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否定文革的最大的儒家”（这个称呼是指周恩来）略施小计，终于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不利局面。他接手这场反对身为儒家的他的运动，并把这场运动定义为反对林彪思想的运动。周恩来在这么做时是如此的积极，以至于毛主义者的航行方向也被他所掌握。这样，他就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他是不是这场声讨运动的真正目标？
但这场运动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损失。周恩来所鼓励的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文化接触遭到破坏。在周恩来支持下被邀请来中国拍片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其他几个艺术家都倒了霉，而贝多芬与舒伯特也都成为这次攻击的受害者。甚至周恩来进口成套设备来发展新兴工业的政策也被低毁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典型。
“四人帮”还给周恩来制造种种困难，不让他那么容易地与毛泽东进行日常谈话，而这种谈话在政治上对周恩来来说又极其必要。这样，他们就成功地剥夺了周恩来的一部分胜利果实。然而，尽管如此，“四人帮”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
1974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6月和7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显要，尽管他这时已不再能象过去喜欢的那样一谈就是三、五个小时。
7月底，他还以他特有的作风，顽强地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在招待会上，他步履艰难、劳累过度，会后他仍旧回到病床上去。几天以后，他在医院对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四天以后，尼日利亚的戈翁将军被告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之中。外国新闻界声称周恩来患了胃癌，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种说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正在接受钴辐射治疗。
当布托总统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书房拜访毛泽东时，邓小平极力试图去填补了周恩来留下的空白。周恩来的敌人也满怀希望地集结起来。“四人帮”授意他们的追随者写文章反对“当代大儒”。有一份省报也不失时机地斥责“一个地主分子，他经常装出十分老实和诚恳的样子，……但却在暗中用他的假仁假义来蛊惑年轻人。”据说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个轻信的老农民党员（代表毛泽东）被一个狡猾的叛徒引入歧途，而这个叛徒又是从国外回来的（这暗示周恩来在法国的留学生涯）。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则赶往毛泽东在长沙附近的隐居地去报告一个新的“阴谋”。他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他仍然‘忙’着找人谈话。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些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现在都由周恩来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毛泽东对这次告状没有做出使王满意的反应。
邓小平在12月份告诉一个来访的日本人说，周恩来已经住院6个月了，现在只通知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1975年1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为排除“四人帮”急不可待而又带有破坏性的干扰，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不得不挣扎着进行他最后一次飞行，前往长沙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个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显得十分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变得艰难，双手微微发颤，在登机时他得要人扶着。”当有人问到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长期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使他几乎不能剥开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糖。但到了12月26日，他终于使得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他的宪法草案以及一些新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发布理论方面的“重要指示”的渠道，以保证激进思想不受国家事务的干扰而生存下去。
周恩来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他把文革称为一场反资运动，他没有把经济提到政治之上，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的“四个现代化”。新的宪法则保证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公社将可以对更小的次级单位（生产队）实行最大限度的物质刺激，并保证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发展中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形式。
这是十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引用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讲话来证明七十年代的新政策的合理性。这样，他使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胜利意味着大部分军队指挥员已经集合在他的政府机构的后面，来支持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要求达到稳定和明显进步的蓝图，而不愿光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热烈的景像。邓小平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成为周恩来有力的副手，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毛泽东仍呆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许他不愿意出席这次大会来使这些事情合法化，尽管他在大会进行期间身体很好，并接见了西德的一位政治领袖。
