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组织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使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上海和北方的党组织曾分别派人到四川、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去恢复和联系了一些党组织。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党中央又陆续派人到南方各省恢复和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周恩来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比较熟悉，派出去的负责同志，大多数他都亲自谈过话。经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陆续在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释放了一批党员。一九三七年八、九月，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先后到南京，又营救了一大批同志出狱，经过审查，派陶铸、钱瑛、刘顺元等同志到湖北、安徽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央派了董必武到武汉，徐特立到长沙，指导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长江局成立前，在所辖范围内，已建立河南省委（朱理治为书记）、湖北省工委（郭述申为书记）、南方工委（张文彬为书记，指导广东、广西、云南党组织）、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和湖南特委（任作民为书记）。四川省工委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等到成都建立的，邹、廖分别任正副书记，当时直属中央。云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尚未建立统一的省级党组织。总的说来，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力量是薄弱的，不能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长江局时，曾明确提出：“特别在南方各地更要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要考查旧组织，建立新组织，着重建立地方党部与支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长江局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
在没有省级组织的地方，建立省级组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中央派了高文华、郭志洲等四人由延安到达汉口，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他们谈了话。
周恩来说，湖南的工作已有基础了，你们四人去加强工作，并通知任作民来汉口汇报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长江局开会讨论湖南党的工作，高文华、任作民都参加了。会议决定，特委改为省工委，高文华任书记，任作民为委员。二月，根据中央批示，决定由邓止戈、秦天真等人组织贵州省工委，邓止戈为书记。三月，改组广西工委，黄松坚任书记。四月，撤销南方工委，建立广东省委，张文彬为书记。根据中央指示，从四月起，四川省工委由长江局领导。三月底，长江局听取了由四川到汉口的罗世文汇报，讨论了四川的工作，并派程子健去任宣传部长。周恩来很关心四川党的工作，早在一月二十一日，他为长江局起草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四川已无疑地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连接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地会变成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但“目前党的工作却极落后”，应该“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并请求中央派得力的川籍干部去四川主持党的工作；在延安各学校选派一部分四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努力发展军事工作；运用上层统战关系推动四川实力派抗战等。中央很快复电同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对开展四川党的工作发生重要作用，为以后南方局的工作做了重要准备。同时，长江局决定在皖中工委、安徽工委的基础上，组成新的安徽省工委，彭康为书记。关于南方十个游击区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十个特委。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在长江局和东南分局领导下，浙江、福建、江西都建立了省的领导机关。
省级领导机关建立以后，除建立组织、宣传部门外，根据各省工作开展情况，逐步又建立军事、民运（工青妇）、统战、文化等部委，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当时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文化团体很多，许多都是在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根据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南方局一方面强调要打破关门主义倾向，另方面又强调要讲求质量，除了在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外，同时要注意在工厂中吸收老工人、农村中吸收贫雇农。对新党员的教育，南方局指示组织新党员学习除党的基本知识即党章外，还要帮助他们学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各省党组织都很重视党员的发展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如四川省，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只有三百四十多名党员，到十月，已发展到三千四百余人；湖南省原来也只有几百人，到一九三八年冬，已发展到七千多人。一九三八年九月博古向中央政治局报告组织情况时说，南方13个省总计党员数目已达六万七千多人。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它以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经得起考验，当然也有个别党组织，在执行中没有按照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办，机械地执行“十倍地发展”，只注意数量，没有注意质量，吸收了少数不合格的或混进了个别不良分子。
长江局的组织工作，分工由博古负责，主要助手是黄文杰。组织部的成绩是显著的。周恩来对党的组织工作也很重视，长江局的会议对各省党的工作都专门进行过讨论，各地许多负责同志都参加过长江局会议，当面讨论该地区的工作。除此而外，周恩来总是要挤出时间和各地负责同志个别谈话，地方同志也很希望同他交谈，以便解决会议中来不及讨论的问题，并可以得到周恩来的更多指示。
关于党的工作作风问题，周恩来和长江局针对当时许多党员习惯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注意埋头做具体的实际工作；习惯于公开合法活动，忽视秘密工作方式，提出不要把“救亡作风”带到党的组织中来，要注意保守党的组织和工作秘密，以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破坏。总的说来是做得好的，但有些组织和党员没有引起重视，以致在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时就遭到破坏。
