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非常关心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每次同国民党谈判都要提出释放政治犯问题。在我党不断文涉、宋庆龄等大力营救和舆论压力下，江苏高等法院于七月三十一日释放了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李公朴、史良、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等“七君子”。但对于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一直不执行协议。陈立夫则以“要共产党开名单来”为借口拖延释放。由于日本侵略军向苏州、南京逼近，日机又开始轰炸，国民党对关押在苏州、南京等地的大批政治犯又不愿公开释放，八月十六日，由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规定“各监狱长官或反省院长应将合于调服军役之人犯造册报由军政部通盘筹划拨充各部队服务”。周恩来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国民党“将一军”，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政治犯，并向他们作抗战形势和国共谈判的报告，希望他们早日出来参加抗日战争，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报告完，立即向反省院院长交涉，首先把他熟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王根英（陈赓夫人）、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三个女同志释放。该院长说，张琴秋是顾祝同寄在这里的，他无权释放。
夏之栩向周恩来提出，改为熊天荆，周恩来同意，院长也同意。当天下午，我乘车将她们三人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王根英很快到西安同陈赓团聚，夏之栩、熊天荆在办事处工作了一段。叶剑英写信给军政部长何应钦，把张琴秋也保释出来了。以后营救政治犯工作，都由叶剑英负责进行。
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兰州已经设立红军联络处，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经过友人介绍，在傅厚岗租下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一幢小楼成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等。
为了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方针，联系广大群众，打破国民党对舆论的统制，有必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报刊。这件事情两党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非常重视。他同国民党当局多次磋商。八月间，国民党中宣部长邵力子批准了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非常高兴，他即同朱德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
周恩来指示潘梓年负责筹备工作，参加工作的还有章汉夫、钱之光、许涤新、何云、吴敏（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等。《群众》周刊的筹备工作也同时进行。由于南京局势紧张，国民党将迁都，邵力子通知《新华日报》的筹备工作移到武汉进行。《群众》周刊于十二月十一日出版，而《新华日报》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才在武汉和读者见面。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党报和党刊。这两份报刊的公开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抗战和民主运动，都起了重大作用。
这次南京谈判经过十多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还有边区范围和政府负责人等问题没有解决，国共合作宣言还未公布。
党中央决定八月二十二日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知周恩来和朱德回去参加。谈判工作由叶剑英继续进行。二十一日，周恩来、朱德离南京回西安，二十二日即到洛川参加会议。
洛川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为了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决定建立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等情况。洛川会议二十五日结束。二十九日，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抵西安，准备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因华北战场形势紧张，周恩来临危受命，到山西同阎锡山等商谈八路军作战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使对立了十年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周恩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呕心沥血，亲临前线进行艰苦的谈判，他的功绩永垂史册。
十六、西安、南京设八路军办事处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南京后，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营救在狱中的同志等工作。我和他两人就搬到傅厚岗66号刚租下的小楼里。从狱中接出来的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三个女同志也住在这里。
当时床铺被褥都没有，我对南京不熟悉，熊天荆是南京人，我就拿钱给她去购买，因为天热，一床席子、一个枕头和一条被单就行了。她又请了一个保姆来做饭和搞卫生，就正式起伙了。像个小家庭的样子。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从此，叶剑英就以八路军参谋长和八路军驻京代表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博厚岗66号，也正式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京办公处”，我以办公处秘书名义上街去刻了印章和印制了信纸信封，买了办公用品。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上海红军联络处处长李克农来当处长，他还没有到任，我们就正式开张了。
第一件工作，就是营救狱中的政治犯。所以第一封公函，就是以叶剑英的名义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保释政治犯的。夏之栩等到办事处后，交出一批仍在狱中关押的名单，叶剑英要我写信给何应钦保释。这可难着我了。我虽然在红军中当过几年秘书，为首长写过不少请示报告，都是开门见山，简单明了，有啥说啥，除了最后一个“敬礼”外，什么客套话都没有。我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半年多，也没有写过公函。我只好向叶剑英请教应该如何写。他手把手地教我：开头写“何部长钧鉴”，中间写要保释某某人出狱调服军役，最后一句是“请核准为荷”。“核”字要抬头另起一行，表示对上级尊重。
