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八日，周恩来陪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谒访毛泽东。毛泽东和张治中在重庆谈判时期已是朋友。那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吃饭，又谈话近三个小时。九日，毛泽东接见邵力子、章士钊。十日，接见黄绍竑、刘斐。十一日，接见李蒸、卢郁文。毛泽东同张治中谈话时，提到战争责任问题。他对张说：“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是你亲自参与缔造的，谁撕毁这些胁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也说到和谈，希望国民党内不赞成独裁的开明进步分子和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能和我们合作。
十三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八项条件草就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于当天早晨交给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通知当晚进行正式谈判。当晚，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对南京和淡代表团进行有理有节的交锋，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不让步，而在细节问题上，中共代表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见。在十五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南京代表团表示应该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决定在十六日派代表黄绍竑、顾问屈武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代总统）、何应钦（行政院院长）接受。周恩来在会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就是说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愿意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必须在四月二十日前表明态度。
十六日这天，黄绍竑和屈武要乘飞机离平回宁请示和平协定签字问题时，周恩来工作很忙，但他觉得应当到西苑机场同他们作行前面谈。在途中，他几次催促司机钟步云把汽车开快一点，说一定要在飞机起飞前赶到。当黄绍竑等人正在登机时，周恩来及时赶到并在舷梯旁与他们谈了话。在回中南海路上，他表扬了司机钟步云。
二十日晚，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否愿意签字的消息尚未传出。周恩来和中共和谈代表去六国饭店同国民党代表约谈。谈话结束后，张治中走出会客室送周恩来。他俩人边走边谈，当走到楼梯口时，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依你看，我们渡江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沉思片刻，说：“宁，沪、杭地区国军有40多万军队，防线也有几个月的准备，工事坚固，又有海、空军配合，你们没有五至七天的时间怕渡不过去。”周恩来一听，微笑着和他握手道别，又回中南海继续办公。
当晚深夜，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在北平的张治中及各位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因为李宗仁接到《协定》后，向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请示，蒋指示李宗仁万万不能签字。南京政府和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中央政治会议紧急商讨，决定不接受《协定》。于是，李宗仁、何应钦在二十日夜表明了拒绝签字的态度，并反对解放军即行渡江；国民党中常会也同时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协定》。这样，就使国共和平谈判彻底破裂了。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立即渡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凌晨三点多钟，周恩来接到电话报告说，我们三个军已在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渡江成功了。早晨七时许，周恩来叫卫士长成元功挂电话给住在六国饭店的张治中。通话时，周恩来说：“文白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于今晨在你的老家安徽芜湖、铜陵、贵池线渡江成功了。
另外，浦口我军报告，电讯局要通了南京电讯局的电话。他们说：“他门（指国民党）都跑光了，我们等着你们来接收。”张治中对我党用兵之神速，既佩服又赞叹。
也是二十一日，李宗仁、何应钦电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
我党为了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免遭蒋介石的迫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二十三日特地到六国饭店同张治中谈话，诚意挽留他们留在北平，切不可返回南京。早在四月十三日，毛泽东给周恩来一封信，信中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德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位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此点请十分注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对张治中进行真诚恳切的挽留工作。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就与张治中先生过从甚密，结成朋友。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安全来去，还有我党一批干部在新疆狱中获释，张治中都帮过忙。而今，张治中这位老朋友处于去留安危的抉择时刻，周恩来非常诚挚、恳切地对他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姓张（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个姓张的朋友了。”周恩来的话，使张治中十分感动。最后，以张冶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毅然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随即秘密电示坚持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吴克坚以巧妙的方法将张治中夫人和女儿，利用南京派来北平接代表团回去的飞机，安全送到北平。当张治中随周恩来到机场突然看到夫人、女儿下飞机时，对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和至诚待友，感到无限敬佩和铭感。
七十六、为了开好新政协
四月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蒋介石盘踞了十多年的南京，红旗高悬在蒋家宫廷“总统府”的门楼上。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南京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乘胜迅速向南方、西南、西北前进。一个月后，东方大都市上海宣告解放。
这么一来，召开政协会议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同时，即抓紧组织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亲自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磋商，酝酿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同时，组织民主人士赴东北参观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十大城市。这个参观团一行59人，自四月二十二日启程至六月八日回到北平，历时47天。六月十四日，赴东北参观归来的民主人士致函毛泽东陈述感想，盛赞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对世界和平事业将起着极伟大的作用。
周恩来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人物经过反复协商后，于六月十一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一百三十四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23个单位的一百三十四名代表出席。周恩来担任这次会议临时主席井致开幕词。这次筹备会讨论、修改并通过了筹备会组织条例和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十六日晚上，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从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宣告成立了。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决定下设六个小组：第一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组负责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第三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四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三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他在勤政殿花了一星期时间，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再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提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国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
