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代表团前来祝贺，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上也属罕见。这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代表团于四月十七日到达拉萨。
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隆重开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分别打电报表示祝贺。陈毅、达赖和班禅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标志着西藏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陈毅和代表团全体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陈毅因高原缺氧引发了心脏病。
早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就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遇到了巨大阻力。改革尚未开始，就相继发生了叛乱，起初是局部的，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波及广大藏族地区，同时影响到外界，叛乱分子受到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他们空投武器弹药，派遣武装特务。由于他们的参与，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了平叛斗争。
叛乱武装不断被剿灭、被平息。不少叛乱分子支持不住，纷纷西渡金沙江，逃到西藏自治区境内。
江东发生的事件，震动了西藏，尤其使上层集团感到震惊和恐慌。他们担心革命会革到他们头上，使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本能地起来反对改革，同情和支持江东藏区的叛乱活动。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深夜，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十九日深夜，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讨伐，经过两天多的战斗，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乱。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三月二十九日，班禅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说他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
班禅大师等西藏代表于四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晚，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举行欢迎班禅大师的宴会。周恩来发表了讲话，指出：西藏反动分子自甘暴弃，选择了背叛西藏人民、背叛祖国的道路。他们这样自取灭亡，实际上反而替西藏的民主化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从此，西藏人民将逐步摆脱贫苦落后的黑暗生活，走上繁荣进步的光明大道。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正当西藏的民主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左”的错误，同样影响到西藏。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不但领导西藏工作，还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他把自己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向周恩来和李维汉口头汇报后，又写成书面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班禅大师认为，最好是通过周总理向中央反映。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汉译稿正在打印时，周恩来要到东北视察，就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会见班禅，先听汇报。在座的有乌兰夫、习仲勋、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和张经武、张国华、阿沛、帕巴拉、王其梅等西藏党政领导。班禅概述了材料的主要内容，因为同西藏的其他领导同志存在较大的分歧，所以当场发生了争论。
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后说：“从反帝、爱国、建设社会主义三点上说，我们不仅是同胞，而且是同志。”“但不是说你说错的，统统要听。说错了的要给你指出来，不这样就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对你的爱护。”周恩来还说：“你的汇报稿写好后，我看一下，我们回来再谈。”六月上旬，班禅大师把打印好的这份材料送交中央的同时，会见了周恩来和彭真、乌兰夫、李维汉、习仲勋等领导同志，面陈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也专门为此事接见了班禅。
这份材料比较系统、全面地批评了民族工作、尤其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
班禅的汇报材料上报中央后，中央非常重视，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同志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讨论，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最后形成了四个文件，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周恩来从外地视察回来后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接见了班禅、张经武等在京的西藏领导人。周恩来说：“相隔两个月，产生了四个文件，你们做了件大的工作。我们把阶级、民族、爱国和人民的立场统一起来了。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叛必平。”“平叛、改革是真正挽救了宗教和民族的危亡。……在现在的条件下，如何着手搞好农业、牧业、商业，希望你们提出一个办法。要注意解决贫苦的那部分群众的生活。”周恩来又说：“我们完全相信，班禅、阿沛、帕巴拉、计晋美同志都是反帝爱国、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你们也要相信工委的同志是要把西藏搞好，不是去消灭民族、消灭宗教的。”班禅非常满意，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周总理对西藏人民的关怀，他认为西藏工作从此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一九六二年夏天，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谈了阶级斗争的问题，随后又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点名批评李维汉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随后，班禅受到批判。
后来班禅才知道，在批评处理他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作了很大努力来保护他。为了使班禅免于遭受更大的冲击和迫害，为了尽量削弱批判的锋芒，周恩来有时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对班禅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周总理的困难处境和一片苦心，班禅大师后来才有了充分理解，因此，他也更加爱戴和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六四年底，周恩来担心班禅大师在西藏会发生意外，在他亲自关照下，让班禅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生活上仍然给予很好的照顾。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西藏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来到北京串连，同中央民族学院等首都高校的红卫兵联合揪斗班禅。
