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到莫斯科签约
新中国成立以前，周恩来就是中共外事工作的领导人。抗战期间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同苏联、美国、英国的驻华大使都有过接触，同各国官方和民间访华人士也曾多次会见。抗战胜利召开旧政协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和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更加频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周恩来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加上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建国以后，他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旧中国的外交，不论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无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弱国无外交”，这是当时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外交官和爱国人士的哀叹。新中国建立以后，外交方面的方针、政策、任务应该是怎样的呢？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这是当时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逐步形成。新中国的建立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支持蒋介石，遭到失败，但它对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将持什么态度，仍然抱有幻想。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观察，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准备给中国提供40亿美元贷款，企图与即将建立的人民政府拉关系。罗知道中共不会接受，没有提出。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我们要“一边倒”，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对苏联，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就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说明中国外交活动根据这几项原则进行：一、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国家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十月二日，苏联承认新中国。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越南也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巴基斯坦等亚洲、欧洲国家也相继承认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外交，开始打下了基础。最主要的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和合作。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即准备访问苏联。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毛泽东准备在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后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方面考虑时间和方式。斯大林表示同意。开国大典后不久，周恩来即协助毛泽东进行访苏的准备工作，指导有关部门编写有关的资料。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和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偕同随行人员陈伯达、叶子龙、师哲等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十二月十六日中午，火车进入莫斯科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因为天气太冷，只举行了简单的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办的结果。”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的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六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小会客厅会见毛泽东。
他对毛泽东提出，你来一趟不容易，我们这次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不能空手回去。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不理解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是什么东西。毛泽东也没有挑明，但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呀，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两位领导人的会见和谈话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除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以外，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情况没有在报纸上再作任何报道。英国一家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苏方有些着急了。
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个主意：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这次访问苏联的目的。一九五○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于一月二日见报。在《答记者问》中，毛泽东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说：“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斯大林在了解我方的意图后。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一月二日晚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见毛泽东时，商谈了周恩来访苏的具体事宜。
当天深夜，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随后，毛泽东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访问了列宁格勒。一月十日，周恩来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包括李富春、叶季壮、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等。
毛泽东返回莫斯科后，与来苏途中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的周恩来通了一次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要签订的条约的大致内容都讲了，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底，到莫斯科后即可投入工作。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一行到了莫斯科。他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外交的会商。”随后见了毛泽东。周恩来起先住在别处，距毛泽东的住处较远，后来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以便于商量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双方参加的还有维辛斯基、李富春和王稼祥等。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泽东提议，中长路、旅顺和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
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方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出一半，改为51：49，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并提出双方人员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突然提出中国应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缰地区居留。周恩来随即反问：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斯大林一时回答不出来。他的原意是，应禁美、日、英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因为这个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会谈的时候，出现了不愉快的气氛。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时，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对苏联专家的待遇要求过高，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查和处理。这是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有点治外法权的味道。苏方还提出要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立领事馆。中国也相应地在海参威、赤塔、伯力等地设立领事馆。苏方对这件事非常积极。以后，很快开始建馆工作。我方除在赤塔、海参崴、阿拉木图设立和维持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没在其他地方建馆。苏方按老习惯，把外交人员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这些都表现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对苏方的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由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我方加入了李富春、王稼祥，苏方加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和罗申大使。第二天，他们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也参加。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商谈，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对周恩来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起先，苏方按周恩来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交给我方。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周恩来用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由师哲译成俄文交苏方修改。
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其中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三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年内分批还清。
此外还发表了《公告》。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苏方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中方由周恩来签字。
晚上九时许，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答谢宴会，即告别宴会，有五百多位客人参加，包括许多国家的驻苏大使。斯大林破例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宴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大使夫妇、李富春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苏联许多高级干部从没有在这么近的地方见到斯大林，更不用说外宾了。客人全都惊呆了，接着就热烈鼓掌和欢呼。两位革命领袖和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客厅，与众多客人的外厅隔着一层玻璃大门。外厅的人不顾礼节纷纷拥进里间，连一些国家的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阻挡不住，隔板、玻璃板有被挤碎的危险。周恩来见势不妙，索性请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并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周恩来致祝酒词。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拿着周恩来祝酒词的俄文译稿。
周恩来临场未拿稿子，二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这种非凡的记忆力使人十分佩服。
斯大林也起立致词，说了一些中苏友好、兄弟情谊应保持下去的话。
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饯行。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启程回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时美国政府是敌视新中国的，我们不能孤立无援。周恩来回国后在一次干部会上说：“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由于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直接会晤，顺利地签订了条约和协定。”“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由此烘托出另一方面，也是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持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各项协定解决了中苏之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帮助我们进行建设。这些都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会谈的成果。
