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蒋介石对四川地方军队一贯分化瓦解，出川抗战又备受歧视，而在与共产党的接触中，亲身体会到团结友谊的可贵，两相比较，邓锡侯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愿意接近共产党。一九四○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中共党员杨伯恺，邓锡侯托人向杨透露消息，使杨得以脱险。抗战胜利后，邓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因内战需要，蒋介石要即加征壮丁12万名，军粮十万担，被邓婉言拒绝。蒋介石大发雷霆，逼着邓辞去省主席职务。一九四八年六月，蒋介石为了分化成都地区异己力量，任命邓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并要调他的部队九十五军离川到汉中，协同胡宗南部防守川北大门，邓锡侯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队留在成都。我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时，派人向川军将领传达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对川康军人的期望，并带来二野电台的通讯呼号和密码。邓锡侯即设立新电台，和二野电台保持联系。这时他已下了起义的决心。成都兵临城下，邓锡侯看到时机成熟了，终于与刘文辉、潘文华通电起义。
周恩来对潘文华也做了不少工作。潘曾是二十三军军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出川抗日，后来回四川就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统率刘湘系统的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和16个保安团的兵力，可谓实力雄厚。一九三八年夏，董必武等路过成都，曾和潘文华会晤，阐述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
潘文华表示拥护。这年六月，周恩来派唐午园到潘文华部任联络员。这时潘是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驻在四川阆中。潘委唐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联系。一年后，唐午园调回南方局，我党再派甘树人担任联络工作，潘委他为绥署中校秘书，以掩人耳目。此后潘文华与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都曾秘密会晤，交谈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为了使联系加强，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新华社的重要电讯提供给潘文华，也将潘的意见要求和川康的军政动态向南方局汇报。设置这个秘密电台只有潘和他的儿子巴山警备司令潘清洲和绥署电务处长宋子丰三人知道。电台设了一段时间，直到抗战胜利绥署撤销，钱松甫夫妇平安回到重庆。
潘文华的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校尉级军官，或被聘请为顾问。他曾任命共产党员田一平为《华西日报》经理，田又创办《华西晚报》，这两份报纸的进步倾向使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特务准备逮捕田一平，潘文华立即把他调任上校机要秘书，把他保护在部队中，使特务不敢动手。
受他保护或营救的共产党员还有好几个。除靠拢中共外，潘文华还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一九四四年，经张澜介绍，潘文华和刘文辉都秘密参加民盟，为张澜长期提供政治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潘文华非常忌恨，把他的部队分别调到几个地方，分散他的力量，并受到监视，但他仍通过在上海的张澜和我党保持联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这是他长期和共产党紧密合作的结果，也是周恩来等同志对潘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
龙云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势力最大的人物，是云南省主席，又握有重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参加。朱德、叶剑英也应邀出席。他们到达西安时，正好龙云从昆明乘飞机经西安准备转飞南京，他们和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到南京。我作为朱德、叶剑英的随行人员，也乘这架飞机。这时周恩来已到南京。在南京，龙云曾邀请周恩来等三人吃饭，恰巧周因事不能参加，朱德、叶剑英和龙云谈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及各方面团结抗日的问题。龙三都表示赞同，并对朱、叶说：“我想派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学习游击战术，好吗？”朱德回答：“打游击要长时间才能学到经验，时间短是不行的。”龙云又问：“以后我们怎么联系？”朱德说，“用无线电联系。”朱送给龙云一个密码本。周恩来知道这些事情，很高兴，感到龙云是我们必须争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南京也和龙云见了面。抗战初期，云南地方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九三九年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充分利用尤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原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通过他们的亲戚、省政府秘书长间接向龙云宣传中共对时局的政策主张。一九四○年十一月，《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向他介绍抗战面临分裂投降的危险以及中共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龙云态度很明朗，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龙云的谈话在《新华日报》发表后，对西南后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很大的影响。一九四○年四月，何应钦专程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镇压。云南工委及时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陈述利害，指出若成立这个机构，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一是对抗战大计不利，二是挑动骚乱不利地方。龙云接受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不成立这个机构。“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名单到昆明，策动反共浪潮，龙云以“拿不出证据”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使顽固派在云南的反共计划落空，蒋介石大为恼火。这年七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催促龙云成立党政军汇报会，龙云无法推诿，组成由他亲自挂帅的汇报会，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有趣的是汇报会的秘书、担任会议记录的人，是前中共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国民党要抓人，他就及时通风报信。在“皖南事变”后的险恶形势下，由于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龙云权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对顽固派的反共措施作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使得中共组织和党员得以继续潜伏下来开展工作。
我党对龙云以诚相待，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工作，使龙云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一九四三年八月，龙云通过罗隆基邀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云南工委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南方局。周恩来派华岗作为中共代表到昆明秘密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华岗的公开身分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则是做龙云等人的工作。南方局决定，要我派报务员杨才去昆明，在滇黔绥靖公署内架设电台，建立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联系。此后龙云进一步实行开明政策。一九四○年地下党发动“五四”纪念周活动，龙云对何应钦提出的镇压措施采取敷衍办法推脱过去。十月十日，地下党组织昆明各界六千人纪念双十节，号召保卫大西南，龙云派警察到会场进行保护。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的态度使蒋介石深为忌恨，抗战胜利后蒋就准备对他下手。龙云却以为国共已经在谈判，国家可以和平安定了，放松警惕。蒋介石要他的滇军赴越南受降，他派卢汉率两个军去越南。南方局和云南地下党洞察蒋介石的阴谋，通过各种渠道劝阻龙云调动滇军出境。华岗回到昆明直接对龙云说：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要他提高警惕，又没有引起龙云的注意。滇军赴越后，蒋介石即下令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社聿明发动突然袭击，将他软禁，免去云南省主席等职务，强行送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后来又软禁于南京。龙云想逃出虎口，周恩来、董必武都热情帮助，曾通知上海情报负责人吴克坚协助他从南京或上海乘船离开，没有成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经抗战时驻昆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帮助，才乘飞机逃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何应钦多次电邀他到南京“共商国是”，他断然拒绝，并发表致李、何的公开信，劝他们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年八月十五日，龙云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