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开拓政协工作的广阔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他不仅是我党统一战线的坚定执行者，而且也是统战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有许多有关统战思想的精辟论述，有极为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与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尽管担任了政务院总理的重要职务，中央仍决定他兼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实际工作）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主管党的统战工作。周恩来终生关心党的统战工作，一直到他弥留之际。
周恩来在长期从事人民政协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为人民政协树立了好传统，为做好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共召开了四次会议，常务委员共开会60余次，进行了许多重大活动。在这期间，建立了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制定了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通过了关于国庆纪念日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推动土改运动的全面开展。随后经过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抗美援朝《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起并支持了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通过了《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继续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通过了《支持世界和平大会各项要求的决议》。此外，全国政协还协商讨论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推动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组织各界人士学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且组织、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发挥了政协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创了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光辉历史。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和加强。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讨论了今后人民政协的工作，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主要任务；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等。
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包尔汉为副主席，邢西萍（徐冰）为秘书长。
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议的召开，实现了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向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为今后历届人民政协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成为开展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基本职能，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年在人大开幕前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并列席人大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决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组织机构上，设立国际问题、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商、华侨、宗教、社会福利等八个工作组，后又增设了医药卫生组、民族和妇女组；设立工作会议；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改称学习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协上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七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仿照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办法举办社会主义学院，当时人们称这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政胁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设立学习委员会和它的办公机构。周恩来在政协会上讲到成立社会主义学院的目的时指出：它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得到共同进步。
社会主义学院开办初期，参加者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一百六十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50岁以上，其中有知名人士黄炎培、章伯钧、李德全、王绍鏊、黄琪翔、翁文频、郑洞国、卫立煌等。黄炎培老先生已79岁，选学一门哲学。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来学习，他回答：“我要追求真理。”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对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政协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开展了视察工作的活动。周恩来很重视调查研究，提出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多到农村和城市调查研究和开展学术讨论，形成提案、意见和建议提交有关机关去考虑，以利于选择更好的方案来执行。这是参政议政的一种重要形式。
视察是政协委员参加协商和监督的主要步骤。经过实践，政协委员视察工作形成了一项制度，经常进行，起到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方针，“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给人民政协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康生、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徐冰为秘书长。
会议闭幕那天，周恩来主席举行茶话会，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号召他们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全国政协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走增设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同时决定增设联络委员会。此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协也相继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还先后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由各界知名人士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对重要人物的情况撰写资料。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史料。从一九五九年起，一批在押的战犯陆续得到特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参观和劳动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部分安排为政协文史专员。他们除亲自撰写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史资料外，还对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进行订正、校阅，使文史资料在实事求是和真实可靠性方面进了一步。
周恩来时刻关心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每辑《文史资料选辑》出版后，他都仔细阅读。一九六五年四月，他在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常委会上，专门就文史资料工作讲话，明确指出：“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头，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要用历史知识启发教育后代”，“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全国共征集了约一亿字资料。由于撰稿人层次比较高，态度认真，所以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文革”前全国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四百九十三篇，约八百六十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辑，约二百五十万字，还有十几个地方政协出版了文史资料，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的重视。
