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为人民争胜利果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八路军、新口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敌后坚持斗争，经过大小十二万次战斗，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余人，俘虏敌伪军约三十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十九个解放区，面积近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人。建立了正规军一百二十余万人，地方民兵二百六十万人。抗战胜利后我们的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开过党的七大后，周恩来继续留在延安。忙于筹备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中央决定：如果国民党独裁地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我们就在十一月召开解放区代表会议与它对立。我是七月一日随王若飞陪黄炎培、章伯钧六参政员飞延安的，住在杨家岭周恩来院子窑洞内，他要我看整风运动中编印的《两条路线》和七大文件，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八月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十日，周恩来起草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限期接受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敌伪投降，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应予坚决消灭。十一日，又连续起草延安总部第二至第六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即从现地出发，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令冀热辽边区的李运昌部，即向辽宁、吉林进发：令贺龙、聂荣臻部向绥远、察哈尔进发。各部都应向敌伪侵占的城市、交通要道举行进攻，迫使敌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抵抗，则坚决消灭之。
十六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发给重庆局（当时董必武出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王若飞在延安，由张明和徐冰负责）的指示电，指出：数日来，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企图嫁其责任于我，欺骗人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你们应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地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各解放区遵照中央的指示和总部的命令，立即紧急动员，迅速集中分散的部队，组成强大的反攻大军，向日伪军送出通牒。从东北到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各战区，都向日伪军陆续发起了全面反攻。自八月十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华北八路军收复了威海、涿县、平山、辉县等70余座城市；华中新四军解放了溧阳、金坛等县城17座，重要市镇近二百个。
正当解放区军民乘胜进攻日伪，收复失地的时候，一直躲在重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为了垄断受降，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八月十一日同时发出三道命令：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而令共产党部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十二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中国战区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军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八月十三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地拒绝”他十一日的命令，指出他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同时，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新华社评论，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命令，是在挑动内战。并呼吁全国同胞，世界盟邦一致起来，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十五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给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请他们转达其政府。
严正声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下，“有权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及其侵华日军，向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同日，朱德再电蒋介石，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等六项合理要求。
各解放区根据中央指示，在反攻中取得了很大胜利。晋绥部队相继攻占了左云、文水等八座县城；晋察冀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攻占了张家口，并先后攻占遵化、阳曲、涞水等30多座县城；晋冀鲁豫部队收复了济源、沁县等30余座县城；山东部队二十五日解放了烟台，并先后占领了莱芜、章邱等30余座县城；华中部队解放了兴化、句容等30余座县城；华南部队攻克了宝安县等。
为了把参加七大后仍留在延安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送回前线，周恩来要叶剑英、杨尚昆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交涉，派了几架C47运输机把一批将领送到太行山根据地，再转到前线。第一批是林彪、张际春等11人，于八月二十日起飞；第二批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滕代远等十人，于八月二十六日起飞。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立即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指挥所部对日伪实行胜利的反攻。
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在争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日子中，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从八月十一日至九月二日止，我军共占领了县以上城市一百四十六座和附近广大乡村，解放了大批人民群众，歼灭了一部分日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战争物资，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我军力量，为制止蒋介石的内战作了充分准备。
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但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四十五、陪同毛泽东到重庆
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机辽未成熟，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作出和平姿态。他接受政学系吴鼎昌的“假戏真做”主意，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接连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他们估计毛泽东是不会到重庆来的。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宣称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他就利用谈判逼我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欺骗舆论，作内战的准备。
然而，延安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党中央反复讨论，研究对策。那几天，延安的枣园与往日有所不同，梨树林中，增添了毛泽东安详踱步的脚印。