长江局时期，完成了党中央讨论的恢复和建立南方各省党组织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为整个抗战时期南方党的工作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二十一、同叛徒张国焘作斗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从一九三七年起，每年清明节，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和延安陕甘于边区政府代表一同到中部县黄陵向黄帝致祭。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一九三八年的四月四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同祭黄陵。祭毕，张国焘对护送他来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然后带着警卫员张海钻进事先由国民党准备好的汽车到了西安。他住进高级的西京招待所，与国民党官员和特务进行多次密谈。四月七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搭火车到汉口。张国焘到火车站后，才临时打电话给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要林到车站谈话。谈话时，张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并说他要到武汉去了。林老加以劝阻，要张回办事处去商量，但劝阻无效。林伯渠立即回到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打电报，报告张国焘的去向。中央立即电周恩来等，要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四月八日清早，我把林老和中央来的电报送给周恩来。他看电报后，要我立即送给王明、博古、凯丰等人看，然后找秘书长李克农和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到他房里。周恩来把电报给李克农看，并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上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又问我们是否都认识张国焘。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在保安欢迎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时，都见过，还听他讲过话。周叮嘱：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说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来接张副主席的。当时西安到汉口的客车，每天只到一列，时间是下午十九时。我同邱南章、吴志坚吃完晚饭后，急忙到李克农房间集合，邱、吴都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身穿第十八集团军的军服，挂武装带，佩手枪，十分威武。胖胖的李克农穿一套便服，戴副眼镜，也颇有风度。唯有我穿一套灰制服，像个小秘书。李克农作了一些交代后，四个人即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副主席”。十九时，火车按时到站，我们分头站在车厢门口，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我们又走进车厢里找，也没见张的影子，只得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林老发现张坐火车到汉口来，怕我们去接，就回到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一定要接来。九日，我们又按时到车站，还是没有接到。到十一日，有人说，也许张国焘不坐火车了。李克农说，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十九时，一列从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我们再次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旅客，仍不见张国焘下来。后来，邱南章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马上请李克农、吴志坚上车。李克农对张国焘客气地说，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他的。张表现出惊恐的神态，护送张的两个便衣特务，看到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就不敢作声。
李克农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坐上我们的小车到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也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仍在后面跟踪。张国焘执意不肯到办事处，一定要住在外面。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到江汉路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李克衣临走时，当着张国焘的面对邱南章、吴志坚说：“你们两人要负责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邱、吴都是政治保卫局出身的干部，当然心领神会，当即回答：“报告秘书长，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李就和我带着张海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当天晚上，李克农陪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表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边区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下就暴露了他要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思想。王明等没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到办事处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虽经耐心劝说，张仍坚持不住办事处。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迫不得已写了一个电报：“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周恩来最后对张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临走时，交代邱南章、吴志坚一定要时刻跟着张，并随时抽出一人用电话报告张的活动情况。周等回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即给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
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十三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致张国焘电，到旅馆当面交给张国焘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十大救国纲领深受全国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又反复劝说张先到办事处住。一切都可当面商量。张国焘无言以对，只敷衍几句，仍坚持不到办事处住，周恩来回到办事处后，立即召开长江局会议，大家认为张国焘已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可能性很少。为做到仁至义尽，决定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去争取他到办事处来。
十四日，张国焘在邱、吴两人的监护下，还不敢多活动，只打了一些电话，这当然在西安就准备了的。从车上下来的一个特务虽然也往在旅馆，但不敢直接同张国焘来往，只是当“坐探”，向特务机关报告消息。
十四日晚，为争取张国煮住到办事处，周恩来和王明、博古、李克农又一起到旅馆去劝张。经过耐心劝导张仍不接受。李克农是同特务叛徒斗争的能手，他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汽车，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来。