这可能是周恩来最大的遗憾，因为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四人帮”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来破坏这些新计划。大多数人这时仍设想周恩来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毛泽东比周恩来大五岁，而且总的来讲，他的身体不如周恩来健康。然而这时医生一定已经告诉周恩来他的最后日子还有多长。他一定考虑过如果他先于毛泽东而离开人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毛泽东不喜欢的邓小平的管理下，这座精心建设的大厦能否经得住衰老的毛泽东的妻子以及“四人帮”的攻击。
周恩来这时在接受中国专家治疗的同时，也接受外国专家的治疗。1975年2月他又动了一次手术。他后来对医生说，他们应该去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对锡矿工人中的矽肺病发生率作更多的调查，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有报道说，是一个后来叛逃到美国的年轻医生发明的一个治疗尿毒症的中草药药方又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不让他的理发师来替他理发刮脸，因为这会使他们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外国来访者仍不断来看他。病危的周恩来向泰国总理克立传达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他说：“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要告诉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进攻泰国。”
克立很机智，他要求周恩来把这个承诺写下来给他。周恩来悲哀地承认，“我的手打颤，我病得太厉害，不能动笔。”然而，他还是在一份关于与泰国的外交关系的协定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最后一次官方签名。这件事发生在7月。
几周以后，周被告知，一个反对古典浪漫小说《水浒传》的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消息是一个专程从国外赶来为他治病的外国癌症专家告诉他的。毛泽东以前很欣赏《水浒传》这部书，但现在他把这部书看作“对投降主义的宣传”。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住在医院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经常去看望他，告诉他各种情况。他找来了《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在病床上翻阅。
他感叹道：“恐怕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但是，他又必须忍受另一种“商量”，尽管它令人讨厌。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四人帮”中的王洪文为头头的一个监督委员会来负责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一个医生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是被逼死的。……他们不让他休息。……甚至在我们给周总理输血时，江青也会挂电话来命令在她与总理说话时停止输血，而她尽扯些无聊的事，她却把这称为‘国家大事’。”传说有个医生还声称，中国最优秀的癌症专家提出的治疗方案没被采纳。
他这个老人并没有屈服。据说1975年11月的一天，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首都市中心的北京饭店〔7〕，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但他是在休息吗？噢，不是！他还有一些刚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文件要看！
1975年12月31日，他仍在医院。那天的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在文革前写的两首诗，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花了不少时间来听人朗诵这两首诗。一首是《重上井冈山》，二十年代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游击根据地。这首诗是以这样两句结尾的：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第二首诗是关于中苏关系的形象化的比喻，挖苦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它的结尾是“试看天地翻覆。”
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由于病痛而不能入睡，他突然挣扎着说出：“诗词”两个字来。病床边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指毛主席的那两首诗。因此，他们轮流读这两首诗给他听。听到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时，周恩来大声地笑了起来——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能笑出声来。
这个故事可能是他的追随者杜撰出来的，以反击“四人帮”关于周恩来仇视毛泽东的宣传。或者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周恩来本人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周恩来无疑是对毛泽东心血来潮的理想主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种理想主义毕竟在它的光辉时刻曾激励过周恩来本人。
但另一种说法则不太可信。听说，有一份据推测是周恩来在病床上口授给邓小平的遗嘱在周恩来去世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不见了。但这似乎是苏联或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编造出来的。据传，周恩来在这份遗嘱里说：“一个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重犯了，”还说他把中苏关系正常化当作“最大的外交目标”。从他的一贯谨慎来看，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
下面这个同样难以证实的故事也令人感到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故事是说，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几天，毛泽东来医院陪他度过了几个小时。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前半小时还与他呆在一起。另一个故事的说法正相反。据说毛泽东象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把他的老战友冷落在了一旁，但周恩来这次要更痛苦一些，因为毛泽东根本就不来医院看他。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最后的时刻，忍着病痛，与坐在床边的妻子低声地唱起《国际歌》来。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只是可能发生过。但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这个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最受人热爱、最有才能、最成功以及最激动人心的政治领导人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他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才公布。然而，不论是他的诗词、歌曲还是他的遗嘱，都没有被采纳发表过。这些东西只可能向中国的别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表明，这个生命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被留下来扼杀某些人的利益。