落款又要在叶剑英上面旁边写一“职”字，表示是他的下级。我就照葫芦画瓢，一字一句地小心抄写。因为很紧张，不是掉了字，就是忘了抬头。只得重写，写了几次才算写好，搞得我满身大汗。送给叶剑英审查盖章才发出。
这几天可忙坏了我，既要写公函，又要招待狱中出来的同志，还要翻电报，因为我们没有电台，发电报是我自己送到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驻京办事处代发的。
八月底，李克农从上海来了，他就负起办事处的总责。钱之光奉周恩来指派也从西安来到南京，他负责军需、财务等工作。因出狱的同志越来越多，李克农就指定从狱中出来的夏之栩、熊天荆、刘顺元、萧桂昌等同志负责接待、登记和审查。先在西流湾租了几间平房，住不下了，又在鼓楼包了一个小旅馆。同志们出狱后，首先是给他们洗澡、理发、补充衣服和日用品，然后登记、填表，学习党中央的宣言、《十大纲领》等。
九月初，博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南京八办。他的任务，首先是同国民党代表商谈中共中央宣言的定稿和发表问题。这个任务已在九月二十一日完成，二十二日公开发表了。其次就是恢复和建立长江流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
因为周恩来已到山西同阎锡山、卫立煌等商量山西抗战事宜，董必武、林伯渠分别在武汉和西安，长江沿岸委员会没有建立。所以这项工作就由博古负责，叶剑英参加。由于从狱中营救出大量的党的负责干部，她们有白区工作经验，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干部条件，从八月到十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释放的政治犯，经过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接待的共约千人。其中重要的干部有黄文杰、刘顺元，李世农、王凯、陈农非、郑绍文、王鹤寿、陶铸、方毅、石磊、钱瑛、张琴秋、刘宁一、萧桂昌、喻屏、林理明、张恺帆、顾玉良、曹莎秋、彭康、邓垦等。博古、叶剑英和李克农商量，指定有组织工作经验和了解狱中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夏之栩、方毅等负责出狱人员的登记、审查、接待工作。审查后分别处理：狱中表现坚定的，送延安或分配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表现一般的，有些问题的，送延安学习，继续审查；少数表现不好的或有严重问题的，发路费给他回家或自我工作，并嘱咐他们要积极参加抗战。
总计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的，约七、八百人，都是南京办事处买好火车票，分批组织起来，发给八路军护照走的。
博古、叶剑英根据干部条件并报中央批准，逐渐建立了许多地方的党的领导机关。九月，派北平南下的学生杨学诚在武汉成立武汉工委，主要是领导学生工作。十月初，周恩来从太原电告博古，并派副官邱南章到汉口送信给董必武，陪同董老到南京同博古商量湖北党的组织工作。董老到武汉后，同博古、叶剑英商定，派刚出狱的陶铸、钱瑛去武汉，与从中央派去的郭述申组织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任工委书记。十一月，博古派从苏州出狱的方毅去湖北，参加工委工作。又商定派郑位三到鄂东任特委书记，加强对高敬亭游击部队的政治工作。派原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李涛到汉口筹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
十月，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
中央派张爱萍经南京去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叶剑英同张爱萍商谈了在江苏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问题。博古派刘宁一到江苏省委参加工人委员会工作。
十一月，浙江成立临时省工委，安徽成立皖中工委，都是博古从南京派出干部去组织的。
九月下旬，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项英，根据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到南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因不了解国共谈判的具体情况，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谈话。中央电告博古、叶剑英，设法派人到江西找项英，传达中央指示，要项英到南京转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博古、叶剑英派了从监狱出来认识项英的顾玉良，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上尉副官的名义，穿上军服，拿上护照到南昌，经过国民党派人带到吉安见到陈毅，口头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不能自行集中下山的指示。接着又到赣南大庾找到项英，口头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面交了博古、叶剑英托带的信和中央文件。然后又陪项英到南京八办转到延安。
十一月，博古、叶剑英又派顾玉良先到江西铅山赣东北苏区找到领导人黄道，又到福建闽东游击区找到叶飞，向他们传达中央文件和批示精神，并陪同叶飞、黄道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使他们及时了解中央精神，以免上国民党的当。
在宣传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博古、叶剑英、李克农都接见了许多朋友和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歼灭日军千余人以后，八路军更闻名中外，很多人来打听消息，应接不暇。李克农要袁超俊副官买了一架油印机，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战报印发，并用不同方式通过进步或中间报纸在报上透露出去。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办的《金陵日报》，因销路不好，请刚出狱的陈农非（陈办过报，他们认识）去当总编辑，经博古同意，该报因有后台可不送审，就可经常登载八路军的消息。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还把我们提供的消息发往外国报纸发表。
十月间，南京有一张小报登载了一条“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报道。李克农看了很生气，同叶剑英商量对该报提出抗议。李克农叫人到街上买了一个少将领章和一个少校领章，他要我和他一起穿上军衣，戴上八路军臂章，他挂上少将领章，要我挂少校领章。他说要给那个报馆的总编辑颜色看。接着就叫副官打电话把该报总编辑找来，他要我在门口招呼，他坐在客厅等候。
