩来为特科制订的指导思想、原则的正确。
第二，制订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为卓有成效地侦获情报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在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屡创战绩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确了情报与保卫二者关系，使中央特科的情报科与特务科(行动队)既有不同侧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分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等，这些，为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保卫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获取情报工作方法，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形成了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的两种类型：即直指敌人要害的“打进去”和“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即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重要部门，获取核心秘密。在是否派人打入敌特机构问题上，中央特委曾产生过不同意见，担心这会帮助了敌人，但周恩来坚决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1〕在他的指导下，后被他誉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核心机构，使党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一举一动。在获取的大量重要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是及时侦获了掌握党的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周恩来获悉警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避免了这次后果不堪设想的毁灭性破坏。
所谓“拉出来”，即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周恩来经常强调，建立强有力的反间谍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他研究并批准特科在国民党专业反共领导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拉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杨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面的关系，多次提供了国民党特务行动部署和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叛徒、奸细情报，帮助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获释，对保卫党中央、清理内奸、打击敌特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的情报侦察工作历史上争取、运用秘密反间力量的一个最早的成功典范。
除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李克农小组还获取了蒋介石将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二次“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具体时间等绝密战略情报，周恩来设法将其通报根据地，为红军指挥部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部署，取得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第三，为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一支坚强的队伍。在敌人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成功地做好情报保卫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员。周恩来对进入特科的情工人员不仅进行严格的考察，并且经常教育他们要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自觉的纪律意识和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当他发现个别人员有流氓习气，马上进行了两次整顿，纯洁了队伍，并把一批经过长期训练和斗争考验、对党绝对忠实的优秀同志补充进来。为不断提高情工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能力，周恩来还在条件极为险恶的情况下，为特科举办了训练班。他亲自为学员作政治报告，讲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秘密工作纪律，并对学员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
对周恩来所创建和领导的特科的性质和特点，曾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说特科采用了“接近中国几世纪来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2〕；也有的说特科是“仿造”俄国地下党的组织。但是，如果分析了以上周恩来为特科制订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特科是具有坚定政治信念和自己特色的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中共情工战线的创立确有向苏联学习的一面。周恩来多次回忆过1928年他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曾为建立中共情工战线“取经”，苏共中央同志向他介绍了“契卡”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即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筹款、制裁叛徒；这个工作不许在党内搞(即不能对党内的同志采取搞情报、特工这类手段)〔3〕。但是，特科绝不是苏联特工的翻版。在工作实践中，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钱美女诱惑的一些做法，因而取得了威震敌胆的光辉业绩。可以说，作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专业机构的雏形，周恩来对特科的指导，为党的隐蔽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正式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政治、军事上获得迅速发展，决策中枢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因此，党的情报工作也逐渐发展变化，具有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虽然特科后期在南京和红军根据地所在各省建立了军事政治情报据点和情报关系，但主要还是在上海与几个国特机构打交道。与此狭窄范围相比，抗战爆发后，中央先后新建或扩建、调整了按地区划分的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报工作机构，情工据点和人员都大大增加。在1939年2月组建中央社会部基础上，1941年9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一、根据形势的发展，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情工战线有别于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情报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对统战工作的倡导、推动息息相关。在抗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指出：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4〕。另一方面，第二次国共合作、党的统战思想深入人心的政治形势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也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周恩来在通观全局，全面分析了斗争形势和敌我友各方力量对比后，提出了广交朋友，“以统战带动情报”、“寓情报于统战中”的思想〔5〕。周恩来的分析，不仅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的性质，也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
抗战时期，党需要及时掌握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赞同中共统战政策，对蒋介石统治不满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及社会各界朋友，他们愿意为共产党献策出力，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因此，周恩来多次指出：情报工作要通过交朋友，通过往来谈话做工作；要建立据点，建立关系，深入社会；要见缝插针，做串门的生意；扩大了团结的基础，即扩大了工作开展的可能。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我在重庆时还不是做情报工作？我经常到蒋介石、冯玉祥、贺耀组家，我就从中看出李德全、倪斐君是进步的……
在周恩来这些思想和他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指导下，党的统战、情报两项工作有机协调，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党的干部诚心诚意地与各界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有时从一些统战渠道就得到情报来源。杨尚昆在纪念中共情报战线杰出负责人李克农诞辰90周年时曾引用了他生前对自己的一个评价：“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6〕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周恩来指导下党的情工战线的真实写照。
