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周恩来和王明、董必武、博古、叶剑英等也做了很多华侨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直接领导了长江局的国际宣传组工作，组长王炳南，组员章汉夫、陈家康、王安娜等。他们还组织了一批专家，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向共产国际刊物和外国杂志提供中国抗日战争情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战绩；同驻汉口的外国记者建立经常联系，给他们提供《新华日报》和延安新华社的新闻资料，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事实的宣传。
周恩来、叶剑英还代表八路军接见前来捐献的华侨代表。周亲自给泰国华侨杜英回信，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抗战问题。这封信在《曼谷日报》发表后，轰动了泰国华侨社会。
周恩来和外国记者与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特兰、鹿地亘夫妇等，都有密切联系。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由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率领的一个医疗队到达武汉，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周恩来和博古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向他们表示欢迎。周恩来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交代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处长，派人护送白求恩一行坐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是应宋庆龄邀请来华拍摄新闻纪录片的。他在津浦前线拍摄战地纪录片后到汉口，周恩来特地到旅馆去看他。伊文思向周恩来要求去延安拍片，但国民党不让他去。周同伊文思商量，在汉口拍一组中共代表团研究抗战形势的纪录片。因为他没带照明设备，只好把一间采光较好的房间布置成会议室，墙上挂上列宁、斯大林画像和八路军敌后作战地图。又把许多张锡纸贴在几块木板上作反光板，伊文思当了导演，在办事处找了几个人当助手，爬到窗户外面把太阳光反射到房间里。然后，要叶剑英穿上军装，缀上中将领章，站在地图前面。再要周恩来、王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凯丰、李克农等人入席当“演员”。导演一声开始，叶剑英就拿着棍子在地图上指画，“演员”们一齐看着地图，伊文思的摄影机就滴滴嗒嗒地拍起来了。我也不含糊，拿着康泰司照相机沾光拍了几张，这才知道电影是这样拍出来的。伊文思以后把这组镜头编到他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四万万人民》的影片中。后来伊文思回忆说：“这次访问认识了周恩来，并得到他许多关照，也了解了中国的许多真情，同时也因此对周恩来的伟大、深谋远虑和文武全才有所体会。”伊文思又把他这架摄影机和三盒胶卷送给办事处转给延安，希望延安建立自己的电影队伍。周恩来动员了摄影家吴印咸到延安，就把这架摄影机和胶片送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又批准了电影名演员袁牧之、陈波儿到延安，并从香港买来一架摄影机和一些胶卷，交他们带回去。这样，就以他们几个人为骨干，又吸收了徐肖冰等青年，建立了摄影队，拍摄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电影片。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等在汉口一江春餐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以及日、美、英、法、苏、荷等国际友好人士四百多人出席。周恩来、王明、学联代表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先后讲了话，体现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团结与决心。周恩来又曾安排了世界学联部分代表到延安参观，也受到热烈欢迎。
通过这次招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六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约了斯诺到武昌珞珈山寓所畅谈，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初次见面谈到目前中国抗战形势。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揭穿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欢迎他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斯诺表示很高兴，愿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报导。谈后他们共进午餐。周恩来、邓颖超都很高兴，邓大姐穿上一件新做的白底蓝格的旗袍，事先要我带照相机去，给他们合影留念。
不久，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主要是通过“工台”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中募捐。他们计划在全国各地组织工业合作社，建立小型工业，生产抗战必需物资，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事业的建设，如办学校等。周恩来接见了艾黎，并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还介绍了一些党员和进步分子协助他们工作。“工合”总会在汉口成立，武汉失守后，迁到重庆，在西北、西南各地也都开展了“工合”运动。艾黎还把一些募捐来的物资送给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工合”迅速发展成为积极支持抗战和有一定国际影响的社会团体。
九月二十九日，由队长阿尔泰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其中有柯棣华、巴苏等大夫。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屋顶花园举行招待会。十月七日，刚从延安开会回到汉口几天的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客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也请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参加。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里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看来他好像连每天刮脸的时间都没有。电话和通讯员不断地打扰着招待会。”“见到我们，并得知我们要去八路军那儿，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说八路军将会给我们最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就是以他坚定的政治信仰、精辟的分析能力、渊博丰富的知识和诚恳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国际友人的尊敬和同情。
周恩来除了同苏联驻华大使和武官保持经常联系外，也会见过英、美驻华大使，肯定他们国家某些援华措施，同时指出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干涉”和“绥靖”政策的危险性。美国罗斯福总统号召全美募捐百万美元救济中国时，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领事戴维斯，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进行的国际交往，在国际上发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也为党的外事工作开了好头，为以后的外事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