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铃先生生于一八七二年。晚清时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是个经历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能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与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是分不开的。
解放前夕，朱启钤居住上海。当时章士钊也住在上海。朱启钤和章士钊交往密切。一九四九年章士钊第二次到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时，周恩来曾请章写信给朱启钤，劝说他留下来，不要去香港或台湾，章士钊两次写信，交由金山派人送到上海。朱启钤说只收到一封。后来听金山说，第一次派去送信的人中途牺牲了，未能送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朱启钤留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到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京，定居在东四八条住宅中，与章士钊同住前后院。
朱启钤来到北京后，对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颇有好感。他是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与公司的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商量后，决定把已经开到香港的十几条轮船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后来，除被台湾当局扣留的几条轮船和仍留香港暂营客运的“中兴号”客轮外，其余九条货轮全部召回。同时，朱启钤又将他珍藏的岐阳王世家文物共56件捐献给政府。
周恩来对朱启钤十分关怀。朱来京后，周恩来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还先后安排他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因为他对古建筑研究有素，又让他兼任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顾问。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派人请朱启钤参加市政府在旧司法部街老司法部内召开的座谈会。
一九五七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总理来到东四八条章士钊先生住处，看望了章老并向他了解香港的一些情况。然后，在章老的陪同下，周恩来又去看望朱启钤，坐下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通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不知道？朱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他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北戴河属于临榆县治）。”周恩来打趣地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把话题扯开后，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朱启钤的起居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又问：“送给你的《参考消息》收到了役有？”朱启钤说：“他们每天都拿给我看，字太小，没法看清楚。”周恩来说：“这些是专治我们老年人的，叫我们看不见。”他当即指示秘书，转告新华社，以后给老年人专门印了一种大字的《参考消息》。
朱启钤的长子朱泽农和周恩来握手时说：“我也是南开的学生。”周恩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朱沛（他谱名朱沛，字泽农）。”周恩来马上说：“五班的。”当听说他们兄弟子侄等多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周恩来便同他们谈起了南开时代的一些往事。周恩来还同在场的朱老的女婿共叙南开时代的往事，大家欢声笑语，谈得十分畅快。
朱启钤请周总理抽烟时，周说不吸烟，只是在同马歇尔谈判时偶尔吸过一些，因为太费脑筋。但他又爽快地告诉朱老先生：我爱喝酒，茅台酒能喝一瓶。朱启钤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总理这样一位贵客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茶。总理随行的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便向朱启钤的家人摆手，示意不必送茶。出于对总理一片敬意，家人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间的桌子上。朱启钤眼花耳聋，没有看清以上的情形，仍在不断催促家人“上茶”、“上茶”。朱启钤家人理解保卫人员的职责也理解朱老的心情，正在左右为难，没想到这时总理却亲自走过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
在周恩来讲话时，朱老因耳聋而经常打断周的话，他的家人直向他摆手，示意不要打断总理的活。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朱启钤对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他说：“是不是改革以后，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成文盲啦？”周恩来听罢大笑，指着在座的章士钊说：“他参加了会嘛！情况他都了解，以后请他详细介绍介绍。”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他对总理说：“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的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请你帮我办吧！”家人忙去阻拦，但是周恩来又一次制止了他们。等朱启钤说完后，周恩来对着他的助听器话筒说：“我一定帮你办到，请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听到总理的回答，连连点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
周总理告别离去时，朱启钤全家送到门口，他和他们一家人及工友等一一握手，并幽默地说：“你们朱家可以组成一个仪仗队了。”一九六一年朱启钤90岁生日时，周恩来派人送给他一个大花篮祝贺。几天后他又在政协二楼小礼堂为朱启钤举行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参加宴会的除朱启钤和家属外，还有章士钊和张学铭（朱老的女婿），其他应邀作陪的都是70岁以上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祝酒时，周恩来说：“今天在座的都是70以上的老人，我是个小弟弟（总理当时63岁）。我们今天不只是给朱桂老（朱启钤号桂辛）祝寿，而且也是给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寿。”在朱启钤家属集体向总理敬酒时，周恩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听说你们朱家的菜很好吃。”朱启钤说：“好呀！那就请总理定个日子吧！”宴罢都尽欢而散。
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和我三人，因工作关系参加了宴会，散场时都以看到了“三朝总理”（朱启钤，北洋政府代总理；翁文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周恩来，人民政府总理）欢聚一堂而高兴。以后传为统一战线的佳话。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周恩来约定到朱启钤家作客。朱老全家兴高采烈。
特地从北京饭店订了两桌菜，家里又做了几样有贵州风味的家乡菜，另外还做了总理喜欢吃的“狮子头”。
饭后，周恩来、邓颖超和朱启钤全家合影留念。朱启钤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恩来作为纪念。
朱启钤先生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逝世。临终前，还时时惦念远行国外的周总理。朱启钤生前鉴于火葬日益普及，而北戴河茔地又划作禁区，因此又在京郊万安公墓买了寿穴。他去世后，全国政协征求他的家属意见，是否仍照他的遗愿葬在北戴河茔地。家属们考虑后说：“老人生前已另有准备”，没有坚持葬在北戴河。后来经周总理批准，朱启钤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后，在嘉兴寺举行了追悼会，总理送了一个用鲜茉莉花做成的花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代表周总理主持了追悼会。李维汉在同朱启钤继夫人许曼颐谈话时，一再表示了总理对朱启钤丧葬事宜的关怀。
由于党和周恩来的关怀，朱启钤家的生活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十年动乱中，朱家受到冲击，朱启钤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被“造反派”砸碎。
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中央统战部很快给他们落实了政策，并重新修复了朱启钤的墓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海北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又把朱启钤生前居住的东四八条住宅，定为“朱启钤先生故居”，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八十九、在和平改造的道路上
