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三、关注解放军的“三化”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杰出活动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先驱，卓越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我军实现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除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中共中央副上席等职务外，还曾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即使一九五二年不再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仍然分管国防事务，仍是毛泽东主席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有关军队方面的许多事情仍需经过周恩来之手。周恩来对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一如战争年代一样的关心，倾注大量心血。建国初期，周恩来就指出：“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从全国解放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周恩来长期主管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和老帅们一起时刻关注人民解放军的“三化”建设，将单一步兵逐渐转变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铸造了一支捍卫我国国防的钢铁长城。
一九五○年六月，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五百四十万人，但军队的构成，基本上还是单一的步兵，而且当时军费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很不适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国家机构所需经费要大量节减”的指示，并决定：“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要有步骤地大量减少军队数量。”根据全会的精神，周恩来具体抓了军队统一编制、裁减兵员、寓兵于民的工作，他当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确定：缩小陆军步兵部队，加强海空军及其他特种兵建设，做到复员工作与军队建设并重。拟分两期将五百四十万军队、裁减为三百万人左右，第一期于一九五○年复员一百四十万人，第二期于一九五一年视情况再复员整编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人，力争将全军的定额压缩为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人，这是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裁军。为了保证这一艰巨任务的顺利进行，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复员委员会（后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中央复员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亲自担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17人，全面领导军队的复员转业和地方安置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复员委员会拟定了复员工作大纲，颁布了复员工作条例，对每个复员战士做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并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对一些年纪较大、体质较弱的老战士，离队后生活上确有困难，就采取有的转业，有的便留在部队做一些生产管理、看守仓库等工作。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党对复员军人的关怀和负责精神。后来由于爆发朝鲜战争，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签署的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对军队复员计划又作了重大调整，去弱留强，保留战斗骨干，为日后人民志愿军的组建和后备兵源的准备作出了有远见的决策。
在组织实施军队精简复员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主持和领导了统一全军的编制和海、空军以及其他特种兵的组建工作。当时参考了许多国家军队的编制，并依据我军的现实情况，确定的方案是：以师为基本独立单位，保持军的指挥机构，撤销兵团和野战军的机构。将野战军指挥机关改为大军区，兵团机构一部分作为建立海军、空军的领导机关。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军、师、团、营、连步兵部队的建制都实行三三制，即个军三个帅，一个师三个团，以此类推。对步兵师的总人数，当时规定，有解放台湾任务的部队，人员编多些，其他师一律编一万人左右。全国统一成立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负责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
周恩来一直很关注作为武装力量体系之一的人民武装的巩固与发展。解放初期，他多次参加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他指出：“民兵工作做好了，我们的根基就巩固了。”还强调：“民兵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基本力量”，要为建设一支以复员军人作骨干与我国民兵制度相结合的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而奋斗。他要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都要特别重视民兵工作的建设，因此，从军委到县区均建立了人民武装部，专职负责领导全国的民兵和兵役工作。
五六十年代，周恩来还格外关怀全国人防工作的规划和人防工程的建设。他经常强调指出，“我们的战备是全民的战备，人防是全民战备的一部分。”可以说，我国边海防和人防建设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凝聚着周恩来的大量心血。
与部队精简整编工作同步，周恩来领导了我军从单一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的建设。建国初，我军除陆军力所能及地加强了一些火炮、坦克等特种兵部队以外，最早建立的是空军。它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14兵团机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首任司令员是刘亚楼，政治委员是萧华。海军是一九五○年四月以12兵团部分机构为基础在北京组建的，首任司令员是萧劲光。之后，从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年十二月，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等兵种的领导机关也相继建立起来。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对诸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的建立、确定体制、编制以及人员、物资的调配等等工作，都亲自过问，有的还参与组织实施，如对空军的建设，从指挥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培训、购买飞机、修建机场、解决燃料等等，他都作出详尽的指示，并亲自筹划谈判定货、检查落实。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我国空军发展很快，到一九五○年空军总人数已达几万人，飞机数百架。一九五一年后，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空军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我空军飞机型号还比较杂，性能也比较落后，飞行员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
