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一九四七年八月，党中央正式决定周恩来兼军委总参谋长。他以其丰富的指挥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参与重大战略决策和战役的制定与指挥，成为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
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各解放区军民浴血奋战、八个月内共歼敌67个旅，71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八个旅，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敌人虽占领了我一百零五座城市，等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蒋介石能用于第一线进攻的兵力，从一九四六年十月最高峰的一百一十七个旅降为85个旅。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战略，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他集中了90多个旅，近70万人的兵力，以陕北和山东为其“重点进攻”的目标，妄图先占领我陕北和山东两翼，然后进攻华北解放区，将我军各个击破。
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一面在山东、陕北采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术，逐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组织其他战场的我军，寻机各个歼灭敌人，配合山东、陕北作战，以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当时陕北的形势是很严重的。蒋介石除以其嫡系胡宗南装备精良的20个旅担任对延安的主攻外，还调集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的12个旅、榆林邓宝珊的两个旅共23万人，向陕甘宁边区全面进攻。当时我西北战场，仅有四个旅，一万五千人，加上后来从晋绥调来的两个旅，共六个旅，二万人，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供给困难。加上在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边区政府机关和各种学校几千人，需要疏散，更增加了运输和供给的困难。
蒋介石早就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就下决心先夺取延安，以壮士气。二月二十八日，蒋介有在南京召见胡宗南，要他立即部署向延安进攻。胡字南气势汹汹地叫嚣，要“三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等首脑机关，三十月内聚歼我军于陕北地区，或逼迫我军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在这样紧急情况下，党中央决定撤退我党在上海、南京、重庆的办事机构和北平军调部人员后，立即组织延安保卫战和紧急疏散延安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周恩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组织实施中央决定的各项任务。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我随同董必武回到延安，一下飞机，见到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和许多战友们来迎接，自然无比兴奋，同时也思绪万千。回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应张学良先生的要求，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我有幸随周恩来就在这个机场上，乘张学良的专机飞往西安，后来即一直在蒋管区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又随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局工作，在国民党特务包围下工作共十年又三个多月，今天平安地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来，是多么艰难又光荣的一段经历啊！十多年内，虽然无大建树，但完成了党支给我的任务，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无愧于党，也无愧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和培养！等全部走下飞机后，我们一批人便随着齐燕铭到杨家岭中央城市工作部。齐燕铭说，中央决定，城市工作部是专管蒋管区工作的，部长周恩来兼，副部长是李维汉，他是秘书长，我是秘书处长，仍主管秘书，机要工作，周子健（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是副处长，主管行政工作。我当然表示服从党的分配。可是心里总有点嘀咕，在重庆时，许多同志都回到延安马列学院或党校、抗大学习过，我也于一九三九年要求回延安学习，并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来因为需要一批干部坚持工作和斗争，我留在了重庆，失去了学习机会。这次回延安，本想提出学习的要求，可是一听说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要紧急疏散，不能再提出这个要求了。回到延安，我的工作尚未开始，就要和中央机关一起撤退了。
关于中央的撤退工作，周恩来早就开始抓了。还在二月十八日胡宗南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专门会议做了布置，确定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实行坚壁清野，党、政、军、民、学各口负责同志亲自动员、布置、检查、落实。要做到不给胡宗南留下一个群众、一匹牲口、一袋粮食和片纸只字。当时运输力量主要是靠骡马和毛驴，有少数胶轮大车，除机关自己的外，由边区政府动员群众支援，有计划有组织地先把重要文件。
物资和老弱病员、幼儿转移到延安东北百余里外的瓦窑堡、永坪一带，除党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到最后撤退以外，其余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分批转移到瓦窑堡一带，然后再东渡黄河到晋绥地区工作。
周恩来除统一指挥、布置和检查各方面的撤退工作外，他还亲自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指定专人将党中央、军委的重要档案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提前转运、妥善保管。指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曾三负责带队，将中央档案运过黄河到晋绥分局，交贺龙负责安排隐蔽。他还亲自检查是否彻底清理和转运。