他的办公室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彻夜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开会，分析国内外形势，权衡毛泽东亲自去重庆的利弊。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收到斯大林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电，要中共与蒋介石妥协，并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亲自到重庆去。二十三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他所以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述诸条件约束着，周恩来和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交道，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对局势的判断也很精辟。
他说：从抗战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逼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
这次会议决定先由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毛泽东应去重庆，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定。周恩来在谈自己的任务时说：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的想法这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介石开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去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毛主席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出去：也不能作下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作决定，对于蒋介石是否搞阴谋，也必须考虑。
周恩来紧张地进行谈判的准备，他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紧急要求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这些内容，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与愿望。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接到蒋介石二十三日第三次邀请电后，又接到美军司令魏德迈的邀请电。二十五日晚上，政治局七位同志与七月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讨论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行。第二天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昨晚讨论的情况。他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我们党对谈判的方针。要点是，在谈判中，我方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击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并对各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党中央的方针，全党同志是拥护的，但不少人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那时在延安的一些同志议论纷纷，一些人认为：“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这是一个大阴谋，毛主席不能去。”有人说：“蒋介石是不讲信义的，毛主席不要成为第二个张学良。”有人说：“顶多周副主席去就够了。”一些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政负责人还打电报给中央，建议毛主席不要去重庆。
二十五日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来的AAAA急电，机要科立即翻译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张明的电报，说毛主席要到重庆谈判，对毛主席的安全警卫、注房、饮食等都做了具体指示，连要给毛主席准备洗脸盆都说到了。译电员立即把电报送给钱之光。二十六日清早，钱之光、徐冰、张明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照周恩来指示一一落实各项工作。同志们都以能直接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服务感到责任重大又无尚光荣。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知道后，都十分高兴，渴望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也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尽管议论纷纷，大家一致相信中央是经过审慎考虑的，我们有广大解放区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拥护，还有国际上舆论的同情，蒋介石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毛主席下毒手。
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答复蒋介石表示要去重庆谈判的电报，也经新华社发到重庆。蒋介石原来估计毛泽东不会来，故作一番姿态，想假戏真做，结果是弄假成真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决定乘专机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蒋介石也派张治中随行，他们于八月二十七日飞抵延安。
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延安天空特别晴朗，宝塔山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雄伟，党政军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很早就来到机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十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随员胡乔木、陈龙、尤飞虎（警卫人员）及我一同来到机场，张治中、赫尔利也同时到达。人群中的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延河两岸的山谷。十一时，他们同中央领导同志握别后上了专机，毛泽东站在机舱门口挥动着巴拿马帽子向大家告别，专机即朝南方飞去。
八月的重庆，正是酷热的时节，人们的热情和天气一样要沸腾起来了。
到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谭平山、冷御秋、郭沫若等，中外记者几十人。中共方面有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工作人员钱之光、熊瑾玎、徐冰、王炳南等。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专机降落，当毛泽东出现在机舱门口舷梯上，频频挥手向欢迎者致意时，人群中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走下专机后，受到了中外记者团团围住，争着要获得第一手新闻，机敏的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况，心生一计，高声喊着：“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这才把记者吸引过去，这礼物就是毛泽东的书面谈话。于是周恩来把各界人士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了。
毛泽东的书面谈话说明了他到重庆的目的，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这个书面谈话，义正辞严，给人们看到了和平的前景，新中国的曙光。
当天晚上，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作陪。宴会毕，毛泽东等三人即住在蒋的别墅林园。毛泽东在林园住了两天两夜，周恩来一直陪着他，先后同张治中、蒋介石、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等进行了会谈。张治中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让给毛泽东办公住宿，并派了宪兵警卫。蒋介石派了一辆小汽车给毛泽东使用。为了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住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只到桂园接待客人。三十日，办事处的同志知道今天晚上毛主席就要到办事处来，新华日报社和曾家岩的同志也都纷纷到红岩来，大家的心情无比激动。为了表示对敬爱领袖的欢迎，把刚刚竣工不久的礼堂打扫干净，摆上凳子。因为重庆的电压低，电灯不明，电台的同志特地买了个一百一十瓦的大灯泡，把会场照得格外明亮。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山下下车后爬上百多个石阶到红岩办事处进入会场时，白绸衬衣己被汗水湿透了。他仍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向同志们打招呼，问同志们好。
