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在一九五七年五月曾以法国前总理的身份来华访问过一次。当时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国家蒸蒸日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容忽视。在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官方人士的接触之后，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戴高乐以及法国政府中一些官员，对富尔的看法有同感。因此，当戴高乐决定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时，富尔作为特使来华进行试探性活动，就成了最适合的人选。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富尔偕夫人乘专机到达北京。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富尔，张奚若和谢黎在座。
周恩来在同富尔握手时说：“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富尔高兴他说：“已经六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又问：“总理到过巴黎？”“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这句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他此行的使命。
接着转入正题，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探讨问题了。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富尔当场拿出信读了一遍，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来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周恩来礼貌地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一下，又还给了富尔。接着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接着，周恩来谈了他对近年来戴高乐将军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听到周恩来一番真诚、坦率的话，富尔也以坦诚的态度提出会谈的主题——法中建交。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那样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要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周恩来，听富尔的席话，明白了他所表达的意思：法国急于同中国建交，但它是一个大国，不能表现出有求于中国的样子。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对富尔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今天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周恩来想试探一下，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
富尔很爽快地回答：“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但他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甚至丢脸的条件。
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13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换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大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富尔听了周恩来提出的两点，立即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态度模棱两可。他既表示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却又说台湾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切断联系。
对于台湾问题，周恩来是决不作原则性妥协的，他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为了以理服人，周恩来语气平和、态度诚恳地反问：“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在作了一番人情入理的分析后，他明确指出：“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富尔从周恩来坚定不移的态度中明白了：在台湾问题卜，中国是不容商量的。
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法国在13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他指的是13年前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富尔在西花厅举行了富有成效的第二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富尔就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政府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还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但是，如果法国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对他是不愉快的。
周恩来想把双方的共同点肯定下来，使会谈有个明确的基础，然后对分歧的有关问题再进行深入讨论。他对富尔说：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将军是否也是这样认为？”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个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富尔这个回答耐人寻味，才思敏捷的周恩来立即问道，“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目前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时间和手续来处理，还是指台湾的地位尚未定？”富尔回答说：“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富尔有难言之隐。
“你的看法如何？”周恩来将了富尔一军。
富尔无法回避了。他说：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得到指示”，因而“不能明确表示意见”。“但是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戴高乐不管这个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周恩来坚持要对方有个明确的态度，于是又问：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将军是否还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富尔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他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已经说了，我可以再明确一下，也就是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是的，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富尔回答倒很干脆。
周恩来接着说：“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冲华民国，从客观上说不存在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因为蒋介石也是这么说。”富尔又把前面说过的问题提出来并作解释。他说：“戴高乐将军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联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周恩来再次申明：你的立场我了解了。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在法国没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一个手续问题。”富尔连连点头说：“对。”对富尔的这个表示，周恩来也采取了灵活态度，接着说：“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的障碍；如果属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想些办法如何摆脱。”富尔也坦率地谈了戴高乐的态度。他说：“戴高乐说过目前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和你们接触时，“他说，你自己看，去谈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们那样对台湾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周恩来回答：“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戴高乐将军。”将近四个小时的会谈使双方的看法比较接近了。在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又有针对性地对富尔谈了柬埔寨与新中国建交的情况：“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会谈继续进行，地点在钓鱼台宾馆15号楼，一开始就接触到主题。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方案。这个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政府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派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骤，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看到照会后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相应撤回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着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看待。
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国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把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加以变通，即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这样就照顾到对方的面子了”。这是一个让步。
富尔对周恩来关于附加条件问题的变通办法表示兴趣。他说：法方把对附加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完全了解中国对承认这件事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富尔也作出让步。但他对中方要求的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派出大使，这一点感到为难。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己断交，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不动，就会造成双方的困难。我明确说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这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如果蒋介石不采取行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事实上，法国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办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办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周恩来说，“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富尔毫不含糊他说：“当然。如果台湾断绝关系，我们也断绝关系，没有必要保留。”周恩来又问：“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法国外交部请客，对台湾代表请不请？”富尔风趣地回答：“可能有好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会有人请他吃饭”。“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
到这时，周恩来已感到中法建交的障碍基本上扫除了。
这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将接见富尔。
十一月一日晚上，周恩来和富尔在上海和平饭店继续会谈。
在此之前，富尔传达了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中法双方达成三点默契：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这样，中法建交已经水到渠成，这次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提出了一个直接建交的方案：一、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二、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三、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周恩来宣读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富尔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们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这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而是附加解释的承认。”周恩来很高兴，接着说：“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富尔也显得轻松，站了起来，说：“我将尽力而为。”会谈告一段落。
周恩来还继续和外交人员研究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文件交给富尔，这时已是十一月二日的凌晨了。上午十一时，周恩来和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推敲。富尔提出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删去。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商定把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方案最后定下来，建交的具体问题由双方代表在瑞士洽谈。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台湾当局终于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中法建交是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意味着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沉重的打击，也为许多西方国家作出了榜样，中法建交以后，意大利、加宁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们讨论建交问题。
戴高乐和周恩来两位伟人，为中法友谊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戴高乐对中国是怀有敬意的，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家，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豪迈的人。”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很崇敬，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对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表示十分赞赏。
一九六四年四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松材谦三时，称赞戴高乐是“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戴高乐频频表示访问中国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戴高乐将军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出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亲自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北京天安问、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
外国领导人逝世，中国政府以这样的规格对待，是很少有的。中国人民对于热心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