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战场已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但是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不过黄河，仍在困难情况下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由梁家岔转移到葭县的朱官寨。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朱官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示总结了第一年作战的伟大胜利后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这个指示，为我军打到国民党区域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这时全国各战场都出现了大反攻的形势。
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英勇行动，战胜了黄泛区泥泞道路和强大敌人阻击等困难，解放了23座县城，迅速地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陈谢兵团强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后，歼敌四万多人，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大别山地区作战，占了县城19座，建立了八个军分区和21个县级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和行政公署，根据地初步形成。陈粟华东野战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解放县城24座，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大地，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把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完全打乱了。这是对战争发展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东北民主联军于九月十四日发动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余人，占领城市17座，迫使敌军退守到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被动局面。
华东野战军留在山东进行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发起了胶河战役，击败敌人11个旅，歼敌一万二千多人，我军转入反攻。
晋冀察野战军，自九月起进行外线作战。在清风店战役中，歼敌两万多人，生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朱德总司令的直接指导下，他们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攻占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歼敌二万四千余人，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当时驻在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打通了直接联系。
为了便于同各方面联系和解决供养问题，中央机关于九月二十一日离开朱官寨，二十三日到达葭县（现佳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神泉堡是比较大的一个乡村，在一个山坡上，地势险要，从悬崖边上有一条小路进村，村口的隘路上，用条石砌了一座堡垒式的大门，门上方刻有“神泉堡”三个大字。村内有一家地主的大院，大门口有一对精刻的石鼓，鼓上面还有一个小狮子。大院内有一排石拱窑洞。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住在这里，这是从延安撤退后半年以来居住条件较好的一个地方。加以敌人已向南撤退，也是很安全的地方。这里离葭县近，给养没问题，从葭县过黄河，就是山西的临县，到中央后委住地三交的双塔村也不远。因此，中央就在这里工作了两个月。
这时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都已打到蒋管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防御体系。但是，困难还很多：蒋介石拼命从各方面抽调兵力对我军阻击、追击；我军远离后方，长途行军、作战，损失不少；新区群众对我还不了解，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给养困难，生活艰苦，部队出现一些思想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无时不关心的问题。为了及时同前线保持无线电通信，周恩来在部队离开朱官寨前一天，就要三大队先派出电台到神泉堡同各路大军沟通电台联络，部队一到就可以收发电报。当中共机关到神泉堡时，前方就发来电报，使中央及时了解前方的情况。周恩来规定，电台和机要科都要24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耽误。收报译好后即送周恩来，凡十万火急以上的急电，不管他睡了觉，也要叫他起来看。但当毛泽东休息后，除非特别紧急的立即送给他看外，一般都要等他醒来后才送，好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常常是彻夜不眠的，当他将要休息时，常常习惯性地自己到机要科去问有没有电报，如有电报正在翻译，他就等到看完电报甚至起草了回电才去睡觉。他常常一起来就叫叶子龙科长要电报看，如没有电报，也会自己到机要科去。当时，我正在神泉堡参加机要工作会议。有一天早晨，毛泽东刚从机要科窑洞里出来时，我立即抓拍了一张照片。有一个上午，他看到前方打胜仗的电报很高兴，坐在窑洞门口的石阶上，和机要科全体同志照了个合影，这是我摄影史上的光荣一页。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小小的窑洞里靠电报了如指掌地及时了解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刚到神泉堡几天，得悉在北平和我地下情报系统有工作关系的民主人士余心清等二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情报系统一个地下电台也被国民党特务测向台发现而被破坏，周恩来立即电告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破坏的扩大和设法营救余心情，同时通知戴镜元、李质忠、罗青长和我迅速赶到神泉堡去开机要工作会议。我们四人从三交骑了两天的马于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到达，正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下午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做的形势报告。周恩来报告的主题是“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他对当前的战争形势做了详细的分析，他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但蒋介石不要和平，动员了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经过一年自卫战争，被我们消灭了一百一十多万。我们胜利的原因是：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三、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得好。过去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我们在战略上也是进攻，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蒋介石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我们则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第二是土地革命，第三是扩大了解放区。
战争的第二年是要打出去。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当然不是说再打一年就能解决问题，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是定了的。报告结束时，他举手高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全场一致跟着高呼，并热烈鼓掌。