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欢愉心情真是难以言喻。接着举行欢迎晚会，演奏了陕北的“郿鄠调”，表演了一些小节目。小乐队用胡琴拉起了秧歌调，女同志请毛泽东、周恩来跳了几曲交谊舞。因怕毛泽东疲劳，主持人宣布散会。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毛泽东从此就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东北角一间较大的房间，因为这里比较安静，干部轮流在室外高地上放哨，以保证安全。周恩来无时不在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他除了随时随地亲自检查安全措施外，特别对负责保卫工作的陈龙、龙飞虎、蒋泽民、颜泰隆、朱有学等同志交代“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办事处的李泽纯副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专备了一个洋铁皮澡盆，毛泽东按照医生规定，每晚就寝前要洗一次温水澡，为了不干扰毛泽东休息，办事处规定，三楼电台人员值班、译电员送电报，都不穿皮鞋，只穿布鞋或打赤脚走路。原来我和爱人紫非带了一个两岁男孩住在二楼，她和小孩就搬到一楼去了。周恩来往在毛泽东对面，毛泽东休息时，他就脱了皮鞋穿着袜子走路。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多次会谈，也会见了许多中外人士，参加各界举行的集会。周恩来除了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以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和毛泽东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九月一日，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鸡尾酒会，由会长孙科主持。出席酒会的有孙夫人宋庆龄和国民党要人冯玉样、覃理鸣、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等，民士人士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谭平山、李德全、王昆仑、史良、高崇民、刘清扬等。文化界、新闻界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王芸生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武官罗申。这是抗战以来重庆空前的盛会。
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达中苏文化协会门口下车时，黄家垭口的街上行人都停下来了，争相趋前一睹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风采，一时把交通都堵塞了。毛泽东等进入会场时，楼下楼上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争着趋前握手攀谈，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以海量著称，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代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散会出门时，大路上还挤满了冒着细雨等待看望毛泽东的人们。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宋庆龄，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献身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表现出革命者的崇高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使宋庆龄和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并进一步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我党领导的解放事业。
早在抗战期间，周恩来同许多民主人士已建立了友谊，这次毛泽东来重庆，多次在周恩来陪同下，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沈钧儒、黄炎培等会见并举行会谈。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了中共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并和周恩来一起表示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会议的主张，这使民盟许多朋友认识了中共对于重庆谈判的方针是正确的，反映了进步人士以至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国民党方面的人士，毛泽东也和他们广泛接触。冯玉祥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他称颂毛泽东的到来象征着国内的和平团结，是喜事临门，并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也称赞冯玉祥的爱国行动，并鼓励他为国共合作而努力。
抗战中从沿海地区迁入四川和川康资本家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也派代表请求毛泽东接见。九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颜跃秋等产业界人士。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发展的只有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建成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民族工业方有发展的前途。他也坦率地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但是现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之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共产党不会把工商业者当敌人，而是当朋友看待。三个小时的座谈，拓宽了工商业者的视野，消除了一些疑虑，很快在三个团体的范围内迅速传开，在西南国统区工商业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还会见了一些国家的使节。他们应邀参加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的宴会，席间毛泽东、周恩来热烈祝贺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又访问了英、法和加拿大驻华大使。美国大使赫尔利，曾要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向新闻界吹嘘过他一直关心两党的团结，在重庆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曾频繁接触。可是谈判进行了大约三个星期时，他偏袒国民党的面貌便暴露无遗，还以回国相要挟。毛泽东、周恩来不买他的帐，指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他嚣张不起来了。九月二十二日，谈判还在进行中，他悄然回美国去。到了美国，朝野有识之士对他颇多非议，不久地不得不辞去大使职务，从此消声匿迹。
毛泽东接见的国际友人，还有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对日本反战朋友深表敬意，高度评价他们站在正义一边。一件有趣的事是，抗战中一批美国飞行员来华参加对日作战，他们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和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对共产党有良好的印象。特别是有80名在解放区遇险获救的，对共产党更是感恩戴德。九月十六日，在周恩来的外事秘书龚澎带领下，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三个美国飞行员到红岩来，送上一个内有几盒香烟的小包，上面写着向毛泽东问候，祝贺谈判成功，署名为“三个美国兵”。这三个名叫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的飞行员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毛泽东知道此事，连忙抽空接见他们，和他们畅谈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谈话后又设宴招待他们。三个美国兵受到启发，高兴地要求和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也欣然答应。我选了办公处西门口的芭蕉树作背景，两个美国兵分站在毛泽东两侧，一个蹲在前面，钱之光、龚澎、乔冠华、罗青、刘昂、章文晋等都挤在一起，合照了一张象征中美友谊，有着特殊意义的照片。
毛泽东来到重庆，这是难得的机会，在南方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希望能亲聆他的指示，中央也要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川东特委、重庆市委以及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一些同志，都秘密来到红岩，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一一向他们作了具体指示，使这些同志都感到斗争的方向更加明确，信心大大增加了。
在重庆的44天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在他亲自领导下，有关工作人员以最高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完成了各项工作。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还使他得到了较好的休息，能精力充沛地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