八十三、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经过三年恢复，我国的经济情况已大大好转。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之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在国际社会中，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援朝抗美的斗争和援越抗法的斗争，充分显示出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周恩来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大国，对于解决和平与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一九五四年初，经过苏联的努力，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决定，一九五四年四月在日内瓦举行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出席的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四月十九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则、方针等问题。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更是认真对待。当他获悉邀请我国参加会议的消息时，就开始作周密细致的考虑。随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确定代表团的人选；指导干部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情况及参加会议各国的态度、动向等必要的材料和问题等；指导、检查代表团的全部工作。
周恩来估计到，这次会议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尽管他工作十分忙碌，仍经常约请有关人员商谈参加会议的问题；拟定开会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方针和计划，配合会议的进程进行国际宣传；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的步骤。在商讨这些问题时，周恩来常常让外交秘书陈浩把有关人员找到西花厅去，谈到午夜以后。
为了和苏联方面协调双方对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计。周恩来带领少数人员对莫斯科进行一次工作访问。四月一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北京，本来打算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后直飞莫斯科。专机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降落检查。周恩来等同志只好到机场候机室休息。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得到外国飞机停留的报告，打来电话询问：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机场领导向他报告情况后，师哲去接电话，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恩来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为发生故障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先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师哲汇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沉思一下，说：我们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的访问。
四月二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中苏双方即开始进行会谈协商，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赫鲁晓夫把这次会谈称为“圆桌会议”。苏方参加的除赫鲁晓夫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来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有关情况并提出一些新问题。然后赫鲁晓夫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他说：这是一次带着政治意义的会议，但对它不要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出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
因此，我们事先不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愿达到的目标。虽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讲话，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周恩来想通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他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与中国有利害关系，但却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恩来指出，我们对苏联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由于当时中苏联系密切，苏方对我们这些要求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双方还约定，中国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须注意的各项事宜。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的看法，由苏方草拟具体方案。
四月十二日周恩来一行返抵北京。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了与苏方商谈的情况。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阵容强大。除首席代表和代表外，还有王炳南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等顾问。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是仅次于苏联的大代表团。李克农主要负责代表团的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王炳南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决定会议议程、会务等具体事宜。宦乡、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有时一个发言要起草很多份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中央精神，还要针对会议变化的情况，这是难度较大的工作。
师哲是俄文翻译，负责把周恩来的发言、提议等文件译成俄文，同苏联代表团交换，再将他们的文件译成中文，宦乡同浦寿昌、杨承芳组成英文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随周恩来参加会议。
吴冷西、吴文煮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休会间隙也要发布新闻。马列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俄文很好，担任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接洽中苏两国代表团之间的会晤。五月底，法越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等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方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代表团团长中方是雷英夫，苏方是费登科中将，越方是谢光宝，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的将领联系。
外贸部的雷任民率领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随代表团出国，这是周恩来计划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开展我国同西欧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的探索。
一切重要工作的安排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他工作十分细致，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把问题讲到什么程度，也仔细地告诉主持人。
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和苏方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究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和范文同都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又邀请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等人开会座淡，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介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葛罗米柯讲得很具体。他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利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照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等窃密装置。葛罗米柯介绍的这些情况，对我们很有好处。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下午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下飞机，各国记者都来抢拍镜头。周恩来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莫洛托夫的飞机晚一些时候来到，周恩来又到机场接他。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和周恩来握手、拥抱，并肩而行，亲切谈话。事后外国记者报道说，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四月二十六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出席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主席。19个国家中有14个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国为敌，加上韩国为15个。只有苏联、朝鲜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以中、苏、朝为一方，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为一方的形势就摆开了。双方的尖锐斗争不可避免。
这种形势使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遇到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曾被马歇尔称誉为“最出色的外交家”，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以极其机敏的智慧、灵活的手法，顺利地打开局面，不仅使我们没有陷于孤立的地位，而是交了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
美国的首席代表、国务卿杜勒斯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曾命令不许美方人员和我方人员握手。在会议上，他要别的国家唯他的马首是瞻。加拿大是跟得较紧的一个。会议的休息室里，各国代表自由交谈。加拿大代表对我方人员说，他听了周总理的发言，很合情合理。谁知他在会上发言时，却重弹杜勒斯的滥调，并加以发挥，大肆攻击我们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
散会后又主动和我方握手，请我们原谅，说他不能不听美国的话。周恩来获悉这个情况后，知道他们并非铁板一块，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五月三十一日，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回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接替他。史密斯不像杜勒斯那样蛮横，但他不敢违反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有一次休息时，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交谈。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后来凑上来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表示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又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