周恩来对班禅极力进行了保护。他一再劝阻红卫兵，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交给中央；也可以进行背靠背的批判，但不能揪斗。
内蒙古大学的“红卫兵”曾结队到北京，有一天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揪斗乌兰夫和他的夫人云丽文，我接见他们的头头，转述了周恩来的指示：乌兰夫对内蒙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功的，是民族领袖，不能揪斗。有揭发的材料，可送给中央。经说服他们退回去了。
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翻墙而入，擅自闯进班禅住处，抢走班禅，用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
周恩来指示统战部部长徐冰和副部长刘述周：共产党员应该坚守岗位，在任何时候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使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把班禅保护好。
徐冰、刘述周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劝阻红卫兵，徐冰当部长的时间不长，学生们没有认出来，他和解放军一起，将班禅转移走了。刘述周即被红卫兵揪住，说他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校园里四处游斗，后来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为了保护班禅，刘述周吃了不少苦头。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昼夜辛劳，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领导地位，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周恩来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加之他的健康日益恶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经常惦念和关怀着班禅。不但想方设法保护班禅的安全，而且设法使他恢复自由，重新工作。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被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就曾考虑给班禅安排工作，但因遇到各种阻力，未能实现。一九七四年三月，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和夫人来我国访问，已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听说阿沛·阿旺晋美将陪同他会见科威特客人，特意通知阿沛提前到人大会堂，商议班禅问题。周总理提出，应该让班禅出来工作，阿沛当即表示非常赞同，并表示愿意帮助班禅认错过关，尽早出来工作。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国内政治形势和周总理的健廉情况，都在日益恶化，周总理的意图再次受阻，未能贯彻。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与世长辞。
班禅大师于一九七七年十月获释。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的忌日，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或者在家里祈祷祝福，表现了班禅大师对周恩来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陆续为班禅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班禅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一九八○年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九八八年四月四日，班禅大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这段历史时，满怀激情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写到这里，使我又想起一九七五年八月底，周恩来病重时，仍关心西藏工作的感人事迹。当年九月九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党中央、国务院派副总理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庆祝活动。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已过十二点了，周恩来在医院里接见了华国锋。当面嘱咐他说：你们到了西藏，要多加鼓励在那里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他们很辛苦，这几年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很有成绩的。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团结，才能安定，才能发展经济，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子孙后代。华国锋告别周恩来回到家里，又接到周恩来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看了一部科教片，叫《养蜂促农》，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让他们多养蜂。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我是代表团秘书长，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十分感动，深受教育。
周恩来和国务院很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五十年代初，国务院就批准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安建立西北民族学院，在武汉建立中南民族学院，在成都建立西南民族学院，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干部，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
九十一、关心宗教工作，关怀宗教界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和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直把宗教问题视为扩大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曾多次与宗教界人士谈话，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阐明我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事业和宗教界人士给予极大的关怀，寄予殷切的希望。周恩来与许多宗教人士交朋友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教政策。
吴耀宗先生是我国宗教界一位知名人士，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周恩来与他有过多次交往，并积极团结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共同工作。
