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五一”口号与群贤北上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旬，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负责）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批从山西临县三交地区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转移，与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负责）会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转战陕北胜利结束后，三月二十一日率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东渡黄河，行千余公里，经晋绥边区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驻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周恩来、任弼时先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于四月二十三日到达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
这时，人民解放军不仅转入战略进攻，消灭了大量敌军，而且收复的城市也不断地增加。河南的洛阳、开封，山西的运城、临汾和距离西柏坡仅百余里的石家庄相继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改运动也全面展开，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及华南武装斗争也蓬勃发展，形成了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一些民主党派在香港、上海、昆明等地相继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在迅速壮大，而蒋介石政权处于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境地，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
中央研究了全国形势后，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一劳动节日号》，响亮地提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当天，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沈钧儒，并指示潘汉年登门进谒。
电文说，要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政治协商会议，提议会议的地点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在今年秋季，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以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联合，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央的号召切合时宜，反映民心，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迅速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民主力量的广泛团结。
一九四五年八月到十月，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到三十一日，蒋介石根据《双十协定》召集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基本符合全国人民和平民主愿望的五项协议，这就是俗称的旧政协。可是，五项协议的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一手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开始对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从此爆发。十一月，蒋介石又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公开背弃政协协议。而我党号召召开的是新政协会议，是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和反动分子参加的会议；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拥护新民主主义，团结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五一”口号的号召下，群情激奋，立即响应。五月四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一百二十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号召。五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错，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并通电国内外。七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响应“五一”号召，接着，在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冯裕芳等一百二十五人，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以及南洋、法国、加拿大、古巴华侨代表，纷纷致电毛泽东，拥护中共的主张。二十三日，民主建国会在上海作出决议，指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表明响应“五一”号召的态度。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五一”号召发出之后，他搭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但航行到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十月下旬，他的夫人李德全带着冯先生的骨灰回到祖国东北。随后，她也投身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五一”号召发出后，新政协的整个筹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之下开始了。中央城工部负责同上海、香港地下党组织保持秘密电台联系。七月底到八月初，周恩来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华北局，准备安全接送沪、港、平、津的民主人士和党员到解放区。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为了适应统战工作需要，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称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秘书长齐燕铭，我为副秘书长。首要任务是协助中央作好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工作，组织接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知名代表到解放区。李维汉部长给统战部同志开了个会，说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重大意义，动员大家以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延安精神，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的政治任务。会后，大家就紧急动员起来，分别投入紧张的筹备新政协的工作。齐燕铭负责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络和协商工作，章汉夫、于刚等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李维汉分别同民主人士交谈，并组织集体讨论。统战部随时把民主人士对新政协的意见向周恩来和中央反映，重要问题都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周子健是总务处长，负责解决民主人士的吃住问题，伙食都按中央机关小灶标准供给。住房除了挤出较好的民房外，请当地工匠利用空地或旧房基盖起了几栋土木结构的平房，砌上土炕，再配上木制家具。这种居住条件虽然很简陋，但在李家庄算是最高级的了。从上海、北平来的民主人士看到他们的居住条件比李维汉部长还好，对共产党的优待感到过意不去。另外，在石家庄建立交际处，以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为基础，增加一些干部，由金城、申伯纯负责。民主人士到来，先给予热情招待，然后用吉普车转送李家庄。我除分管行政工作外，主要是负责同上海、香港等地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无线电台联络，保证及时、准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向中央报送收到的电报。