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都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由于新政协筹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要及时到香山向毛泽东报告，也经常要到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同民主人士交谈磋商，往返奔走，费时又劳神；而毛泽东也要找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党外的主要代表面谈，交换建立新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意见。他住在城外的香山，工作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泽东在六月十五日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居住和工作。周恩来考虑自己住的院子比较安静，就把他和林伯渠的房子让出来给毛泽东住，再给林老另找了房子，而他搬到南面的一排房子办公和住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和他的妻子蒋英及两个女儿住在西边的一间小库房里，警卫人员住在东厢房。香山调来了一位炊事员，临时搭了一个小灶房，为毛泽东做饭。几天后，毛泽东的大女儿姣姣（李敏，贺子珍所生）来看爸爸，叶子龙把她临时安排在我的屋子里住，要紫非照顾一下。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来看姣姣，见到紫非在那里，便对姣姣说：“你在阿姨这里睡，好呀！”紫非当时只有28岁，一听到毛主席说“阿姨”，还很不好意思哩。过不久，江青也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周恩来又让房，把他的住房让给江青。周恩来考虑到政务院将来要设在中海的位置，为了工作方便，最后选择了中海西北角的西花厅。这样，他在这里工作和居住了27年，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共和国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亲笔撰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先经过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传阅后，于六月三十日公开发表。毛泽东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创建28周年而作，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分析批评了在建立人民政权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指出建立新中国后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阐明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对内对外的方针。这篇名著的发表，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成为《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这时，有一些民主人士对解放区情况和党的具体政策不甚了解，存在疑虑，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一、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新中国是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实行旧民主主义？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还要不要他们？对三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除个别交谈和小型座谈外，还多次举行报告会，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并针对他们的思想问题作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解答。李维汉也做了许多工作。
在关于实行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问题上，周恩来在报告会中亲自向民主人士说明，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是旧民主主义，不是在朝党同在野党互相斗争、互相交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是政治的分工合作，各民主党派各自联系不同方面的人，都要向共同的方向前进，而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周恩来还分别向他们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人民外交、土地改革以及其他重大政策问题。他还向民主人士报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情况。
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根据民主人士的提议，分别出面向他们作过报告：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邓颖超报告解放区妇女工作问题，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问题，胡乔木报告文化政策问题，安子文报告干部问题，陶铸报告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戎子和报告物资接管问题，邓小平报告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上海接管问题等。通过报告和组织座谈，沟通了思想，促进了团结合作。
关于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周恩来坚定地表明我党及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态度。同时严肃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能否与我党真诚地合作到底，就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的摇摆不定者。在北平的民主人士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看清了形势，个别人放弃了建立“反对派”的想法，表示愿意追随共产党革命到底。
关于民主党派害怕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不要他们的问题。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民主建国会部分领导人座谈时说，现在的中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四个阶级的联盟，共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因此需要各党派的合作。六月二十二日，他在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上特地作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与统战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新政协的召开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中央政府成立后，政协便成为中共领导的各党派的政治协议机关，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可以事前在此协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是长期的，我们要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周恩来的这些讲话，不仅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而且解除了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民主人士认识到长期合作是党同党外人士关系的根本方针，相信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仍然是要他们的。
通过这一阶段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我党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都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了加强我党对新政协会议的领导，中共中央于七月十日成立了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共21人。其名单与分工是：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干事会设常务委员五人，书记周恩来，委员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