【注释】
〔1〕原文如此。应为政治局常委——译者注。
〔2〕应是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
〔3〕旧业，指周恩来四十年代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与美国外交官、记者所打的交道——译者注。
〔4〕原文如此——译者注。
〔5〕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译者注。
〔6〕原文如此，事实是周得知正在插队的侄女参了军，就劝其仍回农村——译者注。
〔7〕原文如此——译者注。
尾声
随着周恩来的去世。有关他的传奇也接着产生。“四人帮”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有这么好，他们最强大的反对者竟然比他们勉强的保护人毛主席先离开了这个人世。因此，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周恩来的遗体。能不能把它毅掉而不引起一场抗议活动呢？
官方宜布将举行六天的悼念活动，而这是此类情况下规格最低的。在这六天中的某一天，一辆白色带蓝道的小救护车，载着一口简单的黑色棺材开出医院，穿过北京宽广的大街，后面跟着几辆小汽车，里面坐着邓颖超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没有仪仗队，没有哀乐，只有沉默的市民站在大街的两旁——据说共达150万人，这些人都是听了口头传闻之后特地赶来为已故总理送行的。在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他们冒着零下12度的严寒，默默地等候着灵车的到来。
灵车挂着黑色和黄色的饰带，满载着花圈，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周，然后沿着长安衡向落日下的西山方向开去，最后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谣传说，是政治局下命令进行火化的，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周恩来这个角色就不会那么受人怀念。这大概预示着周恩来的政策也将遭到厄运。他的遗孀不得不向群众解释说，是周恩来自己要求进行火葬的。官方没有宣布有关的葬礼事宜，但许多中国人都带着一束束传统上表示哀悼的白色绢纸菊花赶来了。遗体仅供人瞻仰两天，有一万名受到优待的“群众代表”被允许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九个月以后，毛泽东的遗体享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周恩来的骨灰被送到古老的紫禁城的一个宏伟的殿堂里存放三天，那个殿堂曾是皇帝拜社稷的地方〔1〕。前来吊唁的中国人以及外国人穿过朱红色和黄色的院子，登上石阶，然后走到红色的骨灰盒前默哀几秒钟。党旗半掩着骨灰盒，后面悬挂，一幅周恩来50岁时的照片。
1月15日，周恩来的骨灰被送往他工作过多年的人民大会堂，他的追悼会也将在那里举行。追悼会只有一小群官员和代表参加，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追悼会，尽管他曾出席了陈毅和其他老同志的类似这样的追悼会，而且他还在前几个礼拜接见了多达10人的外国使节，这些外国人都报告说他的身体很好，而几天以后，他又接见了理查德·尼克松，几乎达两小时之久。接着，上面又命令结束悼念活动，外国来访者也被要求不要表达他们对周恩来的敬意，据说这是“出于考虑到毛主席的感情。”
最后的行动是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撤向中国的江河湖海——这是打破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一个革命性的要求（甚至台湾也没有被忽略，因为有一部分骨灰撒在台海海峡里。）周恩来还特别声明，不要为他建造纪念碑。
邓小平在葬礼上的讲话意义不同寻常，因为那是他再次下台之前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过了几年他才再次公开露面。毛泽东曾顶住了以他的妻子为首的“四人帮”要让周恩来靠边站的种种认真的尝试，而他对邓小平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因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可以归结于他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四人帮”的宜传机器迫不及待地开动起来，他们声称所谓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后面是一整套修正主义纲领，周恩来是一个“走资派”等，还有诸如此类的攻击。但周恩来的崇拜者在三、四月间，利用每年一度的纪念死者的清明节进行令人吃惊的感情大示威，以反击“四人帮”对周恩来的攻击。一万多个纪念已故总理的花圈被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党的宣传家们徒劳地规劝人们“清明节是鬼节”、纪念死者是“一种过时的习俗”。但是，各种自制的白色、红色以及黄色的花圈仍像像不断地送到广场来。
在天安门出现了这样一份悼词，它写道：“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的骨灰撤在祖国的山河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拥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
纪念碑的基座很快就被花圈所淹没，堆积的花圈高达15英尺。在这次自发的纪念活动中，人们朗诵并张贴的诗词数以千计。下面是其中的几首诗。
一代英豪创天下
万人虑
谁接班？
另一首是：
啊，这是敬爱的周总理
对我们亿万儿女
最大的希望呵！
也是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将为之献身的
最崇高的理想1
还有一首是：
尸骨未寒，
忍痛悲歌。
只见舞台上留下一个空座。……
另一首是：
他的工作尚未完，
群魔已乱舞，
哪里去寻另一根攀天柱？
神州大地，
八亿人民共享，
这同一份无尽的思念，
这同一份强烈的情感！
到了4月5日，激进分子觉得已经受够了，他们派部下在黎明前撤下花圈，并用武力把这次讨厌的纪念活动镇压了下去。看起来，“四人带”似乎是豪了，但是嵌得不彻底——因为这时出现了一个华国锋，他不久前才从省级领导岗位上提拔上来，名气相对较小。毛泽东选择他当总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样，他就不必在邓小平和“四人帮”的候选人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然而，当毛主席在该年年底退出历史舞台时，温和派和反对极左派的力量，打着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清除激进分子的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好几年。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数千人举着装饰着黑色饰带的他的画像，来到天安门表达他们的不尽思念。他们中的一些人高呼“周总理还活着！他活在我们心里！”