一九六二年春天，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为实现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重点转移作了精辟的阐述，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统战工作者和政协委员及民主人士，使人民政协工作有了新的发展，迈开了人民政协工作进入新阶段的步伐。
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虽然共产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犯了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但在人民政协工作方面，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人民政协仍然有了新的发展。
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经过继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了，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鼎盛的时期。祖国的强大，统一战线的正确，吸引了许多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台湾空军人员返回祖国大陆。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归祖国大陆。这是经过周恩来近十年的争取工作，才使得李宗仁终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七日回到祖国怀抱。此举对台湾当局震动很大，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正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出现好势头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使人民政协工作受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瘫痪。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疯狂破坏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全面否定17年来的光辉成就，否定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全国统战、政协、民族、宗教工作部门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有不少统战、政协干部遭到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大批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原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被关押，几乎无一幸免，不少人被迫害致死。人民政协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各项工作都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面对党的统战政策遭到破坏的严重局面，中央统战部的大多数干部万分焦急，忧心如焚，每天都收集统战对象被斗被抄家的情况，写成报告报到部里，希望部领导转告当时党中央主管统战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当时统战部负责人之一张经武见到富春时，曾经把这种混乱情况向富春同志作了口头汇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又把收集到的情况及时报告富春同志和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和九月初的几天，红卫兵闹得特别凶，事态不断扩大。金城焦急地打电话问我：“你是否将我的报告转报总理？”我告诉他说，我已及时报告总理了，并说，“总理对你们的工作已有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疯狂肆虐的时期，周恩来为保护政协委员和党外民主人士及其家庭免遭劫难，做出了极大努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间，大约30名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章士钊的住宅。三十日清晨，章士钊在红卫兵离去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毛主席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章的信，阅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也就在当天，章士钊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周恩来阅后，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抄家的人，并当即部署了对章士钊采取的三条保护性措施：一、责令把抄走的东西立即全部送还给章士钊；二、派两名警卫部队的解放军同志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三、要秘密地将章士钊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保护起来。
由章士钊的家被抄，周恩来想到了其他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当即开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些人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同时，周恩来又划出了一个应予保护的人员的范围：（一）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二）部长、副部长（三）政副（四）国副（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六）两高。周恩来还指示三○一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错、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为了保护好宋庆龄，周恩来恳切地劝她从上海迁到北京居住。宋庆龄到北京后，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周恩来特别指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在部队执行警卫任务的同时，由公安部、市公安局、当地派出所三方面协同警卫。周恩来还亲自找红卫兵谈话，做说服教育工作。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特地对首都红卫兵讲话，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周恩来专门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杨明轩、程潜、张治中、周建人，人大常委会委员贝时璋、卢汉、史良、庄希泉、许广平、华罗庚、严济慈、邵力子、王昆仑、茅以升、罗叔章、季方、胡子昂、胡厥文、胡愈之、章士钊、梅龚彬、蔡廷锴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许德衍、李德全；国务院各部委的党外正副部长和主任刘文辉、蒋光鼐、朱学范、沙千里、张奚若等；还有著名爱国人士、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参加国庆观礼，对他们采取了一次在国庆观礼台上露面的保护性措施。在国庆盛典开始前，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东休息厅开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民主人士认真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还针对个别人的情况，提出了保护的办法。为使民主党派领导人免遭批斗，周恩来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致函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负责人丁江，信中说：“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在“文革”中，周恩来对政协委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保护和关怀，还体现在他那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之中。一九七三年五月，针对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安排中的一些问题，周恩床指出，爱国民主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菜要软，菜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得太紧。