这段期间，新政协会议下设的六个小组也分别进行着紧张工作。从六月十七日起，或先或后地连续召开小组会议：以李维汉为组长、章伯钩为副组长的第一小组，开始忙于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以谭平山为组长、周新民为副组长的第二小组，在成立会上讨论草拟新政协组织条例草案提纲；以周恩来为组长、许德琉为副组长的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决定由中共起草井同纲领的初稿；以董必武为组长、黄炎培为副组长的第四小组，草拟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以郭沫若为组长、陈劭先为副组长的第五小组，召集全组成员讨论大会宣言的起草；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茅盾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商决广泛征求国歌、国旗、国徽方案。总之，各小组各司其职，紧张又有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已从香山搬进中南海办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住进中南海，只有任弼时住在景山东街。中央统战部便从中南海丰泽园、居仁堂后院移到中海西岸的迎春堂、锡福堂。李维汉部长很忙，准备作《关于政协的性质、地位和政权的组织问题》的发言。六月二十三日，他在第四小组起草提纲委员会上发言说，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政府，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将来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没多久，李维汉摔伤了腿住院治疗，他的筹备会秘书长职务就由林伯渠代理了，而统战部的工作由徐冰负责。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南海勤政殿。勤政殿是清代皇朝所建，是中南海的一座重要建筑，位于丰泽园东边，正中有一座约百米面积的椭圆形大厅，左右各有两进四合院。这里是清皇朝举行政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所以取名“勤政殿”。袁世凯曾将大厅的方顶改成西式的圆顶，并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在此举行过“登基”大典，做了83天的皇帝梦。国民党统治时，何应钦、李宗仁、博作义等都曾在此举行过重要政治活动。现在归人民所有，成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场所了。很可惜，这样一座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在“文革”后期，当时负责修建某工程的汪东兴同志，竟下令把它拆毁，重建新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自六月十六日起到九月二十日止，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八次会议。周恩来是每次会议的主角。常委会对诸如政协代表名单和共同纲领草案、政协组织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问题，都进行反复讨论和最后决定。六月十六日第一次常委会就决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通过《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九月二十日第八次党委会，决定于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体会议，并通过政协一届全会议程。这之前，周恩来曾经在第四次常委会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提出将新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他说，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朝，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在九月十七日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会上正式通过，由全会决定将新的政协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早在九月七日，周恩来就到北京饭店向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阐明人民政协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集中表现。他说，人民政协的形式组成了一个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的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它将仍然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出现，仍是一个协议机构、讲到政协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时，周恩来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政协代表范围和组织要比原来设想的扩大，以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因为我们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所以，参加政协的45个单位产生的根据，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方面。周恩来的屡次报告，不仅阐述了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这三个立国大法的要点，而且明确地说明了政协的性质、任务及其代表组成的依据。
这就给尔后顺利地通过三个立国大法和政协代表名单提供了思想政治基础。
协商新政协的代表名单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碰到有争议时还得由他亲自出面去商谈。新政协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新政协的阵容就必须扩大，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一条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这样就要求做到，既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也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方面；而且要慎重地掌握敌我界线，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以保持新政协政治阵容的严肃性。所以，这个工作既复杂又繁重。那时候，还规定对新政协代表提名要逐个审查，反复研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几周之久。有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参加讨论。代表名单初步产生之后，还先后花了三个月工夫才最后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额、名单。名单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其中前四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五百一十名，候补代表77名；第五类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计六百六十二人。中央统战部经过同中央组织部及有关单位反复研究，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了一本很厚的资料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很风趣地说那是一本“天书”。他的风趣话里也带着看到全国人民大合作、大团结的喜悦心情。
从代表名单可以看出新政协这一阵容的鲜明特点：一是它的极其广泛性。新政协既包含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解放军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宗教界等方面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又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作过好事并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吸收参加新政协。为了广泛吸收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代表单位中专列了“特别邀请人士”一个类别。在这一单位中，列在第一名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始终站在正义一边的坚强战士宋庆龄。同时，还有戊戌变法主要人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老会员张难先，有北洋时期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司法总长江庸，有曾经是南京政府和谈首席代表的张治中和和谈代表邵力子、黄绍竑、刘斐、李蒸，有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龙云、董其武、邓宝珊、陈明仁等，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有少数民族知名人士赛福鼎、阿里木江等，还有工农兵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此外，对于当时尚未解放的地区，也邀请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决定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中给这些地区留有十分之一的名额，准备在这些地区解放后可以有代表参加。这些都表明，党中央的考虑十分周到，充分肯定了各方面人士在我国近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又尽可能地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新政协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复杂曲折历程。可以说，它是一个全面生动的历史总结。不过，少数民族代表只有28位，少了些。为了这事，李维汉还专门同朱早观、奎璧、杨静仁、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进行座谈讨论，但感到在物色人选以及交通等方面均有困难；还有个工作疏漏，即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在其它单位中虽然有满族同志，如齐燕铭、罗常培等，但群众不知道）。
名单公布后，北京有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在召开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时作了补救。