二、同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副总编辑范长江等研究确定，新华社广播电台分几个步骤转移，采取接力的办法，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地传到人民中去。第一步，立即派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带上一套发电机和收讯台、广播台到瓦窑堡山沟里准备好，当延安紧急，新华社广播电台随中央撤离时，瓦窑堡广播台即刻用“陕北新华社”电台接着广播。第二步，中央即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山根据地选择一个地形和条件好的地方，组织新华社的临时总社，配备电台和干部，准备在瓦窑堡广播台转移时，太行山即继续以“陕北新华社”名义广播，重要稿件，由中央直接发给他们。第三步，由廖承志率领总社大部人员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到太行山根据地与临时总社合并，最后移到哪里，看战争形势的发展再定。由范长江带精干的小班子和一部电台组成一个工作队坚持在延安，随中央行动。经过周密的安排，延安广播台于三月十八日随中央撤离延安后停止广播，十九日设在瓦窑堡好坪沟口一个小庙里的广播台立即开始播发文字新闻，口语广播则在迁移中停止了。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好坪沟新华社广播电台看望了工作人员。由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重视，及时在大行山区涉县建立了新华社临时总社，四月一日就正式接替了陕北的广播。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地面和空中的各种手段侦察新华社广播电台的确实地址，想以空军轰炸破坏，可是始终摸不清楚，一九四八年春，在党中央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新华社又在西柏坡附近建立了广播台。五月，新华总社移至西柏坡同中央会合后，即由西柏坡电台广播。因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更大功率的发电设备和电器材料，新华社广播电台，就以更强大的声音，用几种语言和文字，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播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以及蒋管区人民的斗争情况，成为鼓舞人民斗志和震撼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强大武器。周恩来在这方面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三、布置负责蒋管区工作的中央城市工作部和负责收集蒋管区党、政、军各种情报的社会部的转移，因为这两个部门每天都要保持和蒋管区地下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的联系，他指定我和社会部的秘书长罗青长，组织一个联合秘书处，我任处长，罗任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于三月九日晚上开始独立行动，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有关党组织，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我七日才从南京回延安，八日下午参加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会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都到会，并讲了话。晚上，周恩来找罗青长和我当面交代任务。他要中央办公厅和军委三局给我们派的机要科和电台都来报到。我们九日准备了一天，集中了队伍，中央机要处派邹群科长带了十来个译电员，军委三局派刘富龙台长带了报务、机务员十来人。我们用一辆骡马大车拉上电台设备和一些被褥。我自己当时没有什么东西，除一床夹被单外，衣服都已穿在身上，两架照相机也自己背上，唯一的宝贝是从南京带回来的照片和底片，临时用木板钉了一个箱子，放在大车上，我们一行于九日晚动身，按计划经过瓦窑堡、绥德，经碛口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因为我们沿途要按时架设电台通报，所以行动比大队伍慢一些。我们这个小分队，除了我和一个炊事员年纪超过30以外，其余都是20左右的青年，所以走起路来轻松愉快，有说有笑，还不时唱上几句陕北的“信天游”小调或“白毛女”歌剧，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也不觉得累，大约经过半个月，干三月下旬到达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后委驻地双塔村，了解到各自机关的具体地点后，就各自归队，恢复正常工作。当时中央机要处和三局驻在孙家沟，城工部驻在王家沟，社会部驻在刘云沟。全部是窑洞，工作方便，更是防空的好地方。
四、考虑到进入大城市和全国解放后需要外事干部，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军委驻地王家坪召集从北平、南京回来的外事人员开会，并决定编成一个小队，队长薛子正，副队长黄华，支部书记王炳南，还有柯柏年、章文晋、陈浩、王光美等十余人，配备了行政人员和一些牲口，过黄河到三交地区。后来就成后委的外事组，由杨尚昆直接领导，驻双塔村。
由于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加以西北野战军的有力阻击，当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胡宗南带上十几万大军趾高气扬地占领延安时，只得到一座空城和许多空窑洞，只有延河里混着许多泥沙的水照样流着，可供胡宗南的人马食用。
六十、转战在陕北高原
三月八日，中央机关按计划有秩序地向瓦窑堡方向转移。十日，中央军委得到隐藏在胡宗南处的熊向晖的情报，胡宗南已将他的主力15个旅14万人在洛川、宜川之线集结完毕，拟即向延安进攻，并准备用伞兵袭击延安。
周恩来即起草电报命令刚在陇东西华池结束战斗向延安前进的新四旅，要在两天之内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党中央和延安，他们如期到达，周恩来交代旅首长，立即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一定要确保延安飞机场不被伞兵占领。并要他们告诉指战员，伞兵并不可怕，他们刚从飞机跳下来，方向都摸不清，只要沉着应战，是可以把他们歼灭的，大概因为敌人害怕伞兵跳到延安山沟里被消灭，没有实行这个计划。三月十一日上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乘飞机撤离，下午，美国支援国民党的轰炸机就开始对延安施行狂轰乱炸。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指挥他的主力在空军的掩护下，从洛川、宜川向延安大举进攻。十六日，我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政治委员率领六个旅，二万六千多人，抗击胡宗南的进攻。经过六天六夜的阻击，歼敌二千多人。十八日下午，敌人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延安已听到炮声了。毛泽东还在王家坪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他说，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的。
