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周恩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写出了题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长篇笔记：他指出，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于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这些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李立三的观点本来基本正确或“还不很错”的（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反而更错了。”第二种，李立三的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观点（如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但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也是急于转变论者”，把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种，李立三的观点确是错了（如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同他也“只是程度之差”。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的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的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立三路线的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和理论根据。周恩来还指出：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左”倾的错误，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更是大错。
周恩来在同刘少奇、洛甫、任弼时、李富春等座谈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后，对四中全会的决议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全会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新的高潮，任务是进攻，这说明“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四中全会的决议“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对四中全会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在三个月的学习中，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历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回顾过去时，他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他从不文过饰非，对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作了认真的检查。六届二中全会是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他认为，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三中全会决议“批评过去太温和”，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
在谈到到中央苏区的情况，当时他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上海的中央多次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占领南昌、吉安、抚州，将几个苏区联成一片，威胁武汉，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他曾将困难电告中央，但由于没有更多地请教长期在苏区工作的同志，决定攻打赣州，贻误了向南京发展的大计划，他承担了责任。
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使“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得到全面贯彻，特别在军事上直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退出中央苏区。周恩来归纳李德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使敌人消耗，集中以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使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兵力。
他认为，中央苏区和大量中央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他总结中央苏区失败的原因说：（一）路线错误为主要的；（二）保卫苏区计划亦错误；（三）领导不健全；（四）“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这些教训使他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
对抗日战争以来党的工作，周恩来认为，为实现抗战，反对投降主义，特别是在上层活动方面取得了成绩。在孤立蒋介石及顽固派，教育和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利用英美反对内战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党的工作方面，坚持中央的隐蔽政策，在党员中组织整风学习，为党积蓄力量，教育、培养了干部，这是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成果。
在检查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缺点时，周恩来认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这些，主要是在武汉时期出现的问题，事实上，他一向是尊重中央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特别是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三年六月回到延安前这四年，他实行的路线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不居功，不诿过，认真检查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在小会上讲，也在大会上作报告。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常常听他谈起过自己的失误，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严以责己的自我批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