不久，总编辑来了，我说，我们处长找你有事，就把他引到客厅里。李克农请他坐下，拿着那张报纸对他说：“你们的消息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根据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那么大的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明天登报更正。”那个总编辑只得点头承认错误，说：“明天一定更正，一定更正。”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就登了一条启事。事后，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对李克农说：“克公真有两下子。”李克农笑着说：“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嘛。”十一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又继续向苏州进攻。十九日苏州失守，日军又向南京方向前进。国民政府急忙迁往重庆、汉口、长沙等地，国民党的大官们慌忙西逃。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分批向汉口转移。
为了到汉口向国民党交涉出版《新华日报》和建立南方和西南地区党的组织，博古同章汉夫于十月中先乘船到武汉。十一月十九日，钱之光率夏之栩、齐光、康一民、李应吉等乘火车经郑州去武汉，建立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后来中央决定钱之光为八路军驻仅办事处处长。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原拟去广州，因交通阻塞留南京）、袁超俊、吴志坚和我六人一直坚持工作到十二月初才走。司机王应絮，原是出租汽车公司的，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为了工作需要，十月间李克农在上海用七百元买了两辆旧轿车，我们撤退时就顶用了。因为那时兵荒马乱，已租不到车子。袁超俊和王应絮各开一辆，就上路了。当时公路很坏，车辆又多，秩序更乱，我们的车子很破旧，边走边修，走走停停，大家都叫它“烂背骡子”。
大约走了五天，经过南昌勉强走到了长沙。车子已破烂不能走了，袁超俊和王应絮留下来修车，我们五个人改乘小轮船于十二月十日左右到达汉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还住在“董必武公馆”，大家挤在一起又开始新的工作。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已攻占南京，开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西安红军联络处，是西安事变解决后，我党为维持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并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共商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问题而设立的。当时国民党也需要中共有正式代表在西安，以便解决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等问题。所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要在西安成立红军联络处时，顾祝同就答应了。但是，他们又怕中共和红军影响的扩大，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办法，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可以公开活动，但不能公开挂牌，经过商量，就挂了“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并由十七路军派门卫。周恩来和工作人员都穿便服，只内部警卫因身上挂了驳壳枪，才穿国民党的军服。我们机要、电台和公务人员，都是十多廿岁左右（我当时23岁，算是比较大的）的“红小鬼”，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要我们穿学生装。我们的电台是合法的，就用高竹竿架上天线，真像通讯训练班的样子。当时西安只两家电影院，放映的是无声电影，对学生只收半价，我们就冒充学生看了些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大家在上班时间都很守规矩，一到吃了晚饭，就在院子里和大门口打打闹闹，所以附近的群众称号我们是“娃娃店”。
红军联络处，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代表团从张学良公馆搬到七贤庄一号后成立的。当时只代表团留下的十来个人，因工作开展，“二二”筝变后转移至云阳红军总部的叶剑英、李克农、李金德等又回到西安。又从延安调了李涛等几个人来。联络处主任开始是李克农，二月底李克农到上海治眼，就由李涛负责。因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
李克农除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周恩来名片等等。特别给陈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红军联络处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就立即开展起来，来联络处的爱国将领、民主人士逐渐多起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刚开始客人来了不知如何接待，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要李克农和李涛教我们如何侍人接物，特别告诉副官和公务人员接待客人的规矩。当时天气寒冷，客人一般都穿大衣、戴礼帽，李克农说，客人来后，先引到客厅门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
尽管如此，还闹过笑后。有一天，某民主人士来了，一个小公务员想照章办事，不待客人站好，就动手把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下来。幸亏是友好人士，客人只是一笑了之。李克农知道后，就把这个例子作教材，告诉大家要待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接过来挂上，不要先动手。讲得大家都好笑。通过教育和实践，“土包子”也训练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周恩来开始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中央派林伯渠为中共代表驻红军联络处。林原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时就负盛名，他到西安后，上层统战工作更加活跃。为进行黄埔同学的统战工作，除了宣侠父（黄埔一期生）常驻西安外，左权、陈赓、徐向前（均为黄埔一期生）等都先后到过西安联络处。联络处还接待过许多党和红军的负责同志。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延安和红军总部通往国民党地区的窗口和交通总站。在开展统战工作、购运军需物资、输送干部和青年学生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北平、天津及南方各地秘密党组织同延安中央的联系，都是通过西安红军联络处的。所以有些同志认为西安红军联络处即是中共办事处，实际作用是这样的，但名义上不能这样说。
“七七事变”加快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红军联络处就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公开挂牌，由八路军自行警卫。九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随即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西安红军联络处，从建立到改名前后，只七个月，但在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中共党史和红军军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