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1〕方可、单木：《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2〕(英)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第119页。
〔3〕访问罗青长谈话记录，1997年6月26日。
〔4〕〔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46页，第463页。
〔5〕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8月。转引自吕荣斌：《周恩来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6〕《纪念李克农文集》，北京时事印刷厂1989年印刷，第1页。
〔7〕〔20〕开诚：《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56一161页，第254页。
〔9〕《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印刷，第28-37页；访问沈安娜谈话记录，1997年7月16日。
〔10〕〔2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1页，第210页。
〔11〕〔13〕罗青长：《世界反法西斯的无名英雄》，《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5页，第56页。
〔12〕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7页。
〔14〕转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页。
〔15〕转弓引自《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
〔16〕林聪：《李克农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
〔17〕《中共中央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1949年11月。
〔18〕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情报史资料编辑小组：《中国共产党情
报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30页。
〔19〕《纪念陈养山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22〕《南方局军事组前段工作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215页。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孙家荣 徐向群：周恩来与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周恩来自始至终参加和组织指挥了红军长征，又在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遵义会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胜利的壮丽史诗中，永远流传和吟唱着周恩来的伟大业绩。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镌刻着周恩来的卓著功勋。
为长征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准备工作，长征初期为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1〕在“三人团”内部，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这是一个大行动，其组织实施是极其细致具体的工作。周恩来一方面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在自己职权所及范围内尽量地为革命负责，对错误路线及其决定进行一定的抵制和纠正。如在干部走与留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等同志随中央红军长征，并坚决反对将年高体弱伤病的领导同志分散到野战部队去，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领导干部，应该说这也为我党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结束“左”倾领导，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实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埋下了伏笔，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
长征前夕，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机敏，指导了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秘密谈判，在围堵的“铁桶”上打开一个缺口，使红军长征初期能够较顺利地突破前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一贯在对付红军作战中削弱地方与非嫡系势力。陈济棠是广东地方实力派，他明白蒋介石要利用他消灭红军，同时削弱他。“为了保存实力，陈济棠在我党共同抗日主张的号召下，派人找到我们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属，要他向周恩来传话。”〔2〕周恩来和朱德对此非常重视，决定利用谈判与陈达成友好协议，以利用蒋陈矛盾，创造对红军有利的形势。1934年9、10月间，在周恩来的主持指导下，我方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与陈方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最后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这样，在红军战略转移时陈济棠以不侵占广东地盘为限，按约后撤20公里，使红军未经较大战斗通过了封锁线。“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如此顺利、迅速地通过陈管区，是我们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分不开，所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的，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3〕
长征开始后，周恩来经常深入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特别是湘江战役后险象环生的形势下，周恩来毅然挑起了重担，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
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般认为，王稼祥、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七大选举时就此专门讲了话，肯定了他们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对开好遵义会议的作用。而长征的主持筹划工作是由“三人团”负责的，它的成员对长征红军行动拥有决定权。周恩来就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中地位重要又特殊。周恩来以其实际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分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更是作出了自己特殊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4〕可见，周恩来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转折的关键领导人。
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转兵意见，对红军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得到开会的基本条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是在被斯诺称为“举国大迁移”的战略转移行动中召开的，开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突围转移时，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动40万兵力，几十架飞机，实行围追堵截，决心彻底消灭中央红军。而红军战略转移初期呈现出甬道式“大搬家”形式，部队不能灵活机动取得战斗的主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湘江一战后，部队损失惨重，且疲惫不堪。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5〕“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6〕“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冷静地、以负责任的态度思考红军的行动方向。在被李德称为“飞行会议”的通道会议上，周恩来以其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和会议主持人的身分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西向的主张，使这一正确主张不仅被中央领导人多数接受，而且成为红军行动的实际指导方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愤愤地说：“这次他(指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7〕足见周恩来意见的作用。会后，周恩来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转兵贵州夺取黎平的战斗行动，使红军转兵迅速成为现实。由于通道会议并未形成正式决定，而且博古、李德仍执意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仍在继续，这就是周恩来说的“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于是占领黎平后，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作为当时党和红军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8〕周恩来的这一决定非常关键，因而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9〕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确定了新的行动方针。这一方针非常重要。“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10〕正因为有这两次会议的正确决定，红军才开始摆脱围追堵截，获得了长征以来最长的休整时间，得到了开会的基本条件，即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宝贵的时间。若没有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作出果断决定，是不可能有条件召开遵义会议的。