除了理论上的指导外，周恩来对派出的担负特殊任务的同志，大都亲自谈话、做具体指导。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仅以对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及情报工作为例，他不仅与派到白崇禧身边后任其机要秘书的谢和赓面谈鼓励，后又指示，设法将对中共抗战主张颇为赞同的桂系代表刘仲容安置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做谢和赓的助手，周恩来还当面对他们二人的工作配合做了具体指示。这样，刘可方便地利用桂系代表的公务身分传递谢和赓获取的机密情报和他自己获悉的广西统战活动的情报。另外，在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中校参谋的杨德华原是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曾向他介绍过共产党抗战主张并介绍他去桂系工作。1938年，杨利用到汉口参加战区代表会等机会，几乎每月一次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等人汇报第五战区所指挥的50万地方军概况，每隔两三月送一次战区作战计划。这些，对党及时掌握敌、我、友动态，推动统战工作起到重要参考作用〔7〕。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党的情报工作在宽广的领域和深厚的统战基础上迅速发展。情报来源和渠道扩大了；数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不仅开创了情报工作的崭新局面，而且逐步形成了中共情报工作与统战相结合的独特风格。
二、制定秘密工作原则，保证隐蔽战线工作的顺利发展
中共地下工作经验之丰富举世罕见。抗战时期，周恩来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根据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十年内战时中央和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具体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政策。这是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对情工人员意义尤其重大。
“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职业化。在国统区，情工人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不可能做到社会化、合法化，更不用说长期埋伏、获取党所需要的情报。周恩来要求每个秘密工作人员都以固定职业作掩护，并按照职业要求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他指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8〕针对叛徒顾顺章叛变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其中说到了如何从外表破绽及住房外的报警标志等识别共产党员，周恩来指示情工人员透彻研究此书，有的放矢地改进隐蔽方法。为使身分社会化，深入敌特内部，周恩来多次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打进敌人内部的情工人员，周恩来要求他们具备、利用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仅举一例：情工人员沈安娜年轻时曾专修速记，又练得一笔好字，具备了国民党机要人员的必备条件，于1938年接受周恩来指示，“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当她提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时，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她谈话，指出：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要从革命大局着想，长期隐蔽埋伏下去。沈安娜精湛的速记特长为她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掩护条件，是她搜集情报的主要工具。在国民党此阶段历届中央全体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政会议上，她都负责速记工作，曾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构的报告，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情报。如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加紧策划第一次反共高潮。会前，她就看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关于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的草稿原件，立即摘要抄送组织。文件正式通过后(后一文件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她又及时将油印原件送交组织。党中央后来从其他渠道也获得这两份反共文件，据以编成《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9〕。
因为情报工作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因此，周恩来非常强调党的情报工作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急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战略情报作为决定重大战略问题的参考和依据。这使党的情报工作发生重大战略转变，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到了搜集和研究军政战略性综合情报。周恩来具体布置了对蒋管区国民党党、政、军、文、特等各方面的组织、人员及实力进行全面调查。1941年1月，周恩来在布置西南党组织任务时，特别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10〕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在此精神指导下，情工人员将情报工作与党的整个路线、战略、策略密切联系，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与情报工作紧密结合，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直接了解内幕情况，再将调查获取的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情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样，获取机密情报的质量得以提高，情报工作得以开拓、深化，送交中央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情报，对抗战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深受周恩来器重，后奉命负责组建和统一领导华南情报局的潘汉年主持了对香港、上海等沦陷区的情报工作。通过向日伪情报机关特别是日本最大的在华情报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的渗透，大量情报汇集在他的敌后情报网上。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高质量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央：日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会议决议案；日本扫荡兵力、时间、路线；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指示；蒋日勾结详情等等，这些，为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和根据地反“扫荡”、反“清乡”斗争提供了依据，华南情报局的工作也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三、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近些年来，一些书刊披露了中共情报系统获取苏德战争情报的内幕，但很少提及的是，这些机密情报的侦悉也得益于周恩来的布置与指导。首先，关于对德国突袭苏联的及时报警，是不同的情报系统先后发出的。被称为“国际巨谍”、30年代曾在上海主持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的里夏德·佐尔格最早获得并向苏联领导人传递了这项情报，但未被重视。此时，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并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阎宝航，在一次社交场合获得德国1941年6月20日前后一周内将突袭苏联的情报，周恩来得此报告后立即作出这一情报是真实可信的正确判断，为不延误时间，他直接用俄文拟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延安总部立即通报莫斯科。这份由中共领导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报机构签发的情报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11〕。另一情报来源来自潘汉年情报网络。在收到若干分析预测性情报信息基础上，潘汉年又从一位留港要人处获悉美国作出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估计，即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提前发出“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于6月20日及时转告苏方。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感谢中共情报使苏军得以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12〕。
另外，潘汉年情报系统还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所获取的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战略主导思想是南进而不是北进的战略情报，苏联在获得这类情报信息基础上，才敢于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参加莫斯科保卫战。接受周恩来布置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还侦获了日本王牌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书面材料原件，包括军队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部队番号人数……周恩来看到这无一不备的情报，立即令南方局拍照报送延安并通报苏联，这使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开战后，按图索骥、势如破竹地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工事，使日本企图以东北为基地作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13〕。
历史证明，周恩来和他指导下的中共情工战线在搜集提供战略情报方面建立了特殊功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三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从党的情报工作历史来看，这一时期国内情报工作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说是发展的最高点。