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外出时，由邱南章或吴志坚陪同。他去见过陈立夫、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后当了汉奸）以及已被党开除的陈独秀。他了再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得到蒋介石同意后，十六日上午，周恩来陪张国焘过江到武昌见了蒋介石。张一见蒋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语无伦次他说了一些边区政府的事。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好多说，只哼哈了几句。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立即批评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的错误态度。当天下午，张国煮又以配眼镜、看牙等为由再次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带上钱给张用。张一上街就到处乱跑乱闯，既没有配眼镜，也没看牙，只想摆脱吴志坚溜掉。在汉口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看朋友，吴志坚就紧跟在后面，到了过江码头渡轮边时，张故意躲在过江人群后头，当客人上了轮渡要关上铁栅门时，他忽然跳上去。想把吴志坚抛在铁栅门外。吴是个机灵的红小鬼，他眼明手快腿快，一下就跳进了轮渡，紧跟张国焘不放。到了武昌已天黑，吴劝张回汉口办事处，张坚决不回。因乱闯了一下午，又累又饿又渴，吴把张拉到一个小旅馆去喝水、吃饭，边吃又边劝张回汉口，张执意不回，吴就在旅馆里定了一个房间，让张睡里面，他睡门口。在张国焘没注意的时候，吴偷着写了一字条，要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说他同张国焘在武昌某街某旅馆，要办事处快派人来。办事处正四处寻找张国焘时，忽然得到电话，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到武昌找到了张国焘，并说奉周副主席命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不肯定，他们就连推带拉把张推上了轮渡回汉口。张又坚决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就把张安置在汉口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住下。邱留下，让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和休息。这时已经很晚了，周恩来和王明、博古等听了吴志坚报告张逃跑经过后，认为张已决心叛党，为了尽最后努力，就商定明天上午去同张公开谈判，并商定了内容。
十七日上午，周恩来和王明、博古一起列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谈判。周恩来对张国焘提出三条，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第二，暂向党请假休息一时期。第三，公开脱党，党亦径告以开除决定。张不答应回党工作，但表示愿意在二、三条中采取一种办法，希望允许他考虑后再定。周等走后，张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谈话，表示他要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当天晚上，特务机关来了两辆小汽车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便衣特务，直奔张国焘的房间。邱南章立即迎上去大声问：“你们要干什么？”特务们二话不说，两个人把邱南章抱住；另一个把张国焘拉到车上后，才把邱放开。特务们对邱吹个口哨，就把张拉走了。一个曾赫赫有名的“张国焘主席”，竟一下投到国民党特务的怀抱里去当走狗了！邱南章回到张的房间里，见到桌上有一张张国焘写给周恩来等的字条，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当晚即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经过。十八日早晨，周恩来即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几天后，四月二十二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这个决定。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四月十九日，中央又向党内发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把张国焘的叛变当做党内的反面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
四月二十日，长江局机关支部（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召开支部大会，宣布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经过热烈讨论，同志们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并表示革命到底，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叛党。
每个党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张国焘叛逃时，他的老婆杨子烈和一个几岁的男孩还在延安，当组织把张国焘叛变的消息告诉杨子烈时，她表示要到武汉对张进行规劝。党中央同意她的要求，把母子送到武汉办事处。周恩来见到杨子烈，希望她规劝张，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杨表示同意。周派邱南章把杨子烈和儿子送到武昌胡宗南办事处同张国焘团聚。我们党对张国焘做到了仁至义尽，他却一意孤行，自绝于党，终成历史罪人。
一九三九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寄着一件旧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
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此时张国焘没有发现我，更没有想到，他向戴笠报告的策反对象之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长童小鹏（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家属部己向警察局登记），就在同一车上。
国民党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国民参政会逐步变为制造反共舆论的讲坛，所以国民党就让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当参政员。当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出席会议时，张国焘只能躲在角落里不敢作声，很多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也不齿于和这个叛徒为伍。
一九四八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这时，国民党已把他当成一双无用的破草鞋，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一九四九年冬，不得不和妻儿一起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反动活动，捞点生活费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了时的“中共资料”，讨点港币，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恬。