但飞行员大都是从陆军指战员中挑选的，政治素质很好，作战非常勇敢，他们凭着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用落后的装备，同世界空军强国——美国空军交战，并一再创造出辉煌的战绩，涌现出空中优秀指挥员王海，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韩德彩，空中神炮手罗沧海等一批威震长空的英雄人物和立功集体。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张积慧将美国空军“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王牌飞行员乔治·阿·戴维斯少校驾驶的飞机及其僚机击落，令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非常惊讶！一九五三年以后，中央决定加快海军建设的步伐，周恩来又多次前往海军视察，对海军建设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任务都作了重要指示，诸如购买舰艇、基地港口建设、人员培训、团结改造起义过来的人员等等，与海军领导同志，政务院有关负责同志作过多次研究安排。对新组建的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铁道兵建设规划，周恩来也都作过具体指导和审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军便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保卫边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早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从一九四九年起，全军就为开展正规化训练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并大办院校，加速对军队干部的培训。
一九五○年七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队学校的建设问题。会议确定在战争年代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和新建一批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各类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一批各级专业学校；全军要创办一所综合性的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刘伯承奉命进京，主持军事学院的筹建工作。
当刘伯承一抵京后，周恩来就约见了他。并先后三次同刘伯承和陆军大学筹委会的成员，就成立陆大的重要意义、办学方针、校名、校址、学校的编制、领导干部的配备、临时党委的组成和聘请苏联专家、启用旧军官任教等一系列办校的具体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对办军校很有经验。为了适应我军干部文化低这个历史造成的状况，他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他指出：陆军大学的办校方针仍应遵循毛泽东主席确定的延安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要注意在人民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总结我军的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要重视实践，我军高级指挥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叫他们“献宝”，把好的经验谈出来；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教学活动，要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不要用灌注式的方法。周恩来还提出，在五年内，把全军的帅以上干部轮训一遍。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根据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批准的增建院校方案，又先后组建了军事工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并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五所高级步兵学校、24所初级步兵学校和一批专业技术学校。从而使全军院校形成了具有初、中、高级相衔接，诸军兵种院校齐全的、完整的培训军官体系。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进军事院校学习，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规定军委所属各种军事学校，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招收一批学生和青年工人入学，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分期选送八万四千七百名学生和六千三百名青年工人入军事院校学习。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胜仗”的指示，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部队。在他的关心下，全军从一九五三年六月起，开展了统一的正规训练。周恩来虽然工作极其繁忙，但仍抽出时间视察部队的训练，鼓励广大指战员像战争年代一样，吃大苦、耐大劳，攻克训练中的新课题，攀登新高峰。一九五八年夏，华北地区连降暴雨，洪水冲垮了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周恩来为了在实践中检验和锻炼部队，命令工程兵部队开赴现场，架设浮桥。他自己也冒着酷暑，蹚着齐腰深的水，带领部队的负责同志察看地形，指挥架桥。因为部队平时训练机械地搬用苏军的经验，严重脱离实际，第一次架桥未能成功。干部战士心情沉重。正在这时，周恩来又第二次赶到现场。深夜了还在河边召开现场会议，同大家一起分析架桥失败的原因，研究改进的方法。他意味深长地说：解放战争时期一夜之间，我们百万大军就渡过长江；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在黄河上也架过桥，而且是两座，坦克也过去了，为什么过去能架，军队装备现代化了，反而架不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装备到训练都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的教材是外国的，装备也是从外国进口的，不是根据中国江河特点设计的。经验告诉我们：部队训练一定要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会害死人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实践中锻炼提高，并具体提出克服困难的方法：首先将黄河水性摸熟，要求教于长年生活在水上的老艄公；要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多开几次诸葛亮会；只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在实践中练兵、实验，就一定会战胜黄河。周总理铿锵有力的声音，使指战员的思想豁然开朗，增强了战胜水患的勇气和信心。终于群策群力，用土办法，在波浪汹涌的黄河上架起了一座木结构浮桥。在大家欢庆胜利的时刻，周恩来第三次来到现场，兴奋地带领大家从桥上走过，并叮嘱大家要好好总结经验。
一九六三年，我国自制的第一艘万吨级的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于韩国济州岛以南海域沉没。当时不少人，包括脱险的船员都认为是敌人水雷炸沉的。周恩来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初步判断：“我看是一起责任事故，但也不排除敌人破坏的可能。”为了弄清事实真象，锻炼部队，决定由海军组织一次深海潜水实地勘察。当时，日本与韩国同我均无外交关系，而韩国对我仍持敌对状态。我海军成立后，也从未进行过深海水下作业。周恩来亲临东海舰队某部，组织指挥这一艰巨的海上执勤任务。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多次审查作业方案，反复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对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从敌情、友情的分析和军事、外交以及航海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到出海力量的配备、指挥干部的选择、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后勤保障，都作了周密安排。并亲临潜水员在增减压试验舱中演练的现场，直到有了十分把握后，才批准出海。作业期间，随时听取前方的报告，直至胜利完成调查任务。结果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跃进号”货轮是触“苏岩礁”沉没的。