在排除李德的错误指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是一次检讨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的会议，没有会前对“左”的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是开不好遵义会议的。不排除错误的军事领导也是难以开好的，于是排除李德的错误指挥成为遵义会议的又一重要条件。周恩来在这一斗争中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曾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1〕排除李德的指挥权是从湘江战役后就开始的，伍修权说：“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李德本人面对艰难险恶的军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12〕而周恩来主持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则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否决了李德的错误方针，完全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李德的指挥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但李德仍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于是中央不得不于1935年1月1日召开猴场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正确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3〕开始纠正“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军委的集体领导，并要求军委向政治局负责任，这就基本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从此毛泽东的思想在军事指挥中起作用了，而落实体现和“具体指挥的则是周恩来同志”。〔14〕此外，周恩来还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精心组织和部署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组织工作。进占遵义后，更是精心安排会议议程，拟定并通知参加会议人员，组织红军各军团进行战略展开，以确保会议安全。可以说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称职的“秘书长”。
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以胜利的重要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中共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中国革命也因此开始了新的转折。这次会议的胜利是党和红军领导人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其中特别是周恩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特别肯定了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对红一师领导同志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5〕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16〕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红军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起了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对军事路线的认识是从认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在会上，博古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根据当时形势，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他过分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完全不反思自己，不承担领导责任，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和解释。周恩来则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和军事路线，他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态度”。〔17〕这与博古截然不同，连李德都感觉到了，他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18〕在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的分析，赞同毛泽东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的批评，赞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的阐述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李德气恼又无奈地认为这是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19〕周恩来鲜明的态度和观点在会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负直接责任的身分表明的态度显然是有很大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促使不少同志对“左”倾错误有新的认识，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开始了军事路线的重大转变。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在遵义会议这样的形势下，“三人团”已名存实亡，而且“三人团”的领导方式在党内生活和实施领导上是极不正常的，不能继续保存。博古、李德拒不承认错误，已不适宜也不可能承担领导责任。对红军的军事路线持有正确观点，并已为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的毛泽东还在政治局常委之外，为了推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及正确地指导红军作战，保证红军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20〕周恩来的全力推举使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参与决策。会议还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常委分工时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1〕这样毛泽东以常委的身分进入了军事指挥，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经调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的最高统帅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进入这个统帅部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也由此开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一度产生过怀疑和不理解，也产生过抱怨。周恩来进行耐心地解释、说服工作，有时也批评错误意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也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地位。集中反映在两件事上：一是打鼓新场一仗打与不打的问题，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变为红军的作战行动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这样虽然可以发挥大家的才智，但也带来新问题，对许多具体问题争论不休，使指挥员难下决心，难以部署，对红军作战不利。1935年3月，就打鼓新场要不要打的问题开会讨论时，毛泽东经分析主张不打，但大多数人同意打，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半夜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后来敌情通报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和危险。二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时，红军队伍中和红军领导人中的思想波动。四渡赤水是在云贵川边界地区机动作战，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妙趣横生，精彩纷呈，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奇观。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由于数月连续行军作战，迂回穿插，部队很疲劳，加上行军多，打仗少，于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最严重的是林彪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的指挥。为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赞扬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也维护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和巩固，使由此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稳固坚强，因而带来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组织指挥了工农红军的长征
1.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并贯彻执行，指挥红军取得了重大行动的胜利。