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张国焘通过香港的友人向人民政府提出想送他唯一的儿子进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的请求。经周总理批准，张国焘的儿子回广州学习五年后成了医生，先到香港行医，以后又跑到加拿大多伦多去行医。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时，张国焘托人捎话表达想回中国大陆，党中央要友人转告张，只要他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让他一家回中国大陆，但他不愿意承认错误，只好留在香港。六十年代初，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四年时间写出一部90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党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尽量掩盖他的机会主义和反党罪行。这是他用尽了解数的最后一次出卖。肯萨斯大学在张写作期间每月给他二千港元“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一九六六年正式出版，又得到一笔稿费。后来他老婆杨子烈写了一本《往事如烟》，也捞到一笔稿费。两人就靠这些稿酬维持生活。一九六八年，张国焘（71岁）和杨子烈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儿子。一九七七年张（80岁），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把他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晚，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
二十二、华中游击战与“保卫大武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关于敌情判断和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指示，其中要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建议：国共军队共同建立苏浙皖赣边、鄂豫皖边两大军区和皖南、皖北等六个辅助军区，使敌攻武汉时处于我之战略包围之中。长江局接到指示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进行讨论，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组织和准备新的抗战力量”，并决定一面由周恩来草拟一书面建议送蒋介石，一面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去发动与武装广大民众，阻滞敌人对陇海、平汉线的进攻。会上还作出关于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三个游击区的决定，要求各区“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斗争。”一月七日，长江局指示河南省委，要发动广大的武装保卫河南的运动，要巩固原有的军事力量，并用各种方式争取创造与发展新的力量。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不参加新四军整编，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原的游击战争。十四日和二十二日，长江局两次作出决议，决定留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第八团队由长江局参谋处直接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留原地发展，以“保护后方根据地，保证进行党和群众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对这项任务，周恩来抓得很紧。二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向中央书记处建议，把彭雪枫从山西调河南负责军事工作。十五日，周恩来主持的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上决定：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彭雪枫加入河南省委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中央很快就批准彭雪枫调河南。三月，彭雪枫作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来到竹沟，对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主任。这样，竹沟就成为我党领导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
竹沟留守处在豫南各县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地方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发展了武装力量，还办了干部培训班，着重学习游击战术。河南省委也在信阳开办训练班。竹沟、信阳两处共培养军政干部三千多人，这些干部后来成了鄂豫皖鲁开展敌后抗日的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在董必武指导下，湖北省工委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先后在老根据地七里坪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抗日青年训练班。方毅任训练班主任，彭康为政治教官，余立金、吴克华等为军事教官。董必武、叶剑英、聂鹤亭都去上过课，共有学员六百多人。学员毕业后，一部分随第四支队东进抗日，一部分留在湖北做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
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要注意发展皖中的地方游击队，要安徽省工委把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布置在原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金家寨一带，依靠老苏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江苏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加强了对已建立的游击武装的领导，逐步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等游击区，在崇明、青浦一带掌握了部分游击武装。
一九三八年四月，广东成立省委后，根据中央和长江局指示，专门讨论了建立抗日武装的问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尹林平为书记。要求各地党组织努力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各地方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争取通过统一战线工作，掌握一部分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把古大存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地方部队，加以扩大，以便成为华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中共长江局在开展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面，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全面地贯彻中央指示，贻误了有利的发展时机。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抗战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判断日本侵略军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因此，中央在五月下旬以后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南方一些党组织发展游击队，建立根据地。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长江局的电报中指出：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口）信（阳）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要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中央的方针就是要在华中地区迅速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长江局收到这一指示后，周恩来、叶剑英立即召集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彭雪枫等到武汉，向他们作了传达，并确定具体部署。