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祥和、和谐兴盛的气氛保持的时间不长，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使党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进程踏步不前，甚至出现了较大的回流。
周恩来在这年年初出访欧亚11国回来，又忙于领导华北抗旱，他对于发动全党整风，是十分诚恳的。三月间，利用公余在杭州看望住院治病的李四光时，还诚心征求李的意见，希望李帮助党整风。后来，整风转入反右派，他对局势的估计还是清醒的。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国务院53次会议上，他批评了政府部门中一些知识分子的错误言论，但总认为这些人中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是思想斗争，绝大多数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向。
当时也有人对他在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行攻击，但他仍坚持报告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反右扩大化的冲击之下，他在八月八日的外交部干部会上，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两点论、两面性。不搞赶时髦的一边倒。当时有人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分子”，中央统战部领导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事，周恩来明确表示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这才使得马寅初免遭厄运。
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想减轻“左”的冲击，曾作过一些努力，比如规定全国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要划右派，须报国务院批准，对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知名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须把材料报给他看，虽也保护了一些人，但“运动”还是超越了这些规定，如得过国际和平奖的党员作家丁玲，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照样成了“有派”，连最早建议参照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孙冶方等都受了错误的批判。倒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九月间亲自审定下达的中央关于自然科学部门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提出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这对一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是起过保护作用的。
年底，在中央决定处理右派分子时，周恩来是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他曾亲自同大专院校、文艺、教育、民主党派等方面的知识分子交谈过，征询各界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主张对犯错误者只要有悔改表现，处理就要从宽，并且强调在科学、教育、出版方面还能做工作的，在艺术上还能登台表演的，只要态度好，还要注意使用他们。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者是“促退派”，“距离右派只差50米”，是导致资产阶级进攻，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这时周恩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即使说了也无济于事，只好尽其所能，采取一些不同的方式多保护一些人，如对萧乾、乔冠华等的保护，更多的人他虽想保，最终也未能保住。
当时他对许多老朋友、老部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内心虽有迟疑，但也无法干预改变，只能采取适当方式略表安慰而已。老作家冰心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已旅居日本几年。一九五二年是周恩来派人同她联系，使她同丈夫吴文藻教授自愿回来为新中国效力的。当年夏天，周恩来接见他们夫妇，长谈到午夜，还留客共进晚餐。哪料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浪潮把吴文藻也打成了右派，他们夫妇两人尤其是吴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总认为自己情愿放弃定居外国的优裕生活，为建设新生的古老中国尽心效劳，绝不是为了“反党反人民”。
一九五八年四月间，周恩来同邓颖超特地把冰心接到西花厅，劝解冰心说，这时最能帮助吴教授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你要劝他思想别太窄。当冰心向其丈夫转达了总理夫妇对他的关怀时，吴文藻得到极大鼓励，尽管心里还感到委屈和苦闷，却坚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后来一九五九年吴文藻被摘掉“右派”帽子，一九七九年终于得到平反。一九五八年初，当周恩来得知诗人艾青被打成“右派”后，感到非常惋惜，接连说：“怪我知道得太晚了，太晚了！”艾青是一九四○年在重庆由组织介绍到延安的，周恩来对他的工作和思想有所了解。一九五七年他写了一篇散文《养花人的梦》，意思说月季花虽然俏丽，受园丁的宠爱，但一花独开，再多再好也只是一种，于是盼望各种花于迎春前来相会。这篇散文仅是寓言而已，但当时却被扣上对抗百花齐放的罪名，戴上“右派”帽子，好在不久王震将军把艾青收为“衣垦尖兵”，在那样的日子里，相比是好受一点。
一○二、脱帽加冕风波
党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过几次反复，周恩来总是按照党的八大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想方设法贯彻始终，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对党的事业和知识分子的伤害。一九五七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改变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时，有人断言，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大跃进”声中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思想，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农民是为两个劳动阶级。照这个主张，知识分子实际上被视同资产阶级相似的剥削阶级。在当时所谓高举“三面红旗”的时刻，到处有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同“插红旗、拔白旗”的组织措施相结合，知识分子受到了压抑，不能不跟着这股风转，处境自然十分困难。
那时，周恩来在需要表态的时刻，总是检讨自己“保守多一点”，“我是唱低调的”。但当他得悉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信陆定一，建议“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的情况后，即召集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到西花厅开会，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题，从带头检讨工作中的问题入手，批评当时“左”的作法，要求与会同志保持清醒头脑，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向。
次年四月，他又约集在京开会的文艺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谈话，分析“大跃进”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倡“两条腿走路”，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改善知识分子处境继续呼吁。可是当时全国正处在继续“跃进”的热潮之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忠言，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挑战书，周恩来的意见“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也被打入“冷宫”。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请周恩来于六月十九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批文字资料，又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开会当天，他让我随行，参加会议并做简要记录。
在这次会上，他讲了七点意见，主题是提倡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
他说：我们要造成民主作风，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要改造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他批评了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其中也讲到：精神生产有自己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对于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是长期任务，是自我改造，互相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要“五子登科”。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讲的都很精辟，特别是提到：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更是切中时弊。他不断抓住时机，为广大知识分子排忧解难，仗义执言，多数与会的同志多次用喜悦的眼神和热烈的掌声向他表达内心的尊敬。