一九五○年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两次作报告，对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反映出来的“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他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说明它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的猪鬃大王、四川的猪鬃出口商古耕虞，从抗战前后，就与周恩来交往。在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上，他是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二是“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他向外推，共产党把他向里拉：三是拿定主意拥护共产党。古耕虞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民族资本，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
古耕虞说，“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都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古耕虞一向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中间的，但由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强迫民间交纳金银外汇，甚至以坐牢、杀头相威胁，于是一下子就把这个阶级“推”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徐冰陪古耕虞到周恩来家，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在座的还有乔冠华。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对古耕虞说：“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样？”周恩来还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知道你，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古耕虞说：“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周恩来说：“你说怎么办？”古耕虞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周恩来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但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周恩来请古耕虞一起吃晚饭。饭后继续谈话，周恩来再次向古耕虞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并且勉励他把事情办好。古耕虞最后向周恩来表示：“我一定努力办好。但我先要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向你汇报。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你转告叶老（叶季壮）。”古耕虞与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后，便把他的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一九五○年六月，古耕虞奉命到美国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由于军需，美国政府大量购进中国猪鬃。一九五○年，我国猪鬃出口创历史最高记录。
抗美援朝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五百多万美元，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达七百多万美元。并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
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后来，古耕虞通过各种努力，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那笔资金。古把解冻后的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上学。有关部门向他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时，古耕虞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叙述了他与周恩来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他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一九五六年，古耕虞担任了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以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古耕虞得到了公司党委、街道居民、派出所公安干警的保护。
古耕虞激动地说：“经外贸部党组审核批准，我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干部的工龄，是从一九五○年四月（现在按规定改为从一九四七年）算起。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我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资本家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成果，也是与周总理对我的相遇又相知、引导和启发教育密切相关的，周总理等中共领导人是我的挚友、相知。”黄炎培，是一个前清举人出身的著名教育家，他与周恩来在近30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知无不言的挚友和诤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十月十一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寓所，长谈两小时动员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职务。黄炎培一向表示不做官，周恩来动员他做“官”。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恳谈，黄炎培被周恩来说服了，表示决定接受这个职务。
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周恩来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周恩来特邀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座谈。当时，不少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对我们党和政府有疑虑、有牢骚。有些人参加开会时不敢讲话，有些则想抓住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点泄愤。他们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有些丧失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向他们作了恳切的谈话，他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留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他预言：“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后都感到满意和兴奋。普遍认为不但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问题，而且解除了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顾虑，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增加了信心。胡子昂表示由衷地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积极带头贯彻，努力加速自己的改造过程，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对他的教诲，不辜负党对他的关怀和信任。周恩来的讲话在工商界广为传播，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鼓舞，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坚定了他们今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使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
一九五三年开始，全面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央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第六办公室，一九五四年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中财委副主任、国务院八办主任，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为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主持这方面工作。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和不同形式的反抗。个少工商业者对政府的政策有疑虑，普遍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惊呼“上了贼船”。有的大财团资本家，为保存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党中央分析了这一阶段斗争新形势，决定自上而下地，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国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工商业界要广泛深入宣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使它深入人心，做到家喻户晓。
一九五三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黄炎培自告奋勇，要求去上海向工商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义。临行前，还去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不顾年迈到上海去宣讲总路线的精神很好，并说黄任老在上海很有影响，请在宣传的时候，要注意结合实际，把总路线解释清楚。