周恩来针对一些干部和战士对撤离延安想不通，也进行耐心的解释工作。他对警卫部队说，毛主席和我们都不愿意离开延安，但是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我们暂时离开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十七日，他给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写信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箝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也。”毛泽东、周恩来的伟大预见，正逐渐变成现实。
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七时左右，才坐上吉普车出了王家坪，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住了十年的古城延安，沿延、榆公路向东北驶去，边走还边回头看看巍峨的宝塔山。
此时，延安城除作战部队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全部撤离。
三月十九日，西北野战兵团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退任务后，主动从延安撤退。为吸引敌人主力北去，以两个营的兵力佯装主力，边打边往安塞方面转移，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主力占领延安空城后，他一方面误认我军主力已向安塞“逃窜”，集中五十旅往北追击。并立即向蒋介石“报喜”，谎报战绩，吹嘘“匪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蒋介石发电报给胡宗南说：“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南京国防部大吹大擂，要组织上海、南京的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胡宗南为宣传他的“战绩”，亲自在延安假设“战俘管理处”，要一些士兵化装“共俘”，还搞“战绩陈列室”欺骗记者。
可是蒋介石、胡宗南笑得大早了！正在他们宣传“陕北大捷”的时候，我西北野战兵团于三月二十五日利用敌三十一旅在拐岇补充了粮食，进入青化砭地区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后，以五个旅的兵力四面夹攻，不到两个小时，将三十一旅旅部及所率一个团近三千人，全部消灭，敌旅长李纪云及副旅长、参谋长、团长都被活捉，给了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胡宗南以近三千官兵、二千多支枪、三十万发子弹，作为占领延安后的第一个见面礼。我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人民听到此消息，都很高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正确方针。
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清涧县的枣林沟。因已知道国民党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台设备，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央的电台在转移中停止工作三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周恩来还起草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由于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采取了这些措施，使敌人始终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
为使中央军委便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又使中央机关能在安全地区进行正常工作，党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书记，东渡黄河，到华北解放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到晋西北解放区负责后方工作。
中央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紧张地进行一系列的组织工作。
首先，组织一个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支队，为中央和军委工作。为了保密，毛泽东命名为昆仑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化名史林；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任政治委员，化名郑位；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下分四个大队：一大队就是司令部作战机关，除首长外，包括军事组，有五六个作战参谋；机要科十几个人。龙飞虎是大队长，负责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二大队是军委二局部分工作人员，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是军委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有三部电台）和电话排。
四大队是新华社，负责新闻宣传工作。总共只三百来人。警卫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共四百来人）。组成支队后，周恩来还亲自进行动员工作，特别嘱咐叶子龙、汪东兴、龙飞虎等同志，一定要负责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朱德也对警卫部队讲了话，把负责毛主席安全的重任托咐给他们。
