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叶挺去志益坚。10月中旬，他去上饶当面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请假。10月21日，他又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辞职。蒋介石批示：“电复慰勉，并询病况，如无大恙，望即来渝一叙。”〔9〕
叶挺辞职后径赴香港。项英认为此事已无法挽救，建议周恩来直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表示了一种对叶挺辞职不以为然的态度。11月2日，周恩来复电项英，否定项英另换军长的意见，认为“为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10〕
蒋介石则企图借此大做文章。他对中共明确表示，因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外派人去担任军长，并就此事向周恩来频频施加压力。
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对此事引起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周恩来，坚决反对另派军长，要周恩来约叶挺到重庆面谈，“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周恩来敏锐地看出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1939年1月8日，他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电文又说，蒋介石对新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这样对我更不利。周恩来同时向党中央提出了解决此难题的原则意见和具体建议：“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1〕
周恩来的建议为党中央全盘接受。1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示：“同时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12〕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隔阂。
叶挺辞职的原委，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其对中共并无芥蒂，对周恩来则始终尊敬如一。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与之开诚布公，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叶挺。叶挺深为感动，向蒋介石收回辞职要求。
延安对周恩来的斡旋非常满意，认为周有皖南一行之必要。一是陪叶挺回去，实践“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的承诺，以当面解决矛盾，确立有关制度；二是正确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敦促项英落实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偕同叶挺抵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云岭，周恩来专门向军部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指出了项英在处理与叶挺关系中的错误，使项英与叶挺的矛盾暂时有所缓解。周恩来在听取项英、陈毅和周子昆的汇报后，特地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和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正确地论述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发展前途，对新四军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和著名的新四军发展方向的3个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他深刻地指出，在江南条件很好，战略地位又非常重要，尽管敌人严密封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创造大江南北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他号召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绝不后退，绝不逃避。”〔13〕周恩来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正确传达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周恩来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原则的精辟见解和谋略，使与会的陈毅、粟裕、谭震林、邓子恢、罗炳辉等新四军将领耳目一新。会后，他们按照周恩来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率部东进北上，大胆开展苏南、苏北和皖东敌后抗战，使部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而新四军军部则因项英坚持孤悬皖南不肯北移，最后在皖南事变中吃了大亏。
新四军成立以后，在军部主要领导人叶挺和项英之间产生矛盾时，周恩来敏锐地看出矛盾的症结所在，并作妥善调处。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确理解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军部领导共同商定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和原则，是在新形势下对人民军队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补充和发展，是对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正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华中精神的创造性的阐发，也是对新四军建军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
在皖南事变前后殚思竭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配合中共中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指使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一个电报，强令八路军及新四军之有关各部于电报到达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就是充满杀机的《皓电》，也是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皓电》发出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华中上空战云密布，战火一触即发。
面对国民党一心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严重形势，11月1日，周恩来建议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公开通电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要求解决悬案，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可同意先将江南新四军北移，争取延缓一至两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对此建议极为重视，立即开会进行研究。11月2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今日会议讨论你1日来电，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14〕11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说明复何、白电稿已拟就，并将要点告周，要周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于日内拍发”。〔15〕
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作为对何、白《皓电》的答复。《佳电》驳斥了《皓电》的荒谬“命令”，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以尽量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及有关各方疾声呼吁，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重庆四处奔走，遍访重要的民主人士、中间人士和国民党人士，向他们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呼吁他们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和投降。另一方面，周恩来多次致电叶挺、项英，要他们率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从速转移，以免陷入顾祝同的包围。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决心已定。12月8日，它再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齐电》，重申《皓电》无理要求，同时在皖南调兵遣将，设置罗网和陷阱，企图在新四军北移途中围歼之。蒋介石在完成围剿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25日约见周恩来，以叙旧为由施放烟幕，大灌迷魂汤。周恩来对此引起高度警觉，立即将谈话情况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这次谈话“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认为蒋介石的信誓旦旦是“靠不住”的，“其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16〕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这次谈话后仅仅10来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兵力的围歼。新四军将士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1000多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和牺牲。接着蒋介石亲自出马，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至顶点。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周恩来在闻讯的当天就连夜驱车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一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面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撤退让路。1月17日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无理扣发《新华日报》刊登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命令。周恩来坚决抵制，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于《新华日报》1月18日补印在被扣稿件的空白版面上。1月19日，经周恩来审定，由南方局军事组撰写的题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重要文章，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传播出去，向国内外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恩来还指示南方局秘密散发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文件，在国统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还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新四军被捕将士，解散上饶集中营。