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吴耀宗因公到武汉第一次与周恩来会晤，这一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吴耀宗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向他谈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周恩来着重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初次见面，周恩来给吴耀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吴耀宗从上海到四川讲学，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再次见到周恩来。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进入最紧张的时期，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周恩来在和吴耀宗谈话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他指出：抗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详细阐述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次谈话，使吴耀宗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民族解放的希望。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吴耀宗在重庆曾家岩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会见持续了将近一整天。谈话中，周恩来除了详细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外，再次谈到了宗教问题。
吴耀宗认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听后，坦率地表示，他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党的宗教政策。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中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换，不仅没有妨碍党和宗教人士的关系，反而加深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午，周恩来留吴耀宗一起共进午餐。饭后，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你是否愿意略事休息，再继续谈下去？”征得吴先生同意后，就在会客室里，临时搭起了一个铺让他小憩一会儿。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吴耀宗十分感动。
下午，继续长谈时，周恩来详细回顾了党的历史，诚恳地对吴耀宗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周恩来的热诚、恳切，使吴耀宗深受教育。
这次会见临别时，董必武应吴耀宗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他，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此后多年，他一直珍藏着这张书单和这些革命书籍。
解放后，周恩来对宗教事业和宗教人士更加关怀。建国初期，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制定了党对宗教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它包括：确定宗教信仰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思想意识问题，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信教的自由权利，坚决摒弃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消灭宗教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清除宗教内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政治势力，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反帝爱国行动，支持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等民主改革行动。
吴耀宗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十年间，曾14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
每次出国前，周恩来都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接见他，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做出判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重要指示成了吴耀宗国外活动的指导原则。
一九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亲自找吴耀宗等宗教界人士到中南海作了三次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听取了反映各地执行宗教政策中的一些问题的汇报，还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发表了诚恳的意见。
五月二日座谈会上，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谈到女青年会已加入妇联，今秋在印度举行一个六周的训练会，她已被邀去讲两个题目，一为女青年会劳动部的经验，一为新中国的女青年会，能否前往，她希望周恩来作决定。
周恩来表示可以。
男青年会总干事涂羽卿谈到健康教育，从事集体性的游戏时，周恩来指示应注意滑翔及游泳。
男青年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说，我们很认真地帮助大家学习。
周恩来说，教学只可学新民主主义，不要学辩证法唯物论，只有新民主主义是讲得通的，再深了，可以自己研究，不要成为讲座。
周恩来除了在谈话中即席答复一些问题外，最后还作了总结。他指出，中国不是政教合一国家，宗教问题不如欧洲各国那样严重。基督教是靠了不平等条约而来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中国人民是反对的。
谈到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怎么办时，周恩来指出：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推广下去，让宗教还它的本来面目。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唯物，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
五月六日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
五月十三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你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无意在这里同诸位展开有神无神的争论。我们认为，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我们之间有合作之道。这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谁要企图人为地把宗教消灭，那是不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是有宗教的。
我们主张，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信教的、不信教的可以共存。我们要团结和照顾各种社会力量，使大家各得其所，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稳步前进。
在座谈会上，周恩来对吴耀宗等所拟文件的基本方针是同意的。但对一些问题的提法有些不同意见，他都逐条提出同他们商量，使文件写得更准确。
在这次座谈会上，最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不提倡宗教的，但与宗教合作是符合政策的。人民的认识，是要慢慢地改，我们能不能找出几个解决的典型例子，来示范一下，不是折中，而是正确，应当实事求是，如找出解决房屋占用的办法。一切为了真理，我们把一切都说了，诸位好好再研究一下，大家团结起来，争取主动，解决问题。
关于今后努力的途径，文件将作文字上的修正后，再行公布。