为了具体布置中央工委的转移和中央后委的工作，周恩来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经绥德，在军渡过黄河，于四月二日到达三交同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岢岚、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后委即分布在三交附近的村庄。周恩来向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传达了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当宣布毛主席、任弼时和他三人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在陕北与敌周旋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时，一些同志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担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解释毛主席和党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伟大意义，说明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完全有保障，请大家放心。并宣布了中央工委将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地区工作，首先是筹备和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后委即在三交附近工作。
中央工委在三交附近稍事休息后，即由朱德、刘少奇率领往晋察冀边区转移，所属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政治部、党校、解放日报社、工青妇委、中央办公厅和卫生部、供给部一部分。周恩来亲自交代伍云甫要做好工委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的生活要适当照顾。伍云甫开始对做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有些不通，经周恩来说服后，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仅保证了中央工委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也为一九四八年中央机关全部到达西柏坡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后委驻三交附近的双塔村。所属单位有社会部、城工部、中央办公厅、外事组、军委作战部、军委二局和三局、中央机要处、供给部等共三千多人。周恩来对后委的工作做了布置。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负责招待了一些老人如吴玉章、谢觉哉等，周恩来亲自交代处长金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与健康。周恩来对城工部的工作作了更具体的交代。除了及时向蒋管区的党组织传达中央精神，及时将蒋管区的报告转报中央并提出意见外，要分组对抗战以来蒋管区的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等进行研究、总结，对当前蒋管区的人民斗争提出意见。
接着，周恩来又到临县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了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帮助解决中央后委机关的粮食供应。他对晋绥边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要晋绥分局注意纠正。
周恩来为了赶回中央，只带两个警卫员西渡黄河，经过几天后于四月十日到靖边的青阳岔和毛泽东会台。第二天，他就为中央起草电报，把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的决定和工委、后委的负责人名单通知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
四月十二日，昆仑支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一20孔窑洞，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交通不便，给养也困难。但是老苏区群众很好，保密条件也好。党中央就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停留了56天，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战争。
刚到王家湾的第三天，即四月十四日，西北野战兵团以四个旅的兵力，在瓦窑堡以南的丰马河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敌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首创西北战场我军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范例，给蒋介石、胡宗南又一次严重打击。毛泽东向各战区通报这一战役胜利时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毛泽东四月十五日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羊马河我军告捷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要胡宗南主力九个旅自蟠龙、永坪向绥德迅速北进，并要榆林的邓宝珊部向南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我一举消灭。
可是蒋介石得的是假情报，我中共中央不在绥德，而在绥德以西百多公里的王家湾，我军主力则在瓦窑堡附近待机歼敌。正当胡宗南主力九个旅在绥德一带武装大游行，拖得疲劳不堪时，我西北野战军于五月四日集中优势兵力，向孤立踞守在蟠龙补给站的敌一六七旅及地方部队进攻，将敌六千七百多人全部歼灭，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军服四万多套，子弹百万余发。这是胡宗南运输大队长的“伟大贡献”！等胡宗南下令九个旅由绥德回援蟠龙时，蟠龙的物资已搬得一空，搞得他们既疲劳又缺粮。而我两北野战军已转移至安塞附近休整了。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的40多天中，我军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军民斗志昂扬，而胡宗南虽然占了几座空城，但损兵折将两万多，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到处扑空、挨打。
五月九日，新华社播发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又指出，不到两个月，丧失三十旅，“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西北野战兵团接连取得三次大捷以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五月十日，周恩来从王家湾出发赶到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开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确定了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并电告毛泽东。为了壮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决定五月十四日在真武洞召开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出席讲话。