为了向国际舆论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在重庆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德国朋友王安娜女士把皖南事变真相转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将周恩来请到家中了解事变详情以转报本国政府。周恩来通过美国朋友卡尔逊和斯特朗女士在美国公布皖南事变有关材料。英、美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还宣布暂停财政援助，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只得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详名词”〔17〕
在协助党中央制订如何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决策过程中，周恩来凭借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向党中央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意见。当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攻击时，党内曾有部分同志认为新的四一二政变到来了，要准备国共两党的决裂。当皖南部队突围无望，即将全军覆灭时，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指示，“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181月19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长电，认为蒋介石是“抗战下的剿共，我是抗战下的反攻”〔19〕，在此之前，刘少奇在苏北也向中央坦陈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建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修正原来的计划，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最终制定“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全面反攻”的决策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提供了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的杰出活动和思辨，反映出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把握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中国抗日战争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候，周恩来起到了独特的别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亲赴宣化店揭露内战真相，使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部队赢得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时期。蒋介石蓄谋发动新的内战，新四军成为他在华中发动内战的主要障碍。中原解放区地处全国腹地，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边界广阔地区，因其战略地位重要，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主要矛头所向。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率部撤离桐柏山区，在行进到湖北大梧县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时，因停战令发布而停止待命，而国民党当局违反停战协定，先后调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万大军将第五师和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包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深刻地指出中原内战的爆发必将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并对中原部队主动作战略转移的方向、时机、终点等作出英明的决策。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等，告知中央决定第五师应争取全部合法转移，如交涉不成而遭大规模袭击，只有突围。
5月1日晚，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密令围攻李先念部的消息后，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并致电美方代表马歇尔，严正指出：据极可靠情报，国民党当局已秘密下令“围歼”中原军区部队，周恩来警告说：“中原军区新四军八路军计有6万人之众，如国民党反动派敢于进攻，破坏停战协定，以致全国糜烂，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20〕同时表示为制止进攻，澄清真相，愿与徐永昌及美方代表同往第五师地区视察。5月3日，周恩来等一行由重庆飞抵南京入住梅园新村。周恩来一下飞机立即发表讲话，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当晚又在梅园新村举行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再次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5月2日，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武汉，当即召见程潜、郭忏等人，密令程潜、刘峙向中原解放军进攻，计划在5月5日至5月9日期间“一举殊灭中原共军”。这一情报很快即为周恩来获悉，5月4日，周恩来与美方代表马歇尔会谈，向其通报政府军将于5月5日至9日之间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消息，希望马歇尔从中斡旋，3方面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转移问题。马歇尔表示他可派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由北平直飞汉口。当晚马歇尔又向周恩来转告，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调处。
根据事先约好的计划，周恩来于5月5日同徐永昌从南京飞抵汉口，与从北平到汉口的白鲁德会谈。周恩来提议3方代表到中共部队指挥部巡视后再回到汉口制订解决办法。次日，周恩来、白鲁德和徐永昌的代表、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等一行乘汽车离武汉，途中因洪水暴发受阻，于5月8日中午12时许抵达宣化店。下午2时，在宣化店“湖北会馆”举行军事调停会议。李先念历数国民党军破坏停战协议的种种事实，周恩来在会上也严肃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在晚上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白鲁德表示，他来此是执行协议方案的，决不干涉中国内政。王天鸣也表示：“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中原军区的意图，武汉行营方面也未奉到任何命令。”在白鲁德、王天鸣讲话后，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他说，万一不幸此间发生内战，很可能爆发全面性内战，故应首先使这种局面安定下来。方才听到政府代表的报告，表示政府并无进攻中原之意，并保证今后不致再发生冲突，此为吾人所欢迎者。我此次是初次来中原地区，希望下次来时不再是调停冲突，而是欢送各位同志安全转移到整编的地方去。〔21〕
在宣化店，周恩来听取了中原部队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等人的汇报，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深入分析敌我态势，详细研究突围方案及给养、伤病员转移安置等问题。周恩来还带去了一批现金以补充军饷。
5月9日上午，周恩来一行离开宣化店返汉。10日，周恩来、徐永昌和白鲁德在汉口杨森花园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7条《汉口协议》。
由于军事停战3人小组共方代表周恩来亲自到宣化店，随行还大张旗鼓地带了两个军事调停执行小组和新闻记者等共60余人，此行引起了各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在此前后，新华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其它进步报刊，也纷纷揭露国民党军阴谋进攻中原军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事实。在周恩来敦促军事停战3小组的干预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密令延缓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围攻新四军第五师及中原部队，挑起全面内战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巧妙地使国民党代表以及伪装中立的美方代表和他一起赴宣化店，揭露国民党企图掩盖挑动内战的事实真相，为新四军李先念部和中原军区筹集给养、安置老弱、部署突围争取到了1个多月的宝贵时间。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围攻，从此开始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原部队按中共中央既定方针和计划，分路举行中原突围战役。