五月二十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政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对于宗教问题作解释，并通过吴耀宗第五次修正的宣言，将一个字不改地照样发表。
周恩来指出，大家要一致，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分子，打击极少反动的，但也不能过早。要不疲倦地工作下去，只有懒惰的人感到束手无策或推卸责任。
由于周恩来的启发和教育，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国基督教发起了一个“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他们将《革新宣言》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宣布坚决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掩护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宣言》得到了十几万人的签名。中国基督教事业从此得到了新生。事后，吴耀宗回忆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尊严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和平凡浑然溶成一体的魅力。”“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周恩来不仅在国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在国际场合也向世界人民阐述新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有人误解了我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歪曲说我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周恩来在大会发表讲话中列举许多事实说，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欢迎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实地考察，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肩负重任，然而在释迦牟尼像的发型如何设计这样细微的事情上，仍然模范地体现党的宗教政策和国际交往的友好精神。
一九五六年，杭州灵隐寺重新修建。负责设计释迦牟尼像的华东美术学院将佛家祖师的发型弄成波浪式。灵隐寺的方丈性空和尚根据他的渊博知识，认为佛祖的发型应当是螺旋式的。美院的理由足波浪式具有曲线美，性空和尚的理由则是螺旋式才符合真实和佛教的传统。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周恩来知道此事后，毅然支持性空和尚，说：“应当尊重佛教界人士的意见。”事情才算一锤定音。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宗教界人士，而且在生活问题上也十分关心他们。
赵朴初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九四九年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恩来请大家吃饭。他拿到请帖后，想到这是许多人参加的宴会，不可能照顾个人的饮食习惯，自己是个佛教徒，只好准备吃“肉边菜”了。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出席宴会签到时，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赵朴初先生，给您准备了素菜。”周恩来对别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关心和照顾，使赵朴初十分感动。
赵朴初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是很有名气的。有一次，周恩来在众人面前指着赵朴初对中国作协负责人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他为会员。”过了些日子，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一见到赵朴初就问：“你现在参加作协没有？”赵朴初回答：“还没有。”周恩来当即对在场的有关同志说：“你们拿表来，我作介绍人。”事后，夏衍曾羡慕地说：“赵朴初同志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他参加作协的。”说起诗词，赵朴初回忆说：“写个人的词，我写得最多的是周总理。总理生前身后我都为他写过不少诗词，第一首是在一九六七年，有一张大字报转载王力针对总理的讲话，我看后十分气愤，也很难过，当时就发作了心绞痛。
病情稍缓，我就写了‘河满子’词。以后又写了一些诗词，使我安慰的是，这些为总理写的作品，都经过邓大姐送给总理看了，而且在不能公开发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传抄。总理逝世，我先后写了几首悼念的诗词。周年时，我写的‘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以书写和演唱的形式表达哀思。”周恩来曾对廖承志说过，赵朴初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当别人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时，赵朴初却缄口不谈，只是笼统地说：“我受过总理的批评，也受过总理的鼓励。无论他对我的批评或鼓励，我都是衷心感谢的。周总理每逢称赞一个人时，总是表现出由衷的高兴，仿佛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崇高品德。”赵朴初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丧三年，留在人们心中的对于周总理的忆念是终身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赵朴初从日本参加一次国际活动回来，周恩来同他谈话时对他说的一段话，至今还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周恩来说，同人交往，尽量不要面红耳赤，要做到以情理动人。这是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倾向而言的。赵朴老说，这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教导。
对于宗教方面的工作，朴老说，周总理是很关心支持的。日理万机的总理，为了宗教政策问题，曾约基督教吴耀宗先生等人谈过三个整夜。他们每次都是晚上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很多外国宗教界人士来华访问，都受到总理亲自会见。佛牙两次出国，受到缅甸、锡兰两国人民倾城出迎。当时，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云南傣族地区也都展开了盛大的活动。
这些活动都是在周总理高瞻远瞩的伟大气魄支持下进行的。
帕巴拉·格列郎杰是两藏僧俗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曾20多次见到过周恩来，并多次直接得到周恩来对他苦口婆心的教育，使他万分感动，牢记终生。
一九七二年春天，帕巴拉到北京治病。有一次到人民大会堂听传达文件报告，坐在会场旁边。传达报告结束后，周恩来看见他，走过来亲切地拉着他的手问道：“你什么时候来的？身体怎么样？有没有事情？”周恩来在百忙中关心着他，使帕巴拉万分感激，急忙回答说：“我一切都好，请总理放心。”尽管他什么困难都没有向周恩来提，但周恩来还是细心地想到了他不懂汉语，在以后几次传达文件时，周恩来要主管部门派翻译人员坐在他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旁边，为他们翻译传达的内容。
从周恩来同志身上，宗教界人士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看到了党对宗教人士的尊重和关怀，因此，他们也更加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尊重和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九十二、华侨、侨眷的贴心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海外侨胞、归侨和侨眷一直非常关怀，他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处处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切身问题出发，一个一个地解决侨务政策中的问题。他始终亲自过问侨务工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