一、指导情报工作根据形势特点，为军事斗争服务
在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来自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是以可靠的军事情报为基础的。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和周恩来提出了情报工作为军事斗争服务，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手段打击敌军的要求。这使全国情报机关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情工人员深入国民党机密决策机关，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战略性、动向性重要军政情报，为解放战争战略方针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仅以党的情报工作重地南京为例：在南京国民党党政军心脏部门，如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军司令部、国防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甚至军统南京电台总站、美军顾问团雇员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用电台呼号被掌握，密码被破译，连蒋介石的电话也能听到。受周恩来派遣、指导的潘汉年负责着南京等几个情报工作据点的联系和情报审定签发工作。这一时期，潘汉年系统向中情部报告的国民党上层核心机密情报就有：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从海上向东北军事运输情况；国民党徐蚌会战部署、国防部战斗序列、淞沪警备计划及工事建筑要图；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的组织系统、补给表、军队运输情况；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还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及《江阴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1948年初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军事指挥中枢急需对未来作战指挥绝对必要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军事地图，青年时代曾参与刺蒋、汪，后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华克之受命设法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获取了一批日军为侵华制作的，限师以上军官使用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大比例军用地图，并分五批辗转送往中央。这些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为此中央曾多次对潘系统工作予以表扬。
周恩来亲自派出、指导的情工人员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如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期间，胡宗南集结10倍于我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而周恩来1936年就在胡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熊向晖现已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将蒋介石密电胡闪击延安的时间、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一举一动均事先报告了中情部。毛主席转战陕北，能料事如神、随心所欲地牵着敌人鼻子走，一个重要原因是依靠了这些迅速准确的情报。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北战场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14〕。又如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将1945年11月间蒋介石召开两次军事会议讨论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和对我兵力、特点估测的会议记录全部抄出报送中央，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后周恩来在重庆表扬她所属的吴克坚系统这一时期提供的情报“迅速、准确”〔15〕。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16〕，党中央也称赞中情部获取的军政情报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7〕。
二、推动、指导公开情报事业的发展
党的公开情报工作从抗战时期就逐步开展起来，到解放战争时期已比较系统化。周恩来对公开情报一直非常重视，他在抗战时期就说过：要拿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相互印证，来鉴别筛选情报，观察敌人动向，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18〕。后来他又指出：公开情报研究工作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在他的指导下，中情部专门设立了公开情报研究部门“书报简讯社”，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大量报刊书籍运往延安。如晋绥边区情报组织设法系统定购日文报纸13种、中文报纸10种及大量书刊、年鉴，并专门建立了两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送敌伪书报〔19〕。这些资料经积累、研究后，形成对重要事件、问题、人物、组织的系统情报。如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公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名)和少将以上军官(58名)的降日名单(1941-1943年8月)、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根据平时积累的资料提供中央的。在全国解放前夕，“书报简讯社”编写了平津等十几个省市总计数百万字的资料，其中对国民党重要机构、企事业，以及社团、帮会的历史沿革、现状、主要人物都有系统、全面、详尽的介绍，对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情报。这些工作得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曾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20〕以后经周恩来批准的有关报告也曾指出：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公开调查研究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密切结合，互相佐证，两者不偏废。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公开情报研究工作指导思想和一整套业务工作方针方法逐步形成；公开情报与秘密情报并重成为党的情报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党也成为世界上最先实行此项原则者之一。以前，对公开情报工作及周恩来的指示极少介绍，笔者认为，对这方面工作的历史作用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对统战策反工作的指导
统战策反是党中央交给周恩来分工领导的中央情报部的重要任务。周恩来一向认为国民党内部“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21〕，在各种复杂微妙随时变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因此，长期以来他与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从未间断，并派人通过各种渠道策动他们弃暗投明。可以说，解放战争中每个重要战役的胜利，都有他所领导的对敌军工作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贡献。如1946年9月他与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联系，争取了他在1947年初的莱芜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1946年夏他约见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指示他们加紧策反工作，后他们在淮海战役中率两万余人起义；他与国民党三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建立联系并做了长期工作，使吴在济南战役中率两万人起义；还有经他做工作后起义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华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阵营的傅作义；由南方局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良好关系，于1949年起义的西南地区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又如他指导策动了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和著名的“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连信号、联络的方法细节都由他安排。据统计，解放战争中起义人员达177万，占被歼敌军总数的22%〔22〕。这些起义，增强了解放军的政治声势，减少了战场的阻力、压力和牺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一切都包含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和无数情工人员历尽艰辛的卓越功绩。
在党的隐蔽战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主要奠基者、领导者。在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直接指导和具体过问下，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党的情报工作在政治、业务、组织建设上有了创造性的构思，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工作的极大威力。在战争年代，周恩来曾这样说过：党不能为情报保卫部门到处宣扬，这是一个长期埋头的艰苦工作……将来革命成功了，党史上要写上去。可以相信，周恩来对党的隐蔽战线的杰出贡献，无数曾在这条战线上不为名利、任劳任怨、抛洒热血、奋斗终生的无名英雄们的辉煌业绩将越来越多地为世人所知。它们将永载青史，也将永远留在后辈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