【注释】
〔1〕指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古时称太庙，明倩两代为皇家祖庙——译者注。
结束语
周恩来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杰出的中产阶级学生，由于偶然的机会而加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后来又花费他毕生的精力执行他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所制定的政策，但他又从未向他们的最高权力提出挑战，因为他的心理障碍使他不愿意亲自去领导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
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尽管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可能不那么谨慎小心。
但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答案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去寻找。周恩来童年那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正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有一次在评论一些已出版的介绍周恩来的书时曾富于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不能仅仅归因于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必须找到一些别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一旦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周恩来的自我克制能力的根源，……这样，我们也能搞清楚他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
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周恩来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父母和他只构成一个更小的单位，这样，就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来使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能感到一种最低限度的集体安全。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尽管在大家庭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公社式的保护制度，然而，周恩来却令人伤心地遭到遗弃和排斥，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先是被他的生身父亲过继给别人，当时，他生下来才几个月；然后，在他懂事之前，他的养父又撒手归天；后来，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养母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由于中国家庭单位独有的特点，所以用一种过分自信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来说明这一切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小时候一定非常想得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父辈人物。我们还可以合情合理地继续猜想，周恩来可能对过去怀有某种怨恨，尤其是对他的生父。他的生父不幸碰巧是他这两对父母中最没有能耐、最不关心他的人，然而，这个人又是唯一活下来的、并在他成年后干事业时来纠缠他的人。他后来的一些习惯，如过分的爱整洁、节俭、敏感、令人难以置信地热爱工作等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这样，年轻时的周恩来就以一个善于组织别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激进的爱国者的面目出现。他曾说过，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为了革命，应该准备牺牲生命。尽管他作为一个讲信誉的人在中外享有盛誉，但他仍和别的政治家一样，为国家利益而使用策略。例如，他在50年代声称中国击落的美国飞机驾驶员是间谍。然而，与他的一些同志们比起来，他仍例外地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
这位激进的、充满爱国心的周恩来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最现代、最时髦的信条而从心底里喜欢上它。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呆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呆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
周恩来在中学的时候又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科学。后来，他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学或大学就读。他自然而然地为西方的最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相信对于极度落后的中国来说，只有最好的药方才会起作用。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与西方发生联系。他曾就读于张伯苓博士的南开中学，而这所中学是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开办的；后来，他又在日本、法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生活过。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利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来逃避敌人的追捕。这类行动最早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他曾躲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所房子里召开学生会议。八年以后，他又使用一个同样亲法的女士在上海法租界的屋子来开展革命密谋活动。同年晚些时候，他还使用鲁茨主教在武汉的住宅作为避难所。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也曾短暂地求助于飘扬在香港的英国旗帜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领地的保护，周恩来的一生也许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周恩来对俄国人的依赖。例如，俄国人曾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他发动南昌起义〔1〕。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一个高潮。他以非凡的决断给这次起义打上了他独特的印记。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它树立了一个新的模式，为后来最终取得胜利的共产党起义开了一个先例。它也是周恩来长期革命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以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这次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承认。