周恩来是确定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重要核心领导人。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长征红军的出路问题仍尖锐地摆在新的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红军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指引战略方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曾经有过几次变化，直到两河口会议上才确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根据形势变化，以有利红军，有利创建新根据地而确定的，它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酝酿提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思想，讨论和决定战略方针而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会议经充分讨论，肯定并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红军继续北上。这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总方针——“北上抗日”正相吻合。在北上过程中，根据新的形势，经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将战略方针做了具体调整，将战略方向放在西北，并最终经俄界会议和榜罗镇会议决定立足陕北。长征万里，无后方流动作战一年之久的红军终于找到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完成了中国革命重心的北移，得到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因而得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前进根据地。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了红军的重大行动，取得了胜利。可以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立后，周恩来不仅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而且是战役战斗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当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22〕当毛泽东的主张还不被大家理解和接受时，周恩来则出面进行协调，作说服工作。由于周恩来在红军干部中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他又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加上他天才的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艺术，他的工作使红军行动的重大决策得以顺利实施。在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下，中央红军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大渡河战役而迅速北上，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以后继续北进，战胜了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还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以自己战胜疾病与自然的意志和精神，鼓舞、激励着红军战士，胜利完成了长征。
2.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抗日的需要，红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6月29日，周恩来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代表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会后却在暗中酝酿和推行他的南下主张，他还以“组织问题”为借口，向党中央伸手要官要权，并拖延执行北上方针和战役计划。周恩来从顾全大局，加强两军团结，实现北上方针出发，主动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与张国焘。但张国焘仍借故拒绝执行《松潘战役计划》，致使红军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不得不改变北上路线。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为增强党和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部队的组织与指挥，中共中央召开了芦花政治局会议，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诚恳严肃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督促张国焘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中央的正确主张，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勉强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当红一、四方面军进至毛儿盖时，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致，所以要将问题尽量提高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周恩来强调，从今以后，全党全军要有一致的行动，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本人则模范地维护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以后，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毛儿盖会议，但他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按中央要求，率领右路军北上占领了包座，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而一意南下时，周恩来与之坚决斗争，他同毛泽东等人讨论后联名电告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23〕由于周恩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被中央委以指挥右路军的责任，又在俄界会议上被一致推举为负责军事领导的中央五人团成员之一。当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时，周恩来同中央领导人一起，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的行动，脱离了危险。以后在周恩来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挽救和积极争取下，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而使两支主力红军保持了团结和统一。
为红军落脚陕北和主力红军会师夺得长征的完全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在执行北上战略方针过程中，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战略方针做了相应的积极的调整，最后确定红军落脚陕北，建立巩固的陕北根据地。周恩来为红军落脚陕北，主力红军会师，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政策，从而胜利完成长征；为建立西北统战局面，使陕北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根据地，从而开始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周恩来与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指挥了粉碎敌人围剿陕北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在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工负责组织局，主要做党的工作，在军事行动中负责后方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于是中央同意周恩来暂与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在随即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周恩来担任副主席，与毛泽东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战前，周恩来参与了军事决策和战役部署，组织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战场地形，他亲自组织制定了作战部署，并亲自布置战役打响后的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战斗打响后，他与毛泽东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甚至亲临前沿阵地。这次战役的胜利，打乱了蒋介石进攻陕北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
其次，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纠正了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红二十五军中遗留的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克服了内部的政治危机，团结了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党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小组，调查处理，平反冤案。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看望了被释放的红军指战员，他还专门就刘志丹被捕一事作了说明，高度赞扬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功绩，赞扬了陕北根据地的军民，他号召大家要吸取教训，同时要胸怀宽广，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此后，周恩来又受党中央委托，分别找受过委屈的同志谈话，鼓励他们为革命、为人民顾大局，建功勋。