这次出海调查，对海军是一次极有意义的锻炼和提高。同一年，他在接见空军作战有功人员时，强调“飞行员要多飞、多练”。他说：“飞行像打乒乓球一样，像写字一样，像骑自行车一样，不经常练，技术就会生疏起来。”一九六六年六月，周恩来视察第二炮兵某发射场，要求二炮领导干部要很好地学习，尽快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带领部队在各种气候、各种环境条件下，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切实注意培养技术骨干。这些指示，在当时对端正部队训练方向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为了加速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周恩来非常重视军队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地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九五○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开始着手军队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下作。到一九五五年，我军相继颁布并实行了暂行步兵操典、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兵役法、军官服役条例、军衔条例等等。对这些条令、条例的编写，周恩来都格外关心，并亲自审定，督促尽快颁布实行。在贯彻实施中，他还抓住典型事例，加以引导，推动部队正规化建设。
那是五十年代的一天，周恩来到西郊机场欢送外国元首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当时恰巧有场足球赛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是中国队对印尼队。而这些高级将领中有不少球迷，当外国元首刚刚走进机舱，早已心痒痒的“球迷”们，便有人迫不及待地往机场门口走。
周恩来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不喊不叫，只让秘书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人走，并招呼“球迷”们都回去。
待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后离去，周恩来与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后，才对这些将领们说：“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就不遵守，迎宾工作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们一个个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嘛？”通过这一事例，许多高级将领都深有体会，都说周总理是执行条令、条例的模范，因此，军队干部也都能身体力行，我军各项条令、条例很快得到贯彻和实施，部队很快走上正规化轨道。
在抓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周恩来时时关注着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针对当时部队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了《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重要讲话。讲话指出：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尤其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平时互相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像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军队要参加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帮助人民群众生产，进一步加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使人民看到今天的解放军还是当年的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时期“最可爱的人”，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讲话，在3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倍感亲切，深受教育。它对新时期加强我军的革命化建没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今后仍具有带根本性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周恩来非常重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军，要求全军指战员要联系自己思想和工作实际，很好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他很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热情地赞扬我军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号召全军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以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
周恩来不仅经常教育我军官兵，要关心和参加国家建设，关心爱护和保卫人民群众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脱离群众，而且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九五一年三月，黄河河套一带冰凌泛滥，为50年来最大的一次，周恩来亲自召开会议，命令空军派飞机炸冰，使米仓、包头、萨拉齐等地区的群众和一百多万亩农田免遭冰凌洪水危害。一九五六年一月，渤海遭到百年罕见的寒流，海湾结冰，冰层从岸边逐渐扩展到山东、辽东半岛之间，天津港外一百多艘国内外商船被冰层围困，耸立在海上的石油井架随时有被撞塌的危险。周恩来马上约集有关部门汇报研究，将这项紧急的破冰抢险、打通渤海航道的任务交给海军去完成。海军立即出动，派出北海舰队所属的拖轮和海上救生船以及其他特种船只参加抢救。经过海军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化险为夷，完成周恩来交待的任务。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夜，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
周恩来立即命令当地驻军连夜出动，赶赴灾区救死扶伤，抢险救灾。第二天拂晓，他不顾频繁的余震，亲自赶到重灾区，逐村察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情真意切，关怀备至，感动得灾区的父老乡亲们痛哭流涕。
他一边察看灾情，一边下达命令，以最快速度从各地调运物资，抽调医务人员，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让没饭吃的群众立即吃上饭，没住处的群众住上帐篷。每到一地，与县、社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问题。
随后，指定部队组织了万人宣传队深入灾区，慰问灾民，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战胜灾害，恢复生产。周恩来生前视察陕北时，看到群众至今仍赶着毛驴到很远的地方驮水吃，心情非常沉重，指示部队一定要找到地下水，切实帮助老区人民解决吃水的困难。解放军某部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转战27个市县，经过八年的努力，初步查清了陕北一万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下水资源，为人民群众打井二百五十二眼，总涌水量每日达七万五千吨。陕北老区的人民深情地感谢党的关怀和子弟兵的帮助。他们说：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中央和总部机关工作人员为我们开凿幸福渠，今天周总理又派解放军帮助我们打出幸福井！周总理如能看到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他会含笑九泉的。周恩来就是这样，通过一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例，依靠军队，教育军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地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和加强部队革命化的建设，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九十四、和平解放西藏