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报告。我们听了报告后，都增加了胜利的信心，也增加了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任弼时召集我们开机要工作会议。针对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要侦破我在蒋管区的地下组织和秘密电台，用测向台多方侦测我党中央、各野战军司令部电台，并妄图破译我核心密码的种种阴谋。他们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们的工作汇报，同我们研究对付敌人空中侦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
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是一条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夫败。这是关系到解放战争胜利与失败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因为他们很忙，不能每天同我们一起开会，只能抽空来参加，所以要我们就此先进行研究。首先是密码的编制、使用、保管的问题，要做到万无一失。对公开、秘密电台如何避开敌人测向，如何迷惑敌人，也要总结经验教训，订出一套可行办法来。经过我们反复研究和不断得到周恩来、任弼时的多次指示，会议前后开了20多天，取得了完满的结果。会议最后，周恩来对我们在机要战线上同国民党的斗争性质，做了极为重要的科学分析。他说，这种斗争，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的斗争。我们在技术上落后于国民党，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总有一天能赶上他们；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先进的，我们的人员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严格的制度，这是他们永远赶不上的。他们虽然有技术，但政治上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上下相欺，制度不执行，有许多漏洞我们可以利用。只要我们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制度，又注意技术进步，就一定能战胜他们。这是对机要战线上斗争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这次会议，对于加强我党机要通信工作，保障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建国后加强党的机要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任弼时还抽空高兴地带我们一道走到黄河边的一个白云山上，参观了历史悠久的白云观，参加了庙会，并摄影留念。晚上还一起点起蜡烛打扑克。十月底，除戴镜元继续留下领导二大队工作外，我和李质忠、罗青长都高兴地回到三交自己的机关，立即采取措施贯彻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等组成的主席团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和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冀热辽、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代表共一百零七人。
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后，中央工委即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将《中国土地法大纲》报中央审批。党中央在神泉堡讨论了中央工委的报告，于十月十日做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连同《中国土地法大纲》经新华社向全国宣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后，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老区已经得到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认为他们得到的土地有法律保障，得到党中央的正式批准，从而更加努力生产和支援解放战争。在前方作战的子弟兵，也更加勇敢地为保卫家乡已得到的土地而战斗。新区的农民，也渴望能够根据土地法大纲得到土地，更积极帮助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这时，刘邓大军虽然已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但是蒋介石深恶痛绝地要拔出插到他胸膛的这把尖刀，拼命调集大军妄图把刘邓大军消灭在大别山区。
毛泽东和周恩来身在神泉堡，心系大别山，每天都关心刘邓大军能否扎下根来。除随时提供敌情给以指示外，做出了给他们增加兵力的决策。经过同晋冀鲁豫中央局商量后，决定将留在内线作战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带上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愈归队的指战员，运送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南下中原。这两个纵队经过长途跋涉和沿途作战，按照军委计划达到指定地区，加强了中原野战军的力量，提高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刘怕承司令员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中原野战军的“雪里送炭”。
十月间，蒋介石集中在大别山北部的兵力六个多师，妄图合击光山、新县地区的我军主力。我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和迷惑敌人，主力转到外地寻机歼敌。首先在皖西六安县东南的张家店，把在运动中的敌人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消灭，创造了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正规旅的新纪录。
接着，又于十月二十六日，在湖北蕲春县的高山铺地区，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将钻进我埋伏圈的蒋军四十师师部和两个半旅共一万二千多人，全部歼灭。当武汉敌机到高山铺上空投下馒头、烧饼时，我军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当刘邓大军把他们的胜利消息报到神泉堡中央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得到刘邓胜利的消息后，兴奋得没有睡好觉。当天晚上，他就给刘邓发了祝贺电报，第二天一清早，他要叶子龙通知周恩来、任弼时，放假一星期，不开会，搬到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去休息，除了紧急的电报外，不要送文件给他看。叶子龙一面报告周恩来和任弼时，一面通知汪东兴派人到前面打前站，准备毛泽东休息的地方。吃完早饭后，毛泽东带着警卫人员往白云山走。神泉堡到白云山只十来华里，饲养员给他牵来马，他只骑了一段就下了马，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走路，一路有说有笑地走着，不多久就到了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前站人员已经向群众借好了几孔窑洞请毛泽东休息。他只稍微休息一会儿，喝了几口茶，又精神抖擞地沿着石阶爬到白三山顶的白云观参观游览。白云观是唐代始建的古迹，当每年庙会时，黄河两岸都有许多群众来参加。山上有不少苍松古柏，山的东面是滔滔的黄河，河东是山西临县。这是陕北难得的一个风景点。
当我和罗青长得到毛泽东游白云山消息后，也赶去参观，正要上到山顶时，毛泽东已从山上往下走，要我给他照个“背靠黄河”的相。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立即把徕克镜头对着他，以黄河为背景连照了两张，他高兴地下山了，我也跟着下山。
从这天起，毛泽东就在白云山下住了一星期，白天是上白云山或到黄河边散步，有时到群众家里闲谈，晚上就约三个同志打麻将。他的麻将技术是很高明的，常常是他和，而且规定无翻不准和，他一和就是多少番。当他把别人的筹码赢到一堆在面前时，就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恰巧谢觉哉从山西临县三交附近的甘泉沟过河到了神泉堡。谢老是中央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和王明、吴玉章、何思敬等在甘泉沟研究宪法问题，他特意来看望毛泽东并报告宪法研究情况。毛泽东同他详细交谈，十月二十九日又一同上白云山游览，老战友战地重逢，分外高兴。他俩人正在住房门口坐在木板凳上促膝交谈时，我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场面。