真武洞，在延安以北90华里。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一传出，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野战军则穿上刚从蟠龙缴来的新军衣，背上美制新式武器和饱满的子弹袋，雄纠纠地进入会场。为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在下午四时举行。但群众在三时前就来了，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兴高采烈地站满了会场，会场容不下，就坐在会场外围的山坡上，真是人山人海。主席台上有彭德怀、习仲勋、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当台下群众发现周恩来副主席时，特别兴奋，都议论纷纷，猜想毛主席一定也还在陕北。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用宏亮的声音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动了山谷。周恩来又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介绍了全国各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的情况，号召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全西北，解放全中国！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恼羞成怒，责怪他的忠实走狗胡宗南无能，不仅没有“消灭共军”，反而连吃三次败仗；又怪情报机关和空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陕北，总是弄不清楚他们在那里。根据周恩来在真武洞出现的情况，他们判断中共中央在青阳岔、王家湾一带，又梦想要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四个半旅人马，在空军掩护下，由延安、蟠龙一带气势汹汹地向青阳岔、王家湾扑来。
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估计了敌人这一手，派周恩来到真武洞出面，就是要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陕北的深山沟里来，拖得他们精疲力竭，以便我西北野战军能顺利进行陇东战役。毛泽东估计敌人此次行动有三个企图：一是把我消灭在王家湾一带；二是逼我们过黄河；三是把我们赶到北边沙漠地带困死、饿死。可是敌人连遭三次失败后胆小如鼠，又怕遭到我主力伏击被歼，所以只敢大集团的并行前进。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空城计”。
西北野战军已于五月二十一日按计划西进，到了离王家湾几百里地的陇东。党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只四个连。六月八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到离王家湾五里远的山头上，警卫部队一面加强警戒，一面帮助地方干部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后全部转移。听到枪声时，周恩来还亲自检查住的窑洞是否遗留有片纸只字，然后才同毛泽东冒着大雨率领昆仑支队离开了住了50多天的王家湾。为了迷惑敌人，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留下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指定一个连长带一个步兵排，配一挺机枪，在王家湾、小河一带吸引敌人。周恩来还亲自交代了任务和办法。这个排灵活地采用了毛泽东的“蘑菰”战术，到东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东走；又到西边放几枪，引着敌人往西走，拖得敌人疲劳不堪，又找不到粮食，只得往南退去。我中央机关就在敌人的旁边安全转移。六月十七日，昆仑支队就在离王家湾几十里路的小河村（均属靖边县）安然地住下来，又开始“运筹窑洞之中，决战千里之外”了。同志们都称赞毛主席不仅“用兵如神”，而且也“料敌如神”。
蒋介石、胡宗南既未达到“消灭共军主力”的目的，又未实现“把毛泽东赶过黄河”的梦想，只有自欺欺人的要“中央社”广播什么“共军已从陕北溃散”，“毛泽东已离开陕北，到达山西兴县”等鬼话。
党中央在指挥西北战场的同时，粉碎了蒋军对山东战场的进攻。
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的不断胜利，使得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蒋介石的大部分主力部队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就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都捷报频传。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四、五月间对敌发动了攻势，全歼蒋介石的第二快速纵队和暂编第三纵队，共四万五千多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大片土地，控制了平汉铁路三百多公里，破坏了敌人在山东、陕北两个战场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刘邓大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十一、小河会议决定战略反攻
小河，是陕西西北边城靖边县的一个小山沟，一条用几块石头摆成跳石桥的小河，日夜不停地向东流入大理河，到绥德汇人无定河再流入黄河。小河西边和山坡上有30几个窑洞，住了30来户人家。中央机关就挤在群众让出来的一些窑洞，各大队分别在附近的小村里。
中央住在小河村时，解放战争即将进到第二个年头。解放战争第一年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需要加以总结，第二年里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任务应该加以确定。为此，中央决定要在这里召开一次会议。
早在王家湾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的形势，就开始了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部署。毛泽东五月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刘、邓所部争取于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六月十日前渡过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所部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六月三十日晚，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13万人，在山东济南和河南开封之间宽约三百里间的八个渡河点，一举强渡成功，蒋介石鼓吹黄河能抵40万大军的神话，完全破产，他的中原防线也被冲破。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把这件事当作“六卅事件”，说“六卅事件决非好兆”。