正当我军向全国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的时候，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西藏的阳谋活动。他们策动西藏上层以达扎摄政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中的少数亲帝分裂分子，与英属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黎卡逊（英国人）暗中勾结，趁人民解放军尚未到来，而国民党政权又面临崩溃之时，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妄图使西藏脱离祖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针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和西藏民族特点，党中央决定：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与此同时，同意康、藏、青海等地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在藏族人民中有崇高威望的宗教界人士格达活佛、夏日仑活佛等人前往拉萨，斡旋和平，并责成我第二野战军一部作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而西藏地方政府错误估计形势，坚持其分裂、反共立场，玩弄“真备战、假和谈”的花招。一方面增设和加强其应变机构，指使它派出的和谈代表滞留国外；同时，策动“驱汉事件”，组织什么“亲善使团”向帝国主义表演要求独立的傀儡剧；杀害满怀赤诚劝和的格达活佛，软禁了夏日仑活佛等人。另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加紧从英、美购买武器，扩充军队，将藏军14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其主力八个代本四千五百人及民兵三千五百人部署于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一线，妄图扼住我军进藏的咽喉，凭借金沙江天险，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行径，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苏联途经满洲里时，作出了“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的决策。党中央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一九五○年四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一九五○年春，第二野战军第18军的先遣支队，开始了向西藏进军。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初步掌握的康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包括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代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等主要内容。这十项政策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也是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
进藏部队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十项政策行事，增进了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他们称赞人民解放军为“新汉人”。但西藏反动当局对以上情况视而不见，决心以武力阻挠解放军进藏。我军被迫于一九五○年十月六日发起昌都战役，经过18天的急行军，英勇作战，一举歼灭了藏军三个代本全部、四个代本大部，争取一个代本起义，共歼敌五千七百三十八人，于十月十九日解放康藏重镇昌都。昌都战役的胜利，使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发动一场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国际性的宗教民族战争的阴谋成为泡影，西藏上层集团也急剧分化。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心这场谈判，毛泽东亲自接见西藏全体代表，周恩来设宴欢迎，与李维汉一道自始至终组织主持了这场谈判，终于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根据协议，我军于一九五一年底前进驻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和阿里地区，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
九十五、抗美援朝的后方总指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半岛战争骤然爆发。接着，美军公然入侵朝鲜，并派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参加朝鲜作战；七月二日，在釜山登陆。七月七日，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有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朝鲜和中国毗邻，只隔着鸭绿江和图门江。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无疑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七月七日，中央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国防的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以加强东北边防，准备万一时出国作战的指示。随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指挥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证，以及到达鸭绿江附近集结时间的初步方案。经过与会人员酝酿讨论，大家一致拥护成立东北边防军和屯兵鸭绿江畔的战略决策，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从总参作战局了解到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企图，认为这是朝鲜战局最关键性的问题，很值得重视，立即报告毛泽东，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召集了第二次保卫国防会议。根据朝鲜局势的发展，他着重指出：朝鲜战争已经成了世界、至少是东方局势的焦点。经过两个月作战，证明朝方原来设想一鼓而下，把美李（承晚）军赶下海去，很快解放朝鲜半岛是不可能了。根据多方面情况判断，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如果实现，在洛东江前线的朝鲜人民军势必要向后撤，要准备在长期战争中进行复杂艰苦的斗争。现在看来，最后歼灭入侵美军的任务，势必要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东北边防军必须在九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会后，我东北边防军指挥机关，根据会议精神，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果然不出所料，九月十五日凌晨六时，美军在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下，集中陆海空军精锐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会同正面进攻的美李伪军疯狂北犯。
为了阻止战争扩大化的危险，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再次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为了引起美方重视，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告美国：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美国军队首脑却把我国的严正声明视为恫吓，置若罔闻，美李军于十月上旬先后越过三八线，加速向北推进。