我国建国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约有一千多万人；他们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都存在着双重国籍的问题，即既有所在国的国籍，又保留着中国国籍。新中国的成立，引起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对我国的仇视，他们想利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来挑拨华侨所在国与我国的关系，对我国产生疑虑，以便孤立我们，而使华侨受到歧视和迫害。对于华侨这种困难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怀，决心要解决这一邻国之间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到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访问的时候，都阐明我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精神：我们不主张双重国籍；赞成华侨自愿参加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公民，希望他们为居住国作出贡献，并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居住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在缅甸华侨欢迎会上说，有些侨胞居留的年代久了，长期生活在这里，取得当地的国籍，就成为缅甸公民了，好不好呢？好。他还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这好象女儿出嫁或男儿给人招赘，彼此还是亲戚。他又说，这样对侨居国来说，是给他们添丁；对中国来说，是增加一门亲戚，有什么不好呢？他又语重心长地勉励华侨说，凡是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就应该遵守侨民的地位，做一个好侨民，做一个守法的侨民。他还在一些场合多次声明对自愿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我国政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对周恩来这些话，华侨和中国血统的外籍人普遍认为合情合理，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样做，说明中国对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的政策是光明磊落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签订了中、印（尼）两国政府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一九五六年，新加坡前首席部长戴维·马歇尔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来中国访问，十月九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他。马歇尔对周恩来说，新加坡准备独立，但新加坡的华人占新加坡人百分之七十多，关于中国政府对双重国籍问题的态度，人们还有些疑虑。他还指出，这次来中国访问，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要了解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的政策。周恩来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马歇尔听后表示赞赏。接见后发表了会谈公报，使新加坡政府和华人了解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努力下，我国已先后同许多国家谈判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五十年代，周恩来在国内外多次接见华侨代表，要求华侨尊重侨居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搞好同侨居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华侨：“在海外要注意团结，不仅团结侨胞，还要跟所在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跟他们友好相处。要尊重他们。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要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如果发生了一些困难和纠纷，我们应该首先批评自己，这样就会更加团结，就会得到所在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周恩来再三鼓励华侨学习侨居地语言，同当地人民往来，互相学习。加强友好关系。他说，祖国的国际地位越高，侨胞越应该谦虚，他还经常用毛主席的教导教育华侨不要骄傲，不要犯大国主义的错误，他劝导华侨工商业者要搞正当的业务，不要讨不该讨的便宜，不要赚不该赚的钱，以免对不住朋友，对不住亲戚。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在万隆市，华侨们倾城出动热烈欢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得到了华侨们的关怀和保护，华侨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护代表团的安全。在万隆华侨欢迎会上，周恩来勉励华侨要巩固和扩大爱国团结，他说，应该把蒋介石分子和受蒋介石欺骗蒙蔽的侨胞分开，对个别蒋介石派来的分子当然应该警惕，但对侨胞中少数受骗者不要一律视为“蒋匪帮”，不要怀疑他们，要向他们耐心说服，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受骗的侨胞是会逐渐认清事实的。他希望华侨能多做工作，打破界限，巩固和扩大侨胞的团结，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建国后不久，很快就在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贯彻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合法利益的既定政策，制定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的优待办法，周恩来做了很细致的调查研究，分别找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侨领和华侨集中的广东、福建两省的叶剑英、张鼎丞等负责同志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要廖承志、李初梨和彭光涵去研究修改《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草案）》。周恩来听完他们的汇报后说，土地改革是一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大革命。大多数华侨是由于在旧中国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才背井离乡，出走异国的，或者被当作“猪仔”贩到国外的。大多数华侨眷属在土改中会得到好处，他们大多数人会拥护土改的。但估计还有百分之二至四的华侨地主，他们的土地要被没收分配，这些人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我们在华侨地主的房屋问题上给以照顾，就会波而不动，这对我们团结国外华侨有好处，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寄回的侨汇盖的，不是封建剥削得来的，要把这些情况向干部和农民讲清楚。一九五○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这个政策。后因“左”的思潮干扰，有些地方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遗留的问题很多，直至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按周恩来总理审批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的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进行落实，并把没收错了的华侨房子退还原主。