黄炎培不仅能以模范的行动来带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向党中央报告。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报告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结发言。他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上的疑虑和不安，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等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民建会一定要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三种任务：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结合企业的改造，进行个人改造；二、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三、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并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
通过一系列对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工作，大大减少了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疑虑，提高了认识，表示拥护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盛丕华对资本家现在有利润可得、将来有工作可做，表示满意。黄炎培形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并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博得了许多代表的赞赏。许多人感到“牡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则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
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规模较大的重要工业合营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生产上发生了困难，在加工订货分配上，只管国营和公私合营，不顾私营企业，以至造成部分私营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失业。许多地方党委纷纷向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发电报，要求小厂也应得到生产任务，也应使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坐着不管，看看各地党委如何解决工人的要求。八办副主任许涤新向周恩来、陈云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之后，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国营工厂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私营工厂的工人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谁也不能说私营工厂的工人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吧。”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加工订货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一视同仁，又要有所不同。”周恩来还要陈云给干部做一次报告，说明加工订货必须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
当时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也向周恩来写信，批评国营主管部门缺乏统一安排的“左”的倾向，指出：“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不与各方打招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这时，黄炎培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到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被邀请列席大会，并应邀在主席台就坐，受到了一次最生动的教育。随后，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在会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大家都赞成，但时间多长？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是赞成总路线的，但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如果搞得太快，对国家、对国民经济并不利。如果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15年可能不够，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可惜的是，由于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当时在起主导作用，从一九五三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高潮，前后还不到四年！以致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一九五六年二月，国务院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周恩来在会上严肃地告诫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一九五七年五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在全国展开，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黄炎培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帮助共产党种牛痘》为题，把存在的问题坦率他讲了出来，当时主持会议的李维汉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反右派运动是当年六月八日正式发动的，而在三天之前的六月五日，周恩来就专程去看望了黄炎培，向他通报了鸣放的情况和鸣放中的问题，使黄炎培心中有数。可见，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对黄炎培是爱护备至的。但是，黄炎培仍然正直不阿地在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六月十五日就向党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的那一派里去。
黄炎培87岁高龄住院手术治疗时，周恩来对手术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对主治大夫作了妥善的安排，这使黄炎培非常感动。
陈叔通对周恩来非常钦敬，认为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宰辅之才。他说，周总理对他非常尊重，一点没有总理的架子。一九五二年在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筹委会时，拟请陈叔老出任主任委员，陈老感到突然，他向周恩来诚恳表示：“我是清朝的翰林，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把我变成工商界的头子呢？”周恩来向他解释悦：“你不是资本家，我明白，但是，你同资本家，特别是江浙帮的企业家、银行家，关系密切。大可做好工作。
而且你是一位爱国老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党相信你，才请你出来挑这一担子。”后来，陈叔老担任了主任委员。这位以俭朴闻名的陈叔老，长期穿布长衫。周恩来在开国大典过后，立即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陈叔老做一套中山装。他接过周恩来送来的中山装都舍不得穿，直到逝世后退回国家，不仅反映他的俭朴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有一次，周总理到他家，总理说：“叔老家里清静，可以谈谈。”也有一次周恩来突然到他家，说在他家吃饭，谈话的时间可以多些，同时又说，司机和警卫的饭他已安排好，请叔老不要操心。周恩来对人总是推心置腹的。叔老称赞党的统战工作，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礼待人”，说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统战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作为党的诤友的陈叔通，对党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坦诚直率的提出来，在一九五七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陈叔通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叔老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讨论第一部宪法时，叔老说：“我们应以法治国，宪法以外还应有各种单行法规。”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很值得我们深思。
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当年中国民族工商业界的“少壮派”（按：荣毅仁是荣德生最小的儿子，他掌管荣家的产业，上海人称他“少壮派”）。
每当回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时，可以从他眼里和面部表情看出他对周总理深厚的敬爱。在那非常的年代，他和他的家属的命运，同周恩来的关怀是密不可分的。