一九五○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扩大会议，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复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当时大家都看到：我们建国不久，国内尚有上百万残匪有待肃清；台湾、西藏尚未解放；经济上更是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且从民心来说，也希望和平；从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美军处于优势，我处于劣势。这都是我们参战的不利条件，而已在社会上、党内都有害怕出兵、反对出兵的意见。如林彪就不赞成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计，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周恩来在会上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出兵朝鲜的方针，严肃地批评了林彪。
他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逼着我们非打不可。中朝两国是长期友好邻邦，本世纪初，日本侵占了朝鲜以后，许多朝鲜革命者来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并肩战斗。解放战争期间，有数万在华的朝鲜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革命政权曾给予我国东北解放区以多方面的帮助。的确如毛主席讲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现在朝鲜面临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无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从军事上说，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我们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防守……?既然早晚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既然美国决定从朝鲜、台湾和越南三个主要方向进攻中国，那我看，我们还是选择朝鲜为好，理由是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
十月四日，从西北匆忙赶来的彭德怀，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占领朝鲜半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毛泽东针对在出兵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强调指出：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就是“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进一步统一思想后，会上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同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十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这天，应斯大林之邀，党中央派周恩来秘密去苏联，商谈出兵和援助问题，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空中掩护及武器弹药方面的援助。
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德怀统率下，从安东（现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与朝鲜军民一道同侵略者作战。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挑起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这次战争的重任。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设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是领导核心，书记大权总揽。毛泽东主要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周恩来负责处理。从志愿军的编组、干部配备、武器装备调拨、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争取外援、新闻报道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组织安排。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经过他批阅的文电就有一二百份，而且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遇有重大情况，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而耗费他精力最多的，是组织指挥和维护战区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在敌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及时把朝鲜战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兵员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保证了战争的急需。
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当时国内存在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与民主人士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周恩来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西花厅总理办公室许多高级官员进进出出，周恩来每天都接待很多人，毛泽东也说：“你那里是轴心。”后来，朝鲜战争进入一面打一面谈判阶段。党中央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热线联系。上午谈判，下午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当天研究第二天的发言及斗争策略，由当时政务院总理办公室起草发言稿，交周恩来连夜审阅修改呈毛泽东审定后转发开城。李克农接到后，组织负责谈判人员领会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着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周恩来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扩音设备，不易听清，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总指挥，后方具体事宜是周恩来总揽一切。谁也说不清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和精力。周恩来因劳累过度，曾一度患病，仍不肯休息。毛泽东知道后，要他离京休息一段时间。他到大连仅休息了很短时间，又回北京投入紧张的工作了。
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党中央确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周恩来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一九五一年一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一道赶赴沈阳，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亲自过问铁路安全和公路、车站、码头等安全问题，要求在漫长的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岗、防空哨，部署高炮部队和机动抢修力量，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被服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指示：将大盖帽改换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当了解到前线战士因敌机轰炸和战斗频繁吃不上饭时，他立即责成政务院向一些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炒米供应前线。中央和北京市的各机关都分担了任务。