甚至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那人所周知的拒绝担任中共最高领导的行为就已经开始。在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2〕上，他听从陈独秀的领导，而不是站在陈独秀的反对者一边，这令他的朋友们非常吃惊。一年以后，他支持李立三上台。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30年，他又支持诗人瞿秋白上台，但他拒绝和别人一起谴责李立三。接下来是王明的崛起。1931年，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王上台，周则在幕后对党的事务进行事实上的领导。实际上，正如他在三十年代拒绝抑制李立三的过激行动而使他的部下失望一样，在六十年代，同样的事又再次发生，只不过是李立三换成了毛泽东。在后一件事上，他可以用缺乏足够的力量为理由来解释，但前一件事只能解释为，他这样对待他的前上级会使他在心理上受不了。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者的地位都是短命的（在1927—1931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四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1935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1930年底处理富田事件时采取的方式以及他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扮演的角色，都表明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总是温和的。而且，他还从毛泽东身上找出某些优点来加以赞扬。他从不象毛泽东的一些激烈的批评者那样对毛泽东怀有恶意。因此，毛泽东很有理由感谢周恩来的公正和灵活性，他在很久以后自己也这么说过。
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战术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后来证明比周恩来的常规战术更为实用。但是，一旦周恩来自己掌握了游击战术，或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党面临的局势变得乐观、正常起来时，他完全可以再次抛开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在四川曾有过这样一次机会。当时长征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张国焘的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阴谋夺权，但最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另一次机会出现在1943-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当时，王明再次出来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周恩来没有站在他的一边。鉴于张国焘和王明都曾是周恩来的早期合作者，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圈子里总是表现出一副粗鲁而不雅的样子，这样的人本来只会引起周恩来那样有教养的人的反感，甚至会令他那样的人感到可笑，但周恩来却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和王明，这只能解释为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培养起对毛泽东的一种忠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伙伴关系之后，周恩来可能就为毛泽东所固有的权威感以及他那真正的超凡魅力所征服。
共产党第一次在上海和南昌举行的试验性城市起义后的十年时间里，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中国农民革命所提出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也认识到，它之所以优先于城市革命的原因。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补充的，正如别的同志在遵义所看到的，周恩来曾主动放弃最高领导权，在后来的长征中，安于毛泽东军事上的副手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不得不对付来自诸如林彪等方面对毛泽东最高权威的挑战。一开始，周恩来就被证明是毛泽东必不可少的支持者。例如，他在1948年的西柏坡会议上在是否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问题上，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以及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支持毛泽东。在七十年代，他又支持毛泽东反对林彪。周恩来只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他是那么强烈地感到这场运动的不明智，以致他不同寻常地默默地组织起各方面的反对力量，并以一种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的方式提出他的反对意见。
但他与毛泽东的伙伴关系仍继续存在。现在人们可以从他们这种关系中发现一些不成文的默契。其中之一似乎是这样的：只要周恩来与毛泽东保持一种良好的个人工作关系，他就可以自行处理他与毛泽东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在周恩来告诫党内年轻一代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充满了这方面的记录。他要求他们保持自己的批判能力，不要让毛泽东或毛泽东的神化和形象夺去他们的判断力，对事物的判断只应由他们自己独立完成。一旦毛泽东被抬到某种极受尊崇的地位（这种情况尤以1943-1944年的整风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为甚），那么，周恩来的这些忠告就容易引起误解，他也容易因此被一些人当作敌人来看待。
另一个基本的默契是周恩来可以与主席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在委员会里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周恩来绝不会拉帮结派去反对他。周恩来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从没组织过一个正式的属于他自己的小集团，尽管他倒是有一批庞大而松散的追随者。一旦某种特殊的目的需要的话，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和谐地结合起来。据说他1958年在武汉就曾这样干过一次，大批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效忠于他。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旧式的哥们儿义气，而仅仅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敬佩和感激之情，因为周恩来在过去曾给他们以教诲、忠告或信任。这种情况的起因可追溯到巴黎，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中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几乎全都受过周恩来的影响，这些人后来都在中国政府和军队里担任要职，他们当中包括邓小平和朱德，而朱德就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
