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从海上逃跑，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由西向东逐个将敌人合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予以各个歼灭。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到三十一日，是平津战役的第三阶段，即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
北平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古代建筑，有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等学府，市民共二百万。如果守敌顽固抵抗，人民解放军只有采取武力进攻办法来夺取，必将使文物古迹和人民受到很大损失。一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特别明确提出，要“积极准备攻城”，但是又指出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定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占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和解的方法使其缴械……。要使每一个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解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指战员听到传达后，都坚决拥护。并提出口号：“要坚决把北平打下来，但不能打坏。”“要让枪炮也长眼睛。”在积极准备打的同时，尽量争取傅作义放下武器或起义。估计到傅作义是爱国将领。一九三三年参加过长城抗战，一九三六年他坚决抵抗日寇和伪蒙军对绥远的进攻，受到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称赞。一九三七年在山西抗日前线，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建立了友谊关系。在解放军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外逃无路的形势下，是有可能争取和平起义的。在刘仁领导下的华北局城工部，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一方面动员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军攻城的指挥部，为解放军送情报、提供敌军的目标，并在机关、工厂、学校成立纠察队，开展护厂、护校的斗争，保护文物古迹和档案资料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对傅作义进行统战工作，对他晓以大义，争取和平解决。一九四八年春，北平地下党就对傅作义周围的上层人物开展工作。如傅的至交密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爱国将领，抗战时曾几次到延安，同毛泽东、朱德见过面）以及他的老师、拜把兄弟、同乡等人对傅进行了工作。十月，地下党又派人与傅作义进行接触，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但是傅作义当时对美国和蒋介石还有幻想，手下有50多万军队，还不想谈判。
十一月二日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傅作义迫于形势，才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希望我党派南汉宸去秘密商谈。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香港潘汉年电，指示可请冀朝鼎（著名经济学家）应傅之邀北上任“华北经委会”副主任，以便做傅的工作，“动摇傅之抵抗决心”，并影响华北产业界人士乃至某些外资代表“坚留华北”，“反对南迁”，“尽一切努力保全华北经济系统中的各种生产设备、科学器材及专门人才，以利我军入城后的接收”。十二月中，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地下党员）到我军驻地，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见面，试探我军态度，提出恢复抗战时期的合作关系。刘亚楼向他们表明了我党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愿望，劝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他们留下了电台联络办法和密码，开始建立了秘密联系。
在我军迅速完成对平、津分割包围，特别是傅作义在新保安、张家口的部队被歼以后，傅焦急万分，坐卧不安，思想斗争激烈。恰在此关键时刻，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将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地下党员）调到北平，直接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当傅冬菊出现在傅作义面前亲昵地叫声“爸爸”时，使傅发生惊疑。傅作义对爱女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冬菊毫不含糊地答：“共产党。”“你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派来的。”“派你来干什么？”“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是一场很不寻常的父女之间的对话。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短促的对话后，父女平静地坐下来，傅冬菊详细地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解除他的疑虑，明确告诉傅作义，全国胜利的局势已定，跟蒋介石走只是死路一条，如果举行起义，使北平古都和平解放，就是立了大功，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傅冬菊一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谈话，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傅冬菊（建国后改名傅冬）不愧是个好党员。
在各种因素促成下，傅作义下决心同中共谈判。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傅作义请他的老友周北峰（抗战时期周曾代表傅到延安与我商谈山西合作抗日问题）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代他谈判。他们于八日到达蓟县我军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他们进行了几次谈判，讲明只要傅率部队起义，一律可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等地被俘的军官，不咎既往，一律释放，对傅先生和他的高级干部，一律给予适当的安排。他们共同整理了《会谈纪要》后，交周北峰、张东荪带回北平给傅作义看。但傅作义仍在动摇中，不肯下决心。
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从陆上南逃的路被切断。十四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天津解放，守军全部歼灭。这一切，打破了傅作义企图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幻想。为促使傅作义早下决心，十六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向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两项办法：一是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文档案，我军则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二是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牒最后规定，必须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午夜十二点前答复，如果坚决抵抗到底，将实行攻城。“攻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这时，傅作义派全权代表邓宝珊来了，傅作义表示接受第二项办法，商定了协议，双方代表签了字。邓宝珊回去后，傅作义最后下了决心全部接受我方的条件，同意我方派代表进城，谈判和平接收北平的办法。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进城谈判具体实施办法，就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问题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军政事宜。谈判的整个过程，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