四十六、谈判，波折迭起
国共谈判，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实际上已经谈了十年。周恩来一直是唱主角的，这是因为他同蒋介石、国民党有着特殊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中，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角色。这次重庆谈判，是涉及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唱主角的自然又是周恩来。
这一轮国共谈判，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们会谈中，一致同意“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提出具体的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出在召开前确定下列各点：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方代表数），并经他方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1.公开的：2.平等的；3.自由的；4.一致的；5.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1.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2.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3.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4.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
这是中共对解决战后国内问题的见解，也是这一轮国共谈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的建议。参政员们不是国民党的当权派，但是他们对政局有一定的影响。
重庆谈判则是同国民党当权派的直接谈判，其重要性是中共领导人与参政员们的会谈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对这次会谈是十分认真的。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到重庆来，更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因此没有准备任何的方案。
九月二日，双方进行了一次交换意见性质的会谈，中共方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国民党方面由王世杰等人参加。
在谈到自由的问题时，毛泽东同意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抗战结束后，关于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事给人民予一般民主国家在平时享有的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关于政党问题，毛泽东表示应给予各政党以合法地位，不反对制定政治结社法，但结社不应受到限制。
在谈到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该写在共同声明之中。王世杰说，此事政府准备主动办理，恐怕不能列入共同声明之中。至于何人应当释放，可以向政府提出具体的名单。
谈到解放区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这个名词非常忌讳，称为“收复区”。王世杰说，政府至多只能作这样的承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情使他们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毛泽东问：解放区内民选的地方政府将如何处置？王世杰没有直接回答问题，笼统地说，制度应当一致。
改编军队，这又是一个棘手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共军队应改编力48个师。王世杰无权也不愿谈这个问题，只是说，请注意两点：以前谈到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是中央尚未裁军时所定的数目，最近几个月中央已裁去80多个师。
最后谈到受降问题，毛泽东表示，南京总受降是盟国的规定，如不能加派中共人员，分区受降必须指定若干中共将领在区域内执行。
国民党代表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这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九月三日下午，具体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地点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中共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国民党代表是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因为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为了便于会议的进行，周恩来只好拿出我方准备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请转交给蒋介石。主要内容如下：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一）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讨论事项如下：1.和平建国大计。
2.民主实施纲领。
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
4.重选国民大会。
5.复员善后问题。
（二）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解放区解决办法：1.陕甘宁边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
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
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
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一）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
（二）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参加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队工作。
（五）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安置编余官佐。
（七）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一）释放政治犯。
（二）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
（三）取消特务机关（中统、军统）。
这个方案，国民党代表立即转给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对两党谈判要点作了指示。一开始，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说什么“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者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强调他的“军令政令之统一”，没有把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对于军队问题与解放区问题，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只准中共军队编力12个师；解决解放区问题的办法，他认为“绝对行不通”，只能由他的“中央”经过考核，延引中共人士参加省、县的工作。关于政治问题，蒋介石提出抗战结束后，准备改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将来召开国民大会后，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政府。以前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如果要增加代表，可以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的方案距离太大了。
当天晚上九时，双方就实质问题进行谈判。会议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上次双方提出前四天任意交换意见，以奠定谈话的基础，现在四天过去了，昨天有雪艇先生（王世杰）与毛先生的谈话，我们也提出十一项具体建议，可否以此为根据进行商讨？张群提出，要使商谈成功，有一个先决问题，即必须有互谅互信的精神作为谈话的基础，随后他认为中共“所提条件，距离尚远”。他主张“如同作战，首先攻坚，困难问题先聚精会神来商讨，集中力量来解决”。邵力子认为中共方案中九、十两项，“实在令政府为难”。