因为收发电报多在深夜，要及时处理，电台离驻地又远，译电员就用我炕头的手摇电话机同电台收转电报码子。所以，常常是深夜不眠。
正在我们紧张工作的时候，蒋介石于十月下旬飞抵北平，想乘我华北主力部队在察哈尔、绥远地区作战之机，命令傅作义指挥两个军从保定突袭石家庄，威胁我党中央的安全。党中央及时得到北平地下党的准确情报后，周恩来亲自部署人民解放军准备反击，并于二十七日凌晨四时半、六时、七时三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我军部署情况。周恩来指挥解放战争已经够忙了。九月，他敦促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济南起义。十月十七日在获悉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后，周恩来向毛泽东等介绍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情况，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赞成这一分析，随即电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指出对郑“可努力争取之”。十八日，他又写信给郑洞国，敦促其起义，投向人民。十九日，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促使辽沈战役的迅速胜利结束。而今，得悉华北敌军企图偷袭石家庄，周恩来一面力中央军委起草命令紧急调动部队，准备集中主力将进犯的敌军各个击破，一面对中央机关布置了周密的紧急疏散措施，除少数老弱病号和儿童疏散到后方外，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常工作。敌军袭来，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歼三千多人，才知道我方早有准备，遂令后撤，蒋介石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就此破产。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复电给集中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表示钦佩，并提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从这个时候开始，筹备新政协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摆在紧迫的议事日程上了。
如何把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共同商议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试探开辟自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在短期内打通。同年初秋，周恩来曾经电告在香港的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通过民主同盟的萨空了，去找香港当局指定穹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联系的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施乐斯对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中国东北解放区一事请示港督，港督表示对这件事作不了主，他要请示伦敦英国政府，且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施乐斯语意搪塞，态度敷衍。因此，周恩来决定在港民主人士不走这条路线，改走香港到大连或朝鲜罗津等航道，来完成迎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项重要又机密的任务。
十二月，施乐斯才转告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纸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可是伦敦回话时，我们已经安全地迎接了两批民主人七到达解放区了。
早在八月二日，周恩来致电在大连工作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尽快去香港，配合香港分局负责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钱之光到港后，住在铜锣湾希云街27号，就和香港分同方万、潘汉年、章汉夫、连贯、夏衍等共同把民主人士北上的接送任务紧张又审慎地开展起来。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各地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7人的名单，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著名人士。同时，他又起草发出中央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征询对名单的意见，还指出，各方人士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钱之光和方方、潘汉年等作了仔细周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侨港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党内同志分别联络。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由负责同志陪同下船，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在中华贸易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都参加了护送工作。
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先后接送了四批在港的民主人十安全抵达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钩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由祝华、徐德明随船护送，于九月二十九日安抵哈尔滨，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
因为这一批都是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钱之光在接送工作准备完成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行动计划，并指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十月三日，沈钧儒等到达哈尔滨的第四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欢迎他们安抵东北解放区，并告知准备于一九四九年适当时机举行新政协会议。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搭乘的是一艘挂挪威旗的轮船，十月底才送走。他们中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干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冯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沈阳病逝）等人，由连贯陪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在航行途中，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用自己装的收音机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消息，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在船上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孟君表演了节目，有的唱歌跳舞，有的朗诵诗作，充满胜利的欢乐。他们的船驶至大连、安东（今丹东）间的大东沟海面抛锚停航，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负责同志去安东迎接，他们经安东转赴哈尔滨。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朱蕴山、茅盾夫妇、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等30多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批，由李嘉仁陪同，徐德明随船护送，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乘“阿尔丹”号轮离港，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到大连迎接。