荣毅仁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年五月全国政协召开一届二次会议前夕，毛泽东邀请部分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吃晚饭时，周恩来热情地拉着荣毅仁的手说：“噢！荣先生，少壮派。”他们第一次见面，给荣毅仁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一九五九年荣毅仁到北京工作以后，有一天，荣毅仁到北京饭店理发碰巧遇到周恩来也去理发，周恩来主动同他打招呼说：“你来啦，很好。”又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明白周总理的意思，怕他不习惯北京生活，他立即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不必半年在这里，半年在上海。”周恩来关切地问：“你夫人来了没有？”荣回答：“准备过了国庆节把家搬来。”总理听了高兴地说：“好！”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荣毅仁夫人杨鉴清还没有工作时，便亲切地征求她是否愿意参加工作的意见，她当即表示愿意。在周恩来亲自关怀下，中央统战部很快安排杨鉴清到全国工商联家属委员会工作，后来她又当了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六三年春天，荣毅仁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休息。那时，周恩来到上海开会。会后，荣毅仁邀请周总理到他家吃饭，周恩来很痛快地答应说：“那好呀，明天去！”第二天中午，周恩来、邓颖超和我，还有上海市委几位同志来到一座有花园的荣家。席间，总理和他们在谈家常，总理问起荣毅仁的子女时，荣说：“我的四个女儿都在楼上，她们刚才还躲在上面看你！”周恩来笑笑说：“叫她们都下来嘛。”孩子们高兴地跑下楼来，总理逐一问她们的名字、年龄和上学的情况。孩子们看到总理那么和蔼可亲，很快消除了拘束紧张的情绪，认真地回答了总理的问话，荣毅仁说，孩子们同周总理在一起的短暂时刻，成为她们终生难忘的记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在不便于同荣讲话的处境下，便让邓颖超来找荣说：“总理托人带过口信给你，希望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这时，荣毅仁才知道周总理曾托人带信给他的事。邓颖超关切地询问了荣毅仁夫妇的健康情况，并说总理很关心他们。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想了许多办法保护了荣毅仁夫妇。荣毅仁激动地说：“要是没有总理的关怀爱护，我早就完了！”对于资本主义改造，周恩来主张把它的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结合在一起进行，既要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又要把这个阶级的成员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还将他们对企业的生产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利用起来为国家服务。
在定息问题上，周恩来明确地指出这就是赎买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要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定息原定七年，从一九五六年算起，到一九六三年就要结束。后来，周恩来同陈云商量后，认为对定息期限有必要重新考虑。他叫许涤新去汇报情况时，再三询问资产阶级这一层人的生活和政治思想状况。经过反复深思，周恩来认为在一九六三年之后，还有必要把定息延长三年。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并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建议，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到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再次考虑工商界的实际情况，认为到一九六六年结束定息的条件还未成熟，还有必要再予延长，于是又向中央建议再延长三年。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再延长二年。然而，这一计划却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
“文革”开始后几个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部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好几个月，是否再搞下去，中央要考虑。但是，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执行下去，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交朋友，还要继续下去的。一九五六年他们把企业交出来，但他们还是在祖国大地上生活着，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党的统战政策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今天要你们来参加会议，就是要提醒你们决不可因为运动，而放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统战政策和任务。
十年浩劫，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和各界人士一样，虽经历了苦难，但仍做到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经过20多年的和平改造的道路之后，在各得其所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庄严宣告：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历史的进程已经作出证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正如周恩来所预言的那样：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伟大成功！
九十、心系少数民族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曾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和处理各种民族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其中《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他根据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理论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原则，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周恩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对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所取得的实践经验，及时作了总结，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平等的民族关系，为我们拥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的多民族国家能够统一、团结、稳定、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了逐步清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主持下，先后组织了中央、中南、西南、西北、东北五个民族访问团，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送党和政府对全国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每次访问团下去前，周恩来都亲自讲话作指示，勉励大家要大力宣传，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党和政府对各少数民族的关怀带给全国各族人民，为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多做工作。同时，周恩来又亲笔写了关于民族政策的指示，指出全国各民族要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要使我国成为各民族团结发展、互助合作的大家庭等等。访问结束后，周恩来在百忙中又耐心听取了各访问团的汇报，对一些重要情节亲自作了记录，还对今后的民族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此外，还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和医疗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和检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帮助少数民族解决遇到的困难，传送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同时，又先后组织了几百个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团到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城市、农村参观访问，加深少数民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汉族人民的了解。这些代表团在京期间，差不多都受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多次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工作。这些活动对沟通民族感情，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增进各民族大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都是同周恩来的操劳分不开的。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先后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计有内蒙吉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等五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82个自治县（旗），在少数民族散居杂居地区建立了三百三十三个民族乡。