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周恩来病重在医院里，就参加国庆宴会人员名单，写信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及中央政治局。信中讲到：“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屈武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文革”时，被“四人帮”关押在秦城监狱。在一九七四年参加国庆25周年的国宴名单上，周恩来加上了屈武、孙起孟、齐燕铭等十人，径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可”。于是，便将屈武从监狱接到人大会堂，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一些下落不明的人士多方打听，加以营救。直到他病危躺在床上时，还在询问：“朱学范哪儿去了？”当周恩来得知朱学范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又被强制送到武汉郊区农村劳动的情况后，他非常愤怒，指示身边的同志：“赶紧把朱学范请回来！”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朱学范才回到了北京。对于那些患病的老先生则积极组织力量治疗和抢救；去世后妥善安排后事，对家属关怀备至，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每一个家庭。
正是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护了大批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使人民政协工作在十年浩劫中没有被完全摧毁。
使许多党外朋友理解和谅解我们党所出现的失误，增强了对我们党的同情和信任，更加坚定了和我们党站在一起的决心。
周恩来为人民政协工作开拓出一条广阔的道路，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十分丰富和宝贵的。从政协的筹建开始到历届全国委员会，周恩来都十分重视发挥政协组织的民主协商作用。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调整等等，都事先在政协中酝酿协商。当时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经常指示所属部委，凡是拟订重要法令草案在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实施之前，一般都先提到政协常委会和全国委员会各工作组进行协商征求意见。政协机关的秘书长会议、党派“双周座谈会”等，也都依照这个精神办事。
周恩来一贯保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发扬民主的优良作风。每次政协会议，周恩来都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采纳并付诸实施。在统战工作中，他大力提倡发扬民主，提倡民主协商，指出民主协商是做好统战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他不追求多数表决通过和形式上的一致，而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党外朋友的各种意见，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和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周恩来在自己的工作中，始终不渝地恪守协商的原则。他虽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各方面代表人物经常接触，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协商对话，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推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
就在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协商的原则，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还对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作了如下批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周恩来认为，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把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它真正成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政治联盟。
针对有人批评政协名单里面什么人都有时，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二届政协筹备情况时指出：“我觉得好处就在这里。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们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我们要吸收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政治协商会议才能前进，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人民政协的成员不断扩大。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五百五十九人，较上届增加两倍，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千零七十一人，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千一百九十九人。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团结面的广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我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从高举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到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两面旗帜，只要赞成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就是团结的对象。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今天人民政协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和周恩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八十八、与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
坚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周恩来一贯的战略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周恩来对我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的方针，又进一步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民主党派究竟存在多长时间呢？周恩来在上述讲话中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同年同月同日死，说共产党可以多活几年，是错误的。
周恩来鼓励政协中的中共党员要发扬民主，广交朋友，多交党外朋友，交诤友，交畏友，多交换意见，多谈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不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共产党要“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也要帮助党外朋友在思想作风方面进步。一九六一年，有一天周恩来曾要我当面转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对党外政协委员余心情、唐生明等，不要只同他们吃喝玩乐，同时要关心他们的政治学习，使其不断地取得思想上的进步。
建国后，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与我党的团结合作，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学说，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他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待人等方面都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他是全党的楷模。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交友最广的一位领导人，他在国内外都有难于数计的朋友，并在朋友中享有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威信。他认为，广交朋友是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广大群众一道前进、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他将我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所遵循的方针，具体体现在与民主人士的交往中。他一生为革命事业结交了无数国内外朋友，而且十分珍视友情，他不忘老朋友，又广交新朋友。他特别注意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和批评，强调党外各界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从不以权势压人。他与一些长期联系的革命朋友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国内外广大朋友中受到极大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挚友和引路人。这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当中国共产党发生“左”的错误，党外人士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许多党外朋友由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而对党给予谅解，仍不变初衷，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我在这里只能讲几个有代表性的。