李济深等这批民主人士离港之前，周恩来曾经电示钱之光和在大连的冯铉、刘昂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根据周恩来的电示更加精心、谨慎行事，对这批北上的民主人士穿戴也煞费苦心，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佯；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便服，化装成到东北做生意的商人，口袋里还装有货单准备应付检查。在这批上船的民主人士中，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人士，可他秘密地离港走了，连香港当局政治部也不知道。李济深走了几天，该政治部主任亲自找到民革的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先生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离开香港，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叫我们怎样交待？”话语不无责怨。呵是，李济深没几天就安抵大连了。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这次北上的有黄炎培、姚维钧、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寰澄等人，由刘恕护送。他们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解放了的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火车站迎接。至此，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和钱之光等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周恩来的亲自部署，接送在港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重要使命，便按期胜利地完成了。
周恩来在部署迎接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的同时，也部署迎接上海、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中央统战部驻地的李家庄。主要路线是：在上海的，秘密经苏北或山东转石家庄：在北平、天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站沧州南边的泊头镇转往石家庄，由设在石家庄的交际处转送到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一九四八年八月，当时的城工部就开始接待工作，到十一月底，由平、津、沪、西安等地来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和胡愈之、沈兹九、吴晗、周新民、刘清扬、严信民、韩兆鹗、何惧等。而后又来了周建人、雷洁琼、楚图南、田汉、安娥、杨刚、张曼筠、周颖以及上海工人代表朱俊欣等。中央统战部热情接待后，同他们个别交换意见，举行时事座谈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座谈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统战部起草经周恩来批准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
十月八日，周恩来电告东北局组织已到或将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钩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德全等举行座谈，征求意见，以达到沟通思想、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东北局高岗、李富春组织了两次座谈会，邀请民主人士座谈两个《草案》。三十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电，将两个《草案》转告尚在香港的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等人，征询他们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反复协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党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对新政协会议的召集、参加者、时间、地点、讨论事项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一九四九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函中共上海局，将东北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十一月二十五日商谈的共同协议转发给他们供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从香港到达沈阳后，随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全体同志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对召开新政协诸问题草案的理解，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七十三、沸腾的李家庄
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是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五华里的一个小村，村里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批批民主人士到来，这个村变得沸沸腾腾、热热闹闹。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举行时事座谈会，与会者有胡愈之、沈兹九、刘清扬、韩兆鹗、周建人、吴晗、杨刚、严信民、楚图南等，由胡愈之主持会议。李维汉、章汉夫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过了六天，正是一九四九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了美蒋勾结玩弄假和谈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因为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耍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另一面又提出要保持旧宪法、法统、团体及军队等先决条件。内容上在新年献词中已给予严厉的揭露驳斥。一月四日，毛泽东特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的重要评论，一下子就更戳穿了蒋介石想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阴谋。十四日，又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痛切地再批驳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并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系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一发表，立即成为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都热烈进行讨论，在香港以及上海、重庆各地的民主人士也秘密地进行谈论，一致驳斥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险恶阴谋，同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等19名民主人士，早在l月七日就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钩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等人，提出对战犯求和必须“芟恶务尽”，将革命贯彻到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于人民阵线内部。十六日，在李家庄、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互相致电联络后，决定起草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态度。