这些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周恩来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具体指导。
一九四七年，在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时，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电报中作了明确指示。电文中，除表示同意建立内蒙古统一的民族自治区政府外，对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党的工作、政权建设、军事斗争，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其他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电报指示，为后来不断充实完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被誉为这一基本政策的奠基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酝酿筹建过程中，周恩来从建立这两个自治区方案的提出，到组织实施，都亲自出面做工作。他亲自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和协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既充分发扬了民主，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充分说出来，又反复讨论和协商，耐心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最后达到认识上的一致。由于周恩来亲自做工作，解决了一些棘手问题，这两个自治区才得以顺利地建立起来。
对于西藏的解放和发展，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以及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关心、爱护，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班禅大师率领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的僧俗官员45人到达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欢迎。当晚，周恩来宴请班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到北京，也是第一次参加重要的政务活动。他当时年仅13岁。
为了表达崇敬之心，班禅向周恩来献了一条质地极好的洁白哈达。然后，周恩来和班禅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谈话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国革命的胜利，到西藏的前途；从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到班禅在京期间的活动、食宿安排；从藏汉两个兄弟民族的团结，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都谈到了，连最细小的生活琐事，也没有忽略。周恩来的真诚、慈祥、热情、周到给班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谈话结束，周恩来陪班禅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周恩来请班禅大师先行；班禅则双手合十，微微弯腰低头，十分恭敬地请总理先行。两人互相谦让一会儿后，周恩来挽着班禅的右臂，并肩进入宴会厅。席间，总理不断地给班禅夹菜，介绍各种菜的味道和特点，偶尔还讲一点烹调技术。整个宴会洋溢着亲切欢快的气氛。
周恩来会见班禅之后，指示有关领导，在谈判时，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
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率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禅和堪厅方面的积极配合，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终于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和谈期间，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消除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和堪厅的官员之间的隔阂，促进双方互相理解、谅解和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和谈开始之前，中央已经在慎重考虑并认真准备护送十世班禅回藏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堪厅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任命梁选贤为堪厅副秘书氏，共同负责护送班禅返藏事宜。
一九五一年初，中央电召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北京，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由李维汉具体负责，对班掸返藏的组织领导、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方面，都认真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周到的安排。
临行前，班禅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紧密团结，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而奋斗的决心。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复电班禅：“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班禅一行离开西宁，经过四个多月的行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安抵达拉萨，受到拉萨市各族各界僧俗百姓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拜会了达赖喇嘛，并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交谈。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见，标志着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两位活佛时期形成的长达29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已告结束，重新恢复了他们昔日之间的友好关系，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为了进一步加强西藏建设，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专门讨论了西藏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对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这一协议的通过，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非常重视，决定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指导工作。代表团的组成人选、指导方针、日程安排、安全保卫、卫生保健、车辆分配、物资供应、礼品馈赠、文艺演出以及有关文件的起草、翻译等等，事无巨细，周恩来都亲自过问，监督检查，严格要求，一再指示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周恩来再三叮嘱陈毅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了西藏，一定要尊重达赖和班禅，尊重在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懂的要学，向人家请教，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央去的，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评头论足。
周恩来又对张经武和汪锋说：你们是代表团的副团长，要切实负起责任，协助陈毅做好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考虑什么地位、职务，一切以工作为重。论打仗，陈毅是内行，我们都不如他：做民族工作、西藏工作，你们是专家，是老师，我们都要当你们的学生。
陈毅风趣地说：“当小学生没有问题，我就是爱放炮，你们多管着点。
放错了，及时纠正。”周恩来还派自己的秘书韦明跟陈毅去，协助工作。
中央代表团决定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离京赴藏，代表团离京前一天，周恩来再次到代表团驻地检查工作。检查到送给达赖和班禅及筹委会的礼品时，周恩来表示满意。然后又要了礼单看，发现礼单上没有藏文，周恩来问：“藏文的礼单在哪里？”工作人员回答说，没有藏文的。周恩来的神态马上变得严峻起来，说：“送给西藏的礼品，怎么能没有藏文？实行区域自治，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立即指示，所有礼单都要用藏、汉两种文字印，而且要把藏文排在前面。同志们都为周恩来工作的细致而感动。
这时，礼单已全部印好，代表团很快就要出发。怎么办？中央民委当即决定，连夜翻译，突击赶印，过去印好的全部作废。
周恩来离开代表团驻地时，同汪锋等人一一握手，并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啦，本来是为你们送行的，却给你们添了麻烦。”送走了周恩来，陈毅深感内疚地说：“像礼单这样的小事，都要总理操心，太不应该了。这都怪我，工作太粗，应该打我的屁股。”代表团共有成员57人，包括17个民族成分。各自治区、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工、青、妇、科学、文教、工商等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都派出了代表，连同随团的文艺团体和工作人员，共有八百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