周恩来和张治中（文白）是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二十年代。长期以来，他们确实做到相互谅解、相互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道义相砒硕，生死亦可托。他们的友谊经过数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是非常真诚的。他们在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建国初期，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要吸收外国好的经验。在国号、国徽、国旗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在制定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是否为国家元首等问题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提出，供决策时参考。他每次外出参观和视察，都要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用书面向毛泽东或周恩来报告。
在解决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中，张治中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五四年国庆五周年时，毛泽东举行授勋典礼，亲自授子张治中一级解放勋章。张治中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无限感慨地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挽救了我的生命，唤醒了我的灵魂，怎能不叫我刻骨铭心地感谢共产党，永世不忘呢？”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症，因此，每次从国外回来都带一些如虎骨胶、燕窝等珍贵药品送给他。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一九六○年，有一次，周恩来和张治中同机飞广州，张忽然想起：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结婚仪式的，便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5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恩来听后会心地笑了，后来，他真的请张治中在老地方聚会了一次，请他吃了当年结婚时吃的烤乳鸽。
建国以后，周恩来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张治中的社会活动也频繁紧张，两人除公务上的接触以外，从一九五四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聚会一次，周从不失约。“文革”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请陈赓和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20多位经过教育改造的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张治中很关心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如何发挥我国在国际上的作用，有他自己的见解。一九六四年夏，我和罗青长奉周恩来命去北戴河见张治中。张治中曾说过：“看样子，我们还是要参加联合国，不然对我们不方便，也不能发挥我国的作用。”事后，张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向我和罗青长解释说：“张老不是主张现在就参加联合国，而是认为条件成熟时应该参加。”当然，当时驱逐台湾出联合国的条件还没具备，但张治中当年就有这种设想，可见他的政治敏感性是很强的。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闹得很凶。当时张治中还在北戴河。周恩来为了让张有个思想准备，特地通知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跟张打招呼，解释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为了保护张治中，除了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开列了张治中的姓名外，并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了一个连队和营部驻在张家附近。战士们身着便装，佩带红袖章与前来的红卫兵周旋。红卫兵先后到过张家五次，由于事前做了准备，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所以他们没敢动手。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中说：你们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的故事吗？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要再去了。由于这些红卫兵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三番五次还要揪张。周恩来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就指示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送到三○一医院保护起来。
一九六七年在全国揪叛徒高潮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从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康生造谣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到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康生之流明明知道这件事是周恩来出面委托张治中办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这件事整周恩来。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的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还提到：朱总司令曾亲笔写信感激张治中先生，并赠送了延安的羊皮筒子和毛线。至此，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以后，周恩来还派人代表他到三○一医院看望张治中，自己也常抽出时间去和他谈心。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表示十分忧虑时，周恩来总是劝慰他“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在张治中病危时，周恩来经过努力使张得以在病逝前与家人团聚。
张治中逝世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并致悼词，还特意叮嘱张夫人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之后不久，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知道后，多次派人前去探望，周恩来了解张治中一生廉洁奉公，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更没有积蓄，就特地嘱咐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周恩来还交代我和国务院吴庆彤，专门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一个党内外副部长以上的遗孀生活补贴标准（党外高于党内），经他批准后实行。
张治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他毫无怨言，对共产党忠诚如故。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台湾的回归，没有半句谈及私事。他在晚年所写《我与共产党》一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后总结：“由近望到远，我已接受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路线的领导，我当然以无限的忠诚跟着共产党走，走向建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的大道。我虽年已七十，仍不敢妄自菲薄，自当更加努力，不愧作为一个红色老人，不愧做一个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好朋友’！”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了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所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忍不住老泪纵横，放声大哭。他表示一定要参加吊唁，家属们劝他不要去了，要走路，又要长时间站立，他虚弱的身体怕支持不了。他年过半百的儿子，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婉言劝说爸爸：“我们很理解您的心情，可您已90多岁了，下肢瘫痪，行动很不方便，再说您近日又患病，小便十分频繁，去那样庄严肃穆的场合，恐怕不太适宜。”万没有想到，这一劝说激怒了老人，一甩手打在儿子身上，他激动地说：“我死了，也要去！”他流着眼泪哭诉着周总理对他的恩情，就像大海一样深。