第三，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决策指挥了东征和西征，使陕北根据地在发展中得到了巩固。进入陕北，虽然得到了根据地，但根据地的条件是有限的，仍有许多困难，党中央决策在发展中求巩固，为此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亲率东渡黄河，抗击日寇。周恩来负责后方工作，为东征胜利及回师做了许多细致的策应工作，如主持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消除东征红军的后顾之忧，指挥留守部队保护渡口，准备船只，迎接东征军胜利回师。东征军回师不久，周恩来又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第四，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迎接二、四方面军，为会师后的三大主力红军团结一致，开拓革命新局面作出了贡献。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是经过长途跋涉的二、四方面军十分疲惫，而敌情却紧急又严重，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欲乘红军立足未稳给以歼灭性打击，特别是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胡宗南军已逼至山城堡地区。二是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传，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缺乏了解，有的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是心怀叵测，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首先部署指挥一、二、四方面军相互配合进行了山城堡战斗。经一昼夜激战，歼敌一个多旅，余敌仓皇后撤。山城堡战斗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三大主力红军结束长征的一仗，打好这一仗对红军长征划上圆满句号意义重大。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政策，为最终结束国内战争创造了条件。张国焘说：“这次战争，周恩来的贡献最大。”〔24〕周恩来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看望四方面军指战员，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介绍中央红军到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和中央的精神，解除了他们的疑惧，理解了中央的政策，使会师的红军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形成了执行中央政策的力量，形成了夺取胜利的力量。
最后，周恩来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为形成西北统战局面作出了贡献，使陕甘根据地切实成为抗日救国的前进阵地，使红军长征最终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总方针而告胜利。抗日是我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时就提出并向全国公布的主张，“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宣言，是红军长征的战略总方针，红军由此走向抗日的前沿。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共同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当红军东征时，周恩来坐镇陕北，一方面做东征后方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做张学良的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劳作。周恩来执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东北军被俘官兵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为了争取和团结张学良，周恩来还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国民党暗探和土顽武装密布的东北军防地延安，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通过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张学良迅速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北统战局面迅速形成。同时在会谈中，周恩来也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在各方敦促和逼迫下亦有抗日可能，而且只要蒋介石不公开降日，对蒋介石的态度将关系到能否建立全国范围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周恩来的分析和建议，中共中央开始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逐渐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以及国共合作迈进，从而使全民族统一战线走上了现实的实现道路。
总之，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人，他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取得成功作出了特殊贡献，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进行和圆满完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为挽救中国革命，实现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由败转胜的历史性转折，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开始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性飞跃所作出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光耀千秋。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红军长征胜利进行中所表现出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风范和崇高品德，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必将永远激励我们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注释：
〔1〕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一期第〔13〕，12页。
〔2〕〔3〕《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323页、第330页。
〔4〕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14页。
〔5〕〔12〕〔14〕〔17〕〔20〕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3页、第78页、第79页、第83页、第84页。
〔6〕〔16〕《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第324页。
〔7〕〔18〕〔19〕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第124页、第132页、第132页。
〔8〕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5年第一期第13页。
〔9〕〔13〕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一期第20页、第21页。
〔10〕李维汉：《回忆长征》，《党史通讯》1985年第一期第33页。
〔11〕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党史通讯》1985年第一期第13页。
〔15〕李聚奎：《长征中的红一师》，《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39页。
〔21〕《陈云文选》第一卷，第43页。
〔22〕《周恩来传》1898-1949，第284页。
〔23〕《左路军南下不利应改道北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第466页。
〔2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19页。
童志强：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
周恩来是直接参加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他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的统战实践和精辟论述，组成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战线科学理论体系。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驰骋华中敌后大江南北、与华北八路军齐名的中共抗日武装。本文侧重于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对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作一考察，缅怀其在这一历史阶段的丰功伟绩。
提议由叶挺出长新四军，解决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的一个难题
西安事变后，从1937年2月到7月，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陕北红军的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西路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上述各次国共谈判。