河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发展、壮大了游击队，并建立豫东、豫南两个根据地。湖北省委积极开展农村工作，组织部队准备在日军进攻的路线上开展游击战争。八月，长江局责成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长刘顺元，立即组织皖东工委，领导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党的工作，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尽管做了上述的许多工作，除河南外，其他各省的工作，同中央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主要是长江局对中央的指示没有全面地贯彻执行，没有充分利用徐州失守后的有利形势把发动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成中心任务来抓。在王明右倾错误思想影响下，把长江局的工作重心放在保卫大武汉上。早在五月十五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三人就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必要时，当以武装负防御任务，俾不让马德里工人防守西班牙城之事迹得专美于前。”六月十七日，长江局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出“徐州放弃后战争进入新阶段（第三期抗战）”，“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这与上述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是不一致的，以致影响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使华中游击战争的发展，丧失了有利时机。
六月十五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王明起草的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新华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提出“第三期战争的中心是武汉的争夺战”，“坚持抗战，死守武汉，是服前全国军民的紧迫任务”等等。《意见》对于鼓舞军民抗战信心是有积极作用的，其中建议国民党，为保卫武汉采取政治军事上的某些措施也是对的，但是，根本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王明经常宣传马德里工人坚守城市的经验，现在又机械地搬用到保卫武汉的战役上来。事实上，不管马德里工人多么勇敢，甚至有国际纵队的支援，坚守了两年，但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的西班牙法西斯佛朗哥的长期围攻下，还是失败了。不仅城市没有守住，更重要是使革命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日本侵略军为夺取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武汉，集中了九个主力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和大批的空军、海军和重炮，从水、陆、空三方面向武汉猖狂进攻。蒋介石虽然动员了一百三十个师和海空军，并且亲任总指挥，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由于他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不敢广泛动员和武装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参加抗战，没有在武汉外围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所以保卫武汉的会战，虽然消耗了敌人二三万人，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终究守不住。十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就下令部队撤退，日军还没有遭到顽强抵抗，十月二十五日占领了武汉。王明的“马德里保卫战”之梦也就破灭了！针对长江局的错误，中央在八月六日致长江局的电示中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可是长江局未能及时改正错误，致使我党在华中广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受到损失。
这主要是王明的错误，但是周恩来和博古在《意见》上署了名，也是有责任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会上说过：“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这些话，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常以此为戒。
二十三、武汉撤退前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回国以后，党中央派王稼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又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他们先后向共产国际如实地报告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党内的情况，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抗战形势和党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了解了王明回国以后的表现，从而使共产国际做出了正确的指示和决定。七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从莫斯科回国。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传达国际的指示和讨论抗战的新形势和党的任务。中央通知王明等长江局领导人回延安听取王稼祥的传达并参加会议。王明等接到通知后，曾要求王稼祥到汉口传达，中央没有同意。
八月二十九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徐特立（从长沙前来）四人离汉口回延安参加会议，董必武、叶剑英、凯丰留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当时，我作为秘书，同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巴芳庭一起随四位领导同志回延安。四位领导人住在软卧车厢的一个包间里，我们三人就在相邻的餐车里睡在椅子上，为的是便于警卫。车长和车警们见到周恩来都毕恭毕敬小心警卫。经过一天一夜到了西安，在办事处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办事处派了两辆卡车，王、周、博、徐四人分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卡车上堆满了运往延安的物资，我们和去延安的干部、学生就坐在物资上面。当时，西安到延安的公路全是土路，汽车很少，主要是走铁轮大马车，车辙很深，一下雨就变成泥水沟了。第一天，到洛川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才到延安。车到南门外，就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政军负责人以及机关干部、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我来不及打掉身上的黄土，赶紧从卡车上跳下来，请毛泽东、朱德、博古、周恩来、王明、徐特立站在一排，给他们照了一个集体相。高个子罗瑞卿、矮个子胡耀邦和滕代远挤在二排也一起照上了。然后，在夹道欢迎中进入延安城，大街上还高挂“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胜利归来”的大横幅和标语。进城后，先到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后就各自到住所去了。我就住在毛泽东院子里的一间平房，和机要秘书叶子龙一道吃饭。这是九月三日。九月五日，在南门外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延安几乎倾城出动，到会几干人。