一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村民听到汽车进庄的声音，都拥到进庄的路边看热闹。统战部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也纷纷走出门来欢迎。周恩来身穿一套和大家一样的灰棉布军衣，头戴大耳朵军帽。他一进庄就下车向群众招手，同民主人士一一握手问好。齐燕铭秘书长招呼周恩来和民主人士进入一间墙泥未干的会议室就坐。我和统战部干部围在四周，坐的坐，站的站，一下子就挤满了一屋子。李维汉当即宣布：“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谦逊地说：“本来就应该来看望各位先生并当面请教，因为战争紧急抽不出身来，好在统战部随时将各位先生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今天本想先听听各位的意见，李维汉却对我说许多先生要求我先讲，然后大家再座谈发表意见。那么，我现在就向大家报告一些情况……”周恩来报告了解放战争的发展情况后说，战争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
战争大局已定，今年就有可能打垮蒋介石，但是现在切不可手软。他接着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的八条作了详尽的阐述，又说：“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鲁迅先生说得好，要痛打落水狗，对落下水的狗还要痛打。天津已于昨天解放，正在争取早日解放北平。如北平解放得早一些，政协筹备会的工作更要加速进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周恩来的报告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会后，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民主人士会餐。菜不多，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主要的一道菜是长征老战士、老伙夫班长胡金山做的红烧肉。为此，总务科长乔风咏亲自动手宰了自己饲养的一头大肥猪，加上大家自己动手种的大白菜，还有饺子、大米饭和白于酒。大家都吃喝得很是开怀满意。没有酒杯，就用粗瓷大碗代替，频频举碗同祝解放战争的胜利。席间，民主人士中的符定一先生年龄最大，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而且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所以，大家都向他敬酒，祝他长寿百岁。
饭后，在会议室举行跳舞晚会。当时统战部有个机要科，是由中央机要处拨过来的。他们在延安时，即是中央机关舞会上的乐队，又是可以下他的舞伴，他们就成了这次舞会上的主力了，三把胡琴，一支笛子，便是乐队。
室内没有电灯，就用几盏马灯挂在屋墙四角，乐队奏起来，晚会就开始了。
大家正跳得高兴时，朱总司令和周恩来也来了，使舞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大家扭大秧歌。锣鼓一响，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扭起秧歌来。民主人士没有扭过秧歌，也高兴地跟着大家一起学扭起来。村里的群众围在门口看热闹。当晚，上海来的民主人士何惧和统战部的于刚特别兴奋，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个酒仙互不相让，每人喝了两大碗白干，喝得酩酊大醉。于刚怕回家受妻子程绯英批评，便倒在我的炕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宵。
一月二十日，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在李家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当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乘几辆吉普车来到李家庄时，群众都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很亲切，使民主人士深深感到解放区的温暖，纷纷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一月十四日的《声明》，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
l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对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报告战争、军事政策、政权、上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情况，要不加回避地正面解答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主动向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并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给民主人士组织报告会。于是，统战部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在李家庄给民主人士做专题报告，如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邓颖超报告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安子文报告干部政策，李维汉报告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斗争等，都受到民主人士的欢迎，不但增加他们对党的有关政策的理解，而且提高了他们商讨召开新政协的热情。
一月下旬，因为傅作义将军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已经秘密签订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在即，形势发展迅速。毛泽东和党中央分别致电在海外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电文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科，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敬请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在这之前的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特地联名致电在上海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电文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信中说“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也写信致宋庆龄，欢迎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邓颖超奉命抵达上海，拜访了宋庆龄，于七月二十一日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告知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向中央提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选宋氏为代表。八月二十八日，宋庆龄在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廖仲恺先生之女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的陪同下，从上海乘专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和李济深、何香凝、沈钩儒、郭沫若等59人前往北平火车站欢迎。
侨领陈嘉庚早在六月四日已偕庄明理、王雨亭由香港抵达北平，准备出席新政协会议。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蔡廷揩、陈其尤等和在北平的侨生二百多人到车站欢迎。