二是反映出严肃的政治标准。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共有14个，其中除了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号召的十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个单位。九三学社于一九四六年成立，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并且响应我党“五一”号召，它在政治上和代表性上都是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条件的，因此筹备会也一致同意邀请它参加新政协；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台湾爱国同胞组成的一个政治组织，其主要成员领导和参加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并于当年十一月组织台盟这个台湾人民的革命组织。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青年革命组织发展而来的，也是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青年的政治组织。虽然成立较晚，但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且有广泛的青年群众基础，所以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它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在国民党内部从事过反蒋活动、对民主运动作过贡献的秘密政治组织“小民革”，于九月十七日自愿宣告结束，其领导人大部分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代表中被推选为代表，参加了新政协。还有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等，筹备会都作了慎重考虑，进行具体分析和分别处理。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对于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者，不作为党派或团体单位；同时在此基础上又注意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或在联合政府中作适当的工作安排。例如民社党革新派的汪世铭、沙彦楷，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许闻天、邓吴明，都是以个人身份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的。
三是既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实现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将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当时的形势下，从组织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不应当以简单的多数去压倒少数，而是必须以平等待人的态度同民主人士真诚合作，采取民主协商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一致。因此，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比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名额的做法，而在人民解放军、各地区以及工、农、青、妇等基本群众单位中，虽然也适当安排了党外人士，但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占多数，这已经足以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不宜过多，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在六百六十二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只占约百分之四十四，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代表约占百分之二十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民主党派名额的比重是很大的，他们也是满意的。这样，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促进党同非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中国。
从拟订到决定政协代表名单，可以说是一项复杂又繁重的系统工程。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这项系统工程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自上而下、从下到上的反复协商三个多月后，终于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项系统工程的胜利竣工，表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系统工程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家。
七十七、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决定于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有关筹备诸多会议事宜已经安排和准备就绪，周恩来对会场布置、文件印发、座位安排和警卫工作等各项准备工作都亲自作了检查。十六日，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将国旗、国徽方案和宣言稿交由政协全体会议主席团决定。十七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又基本通过35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等。
上述三个草案都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是经过许多次反复修改、集众人的智慧和经验才产生的。周恩来在报告草拟《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时说，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共负责起草草案初稿。初稿写出了后，除各单位自己讨论不计外，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体现了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规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宪法之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不过，当时所制定的《共同纲领》暂时不提社会主义，这是不是说明不要社会主义？不是的。但为什么不写明呢？对此，周恩来曾向各位民主人士公开说明“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周恩来当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在制定《共同纲领》过程中，涉及少数民族政策时，有人主张采取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到底是采取联邦制好呢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曾经就此问题征求过意见。李维汉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不宜套用苏联的“民族自决”，并向中央提出积极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赞成。因此，《共同纲领》第一次就明确地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是使统：一战线组织化、经常化、完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反映了人民政协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个创举，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特点，阐明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形成的，它不单是一种会议形式，而且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因此，《组织法》规定了政协的宗旨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起草这部《组织法》时，有人认为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协这样的组织了。周恩来向他们指出这种想法是不恰当的。他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方针，统一战线出现今天这样广泛的规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并且应当长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一个协商机构，是参谋部。”几十年实践证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政协仍然需要长期地存在下去，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根据《共同纲领》草案中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的精神拟定的。它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为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并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由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委员会，并且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在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一组织法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关于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曾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发出“启事”征槁或邀请专家设计，共征得国旗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国徽图案九百幅、国歌歌词六百九十四首。经过反复协商，分别选择了国旗图案38幅、国徽图案五幅提供大会采择。周恩来对这个工作十分重视，连《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的清样也亲自审定，并作了重要的修改。七月四日晚上，周恩来在外面活动后回到寓所已是凌晨三点，看到办公桌上案卷第一页有一份证稿启事草案的清样，知道要等他签发。周恩来立即审阅了二百余字的草案全文，亲自改动和增添14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国旗应注意“色彩以赤色为主”的“赤”字改成了“红”字。这一字之改，变赤为红，飘扬中国大地的那面五星红旗的底色便就此设计产生了。红旗上的黄色星，是钱三强在一次讨论同旗图案的会议上建议的。他说：“我国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改黄色的好！”这一建议，博得与会者一致赞同。