周恩来还非常关心华侨赡家汇款问题，亲自主持制定了正确的侨汇政策。
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期，在广东、福建两省约有六七百万侨眷的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海外寄来的侨汇，解放后，允不允许他们靠侨汇生活，这是关系到数百万侨眷的切身问题。有一些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认为归侨和侨眷接受海外亲属的汇款是不劳而获，不允许他们接受侨汇，或者以各种名义侵占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很生气，立即责成中侨委草拟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坚决保护侨眷对侨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准任何人侵犯。由于当时货币还不稳定，为了不使华侨吃亏，周恩来采纳了陈嘉庚先生的建议，指示中国银行对华侨赡家汇款可根据自愿原则采取原币存款，取用时按当时汇率取出人民币。这样就保证了侨汇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华侨汇款赡养中国大陆的眷属，其它国家也受美国的影响而限制侨汇金额。为了解决侨眷由于断汇带来的生活困难，周恩来一方面指示财政部拨出专款解救他们的困境；另一方面指示中侨委调动一切可行通道，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沟通侨汇。在国内外有关各界通力合作下，迅速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沟通了侨汇通道，解决了侨眷的困难。
全国实行统购统销后，居住在农村的侨眷由于靠生产队分配的粮、油、肉、布的标准比别人少，纷纷要求国外亲属寄粮、油、布、食品等。如何解决这个新问题呢？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据侨眷的侨汇多少发给侨汇证，按证卖给一定数量的粮、油、肉、布等生活用品；另一种意见则反对发侨汇证；要求中央增拨统购统销物资统筹解决。两种意见报告总理后，周恩来认为管理侨汇是经济工作，必须用经济办法去解决。他立即批准采取发侨汇证的办法，并责成财政和有关部门制定办法和调拨物资。这样，不但解决了侨眷的实际困难，而且也调动了华侨寄侨汇的积极性，减少华侨向国内寄食品的麻烦，方便了华侨，又增加了国家的外汇收入。
在某些国家发生大规模排华逆流时，周恩来下决心派船把无法生活的华侨接运回国并妥善给予安置。他特别指示侨委和有关省政府，要把华侨农场办好。一九六○年二月，他和一些部长在广州从化学习《政治经济学》后，曾率我们几个人到海南岛兴隆华侨农场参观，鼓励归侨为发展橡胶、胡椒、咖啡、油棕等热带作物多做贡献。在五六十年代，华侨热爱祖国，送子女回国升学，为了使华侨子女能及时考入大学，周恩来指示中侨委大力兴办华侨补习学校。
周恩来很信任广大华侨，也很信任广大归侨。对归侨的所谓“海外关系”，总是具体分析，正确对待。他一再强调对归侨要“一视同仁”，不仅从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在政治上也给予亲切的关怀。周恩来与华侨和归侨民主人士交往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数十年来，他们亲密无间，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成了真正的诤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司徒美堂便是其中的代表。
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把一生献给爱国兴学，献给救亡大业，献给振兴中华，成为华侨的一代领袖和楷模。
一九四○年初，陈嘉庚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起号召南洋各筹赈会选派代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全国抗日军民。七月二十一日，陈嘉庚在重庆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但周恩来的美名和业绩很早就在侨胞中传颂，周恩来的形象早就深深印在陈嘉庚的心中，他们互相敬重和关怀，都在为挽救危亡而奋斗，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党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后，五月四日，华侨首领陈嘉庚代表新加坡一百二十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电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共商国是。六月四日，陈斋庚和庄明理、王雨亭等华侨民主人十到达北平。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到火车站欢迎。七日晚，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并准备陪他去见毛泽东。一见面周恩来就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当年在西安，国民党不让我们见面，后来我们在重庆还是见到了，不过那时候有特务盯梢。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陈嘉庚说：“不要让毛主席久等，我们还是早点去吧！”周恩来便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畅谈。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全国基本解放了，我们要成立新政协，请您来参加，”陈嘉庚说：“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讲话，我不敢接受。”周恩来说：“华侨的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翻译嘛！”周恩来对他说，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能够相通。例如我们同蒋介石谈话，语言是完全通的，可是彼此的心不相通，所以双方过去谈判了那么多年，总谈不拢来；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语言很多也不相通，只要有共同目的，彼此心连心，那就什么事情也好讨论协商。大家亲切地交换意见直到深夜。周恩来这些话，使陈嘉庚十分感动，终于打消了自己的顾虑。
六月十五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陈嘉庚在会上代表华侨致辞。二十二日以后历时两个多月，陈嘉庚前往东北、内蒙等地参观，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兴奋地谈了他的观后感，他得出了“从东北看中国，国家建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结论。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时谈到：“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民族政策的成功。”九月二十一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陈嘉庚代表华侨在会上讲话，并当选为第一届常委。后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十月一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陈嘉庚于一九五○年五月回国，周恩来热情挽留他定居北京，陈嘉庚却惦记着遭受美蒋飞机轰炸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需要尽快修复，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于九月五日到厦门集美定居。
陈嘉庚十分关心我国的建设，每次到全国各地参观视察回来后，都把发现的问题和应该如何纠正的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仔细阅读，并认真作出批复和处理，凡是有利于国家的事，陈嘉庚同周恩来总是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