六月十五日的大会，出现了十分激烈的场面，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提出：“建议各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等六点建议，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他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还揭露了美国阻挠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代表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面对三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美国代表慌乱了。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韩国紧急开会磋商。复会后，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提议。泰国代表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会议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理直气壮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团无理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会议“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比利时外长斯巴克为周恩来的严正立场和诚意所感动，起立响应说：这个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是和16国宣言精神不矛盾的”，“希望以后将在‘更有利的环境下’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机会第三次发言：“如果16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16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斯巴克表示：“我本身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史密斯又气又急，向斯巴克瞪了眼，连忙派人送条子给他。
会议主席艾登表态了。他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一时没有人表示反对。
美国当然不能让中国的建议被大会所接受。史密斯表示：“在请示我们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讨论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周恩来以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交大臣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要求会议注意到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并为比利时外交大臣所附议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值得提及的。然而，同时我必须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会场鸦雀无声。接着周恩来又说：“我要求，我刚才所作的这一发言也作为本会议记录的一部分。”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说明周恩来运用他高超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斗争才能。使中国赢得了同情，也使美国代表狼狈不堪。
会议讨论印度支那三国问题时，参加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越南（南越）、者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被日本所攻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当年九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抗法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
法国为了重新实行它的殖民统治，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这次会议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关键是前两项：先实行停火，然后划区（南北划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当时法国处境很困难。拉尼埃总理是主战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皮杜尔外长也是主战派，对停战缺乏诚意。但他们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五月七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取得重大胜利，歼敌一万六千多人。五月八日开会时，法国代表团戴着黑纱，灰溜溜地进入会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拖延谈判，这引起了要求从越南脱身的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六月十二日，拉尼埃政府倒台，主和派的孟戴斯一弗朗斯担任总理并自兼外长，亲自率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会议。
印度支那三国中，我们只和越南有往来，对老挝、柬埔寨的情况都不甚了解。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在第一次会议上，见到中国代表团就骂我们是帝国主义，认为我们支援越南，越南代替中国侵略他们。
实际上，我们是支援越南抵抗法帝国主义，这也就支援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周恩来胸怀宽广，知道他们是受蒙蔽，派王炳南和师哲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接着，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终于认识了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法帝国主义。
我门从老挝、柬埔寨方面了解了许多新情况，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在同苏、越代表协商后，周恩来于五月二十七日，提出了折衷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中国代表团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会议因此决定法越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孟戴斯—弗朗斯是六月十七日来到日内瓦的。他向法国公民许诺七月二十日如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他将辞职。所以他对谈判采取积极态度。
这时美国仍然阻挠会议对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周恩来运用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策略，直接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弗朗斯会谈，特别是他于六月二十三日亲自到伯尔尼会晤孟戴斯—弗朗斯，坦率地交换了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意见。周恩来的真诚态度给孟戴斯—弗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就存在的美法矛盾日益增大，美国陷于孤立了。在这里顺便谈一件事：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时，孟戴斯—弗朗斯有腿伤，由他夫人开车，亲自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吊唁。可见他对周恩来的敬仰。
六月二十四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利用休会机会，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向两国领导人通报日内瓦会议情况。七月三日，周恩来在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达成“七月五日协议”：在越南，争取北纬16度以北的地方划线停火；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政治解决。随后，周恩来回北京向中央详细汇报。七月十二日，又经莫斯科回到日内瓦。紧张的谈判之中，即使休会，他也未能好好休息。
经过周恩来同各方面的个别接触，多方协调、商议，越南划分集结区的谈判终于在七月二十日达成协议。原来越南同志还有一些想法，周恩来呕心沥血，费尽口舌，开导说服他们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纠缠，因为法方已向我们交了底，法国目前只要求给它留个面子，以便体面地从越南抽身，越南还是越南人的。二十日晚，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签订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签字那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团住处访晤莫洛托夫。很奇怪，莫洛托夫当晚九时外出，到深夜十一时后还未回来。苏方人员说，印度支那三国的代表早已来到会场，却拒不签字，原因是孟戴斯—弗朗斯早已许诺要在七月二十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三国代表非要把签字仪式拖到午夜十二时以后，给法国代表难堪。莫洛托夫在签字仪式完成后回到住地，已是二十一日凌晨三、四点钟了。周恩来等到莫洛托夫回来，倦意全消，知道已经签字了，他才放心。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日内瓦，回国途中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又在莫斯科停留三天。七月三十一日，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机场受到泽登巴尔主席的热烈欢迎。八月一日回到北京。
日内瓦会议开了三个月，朝鲜问题的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我方能够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人对我们的偏见和误解，意义还是重大的。周恩来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他那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上，一直是记者们抢拍的镜头，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结果没能得逞，它自己也只好开始同中国打交道。会议期间，中美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是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
八十四、拨正万隆会议航向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没有被它们所左右的一次国际会议。
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首先由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后来得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四国总理的支持。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曾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说会议将由科伦坡会议五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召集，旨在“促进友谊和合作”；“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和关系”；讨论“特别感兴趣的问题”，诸如“影响国家主权”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亚非国家能对“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世界和平努力的。
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点是：都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都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各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都想要发展经济；都希望和平。这些共同点使他们能够坐在一起开会。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解释“殖民主义”。有的国家听信所谓“共产殖民主义”的说法并把它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一样加以谴责。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只有七个，接受美国援助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尼赫鲁、吴努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则是主张中立，他们主张同时与苏联集团和西方集团保持友好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军事结盟，尽量减少争议。埃及总统纳赛尔与中立派合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就决定会议上必然要出现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次会议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代表团。四月七日，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北京，将去印尼的万隆参加亚非会议。这时他刚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但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
台湾国民党方面不愿看到新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日益增大，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并针对这次会议，制定了谋害周恩来的计划，代号是“一号”。
周恩来到达昆明。原定十一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忽然接到缅甸总理吴努的电报，邀请周恩来先去仰光，以便先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缅甸、印度、埃及等国的政府首脑会晤，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样，周恩来、陈毅等人改经昆明去仰光，然后由仰光飞雅加达。一些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