关于国歌，一下子还制定不出来，征稿虽多，却难入选。所以，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郭沫若赞成用它代国歌，黄炎培也支持并主张不改动由田汉所作的旧歌词。周恩来也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这首代国歌，就是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丰泽园召集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座谈时暂定的。散会前，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同周恩来和全体与会者一齐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代国歌，第一次响亮地回荡在中南海内。
关于国徽，因为比较复杂，大家的意见又不一致，当时没有选中合适的图案，所以在开国大典上未能用上新中国的标记。现在的国徽图案，是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国徽的内容是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着中闰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制定国徽的任务，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邀请了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专家参加这项工作。梁思成、张仃等人根据政协常委会讨论意见，绘制了新的图案，再进行讨论。
周恩来总结大家意见，决定进一步修改，并建议将麦稻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形象。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立体模型的任务便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高庄教授。高庄经过精心的艺术再创造，采用45度锐角线平面立体浅浮雕的技法制成了国徽模型。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正式发布颁发实行国徽的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倒有了一颗国印。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陈叔通。陈叔通给周恩来送去一枚镌刻得严肃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早在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就委托陈叔通请治印名家制作一枚国印，陈叔通返回上海后，即向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说明了意图。王将制作国印的任务交给他的得意门徒、从一个苦力车夫成为治印名家的顿力夫去完成。周恩来握着这枚镌刻技艺十分精湛的国印，意味深长他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于千万万个苦力拓凿而成的吗！”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六百三十四人，应邀来宾三百人。大会由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54响礼炮和军乐齐鸣。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开幕词。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自此始，中国人民进入了伟大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开拓了崭新的新纪元。毛泽东的振奋人心的致词，其洪亮的声音、高昂的语调，至今还回旋于我的脑海中。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晚，在漳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各民39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纪念“七一”晚会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学湖南口音表演了毛泽东的这段开幕词。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九月二十二日，大会第二天，政协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作筹备工作经过报告后，由周恩来、董必武、谭平山分别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的报告。二十五日，继续开会。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田汉、梁思成等参加。毛泽东在筹备会第六组会上谈到国旗时，拿起了五星红旗的式样，指点着说道：“这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九月二十六日，政协全体会议休会一天，而“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却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进行最后审查。关于定都问题，在讨论时有人曾建议在重庆、成都、西安或武汉。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首都设在北京。对于国号，早有不同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平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说明新中国每一个标志的诞生过程，也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进行政治协商的过程：二十七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继续举行。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大会还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一九四九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这样，新中国的标志除国徽外已经全部诞生了。
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共开了八天。九月三十日，大会顺利地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全会选出了一百八十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选出了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副主席在政协全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会议期间，有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共83人先后在全会上讲话或发言。中共代表刘少奇发表讲话时，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宋庆龄在发言中赞颂政协会议的召开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会上，张澜说政协会议开幕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黄炎培说政协会议“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程潜说这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一次人民真正大团41结”：沈雁冰说政协会议“展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国内外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政协会议消息。开幕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得很成功，主要是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领导的结果。为了保证大会的胜利召开，中央决定，大会组成党组秘书处，我任处长，中组部的韩劲草任副处长，负责政协委员中党员和团员的报到、编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参加大会工作的党员也列席。党员大会请刘少奇做动员报告，报告阐明了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意义和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党外人士一起把大会开好，特别说明大会候选名单中党外人士的安排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党员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党员大会后，各党小组都学习和讨论了刘少奇报告，保证完成任务，使政协大会开得顺利。选举结果，不仅党外人士都当选，而且票数都相当多，党外人士都很满意。参加大会的秘书、总务、警卫等全体工作人员（包括饭店工作人员），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任劳任怨地完成了任务，也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