因为胜利形势发展飞快，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李家庄的统战部全体工作人员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那段日子里，来往电报特别多，重要的由我随收随送给住在西柏坡的周恩来。有一次，我送电报去，正遇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作战地图前面聚精会神地研究战局，我赶快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现在放大成几米大的照片陈列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的进门处）。不久，平津战役便宣告结束，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胜利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形象，又光闪闪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政协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好条件，同时又促使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加紧进行。周恩来考虑到政协会议会址从哈尔滨改在北平召开，为了及早在北平准备接待民主人士的住处和政协筹备会会场，便指示统战部派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等立即从李家庄前往北平，在华北局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协助下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环境卫生，同时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等几家大饭店，准备接待来自各地的民主人士和参加政协筹备工作的人员。
他还要统战部尽快准备好车辆，护送住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北平。周恩来又指示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要警卫处先派干部和少数部队进驻中南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二月一日夜里，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了即将出发北平的齐燕铭、周子健，向他俩当面交待了具体任务和注意事项。随后，齐、周就率领部分工作人员离开李家庄，打前站前往古都北平。而后，调回中央工作不久的杨超等同志也从西柏坡进入北平，住在北京饭店20多天，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李维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工作班子一起，组织新政协会议材料，了解各民主党派的情况，提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材料，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事前准备。
这期间，统战部更是忙碌、紧张，除继续同上海、香港党组织联系，继续组织接送民主人士到北平外，还起草了《对新政协单位与人选的拟议》这份重要文件送中央审批，又继续采用座谈会、个别交谈的方式，同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交换或听取对政协筹备工作的意见。当时，部分民主人士曾就战争罪犯问题举行座谈会，讨论了战犯定义和战犯名单两个问题。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吴晗、雷洁琼等15人整装也同齐燕铭一起前往北平。这是先行赴平的第一批民主人士。
七十四、“进京赶考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分别在哈尔滨、李家庄发表谈话，表示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一月二十四日，清华、燕京两所大学教授张奚若、曹靖华、费孝通等5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宣言说：“八项主张”是实现真正和平的最低条件，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到底。
二月十四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飞抵刚刚解放半个月之久的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也随团到达。第二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会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二十二日，颜惠庆等飞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也同机到达。中央派李维汉到石家庄迎接，并陪同他们乘汽车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从北平来的颜、章、江、邵四老，对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又接见傅作义，邓宝珊，称赞傅将军为了人民利益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欢迎他同中共合作，欢迎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谈结束后，我分别给他们照了相。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统战部开始分批迁往北平。秘书长齐燕铭和周子健、申伯纯一行已于二月三日进入中南海，先接管南海范围的房屋（因中海部分暂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和民政局作办公室，到四月间才全部接收），立即成立中南海办事处，由周子健任处长，负责整修房屋，打扫卫生。因为中南海是明清皇朝贵族的住宅和花园，许多建筑物都已破旧。北平解放前，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就驻在里面。他们只管使用，不管修理，许多房屋都搞得破烂不堪，到处堆着垃圾。中南海里头杂草丛生，污泥堆积，成为蚊虫滋生地。后来动员了部队才把污泥清理出去。对准备给中央领导同志居住和活动的颐年堂，准备政协筹备会办公开会的勤政殿和开大会用的怀仁堂，更是清理修缮的重点，还要进行扫雷，防火等安全检查。
与此同时，申伯纯率领交际处人员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德国饭店、远东饭店等几家大饭店，又协同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审查饭店有关人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布置安全保卫工作，为即将集中北平的大批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提供生活和工作的必要条件。
二月十日，原住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全部到达北平。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到北平，以便集中起来共商大计，成立新政协筹备会。二十五日，李济深一行35人由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乘专列火车抵达北平。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安排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共同于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来北平以及留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刚从西柏坡回北平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也应邀参加。林伯渠、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负责人都参加欢迎大会，宾主共四百多人，大会开得既隆重又热烈。这是北平有史以来罕有的一次政治盛会。会后，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周北峰等也应邀赴宴。宴后，观看了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文艺节目。
三月十日，李维汉部长率领中央统战部大部人员到达北平。李维汉住在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正厅，其他人员大都住在居仁堂。大家安顿就绪，就全部参加紧张的工作，白天拜访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换筹备政协会议和党派工作的意见，晚上就组织情况汇报会，把民主人士的近况和意见综合成书面材料，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另外组织座谈会，单是征求接管上海的意见就开了七次座谈会。会后，把许多好意见整理出来报告中央并电告华东局参考，我和机要科迟至十五日才到达北平。我与紫非先住在颐年堂大厅的西侧。没几天，因为大厅要接待客人，就搬到后院的东厢房。那时候，因军委三局电台设在西郊八大处，送报挺不方便，便在中南海专设了一部电台和上海、香港等地秘密电台保持联络。