这位老人就是94岁高龄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一九五一年九月，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马寅初，在北大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马寅初请周恩来到北大做报告，听讲对象后来扩大到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从自己的家庭、身世讲起，讲到后来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胜利后又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家庭和革命的关系，指出知识分子要过好民族关、阶级关、家庭关。最后亲切地鼓励大家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人民的立场，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才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应有的归宿。马寅初仔细聆听，认真做笔记，周总理报告完后，他兴奋地对大家说：“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对于推动我们的政治学习太重要了！特别令人钦佩的是，周总理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率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用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它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政治的要求，而且还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动了学习改造的过程。”马寅初从心中佩服周恩来总理的演讲风度、口才和技巧，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他还常常对人提起这次演讲。
一九五五年，马寅初根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写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事先，他将发言稿交浙江人大代表小组征求意见。由于当时盛行苏联新人口观点，认为人多力量大，谈控制人口是不受欢迎的，除少数人表示赞同马寅初的观点外，多数人不表示意见，也有一些人表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同马尔萨斯一样，甚至有些人还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后来由于周恩来的阻止才未能实现。马寅初看到这种情况，认识到现在谈论这个问题还不是时候，于是将发言稿收回。但是他并不灰心，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研究。他还找竺可桢、柳亚子、马叙伦、陈达、潘序伦等专家学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
马寅初在同潘序伦谈及他的人日理论时说：“我的人口论，既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不是马克思的人口论，而是我马寅初的人口论。”他还风趣地自诩说：“我这个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而是马克思的马。”一九五七年春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会上听取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
马寅初说：“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经济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
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六月，他将这次报告稿加工整理，先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然后义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马寅初著名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警告说：“控制人门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将来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
同年，报刊上发表了不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如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康生、陈伯达等人曾主张把马寅初定为右派。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此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明确指出：“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马寅初才得幸免。
十年浩劫开始后，一天，马寅初居住地区的派出所所长来到马家，高兴地对他说：“马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周总理指示，你的住宅不准任何人侵入，抄家，你的住宅受到我们的保护，以后家里如遇有事时，可及时告诉我们。”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在“文革”中，马寅初的家才免遭查抄和浩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
一九七二年四月，经多方诊断，马寅初患了直肠癌。周恩来在一份为马老手术治疗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院应当从手术着想，组织会诊，议后望告。”卫生部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当晚就转告北京医院再请金显宅和王德元大夫到京会诊。参加会诊的有国务院和卫生部的代表、北京医院有关领导和医生、天津人民医院的医生，马寅初家属也列席了会诊会。当有的同志转告了周总理的批示后，与会同志莫不为周总理对老朋友的关怀，感到惊讶和敬佩。
手术前，马寅初激动地说：“我不怕手术，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有总理的支持，我身体素质又好，我要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五月三十日，马老作了第一次手术，情况良好。两周后，在作第二次手术前一天，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口头通知了总理的三点指示：手术前要作好充分准备；术中要慎重细致；术后要严防一切不良后果。主持手术的几位医生听到周总理的指示更增添了作好第二次手术的信心。六月十四日，手术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又关照要注意手术后的护理工作。
马寅初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一次，他的一位老友来看望他，马寅初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解放前曾在重庆救我一次。这次手术又救了我呀！”一九七五年，病势日重的周恩来，在病榻上仍关怀惦念着马寅初的身体。特派他身边的两位保健大夫——北京医院吴蔚然副院长和卞志强大夫专程来到马家，代表总理看望马老。马老惊喜交集，感动得老泪纵横。两位大夫嘘寒问暖，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饮食起居、家庭成员、困难请求，逐一详问，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两位大夫再次代表总理向马老致慰问之意后，才告辞离去。
半小时以后，吴蔚然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马老家属说：“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药？唉，刚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后，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四个字：“总理无私。”往事一幕幕从脑海中掠过，马老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夫人王仲贞说：“周总理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可惜他先我而走了。他为人民耗尽了心血，但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不灭，万世长垂！我们全家要永远记住他，崇敬他！”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老人执意要向周恩来总理遗体行礼，他的儿孙们只好费劲地扶起他，用手按低他的头，点了三次，然后坐着轮椅围遗体缓缓绕了一圈，马老不肯离去，一定要再绕一圈，绕完刚要出去，马老又说他要鞠躬，直至儿孙们扶着他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三鞠躬礼，才离开了告别厅。老人泪眼朦胧，极力想扭头再望一眼……周恩来广交朋友，也善于交朋友。他广交的各界朋友不仅有进步的、中间的，而且有落后的，甚至有社会影响的旧政权中的当权派也主动和他们交往，向他们做工作，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周恩来与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的交往中，结下了真挚的友情，被世人传为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