综上所述，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但又充满斗争的复杂形势下，周恩来以其超越常人的睿智，坚定的原则性、灵活的斗争策略和艺术，对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周恩来在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头成功的统战实践，充分检验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和伟大。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T.A.彼森：《访问周恩来》，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82页。
〔3〕〔4〕〔5〕〔6〕〔7〕〔11〕〔12〕《新四军文献》(1)，第57页、第235页、第111页、第94页、第95页、第106页、第107页。
〔8〕〔10〕《周恩来传》1898-1949，第443页、第444页。
〔9〕台湾《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二)，第491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05页。
〔14〕〔18〕《新四军文献》(2)，第27页、第133页。
〔19〕《周恩来和统一战线》第230页。
〔15〕〔16〕《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80页、第122页。
〔17〕《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31页。
〔20〕〔21〕《中原突围纪事》第53页、第57页。
白建民 高正礼：论抗战时期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1〕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共同抗日，在抗战爆发前后和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对广大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试图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些探讨。
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均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地展开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以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争取工作。此时，周恩来同志直接负责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和中央联络部的领导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方面”。〔2〕1936年1月，当周恩来得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原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愿意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报告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时，他立即予以批准，并指定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同高谈话。高福源打通红军同东北军的接触后，中共中央两次派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将领举行会谈，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在同张学良的谈判中，就红军与东北军停战、贸易、红军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达成了口头协议。4月初，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亲自赶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密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互派代表、联合苏联等广泛达成了共识，并就抗日是否联蒋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来、李克农派刘鼎任红军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红军同东北军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至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红军同东北军率先在全国建立起停战抗日的统战关系。
在积极争取东北军的同时，周恩来也对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不仅有可能同红军联合反蒋，而且有可能联合孙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军旧部共同反蒋，故应加强对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忙于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所以他们决定：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关系由周恩来“统一接治并指导之”。〔3〕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36年9月，红军同十七路军也达成了停战、通商、军事联络等口头协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且西北大联合是建立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依此，在分别联合张、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设法消除了十七路军同东北军之间的猜疑和隔阂，使红军终于在1936年秋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建立起“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都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4〕所以，他只同意“逼蒋抗日”，不同意“反蒋抗日”。对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关于对蒋政策问题，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它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5〕
基于上述认识，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6〕西北大联合的建立和发展，全国抗战形势的高涨，直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又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亲率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机智地化解种种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决了事变，实现了国内和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7〕在这个前提下，周恩来又奔波于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中央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国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上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由国民党地方到国民党中央的过程，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红军建立停战抗日统战关系是完成这一过程的中间环节和枢纽，所以说，周恩来周旋西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停战抗日，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转战南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日，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
的最高典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及其分别领导的军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来团结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争取地方实力派军队协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的举措，堪称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佳话。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战役主要有：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第五战区内的武汉保卫战。承担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除汤恩伯、卫立煌等少数部队属中央军外，其余都是晋军、桂军、川军、滇军和原东北军、西北军旧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因此，更确切地说，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共同抗日。