既然国民党代表谈到谈判的精神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周恩来即接着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解决具体问题遭到困难，自在我们意料之中，毛先生这次来重庆，完全是一种友好的活动，自然希望能解决问题，国共第二期谈判，政治、军事问题都没有解决。现在抗战结束，国家需要和平建设，国共第三阶段的谈判极为重要，我们在延安即考虑到这次谈判要尽可能的让步，如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所以方案中没有提出，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方式，国民党认为有推翻政府的顾虑，我们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的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与毛先生谈话时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放弃主张，但也不反对参加，现在也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都是这次谈话的政治基础，足以保证这次谈判成功。
邵力子承认中共“已有若干让步”，但又为国民党辩护，说“中央之让步亦已达到最大之限度”，照此方案提出的解放区处理办法，“将形成南北朝”。张群也说：方案中“九、十两条，实为问题症结所在”。他强调军队数目和驻地问题，只能按照蒋主席的意见办。解放区问题必须“政令统一”，如“解放区为国家内部另一种政权”，“与国家政令统一背道而驰”，将“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
周恩来坦率地指出，我们提出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的选举现已让步；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都处于少数党地位，这样我党的政治地位有什么保障？所以我们主张在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的，其主席与直辖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的由我党推荐副主席副市长。这是为让步合作设想，使两党不致对立。我们提议政府承认我党现有地区的政治地位，所推荐的行政主管人员，仍由国民政府任命，各省行政，仅为我党推荐人员办理，并非由我党一党垄断。总之，我党此项建议的办法，其目的在促成国民大会的召开，并促成会后全国政治安定，两党均可安心。我们决非在中央体制与法令、规章之外，另外成立一种相反的法制与法令系统。
张治中说，我们必须朝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
中共是否必须争地盘争军队，才能保证其地位？我以为不然，中共如能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则其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的声誉，必更高于今日。
兄等应承认这一事实，国家为酬劳将领，决不能学古代的裂土封侯。我以为兄等的文武人员应安置的，可向中央陈报，何人可任行政工作，何人可任军长师长，何人可以受勋，编一名册送来，中央必尽量采纳。
周恩来反驳说，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们两党之拥有武器，且有18年的斗争历史，这是革命事实发展的结果。今日我们商谈，即在设法避免武装斗争，而以民主和平的方式为政治上的竞争。又向国民党代表诘问：我们认定打是内外情势所不容许，只能以政治解决。本此宗旨，我们党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知中央准备的具体方案如何？因为国民党没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他们的代表无言以对。
这次谈判直到午夜十二时才结束，因为双方“相距甚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五日起，谈判中断了三天。
从九月八日到十二日，谈判进行了四次。
在八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驳斥国民党报纸诬蔑中共“割据”。他指出，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不必再如今日就个别问题来商谈，只因此提案未获得政府同意，所以这次毛泽东同志来渝，即不再提联合政府，而改提目前的十一项建议。这一建议的精神，在于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和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我方已作了很大的让步。其他军队问题和省区问题，我们也都提出切实的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究竟政府有什么想法，我方极愿知道。
国民党代表则以为中共要其整编的军队太多，划分省区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其实，中共方案中已提出承认国民政府的法统与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怎能说是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不符呢？周恩来觉得国民党方面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能不再次说明：依据我方的建议，我党的军队已栽去一半，地区亦退出一半，政府既提不出方案，又不同意我方的方案，总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
这天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谈判快结束时，张群将一份国民党拟定的《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交给周恩来、王若飞。这个“答复案”虽然也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原则上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但对解放区问题，只是重弹老调，只准中共提出在抗战中卓著勋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中共军队只能编为12个师。同时还提出，中央军队经过解放区时，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这个“答复案”虽然也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对症结所在的军队整编和解放区问题并没改变原意，周恩来看过后答称，我方当加以研究，已获得双方同意的，即可认为问题已解决；未获一致的，再继续商谈。
军队与解放区问题已形成僵持局面，十日下午继续谈判时，周恩来提出先讨论政治会议问题。
周恩来成竹在胸，评述了政治会议的性质和任务。他说，所谓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政治会议所协商的事项有五点：一、和平建国大计；二、施政纲领；三、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四、国民大会问题；五、复员善后问题。会议由四方面人员组成：一、中国国民党；二、中国共产党；三、其他党派（包括青年党、民主同盟等）；四、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各选九人，另请蒋主席参加，共37人。
张群为青年党争地位。他说，青年党是第三个较大的政党，如果加入所谓“第三方面”，恐怕他们不愿意。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协商。
张治中提出：这个会议可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不同意称为党派会议。双方没有异议。
邵力子说，无党派人士遴选颇不容易。周恩来回答：曾赴延安的六位参政员中的傅斯年、王云五、胡政之都可以，国民参政会中代表产业界、文化界的无党派人士亦可遴选。
接着张群提出，会议中意见不能一致时如何办法？周恩来回答：我们可以尽量事先协商一致，即令会上有一二人持异议，亦不难说服。既然是协商，自应有几个大的原则以资约束。
这一天的会议，许多解决办法是周恩来提出的，显示了他解决复杂问题的才能，双方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逐渐接近。
周恩来提出，国民大会事关重大，为慎重计，应当延期。国民党方面虽然主张尽快召开，但对周恩来的意见并不反对。显然，谈判取得了进展。
十一日的会谈，由于要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国民党中央的叶楚伧和内政部长张厉生也参加。叶楚伧强调战前选出代表九百五十六人，除去死亡和犯刑事案件的57人外，这些代表都是合法的。按区域与职业尚未选出及由国民政府遴选未定的代表共为四百八十名。国民党代表指出，其中二百四十名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只能在另外的二百四十名中给未选出的地区、职业代表和中共等其他党派。
王若飞对这个说明很不满意，指出过去所选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执行时期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而且代表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叶楚伧辩解说，实际上他们没有履行职务，不能认为任期届满。周恩来提出，应增选总数的三分之一代表。张厉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国民大会的任务不过是制定宪法，至于根据宪法产生政府，是第二次国民大会的任务。周恩来接着诘问：如果确定这次国民大会为制宪会议，就只能制宪而不能行宪了。张厉生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是坚持国民党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