此外，尽管周恩来从未企图控制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但他却在黄埔军校给大部分红军将领上过课。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继续领导他们并向他们灌输军事理论。因此，他几乎在中国的任何地区都可以找到一个有用的军界朋友。六十年代后期，当周恩来的个人安全受到来自林彪方面的威胁时，他的这些同情者便尤其显得重要。但他们也不是那种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全力支持他的人。除了要求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原则办事外，他从不提任何别的要求，而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党内，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很重要的。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拉帮结派，也不出版“选集”之类的东西。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埃德加·斯诺把他们俩的关系描绘成一种共生的关系，而阿兰·皮尔费特则把毛泽东看作一个通过“周恩来这个罗马教皇”行事的圣灵。
在那些曾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我们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那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但在经过多年的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周恩来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活力将不得不由一个农民领袖来提供。这个人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并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则需要一个能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交家。周恩来并不奉承毛泽东，但他熟悉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一方面不信任溜须拍马之辈，另一方面又对潜在的背叛十分敏感。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这些不安全因素，而毛泽东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坚如磐石般的长者形象，周恩来童年的经历或许已使他对这样一个形象十分向往。
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圈子的利益，周恩来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做法是那么的坦荡，行事是那么的开诚布公，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的批评，使得他能够在这场浩劫中生存下来。陈伯达说过：“没有人会相信任何反对周恩来的材料。”他还应当知道，“甚至老头子也不相信”。
因此，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可以做到不拘礼节。一个法国人在回忆他与毛泽东的一次会面时说：周恩来坐在毛泽东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懒懒地翻着一份报纸，他显然对谈话不感兴趣。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坐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
然而，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后面，可能还深深地隐藏着他对周恩来过人的技巧、风度和智慧的妒忌——这可能就是他拒绝参加周恩来葬礼的原因。毛泽东需要周恩来，他利用他并赏识他，甚至逐渐地不再把周恩来看作一个威胁，但他大概从未喜欢过他。在自己也行将就木之际，毛泽东可能觉得自己不再有必要做那些他并不真心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做那些不再对他未了的心愿有所帮助的事情。但这只能是个猜测，因为他的妻子完全有可能简简单单地阻止他参加周的葬礼，而她有许多理由这么做。
只要承认“错误”就能使自己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周恩来就决不会错误地把政策上升为原则，或是宣布自己站在反对派的一边，或是做出诸如此类难堪的事情。他可能承受着某种自责的折磨，这个因素使得他献身于改善别人生活的事业中，信奉一种自己不是完人的哲学，并逐步掌握了一种组织、调动别人为自己的理想服务的技巧。正如詹姆斯·麦克唐纳所注意到的：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在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在政策制定之后，他又是政策执行人，这两个角色都起着“公仆的作用”。这反过来又可以联系到周恩来身上那部分助人为乐的品质，以及他那偶尔对当时一些中国男人所不关心的妇女工作也给予的关注。
婴儿时的周恩来被父母送人这件事可能也是他产生同情并与社会上的少数派打成一片的能力的源泉之一。令人吃惊的是他经常与少数派的人交朋友，其中有穆斯林马骏、基督徒张伯苓博士。这两人都是南开中学的。还有武汉的传教士洛根·鲁兹主教。周恩来结识来自别的国家和别的文化的人的能力是杰出的，在中国没有哪个共产党领导人象他那样有那么多欧美朋友。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在共产党内解决社会问题时会抛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变得心慈手软起来。周恩来早在1931年就曾在上海这个黑社会因谋财害命而闻名的城市以实际行动表明，他能够为了严明党的纪律而冷酷地执行必要的处决。达赖喇嘛后来也发现周恩来比起毛泽东来，是个更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总是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从不打折扣——除非是政治局同意他这么做，比如在几次统一战线时期就是如此。
周恩来有时候倒是在社会经济改革的时间和优先权问题上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有过不同意见，或者周恩来希望改革得快一些，而毛泽东则希望慢一些，或者是正好相反。但这些不同意见只涉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大家都同意的目标的手段和速度问题，而不涉及共产主义本身这个心愿。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同样清楚。如果说毛泽东是个出色的但又有点反复无常的船长，那么周恩来就是个有耐心的大副，由他来保证发动机的正常运转及船员们的辛勤工作并负责补充给养。