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9月初，周恩来又同朱德、彭德怀等一行赶到山西抗战前线，在太和岭口、太原等地就八路军配合二战区友军的正面抗日、八路军防区、补给、作战原则，以及中国军队如何坚守山西、组织沦陷区游击战争等问题同阎锡山、傅作义和卫立煌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周恩来应阎锡山之请，只用一天时间就写成了二战区作战计划，深得阎的称赞。〔8〕这期间，周恩来还指导中共山西党组织通过争取阎锡山、赵戴文，在太原成立了名为阎锡山领导、实由中共党人掌握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为战委会起草了章程，成为抗战初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国共两党合作的相对稳定组织。
在与阎锡山的会谈中，周恩来反复向阎建议，在正面抗击敌人的同时，要善于运用侧击、伏击的战术来打击敌人。9月底，为了扭转晋北危局，阎锡山决定在平型关组织对敌伏击，并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根据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部“二十五日平型关出击计划”，晋军杨爱源部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和从平型关西北出击的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由东南出击。24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日军的命令，同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作了汇报。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抗日的典型，也是周恩来、朱德等争取阎锡山的结果。
徐州会战开始后，周恩来非常关注战事的发展。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特邀周恩来、叶剑英到其寓所恳谈，周恩来告诉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军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团军行动，桂军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这一建议使白“深加赞赏。他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基本上采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针。”〔9〕之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去徐州向李宗仁建议：八路军在华北进行战略配合，新四军支队在津浦线破坏交通，五战区集中力量在台儿庄一带山地打一个大胜仗是有可能的。“李宗仁对此感到高兴，要张爱萍转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10〕徐州会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战斗达400多次，牵制敌五个师团，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南京和武汉期间，周恩来负责指导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武汉会战中，他又指挥皖南、皖北、鄂北等地的新四军积极配合友军阻敌西进。新四军一支队协同川军二十三集团军，共同组成左、右两翼兵团，掩护镇守安徽贵池煤炭山炮兵部队，截击逆江而上的日寇军舰。新四军四支队配合冯治安部、廖磊部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在(六)安合(肥)公路两侧，先后进行大关、小关、范家岗等战斗数十次，粉碎了日军对武汉的迅速包围。
总之，抗战防御阶段，周恩来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又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转战南北，通过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积极参与了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指挥工作，并指挥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地方实力派军队并肩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行径。周恩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无论从合作的层次、程度，还是从合作的内容和形式来说，都塑造了国共两党并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纵横捭阖，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维系了全国抗战局面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虽然抗日比较积极，但始终没忘消灭中共，削弱异己，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更是热衷摩擦，积极反共，他们在竭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借抗日和国共磨擦来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晋绥军、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土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大都成了无地盘的杂牌军，蒋介石不许这些军队撤至西南，命其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寇，另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其“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11〕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在顽固派威逼利用、阶级矛盾激化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这些磨擦绝大部分都是受顽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1939年6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1939年9月，桂军一七二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1939年12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同年11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等。
早于1938年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对日益严重的国共磨擦有所思考，并向冯玉祥作了分析，冯对“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动”的顽固派深表不满，并不断加深了同周恩来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我党以后争取冯的旧部孙连仲、高树勋、何基沣、张克侠等都有重要影响。”〔12〕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广泛争取了张冲、刘文辉、李宗仁、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指导中共河南省委成立统战委员会，全面争取了当时在豫的商震、于学忠、冯治安、何基沣等地方实力派军队。1938年底，李济深在重庆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座谈抗战形势，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向在座的地方实力派代表阐述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并针对顽固派在许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来希望朋友们协力制止这种逆流。〔13〕中共中央后来认识到，中共在抗战初期“太重视了国共合作(指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笔者注)，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14〕相比之下，周恩来同志一直高度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他也是中共党内较早地剖析国共磨擦，并设法通过联合地方实力派来制止顽固派倒行逆施的领导人。
鄂东惨案、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等磨擦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多次向蒋介石及有关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共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应采取的对策。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15〕而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互相对立，互相削弱”。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加紧进行争取友军(非中央嫡系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16〕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多方努力，使八路军、新四军同地方实力派军队间的众多磨擦，譬如晋西事变、苏北磨擦等都得以和平解决，粉碎了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周恩来再次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在同顽固派的谈判中，他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为此，7月24日，他又飞回延安汇报工作，研究对策。8月12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再次向党内指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指地方实力派军队——笔者注)……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17〕据此，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先后派李克农、李亚群专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1940年11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南方局后来又派李群杰、华岗去昆明同龙云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云南省政府内建立了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秘密联系的电台。