刘、邓大军过河后，利用敌人张皇失措的时机，立即发动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全歼敌人四个师部和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俘虏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一批高级将领。这一胜利，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迫使亲自到开封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心焦如焚，除在河南地区调兵遣将外，还从陕北、山东等地抽调了11个师，这给敌人的重点进攻以沉重打击，打乱了敌人在南线的战略部署。
这一胜利，为中央小河会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小河会议的召开，周恩来事前做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打电报给各野战司令部，把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一年中，消灭了敌人的多少个师、旅、团、营的建制，消灭人数和缴获的武器弹药详细地报军委，以便统计向中央报告。他对张清化、张明等参谋人员说，我们的战报一定要确实，不能虚报、假报，假报对敌人无损失，只能欺骗自己，失掉群众的信任。什么叫消灭敌人呢？就是要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地全部消灭。打垮的不能算。
因为我们提倡歼灭战，歼灭他一个团，他就少了一个团，如果只把他打垮，他回去一整理又来了。对我军一年来的损失和增长的数目也要如实统计。五六个参谋人员就为统计一年战果和在地图上标记等，忙了一阵子。参谋人员统计后，周恩来还要自己核算，有些不准确的，还得打电报去问清楚。在准确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起草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会场的布置也是他亲自主持的。为了便于当面商量问题，毛泽东已从半山坡的窑洞里搬到河摊边周恩来、任弼时住的窑洞旁边，窑洞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周恩来要警卫部队用杨树枝搭了个凉棚，凉棚下摆上两张从群众家里借来的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到会首长的住宿、伙食等也作了具体指示。小河是一个小村庄，供给困难，所以专门派人到靖边去采购食物。
当时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加紧侦察中共中央和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具体位置，在陕北各地布置了测向台，准备派空军和地面部队进攻。在北平、西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也布置测向台，企图发现我地下电台后加以破坏。为研究对策，周恩来电告中央后委，要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三局局长王诤、中央机要处长李质忠和主管蒋管区秘密电台的罗青长和我，于七月中从三交过黄河到小河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我们按时到达，因周恩来忙于准备中央会议，我们只能等到中央会议开完后才正式开会。我恰好带上了徕克照相机，所以得有机会拍下了有历史意义的小河会议的照片。
中央军委原定要陈赓、谢富治所率领的山西太岳纵队在六月底或七月初西渡黄河，加强陕北军事力量，与西北野战兵团在内线歼灭胡宗南主力，夺取大西北的任务。由于刘、邓大军己南渡黄河，情况发生了变化，又考虑陕北地区人口稀少，供应困难，而豫西地区在胡宗南部大部调到陕北后，兵力空虚，如把陈、谢纵队使用到这个地区，不仅必将迫使胡宗南分兵救援，有利于西北野战兵团各个歼敌，而且对刘、邓大军的南下可起到配合作用。军委为此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征求意见，同时通知陈赓先到小河面谈。七月十九日，陈赓由河东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同陈赓商议后，决定将陈谢纵队改为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
陈赓对于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从来都是坚决服从的，他是革命乐观主义者，不怕任何困难。这一次接受了新的任务特别高兴。因为他可以在敌人薄弱的豫西地区大显身手了。二十日一清早陈赓就起来了，一下子窜到我和叶子龙住的小窑洞里来，把我们的被子掀起要我们起床。我们睁开睡眼一看是他，就开玩笑他说，你睡足了，我们还没有睡够呢，不要捣乱。他郑重其事他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不来陕北吃小米，要到河南去吃白面、大米了。我和叶子龙听后也为他接受了打出去的光荣任务而高兴，并说祝贺陈赓胡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还在吃小米的人啊！他作个鬼脸一笑就走了。
小河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开了三天。到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等由前方回来的将领。他们就坐在凉棚下的几条木板凳上讨论关系全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战略问题。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先讲话，他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但还未到绝对孤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战绩，是有可能的。原来计划陈赓和边区部队集中打，现在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和粮食供应上看都有利。边区在军事上、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内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敌正规军原有二百四十八个旅，已被歼灭三分之一弱，我缴获枪支70万支，占总数三分之一强；从质量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敌军在去年七月至十月，占领了解放区一百零四座城市，兵力更分散了；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三月至六月，敌军攻势己成强弩之末。除山东、陕北外，我均转入反攻，得城市62座。预计明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还将在数量上超过敌人。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的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军委提出的实行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的电报，建议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会议结束后，前线将领立刻回到指挥部去执行中央决定。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就要开始了。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他说：去年的作战方针是战略上防御，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们只有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又找我们开了机要电台保密会议，会后，我们就离开小河回到山西三交地区各自执行任务去了。