傅作义于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北平城内的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将协议内容经通讯社公布全国。北平守军两个兵团部、八个军、25个师共20多万人，于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履行协议开出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将北平防务全部移交完毕，当天下午，北平所有城门，军政机关和要地，都换上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守卫。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二月三日，我军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式，步兵、炮兵、骑兵、机械化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经前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各界人士和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都为北平古都不放一枪就回到人民手中而欢欣鼓舞。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19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人，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毁灭性打击，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了。为我军南渡长江解放全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作为毛泽东主要助手的周恩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才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据当时任军委作战部参谋刘长明的回忆说：“对解放战争的全面指导，对重大战役的组织指挥，毛主席承担着最主要的任务”，“周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是毛主席最得力的助手，为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为协助毛主席实施战略战术的指导，进行了卓越的工作。”我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中，做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他不断掌握敌我情况变化，及时向毛泽东报告，提出分析意见，使毛泽东对战况了如指掌；他参预了一切战略决策和战役的制定，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作战命令和指示。在三大战役中起草的重要电报就有20多份，对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和兵员物资补充等问题，都要作详细的指示。我每次送中央城工部收发的重要电报给周恩来批阅时，常常都看到他在起草作战电报或同作战部长李涛及作战参谋研究敌情、核算敌我军队数量和了解其他情况。除特别紧急的事外，我总要等到他写完军事电报后才能挤得进去办我的事。
七十一、擘划万里长征又一步
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文件曾经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淮海战役也以我方获得全胜而告终。逐鹿中原胜利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已是饮马长江，准备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尽速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二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
周恩来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是他在管。当时华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考虑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周恩来还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我们从李家庄去西柏坡时，就要经过东柏坡的一个高炮阵地的旁边。
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下午三时半开幕。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里。会场正面，挂有毛泽东、朱德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开幕。接着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事项。共计到会的中委34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中委中有十人因工作离不开岗位不能到会。候补中委19人：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候补中委也有九人未到会。列席人员11人：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是这次全会通过由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的。开幕当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保证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还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问题。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勉励全党同志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会议开幕时，我和电影摄影师程默，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准，进行会场拍照。程默拍了不少照片。我当时正收到在香港工作的龚饮冰同志送我的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就忙着摄电影。因当时无法冲洗，进北平以后冲洗了又不知搁到哪里去了，真是个损失！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周恩来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三月十三日，才在会上发言。他说：三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强调在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离开原则会出乱子；原则性太强，则会变得生硬、急躁。周恩来的这一主张，他自己确是身体力行的，在各项工作中都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当时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已往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既有中央的统一领导，也存在着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分散独立领导的情况，现在存在着分散与统一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
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在谈到战争和生产的关系时，周恩来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一百一十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伕超过三百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线：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与中原支持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中央的作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他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的重要发言，为统一与分散问题，战争与生产及支前问题，进城以后经济等方面的某些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
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他谈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时说：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许多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确是担任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博大精深的学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统战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这一重要职务确是非他莫属了。在此的一个多月前，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了解中国的情况和听取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意见，曾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进行了三次会谈，又和周恩来单独谈过一次。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的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对它们力量的运用与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这些正是周恩来为之朝思夕虑精心探索的问题，他勾划出了新中国的一幅蓝图，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真是所见略同。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开车前，毛泽东对机关干部和警卫部队讲话，他说：我们就要进北京了，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于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心情都非常舒畅，谈起笑话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驰去。这个车队共有11辆小汽车和十辆十轮大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当晚住宿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二十四日到涿县，从涿县火车站乘上专列向北平进发，二十五日上午，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党政领导和从香港、上海来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走完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从此，开始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