说起来也真奇怪！我那几天在神泉堡和白云山上，给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和夫人陈琮瑛等都照过相，回到三交王家沟城工部时，我自己冲洗后印成相片时，包括在小河照的小河会议、毛泽东同机要人员合影照等都很清楚，唯独不见毛泽东“背靠黄河”那张照片！是胶卷走光？是冲洗坏了？我一直没有找出原因。这是多么可惜的一张珍贵照片！这是我50多年摄影史上最大的失误！是无法补救的，成了我终身遗憾的一件事！罗青长一提到这件事时就批评我，不知批评过多少次。我一直后悔没有在南京撤退前设法多买些胶卷带回延安来，如果胶卷充足，还可多照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啊！毛泽东在白云山下，好容易休息了一个星期，身体、精神都更好了。任弼时的高血压病也有所好转。唯独周恩来仍以高度负责和不知疲倦的精神抓全面工作。为了让毛泽东、任弼时得到较多的休息，除了特别重要的电报送给他们看以外，一般都先处理，待他们休息过后再送阅。周恩来和我们游了一次白云山，打了几次一百分（扑克），算是最难得的休息机会了。这段时间内，他除指挥解放战争外，同时也很关心蒋管区的工作。他约了从重庆回来准备回到蒋管区工作的于江震和杨超来作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研究蒋管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指出在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形势下，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是：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开辟第二战场。对蒋管区的工作，随时电告城工部和社会部予以指示。
他致电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为着眼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我华北、西北各解放区，现在就应尽量收集和抽出长江以南各省籍的大批干部，于今后派往刘邓、陈粟、陈谢三处，交给他们分配工作，取得新区经验，以便于明年时机成熟时随队过江。这是多么伟大的战略眼光！蒋介石是不会让他的对手毛泽东、周恩来得到休息时间的。自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胜利展开，创建根据地后，蒋介石十分恐慌，既怕我军在中原生根，又怕我军南渡长江和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为固守中原，阻止我军攻势，于十一月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管豫、皖、鄂、湘、赣五省党政军大权，企图以“总体战”来对付我军，与我争夺中原。蒋介石纠集了33个旅的兵力，对我大别山区展开围攻。
中央军委针对敌人的包围，及时指示刘邓、陈粟、陈谢：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全局的发展。
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配合，全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指示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陈粟及陈谢破击陇海路及平汉路，尔后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攻克一切可以攻克的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的敌人，以直逼武汉之势，迫使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回援，支援刘邓主力打破敌人的围攻。我中原三路大军，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他们互相支援，密切配合，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因为陕北的战争还未完全取得胜利，中央决定仍坚持在陕北。为了顺利过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率中央机关离开神泉堡，向南转移，到居住和供给条件比较好的米脂县杨家沟。中央机关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转移到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较大的村庄，有二百多户人家。有一条小河向东一直流入黄河，沿河两岸滩上有较肥沃的土地，群众称这里是米脂的米粮川，所以就成为地主剥削农民和称霸的地方。全村有几十户大小地主，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时蒋介石的反共干将杜聿明的家。杜家有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排十来孔的石砌大窑洞，管理人员给毛泽东分了一套三间相通的窑洞，周恩来、任粥时各住两个相通的窑洞，这样就把卧室和办公、会议室分开了。这是他们转战陕北八个月来居住条件最好的、办公室最宽敞的一个地方。
六十二、在杨家沟制定胜利纲领
自小河会议决定实行战略反攻以后，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取得很大胜利，各野战军也先后转入反攻。到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战争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为总结18个月的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与战争密切联系的土改、统一战线问题，根据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于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
十二月中央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已在杨家沟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外，还有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张德生、王维舟，晋绥边区负责人贺龙、李井泉、甘泗淇、赵林，中央后委机关负责人李维汉、王明、谢觉哉、李涛等19人。中央工委和其他解放区负责人因交通不便没有参加。这是延安撤退后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为了在会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主要是讨论毛泽东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周恩来除了参加各个问题的讨论外，还要抓解放战争一年半的总结，对敌我双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亲自同参谋人员一起计算核实，并且统管会议的组织和秘书、行政等工作。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就他的报告作了说明。他主要讲了敌我形势、统一战线、美苏关系三个问题，接着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对战争第二年各条战线的发展、解放区的情况、蒋管区群众运动状况，以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在讨论中，周恩来对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对土改和整党中发生的一些“左”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在二十八日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作结论时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令人高兴的会，与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发展中召开的。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的开展，胜利可期。