在谈判中，国民党方面力图将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对中共长征时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在同意国共合作的同时，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会后即调集重兵对南方各地红军进行大规模的秘密“清剿”，企图抢在国共谈判前拔除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这次秘密“清剿”使南方不少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直到1937年6月中旬，国共双方关于军事问题的谈判，还仍然局限于长征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共在南方的武装力量，坚持要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编遣”。1937年6月18日，周恩来在庐山牯岭同蒋介石谈判未获结果，返回延安。6月23日，美国学者T.A.彼森在延安采访周恩来，周恩来在回答其提出的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时介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5次谈判……至于军事问题，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但主要的军事问题大致谈定了。”〔1〕周恩来后来回顾说：“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2〕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全面抗战爆发，形势发生突变。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抽调百万大军分赴华北和淞沪抗敌，其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战场上的“清剿”陆续停止。此后国民党南方各省政府和驻军改而采取威胁利诱、封官许愿、散布谣言、利用叛徒等方法诱骗红军“下山改编、投降国军”。7月16日，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在福建漳浦县城体育场围缴被骗进城集中的800多名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枪支。“漳浦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
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再开谈判。次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请宋美龄转交蒋介石，其中包括有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等内容。由于蒋介石固执己见，谈判又陷入僵局。中共中央采取“蒋不让步，则不再与谈”的方针，周恩来于7月28日返抵延安。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密邀飞抵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在南京，周恩来再次与何应钦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由他们派人改编和领导中共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最后何应钦答应中共可先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
接着，周恩来到上海。在新雅饭店，周恩来邂逅从澳门抵沪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自南昌起义后在香港分手至今，两人已暌违十载。此次不期而遇，分外高兴。叶挺广州起义后因受到共产国际不公正的待遇，愤而脱党，但始终心系故土，报国之心不减。由于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周恩来深知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不宜久拖不决，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迅速使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散部合法地集合成一支中共领导的主力部队。擅长处理谈判棘手问题的周恩来考虑到叶挺或许是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的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合适人选，就恳切地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来“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回来本意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何况又是领导中共的武装，因此，对周恩来的建议欣然答应。他向周恩来提出，改编后的部队沿用北伐军第四军的番号，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统。此后，叶挺便开始通过国民党高层领导中的一些朋友积极运动以促成此事。
淞沪抗战的爆发，大大地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进程。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1月初，叶挺赴延安同毛泽东会谈，表示“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3〕中共中央决定由长征时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担任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书记并兼新四军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由汉口迁南昌。在叶挺努力下，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很快核定新四军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诸问题，批准新四军编为4个游击支队，分别委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为游击支队司令。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歙县岩寺。在军部统一指挥下，所属4个支队迅速沿长江南北向东挺进，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的序幕。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上与国民党的艰难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决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两党谈判久而未决的一个历史难题。新四军番号的宣布和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使中共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能够合理、合法地迅速汇集成军，为尔后东进抗日、发展壮大、打开华中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贯彻落实关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妥善调处叶挺、项英的矛盾，促进军部领导的团结
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和新四军的工作；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2月18日抵武汉。由于该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成员大致相同，因此在12月23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上述两个机构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南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周恩来在武汉分别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傅秋涛、高敬亭等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会谈，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部署新四军组织工作及部队集中东进事宜。
新四军组成后，对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副军长项英而言，如何做到按中央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倾向，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新四军集中开始，在部队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叶、项两人就产生了矛盾。叶挺认为部队应由岩寺经泾县出南陵，然后东进向苏皖边及苏南茅山地区从事游击，项英则企图向南发展，他在1938年6月23日给陈毅的信中认为，“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4〕项英还要求党中央取消叶挺的对外联络资格，实际上是想由他个人包揽新四军的一切事务。
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项英的观点显然与中共中央1938年2月15日、5月4日、5月14日、5月22日、6月2日历次指示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毛泽东已经敏感到叶挺、项英之间存在的矛盾。在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略作出布置，鼓励项英尽快率部东进北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外，在最后特地叮嘱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5〕实际上是提醒项英要尊重叶挺，把他当“同志”，不能视作外人而处处猜忌、防范。
但是，项英自恃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压根儿就不把叶挺放在眼里，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叶挺深感自己像是两个轮子中间的一颗砂子，左右为难。他婉转地向长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6〕。中共中央接受了长江局的提议，于1938年6月9日复电批准破例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叶为副之”，意在从组织上保证叶挺参与新四军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7〕然而该委员会成立后形同虚设，叶挺的处境仍无多少改变。
叶挺满腔热血出长新四军，是为了驰骋疆场，御侮报国。项英的态度使叶挺难以一展抱负。叶挺遂萌生去意。1938年8月下旬，叶挺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等复电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正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