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另两个野战旅，共约五万人。
中共中央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敌人，就下决心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力主要突击方向，实行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这个战略决策是十分英明果敢的。战争的形势，就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伟大预见发展的。
当时，对于我军的战略进攻行动，毛泽东曾做了生动的比喻：蒋介石把他的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他把两个拳头同时伸出去，他的胸膛就暴露出来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两头力量强，还有攻势，中间薄弱，处于防御。我们就攻其薄弱部分，从中央突破，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做梦也想不到就在陕北的小河村子里的凉棚下，决定了他们彻底失败的命运。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中央军委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布置。“三军配合”是刘邓大军实施中间突破，直趋大别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并指挥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为左路，在山东西渡过黄河，挺进豫皖苏地区；陈赓、谢富治率领大岳兵团两个纵队和三十八军为右路军，自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机动歼敌。“两翼配合”是：以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主力围攻榆林，调动陕北敌人北上，将敌人的“左拳”拉到沙漠边缘；以山东内线部队在胶东展开攻势，调动山东敌人主力向东，将敌人的“右拳”拉到渤海之滨。这样，就使敌人更加分散，更加“胸膛袒露”，便于南下三路大军之行动。
为了靠近西北野战军总部，便于商定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中央机关由小河时的“三支队”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于八月一日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经过19天的艰苦行军，于八月二十日到达米脂县的梁家岔才停下来。这里离西北野战军的总部住地东原村只有20里。
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于八月六日开始围攻长城边塞榆林城。
胡宗南果然又一次“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迅速抽调了十个半旅六万三千多人，分几路北上，妄想先解榆林之围，再寻找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歼灭我军于榆林、葭县、米脂三角间的狭小地带，或逼我过黄河。西北野战军果断地撤出榆林战斗，于八月十二日将主力隐蔽集中于米脂县沙家店地区，待机歼敌。以小部队佯做东渡黄河。胡宗南根据电台测向和空军的侦察报告，误以为我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要东渡黄河，下定“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的决心，并狂言“一战结束陕北问题”，急令各路敌军迅速追击。胡宗南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由绥德北进；令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两个旅，从榆林南下镇川堡。西北野战军随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刘勘，集中六个旅于沙家店地区，准备歼敌。钟松的三十六师，是胡宗南主力，他解了榆林之围得到胡宗南表扬。现在又急于立功，远离主力，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区。八月二十日，西北野战军发动攻击，经过一天激战，全歼三十六师师部和一个旅，并在常高山以南歼灭该师的另一个旅，共六千余人，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被俘。这是西北战场上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打破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同时把胡宗南主力拖在陕北，也有力地配合了陈谢集团挺进豫西的行动。
沙家店战役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同彭德怀等开会。毛泽东称赞这一仗打得好。他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陕北战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西北野战军手中了。
沙家店战役后，陈赓、谢富治指挥太岳兵团于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两路南渡黄河，进人豫西，威逼陕南。胡宗南急令刘戡、董钊率领陷在绥德以北的八个旅，撤回延安以南。因怕被我各个击破，采取了密集行军、交替掩护办法南撤，沿途受到我军追击、侧击，恐慌万状，走了一个月才到延安地区集结。我军乘胜追击，到九月中，收复了葭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县城，接着收复延川、延长。十月十一日，攻克清涧县城，全歼敌整编七十六师八千多人，活捉师长廖昂，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以北的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