虽然我们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进一步的发展。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交新华社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收到后，大大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和胜利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向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宣传后，团结了更多的群众，扩大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使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斗争更加发展。陈毅从华东赶到杨家沟时，会议已结束一周。他看了会议文件，了解了会议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和他详谈了向江南作战略跃进的问题。陈毅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返华东。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三月二十一日中央离开杨家沟这个时期，集中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关于土改、整党、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特别注意纠正当时党内主要的“左”的错误倾向，使各种工作循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毛泽东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有关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指示。一月十八日，他根据十二月会议中讨论的政策问题，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二月三日，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指示。二月十一日，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二月十五日，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二月二十七日，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三月一日，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
以上这些指示，对于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和保障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在十二月会议期间，同时也指挥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进行胜利的反攻。
经过历时半年异常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中原三路大军密切配合，机动作战，共计歼敌十九万五千余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对我全面战略进攻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九个月的艰苦作战，越战越强，已经由原来的六个旅，二万五千多人，增加到五个纵队16个旅，共七万五千多人。收复了大片夫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十个纵队又12个独立师，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铁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三十月，共歼敌人十五万六千余人，攻克战略要地四平街和工业基地鞍山等城市18座。争取了营口守敌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一万余人起义。迫使东北敌军退缩固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
晋察冀、晋冀鲁豫，胶东、苏北等战场，也不断取得胜利，收复大片失地。
各野战军经过冬季整训之后，又相继发动了春季攻势。
宜川大捷，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我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延安的收复，也指日可待。为了便于指挥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各种工作，中央决定离开杨家沟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转至华北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合并。三月二十日，即离开杨家沟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在陕北的最后的一个文件：《关于情况的通报》，要点是：一、最近几十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新区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二、对那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民主人士，我们应当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四、我各野战军经过冬季休整，采取了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纪律和军事技术，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我军经过12个月的作战，兵力也大大地增强了。总计我军现有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一百三十二万余人。尚有非正规军、地方部队、后方军事机关、学校等，一百一十六万余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余人，比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兵力和战斗力都大大加强了。五、国民党军队不仅战斗力大大降低，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连特种部队、海空军等总共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总共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通知指出：“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除在大别山和准河以北地区尚有机动部队，还有主动权外，“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这个通报发到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后，大大提高了军民的胜利信心。这个通报中所列举的敌我两军的统计数字，是非常精确的，这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几个参谋长期积累、精细统计出来，又经过周恩来亲自核算过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一年来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我们可以这样看：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他特别强调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后要注意政策，“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亦没收了，真是乱弹琴！”他特别强调反“左”的倾向，尖锐地指出：“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亦不要了，很容易孤立。……我们一方面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周恩来很注意土地改革的问题，他尽可能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一月六日他在审阅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的草稿时，加上了几段为了纠正“左”的偏向的内容。