大会主席台上挂有“延安各界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大会”的大横幅。毛泽东、王明作了简短讲话后，周恩来向大会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在武汉的工作和目前抗战形势，号召全党全军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独立自主地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周恩来正在台上作报告时，主席台的一角，毛泽东和王明同坐一条木板凳上亲切交谈，朱德、博古、徐特立坐在另一木板凳上注意倾听，充满着团结的气氛。我立即抓拍了这一镜头。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议第一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又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和季米特洛夫，了解了王明回国以后和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不经中央批准就以中央名义发表政见等错误，而作出了针对性的指示。这对于开好六届六中全会和加强中共党内的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向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代表团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各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情况等。二十六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又发了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毛泽东等同志报告，关于抗战形势，他认为抗战正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使正现战与游击战适当配合。新四军中的老干部要大胆放手去发展游击战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之下。
这次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需要，重新调整了各地领导机构，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为书记。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城东郊桥儿沟天主堂内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前，我同叶子龙先去参观了会场，会场布置简单朴素，主席台后面正中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边挂着马、恩、列、斯画像。坐的都是长木板凳。叶子龙征得毛主席、洛甫的同意后，由我先给全会主席团照相。主席团12人：毛泽东、洛甫、朱德、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刘少奇、陈云、王稼祥、康生、彭德怀。次序是没有人安排的，但王明自己站在前排的正中，而毛泽东站在最右边，周恩来站在最左边。这也可略见王明的心迹。接着照全体相。这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会议开得很成功。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内团结，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九月底，日军正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紧急，中央决定，力争取蒋介石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周恩来在九月三十日上午向全会做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后，下午即带着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西安。十月一日乘飞机回到武汉，只有邱南章随行。
周恩来一回到武汉，又开始他极度紧张的工作。
他首先向汉口的长江局领导成员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邓颖超去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和李克农、黄文杰、潘梓年、吴克坚等主要干部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六中全会的精神。随即根据他在延安为中央起草的九月二十五日关于武汉失守前工作布置的指示精神进行具体布置，对主要干部的行动也作了安排。确定董必武即去重庆准备参加国民参政会和指导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筹建工作。凯丰也去重庆，负责党报委员会工作。决定武汉的《新华日报》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出版到失守，重庆版在此之前做好一切准备，武汉版停刊的次日，重庆即接着出版。指示李克农、潘梓年对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转移工作进行妥当安排。
十月四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把毛泽东亲笔信交给蒋，并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特别提到中共六中全会决定下去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蒋很注意听并表示，武汉失守后，坚持抗战无问题。对八路军在敌后求补充发展，表示赞成。谈完后，蒋要周将谈的意见用书面写给他。八日，周将书面意见交蒋介石。
附：毛泽东致蒋介石亲笔信录文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几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的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佈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十四日，周恩来又见蒋介石。
十月二十二日，朱德总司令从西安飞抵武汉。周恩来同他讨论了当前的战局后，又陪朱德去见蒋介石。朱德向蒋报告了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对敌作战的情况，并向蒋要求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等。
蒋只听，没有做肯定答复。朱德于二十三日上午乘战斗机离汉口到襄阳，然后乘车返前周恩来几次见蒋介石，虽然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国民党长期合作和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战的诚意，对于坚定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在武汉失守前20多天的时间里，周恩来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开始向广东进攻，周恩来连夜起草了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特点，提出对日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破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破日寇的一切阴谋。”并提出九条具体建议。建议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为章，详细看了周的意见书，并根据周的具体建议，为军令部起草了关于在华南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报军事委员会。同时，周恩来派黄文杰到广东，向广东省委传达六中全会的精神，指示广东省委根据日寇进攻广东的新形势布置党的工作，特别强调要抓武装工作，在敌后放手发动游击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