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同刘文辉单独举行密谈，会晤后，经过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又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并根据协定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建立起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与此同时，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文华处也设立了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上述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人“皖南事变”，其它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甚至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给予了严厉的鞭挞。冯玉祥指责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李济深要求顾祝同派医生给叶挺治病，要陈诚关注叶挺的安全。张冲气愤地说：“这使我无脸见人。”从此，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实力派对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叹：“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18〕因而，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等中间势力，最终打退了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方实力派无一响应，顽固派深感孤掌难鸣，在受到中共的坚决反对后被迫中止。
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时刻存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其中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实力的地方实力派，有效地制止了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从而维系了全国的抗战局面。从上不难看出，周恩来长期战斗在国统区，对国共磨擦认识较早且较深刻，他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粉碎顽固派的磨擦阴谋、维系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因势利导，发展同地方实力派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
中国抗战的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虽大却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抗击一个虽小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民抗战，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因此，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任务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9〕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尽管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扩大民主，实行全民抗战，国民党统治集团却顽固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借口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顽固派不仅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且采取扩大特务组织、禁止言论自由、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强化了法西斯统治，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抗战能否争取胜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改革国内政治已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中国要坚持抗战，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且在中国，又只有尽快解决民主政治问题，“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20〕因此，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和团体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21〕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统区广泛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所以，周恩来同志教导全党：“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22〕
为巩固团结，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针，且要求广大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在执行“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中，务必克服“那种骄迈的清高态度”和“格格不入的态度”，同中间势力实行平等、友好的合作，否则，争取中间势力，克服投降分裂的政策，“便将成为空谈而无法实现”。〔23〕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模范地贯彻中共中央各项统战政策，选派了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到地方实力派身边工作，以帮助和教育他们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并将中共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在推动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方面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广泛的民主合作。周恩来在1942年2月会晤刘文辉时，向刘明确表示：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指共产党——笔者注)密切联系，具体配合。”〔24〕周恩来的教导为刘文辉指明了政治方向，使其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实际配合阶段。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南方局通过先期争取白崇禧，后期争取李济深，得以将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从事抗日活动。通过争取龙云，又将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昆明从事抗日活动。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持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抵昆明，要求实行大逮捕，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严加拒绝。这些都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统区政治、经济的腐败，导致了军事上的大溃败。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了揭露和制止腐败，反对投降论调，巩固团结抗战并争取抗战胜利，大后方人民再次掀起民主斗争的高潮。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同年9月，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多次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讲话。中共的政治主张通过种种渠道传达到大后方，为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实力派配合中共、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民主派的行动，也积极参与和支持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党发起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的办法推辞过去。10月10日和12月25日，中共地下党又两次组织昆明社会各界6000余人分别纪念“双十节”和讨袁护国30周年，号召保卫大西南、争取民主政治，龙云均给予支持，并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李济深出任会长，并公开发表演说，抨击蒋介石集团的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主、坚持抗战。经过张澜的介绍，1944年刘文辉、潘文华秘密加入了民盟，并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同年，龙云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共同支持和帮助下，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茶，桂林和昆明因其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被分别誉为“文化名城”和“民主营垒”，这既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功绩，也是周恩来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并与之合作的结晶。所以说，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同地方实力派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民主合作，推动了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