《指示》草稿提到中农问题时，周恩来加上了“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指示》草稿中讲到抗战时期与我党合作过的开明绅士时，周恩来加上了“对这些过去同过患难的人士，应当加以照顾，并应当区别这些党外人士过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与压迫关系。一般的，开明绅士过去均是以地主身份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只要他今天赞成实行土地法大纲，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过去不该剥削，而其对农民的压迫行为，也必须区别是发生在参加三三制政权以前或以后。如果是发生在参加以前，则其参加三三制政权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已足抵补对一个地方人民利益的损害，我们应负责向当地受损害的人民解释，免予斗争。”他还写上“在土改深入的地区，必须吸收农民中尤其是贫雇农中最积极分子入党，增加党内新的血液。”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土地改革较为彻底、不彻底、很不彻底的三类地区，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平分土地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指示》，对土改中的许多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我军相继占领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后，发生了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城市政策问题。三月份，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多次指示，告各野战军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反”。为防止部队进入城市后触犯外交政策，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凡有关外交行动及外交政策之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得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另外，周恩来还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统战工作，发出许多指示。
三月八日，周恩来和任弼时指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廖志高、汪东兴、叶子龙、邓洁等召开机关行政会议，研究中央机关由陕北转到华北的准备工作。随后，审查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并指示他们注意检查群众纪律。由于战争影响，陕北群众粮食困难，除通知晋绥支援外，周恩来和任弼时决定，将中央机关未用完的小米和黑豆几十担，留给当地政府救济粮食困难的群众。
三月十日，周恩来在杨家沟给中央直属机关全体人员做了形势报告。他宣布：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住华北。
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告别住了四个月的杨家沟，经过两天路程，于二十三日从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边区的临县地区，于二十四日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三交镇双塔村。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几百万兵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反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从晋绥暂移到晋察冀途中，四月二十二日，收复延安的胜利消息传开了。中央二十四日给彭德怀等首长和西北人民解放军贺电说：“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来，一切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一般人都说，毛泽东、周恩来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我说，应该是“运筹窑洞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为确切。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人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补充一些具体事实，使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的情况。
这个司令部的主帅，当然是毛泽东，副帅就是周恩来。他直接领导五六个精悍的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地收集敌情（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我情（解放区军民、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和人民）以及友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势力、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以至国际友好人士），加以分析研究，及时报告毛泽东，参与决策，并向各中央局、野战军司令部通报，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专家。专管敌军的，凡国民党的军队每天驻扎在那里，向那里调动，长官的出身、经历、指挥能力，部队的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如何等等，都了如指掌，而且每天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墙上挂的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上插上蓝色旗子和箭头；专管我军的也一样这样做。
在每一次战斗后，都要及时精确统计我方和敌方的损失和补充的数字，一问就能对答如流。其他管敌情侦察、机要译电、无线电通讯以及行政管理等各种工作的，都是政治觉悟高，业务熟悉的干部。因而人数虽少，工作效率是极高的。中央后方机关及时向中央提供情况，提出建议，对中央决策和战争胜利，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一直长期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的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等同志，隐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以及其他地下工作者，为中央及时提供国民党党政军的各种重要情报，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
周恩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让我引一段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参谋张清化的回忆来说明。他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部署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周副主席的军事修养很好，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领会得很深，运用得很好。”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写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我认为，党中央转战陕北一年中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导演的，各野战军将领和解放区军民参加演出的人类历史上最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