关于周恩来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温和派”的证明，我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他在1964年11月的讲话中引用毛的名言“不破不立”，这可能预示着混乱局面的到来。当他在1965年4月号召在中国“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时，他对文革问题是谨慎而又严肃认真的，甚至连毛泽东也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他比毛泽东更卖力地使红卫兵不越轨，不偏离目标，希望能保持整个运动的纯洁性。
当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时候，例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他的反对不是出于不喜欢这个运动去提高生产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他相信这场运动是拿政治资本当赌注，押在一个没经过充分准备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上，这样的话，这场运动的整个计划就注定不能实现。周恩来头脑里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发生变化，但它们都被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理想主义意味着乐观主义。周恩来也是人，他也会由于过分自信而犯错误，情况危急时更是如此。在黄埔军校时，他就对蒋介石将来对共产党的打算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他在1927年的上海起义中的失误大概也应归根于这同一个缺点，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一判断。但在后来，又有很多例子说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判断失误，比如说他在1937年的西安事变中再次对蒋介石表现了同样的判断失误。
周恩来在1946年失去了去美国拜访罗斯福的时机。五十年代，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低估了尼赫鲁。1957年，又是过分的乐观主义导致他对百花齐放运动表示支持。他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人决不会容忍党外人士对党组织的攻击。在对外事务上，他过分乐观地相信安东尼·艾登能够在金门危机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上对杜勒斯施加影响。然后，他同时又误认为美国可能会入侵中国。
因此，周恩来一生的事业可以用消极的色彩来描绘。他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它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他后来发现，甚至在经济发展这类问题上，其精选出来的信条加上他自己那第一流的实干技巧也不能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也在四十年代就认识到除非千百万人民被成功地教育过来，把他们的思想改造得具有合作与集体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共产主义在中国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他成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他就被驱使着为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所有目标而全速前进。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周恩来结果没能实现他的诺言，终其一生也没能把中国决定性地带入一个明显有着更高生活水平的更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严格地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更多的应归因于客观条件的无情。任何想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迅速取得巨大进步的人都难免会遭到巨大挫折。然而，周恩来没有在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过激的反应。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坚守他的阵地，为使共产党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提供唯一的一股主要动力。他这么做的时候，不象其他领导人那样以一种执拗的、决不通融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一种永远使人感到振奋的、非常民主的风格来进行，这就使得别人不断地集合在他的周围并帮助他奋力去实现目标。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邓小平的接班人也经过几代变换之后，周恩来的工作和人格会比毛泽东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怀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既然毛泽东集权于一身的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的角色现在应当加以怀疑，可能会有人采取行动把无可指摘的“列宁的角色”追封到周恩来的头上——尽管他对党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完全不同的。在周恩来去世的几年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衣服上佩戴的周恩来像章比毛泽东或任何人的像章都要多。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通人性而耐心思考的靠自己站起来的中国。毛泽东主张大步前进，这经常使得中国人退回到比他们原来开始时更落后的地方去。一连几周通宵达旦地大炼无用的劣质钢铁，或是鼓励青少年闯进市政府办公室去欺侮、羞辱、折磨那些地方官员，这大概很激动人心。但当人们看到这些行动实际上并不带来任何具体的进步，更不用说带来太平盛世时，周恩来的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更为明智的渐进主义就占了上风。
不是周恩来低估了共产主义，而是毛泽东等走得太快，因为他们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他们贪心地以违背自然规律的速度去追求效果，准备把人性中最坏的部分引导出来，还着魔似地相信这可以达到好的目的。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只是一个壮观的带有孩子气的梦幻。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别的人只不过是在玩弄空头政治，而这是他所不擅长的。他有着经过改头换面的拿破仑式的博学，还带有梅特涅式的政治上的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