周恩来回到北京后，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基层单位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为了鼓舞士气，勉励后方人民参军、参战，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掀起了支援前线和大生产的热潮。后方军民的热情支援，极大地激励了前方将士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斗志。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正义之师，在朝鲜军民的全力支持下，从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的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以南地域，歼敌20余万，缴获和击毁飞机、大炮、坦克等一大批重型武器，大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大煞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美国侵略者被迫同意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周恩来亲自掌握淡判的进行。本着“能战方能言和”的思想，“争取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谈判方针，采取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谋略，粉碎了美国种种破坏谈判的阴谋。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无理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的后方，妄图不战而获取朝鲜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当遭到我严词驳斥后，竟又狂妄叫嚣“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军事威胁。接着，对我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我军坚决还击，在夏、秋两季防御作战中，歼敌十五万七千余人，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敌不得不于十月二十五日恢复停战谈判。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为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铁路干线及交通枢纽实施长时期的“绞杀战”和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中朝军民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向敌发起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十月十四日，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经过43天的激战，共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坑道工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正待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无理扣留我方战俘，并叫嚣要单独干下去，继续北进，公开反对实现停战。我志愿军为狠狠教训李承晚集团，密切配合停战谈判，打掉敌人伸向三八线的突出部，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于七月十日发起了金城战役，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就这样经过谈谈停停，边打边谈的较量，最后以敌人的失败告终。美帝国主义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37个月里。中朝军队共歼敌一百零九万三千万余人（其中美军三十九万七千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四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三千零六十四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七千六百九十五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二百五十七艘。美军几易其帅；开支战费八百三十亿美元。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停战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决定于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说到做到，我人民志愿军从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六日，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当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当时我刚刚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陪着周恩来到火车站去。看到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我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在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呢？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羊开泰）嘛！”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
这时经周恩来一提，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一日，杨勇赴朝任职。杨勇一上任，便冒着敌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使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因此，周恩来说杨勇画了个完美的句号。
为庆贺抗美援朝的胜利，为表示欢迎和慰问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归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志愿军指战员的代表。那天，周恩来特别高兴，一开始他就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是啊，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了，志愿军都凯旋而归，和过去打败过蒋介石，打败过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友在一起，周恩来怎么能不高兴呢？于是他频频举杯，欢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那天，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他碰过杯。在这样的场合，我和卫士长成元功虽然担心总理喝醉，但谁都不敢也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有在旁边注视着他，也分亨他的欢乐。当总理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想回到座位上时，我看他的身子有点摇晃，我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周恩来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醉卧了一天。尽管酒后他自责影响了工作，但大家都觉得周恩来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丰富感情的人。在我的经历中，看过周恩来醉酒，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武汉，那时国共关系比较融洽，国民党有一些高级官员、将领和周恩来很熟，部分留学苏俄的国民党人士如邵力子、张冲、康泽等以“留俄同学会”名义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喝酒。那次周恩来高兴也喝醉了，当晚就住在郭沫若家，没回长江局住处。就这事，邓大姐还批评他违反纪律。周恩来也作了检讨。周恩来喝酒不是在什么场合都乱喝的，决没有像有的人写的那样和他的下级随便斗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