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日，南京、上海两地的警备司令部同时通知中共南京办事处、上海联络处，限于三月五日前撤返延安。军、警、特务立即进入上海联络处，禁止行动和打电话。因为我们事先早有准备，所以都从容对待，抓紧准备撤退工作。南京是首都，中外记者多，也很敏感，连日来都不断到梅园来打听消息。
国民党怕外国人批评，除了加紧包围、监视外，还不敢闯到办事处院里来。
当然，我们早准备他来的，只保留几天用的、随时可消毁的密码，他们什么也捞不到。
周恩来在延安十分关注京、沪、渝三地的工作同志。二十八日晨，他还未收到我们的电报，先听到了南京中央社广播，渝、宁两地当局已下“逐客令”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等，对我人员被迫撤退一事作了详细指示。主要内容是：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解总联络处，为时不会久。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以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由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及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政府是否已知道京渝两地地方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其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回答，以明责任；戊、党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所需全部飞机。四、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由海路送烟台或其他口岸。当日，周恩来就致电蒋介石，对限令我人员撤退之事提出抗议和质问。并指出，为判明谈判破裂的责任与手续起见，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须延长撤退时限至三月底。我们接到电示后，立即报告在上海的董必武、钱之光、王炳南。三月一日，董必武到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吴以有事推托不见，又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宣铁吾，董老气愤地质问宣铁吾说：“我们中共代表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剥夺我们的人身自由？”宣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董必武告诉宣铁吾：“我立即要离开上海去南京，联络处和《新华日报》人员也即将去京，你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只得答应。
上海联络处因受特务包围、限制不让外出活动，也不让记者来访，发言人陈家康就站在阳台上向记者和过路群众大声宣布：蒋介石最后关死谈判之门，决心全面内战，要把我们赶回延安去了。我们就要同上海的朋友们分别了，但我们坚信，人民总是要最后胜利的，我们一定要回来的！除记者外，过路的人都站着听，越来越多。陈家康就这样开了一个特别的记者招待会。
民主人士听到中共人员要撤退，都很关心。黄炎培托人送信给董必武表示慰问，柳亚子、马寅初斥退特务的阻挡到联络处拜访董必武。
董必武离开上海前，三月一日在特务的包围监视中，参加了上海联络处一次特别的支部大会。他先分析了革命形势，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但斗争中还有许多困难，还要流血牺牲。接着董老就对大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同志们做最坏的准备，或进集中营，或被一个一个抓起来。不管怎样，也要保持革命气节，要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同志们都表示，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决不做违反党的利益的事。
三月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大门。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我们收到后，即用新华分社通讯稿印出四处散发，一直寄到国民党党政机关中。
同日，王炳南将周恩来致蒋介石电送交吴鼎昌。同时，将中央决定京、沪全部人员撤回延安的电报转报董必武。董老于当晚偕夫人何莲芝及孩子等乘火车离沪于三日晨七时回南京梅园。王炳南和我即向董老汇报撤退的准备工作。董老稍事休息后又往访张治中、张群和邵力子，当面谴责国民党最后关闭了和谈大门，并商谈我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之事，要求他们保证上述三地中共人员的安全和撤退时的飞机。董老还义正辞严地提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不保证重庆中共人员回延安的飞机，我就不走，董老又去看望了司徒雷登，谴责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罪行，要求美国保证我驻京、沪、渝全部人员返回延安的飞机。董老回梅园后，即决定于七日返延安，并报经中央批准。
当晚，中共南京办事处复函南京警备司令部，指出：“美方协助之空运工具，未能于你部规定之期内充分拨用，须延至本月七日，如气候无故障，我处留南京人员眷属，决于七日飞延。”四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表保管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财产，因事先我们己向罗隆基及民盟秘书长周新民等打过招呼，民盟总部表示同意，并将周恩来致张澜电转给在上海的张澜，张也表示同意。
当天，罗隆基正式通知国民党当局，如获允许，民盟即行接管。国民党当局只好勉强同意。五日，郑介民正式代表国民政府通知董必武，同意中共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所留的房屋及器材。五日，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和民盟代表，在律师的证明下，当着警备司令部官员的面，办好移交手续，并正式登报声明。
周恩来出的这个好主意，一是保留中共的合法产权，不让国民党没收；二是民盟的物质条件比中共困难，托民盟代管，实际上也是让他们使用。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中共财产就连同民盟财产一起被国民党没收。可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只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盘据22年的南京就归于人民了。
于今，蒋介石的“总统府”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所住的梅园，都成了历史的见证，历史已证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人民投降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必然要灭亡！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胜利！“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看到周恩来铜像，使人想起当时这位伟人领导蒋管区人民走向胜利的坚定意志。当年同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乘坐的那辆黑色“别儿克”小轿车，也成为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五日上午，董必武在南京梅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董必武就国民党逼迫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董必武最后表示：盼能与诸位重晤于南京。
当日下午，上海联络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钱之光、华岗、潘梓年、陈家康、刘昂等13人，在国民党军警严密监视下，乘火车到达南京梅园。他们把在特务包围中隐藏起来的几十根金条，又巧妙地取出来分藏在身上带到南京，撤返延安时上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当时，蒋经国正在上海表演“打金老虎”的闹剧，如果黄金被发现，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损失，在钱之光的领导下，他们冒着极大危险保存党的经费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六日下午，一切撤退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利用从美军借来的大电台，将撤退的准备工作和全部人员的名单以及几天来各方面的反映，给延安党中央发出最后一批电报。南京报务员同延安报务员打了最后一个“88”（亲密的）符号后，关闭了机器。章文晋请来美军技术人员来点收，他们如数点收后运走了。我们一再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六日晚上和七日凌晨，我们的秘密小电台同延安通了最后几次电报，完成了它的最后光荣任务，就装箱侍运回延安了。
为了使南京各界人士及时了解我们撤退的真相，经董必武审批了的中共南京、上海全体工作人员的《告别启事》指出：“当此世界趋向和平，国人厌战已极之际，必武等虽与各方好友暂时睽隔，再见之期，当在不远。”这个启事，经梅益交给友人《南京人报》记者王孚庆于七日见了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南京天气晴朗，但有春寒。上午九时，曾经在南京、上海艰苦战斗了十个月的74名党的战士：钱之光、华岗、王炳南、潘梓年、梅益、童小鹏、陈家康、刘昂等，在德高望重的董必武率领下，分乘几辆汽车，从军警特务的包围圈出来，告别了梅园新村，直奔中华门外大校场机场。
前来送行的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叶笃义，美方代表柯义上校及中外记者数十人。董必武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发表书面谈话，称：“十年来从未断绝的国共关系，从此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恶果”。董老同张治中、邵力子等握手道谢后即登上飞机，并挥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三架美军飞机相继起飞，于十二时安全到达延安，受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丰富春、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等许多同志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