人们都还记得：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到五日，褚辅成、黄炎培先生和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以个人名义访问延安。黄炎培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四日下午，毛泽东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和冷遹等六人到他家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耿耿诤言，对如何跳出历代统治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问题作了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时过三年余，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就要动身从西柏坡向北平胜利进发了。临行时，毛泽东既幽默风趣又意味深长地对随行同志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在旁也说：我们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话，就是重新喻示全党同志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告诫全党不能陷入“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中。其意义何等重大和深远啊！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车站。下车后，先在颐和园休息。周恩来留下卫士长成元功看管文件等物，他没有歇息就同有关保卫同志去西苑机场察看、检查阅兵的现场。当日下午，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界代表人士共一千多人聚集在西苑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当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自颐和园到达西苑机场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首先迎向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界代表，也满怀热情与希望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等首先和工人代表一一握手。毛泽东一行来到一百六十多位民主人士的欢迎行列，高兴地、热烈地与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郭沫若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对和平解放北平有功的傅作义将军也来欢迎，毛泽东与他握手后还一起合影留念。阅兵开始时，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50门六○炮陆续放出发发礼炮。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检阅经过无数艰辛战斗的英雄部队。缓缓行进的阅兵车到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翻江倒海般的澎湃起来。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同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民主人十一起拍了一张象征团结、胜利的照片，然后，驱车前往早已准备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驻地香山。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原是熊希龄的私人别墅，房间不多，但风景优美，院子里有两口泉水池，故叫“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来青轩”。
中共中央到达北平香山后，周恩来又成了大忙人。
解放战争正在继续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发展，大军强渡长江天险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后方生产的恢复、交通线的修复和后勤供应的保障以及国统区第二战场的领导等等，无一不靠周恩来的组织和指挥。那时候，大多数民主人士已经到达北平，周恩来要分别拜访、接见和谈话，商量召开新政协会议；南京国民政府于此时也决定派代表团到北平来谈判。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就必须转到国共和谈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上来。这样，就使得周恩来每天奔波于香山和北平城内之间。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首脑机关暂时先住在香山，这是中央办公厅早就派人到北平同叶剑英商定布置的。因为中央、军委在北平城内的房子还要有一段时间的清理准备，加上安全保卫工作尚未布置妥善，只好暂住香山了。香山是个休息的好地方，但对办公并不方便。香山离北平城有20多公里远，道路狭窄不平，所使用的汽车又都是从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的破旧货，走一程就要费一个多小时。这对大忙人周恩来来说，本来一天24小时他已不够派用，这阵子有时每天还得花几小时在路上，更增加了他的沉重负担。
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后，周恩来除非见毛泽东或在中央开会，就没时间往香山跑了。为了方便周恩来的工作，李维汉、齐燕铭同周恩来商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东侧叫菊香书屋的一个四合院里给他布置了临时办公室。北屋正房共五间，他不愿全用，只要了东头的两间，西头两间给林伯渠住，留下中间的一间作会客室和餐厅。
由于周恩来往在中南海，他工作、休息就方便多了。因他的电报、文件和信函很多，统战部派杨超给周恩来当秘书（不久，杨超随军入川，由于刚接替）。
周恩来的警卫员注在东厢房，我和紫非住在西厢房，中间是过道，恰恰我们成为看门人。
七十五、国共和谈破裂前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职。李宗仁企图通过和平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在江南保留他的统治势力的目的，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表示对“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接着，又连续派人来试探。对于南京政府的假和平圈套，毛泽东、朱德在致民主人士的电函中，有过生动的揭露：“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三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二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又加派刘斐为代表，卢郁文、屈武为顾问，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四月一日，中央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又批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以齐燕铭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于四月一日乘专机到达北平。周恩来没有亲自到机场迎接，只由徐冰、齐燕铭、刘亚楼出面。张治中走下机舱同徐冰等人握手后，便问：“怎么不见周恩来先生？”他心中好不打怵。当晚六时，周恩来才偕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到六国饭店看望并宴请张治中一行。宴会后，周恩来等同张治中作个别长谈，这次谈话涉及各个方面，主要的是对张治中表示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并说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所以兵联祸结，国共两党的斗争20多年，对此历史责任是无可推卸的。他还对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阐述了我党的原则立场。张治中要为蒋介石争些面子。说战犯名单和首恶元凶的具体字样很难接受。他还拿在南京同何应钦研究的《和谈腹案》九条，向周恩来要求改变国共双方隔江对峙的局面，“化干戈为玉帛”，其实含义是宣布停战，划江而治。周恩来重申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两人在谈话中，周恩来询问张治中为什么在抵平之前特意两次去奉化溪口请示蒋介石，对此他很不满意。正是因为这件事，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等共同商定从二日起到十二日止，双方代表作个别交谈，充分交换意见，然后再正式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是中南海勤政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