七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周恩来表态支持并发表“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的意见。会议通过这个《14条》，在批发该件时加上按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周恩来的不断呼吁，为改善一九五七年以来知识分子处境，鼓励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起到良好作用。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至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以尊敬、爱戴周恩来，把他视为知己，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深刻了解文艺发展规律，更重要一方面是看他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切实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始终如一地身体力行。比如，他同电影界的老行家赵丹，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小说、电影孰优孰劣问题有过争论。赵丹认为小说写得比电影好，他不同意赵丹的意见，认为《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都是一样的好作品，而电影能够运用特有的手法，比小说表现得更好。但是在电影中，由于导演不敢放开手，处理达吉父女相会不敢让哭出来，有美中不足之感。赵丹#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次郊游的路上，始终不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后来周恩来对赵丹说，你我的意见都是一家之言，还可以继续讨论嘛！事后，赵丹对人说：“我怕部长、书记，不怕总理。”总理讲民主作风，同一些领导人习惯用行政权力决断学术是非，甚至把学术探讨上升为政治思想斗争问题，大不相同。
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九六一年八月间在北京逝世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有关部门建议一切从简。
周接到请示电话后，即命我通知有关部门，要简仆、隆重开好追悼会，他和陆定一、郭沫若、周扬、茅盾等61人参加治丧委员会，亲自到人民剧院追悼梅兰芳，以此进一步团结鼓励文艺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有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去世，如柳亚子，周恩来不仅参加执绋、主祭，而且指示革命博物馆，收集珍藏他的遗物、资料、诗文手稿六千多件，让老诗人获得崇高荣誉。
一九六一年秋，在台湾的画家张大千的前妻杨婉君把张的临摹画二百六十幅献给政府，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奖给杨婉君四万元，并嘱其将其中二万元做为张大千日后到内地探亲旅游之用。
同年冬，电影演员舒绣文心脏病发作，周恩来工作到将近午夜还抽时间去看她，劝她一定要注意休息，他说：“你要明白，你的身体不单是你的，而且是党和人民的。人民需要你，你一定要战胜病魔。”次日，邓大姐又去看她，而且带了治病的药和自己种的黄瓜。类似的事例不止一起，豫剧名演员常香玉回忆，她于一九五九年发过癌病，病情紧急，也是周总理发话，让人限时送到北京医院，请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亲自诊治，邓大姐也去看过，当时她还不知道是总理亲自过问，事后听老同志讲了才知道的。女歌唱家张权，是留美回国的音乐文学硕士，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东北劳动，丈夫也去世了。一九六二年她应邀参加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张权在会上唱《绣荷包》，受到热烈赞赏。张权问总理：“犯了右派错误的人，改好了，还能成为左派？”周恩来明确答复：“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为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取得出人意外的轰动效应。周恩来同陈毅到广州，本来是想向这两个会议代表传达党中央七千人会议精神，继续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以调动科技、文艺等部门知识分子积极性，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经教育事业服务的。他们听了会议领导人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后，约见出席两会的党员负责人座谈，包括当地党委领导陶铸等人都说近年内下达的《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等条例，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有了恢复，但大家最关切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有没有变化，也就是知识分子到底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周恩来再次按照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观点，明确重申：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
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就恢复了一九五六年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报告在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后，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能够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卖国贼，逐步成为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
他因国事繁忙，讲完话先回北京，委托同行的陈毅在三月五日再向两会代表讲话。陈毅快人快语，他说经过建国后12年的考验，尤其是那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十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力了。
他幽默地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向到会代表脱帽行礼，引起全场的欢腾轰动。此举引起了全国的热烈反应。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长时期在知识分子中留下极深印象。广州会议的消息传来，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欢欣鼓舞，但也有不赞同的。在党中央内部也有个别高级干部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陈在广州的讲话，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表明态度，毛泽东不置可否，过半年之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便再次出现大反复。
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事先经过党中央讨论批准，其中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政府工作的问题时，也谈到几年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再次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们应当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在报告中还谈到我国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报告不仅得到大会的批准，而且在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文学、艺术、科技、教育都出过一批好作品，成果显著，与党的调整、改善知识分子政策有极大关系，这当中，周恩来总是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之一，他坚持和发展了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的正确思想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极力克服阶级斗争扩大化在这个问题上所带来的偏差。
周恩来这次在广州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同他一九五一年九月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和一九五六年代表中央在北京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立论正确、精辟，观点互相贯通，是党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历史的发展总不会笔直上升，一帆风顺的。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会上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黑暗风”。当时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曾建议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的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而给打下去了。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的中心组会上，也讨论了知识分子“摘帽”问题；有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陈毅在广州会上讲话是“上当”等等。
毛泽东在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当时许多同志都感到很紧张，周恩来心情很不愉快，后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终于对别人的批评指责作了辩解说明：对广州会议《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都是这样提的。会上，总书记邓小平以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央批准的为理由，赞成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在人大报告所说，把那一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没有详细向下传达，虽然“左”倾错误的气氛又逐渐趋向严重，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毕竟还有点“内紧外松”。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暂时还糊着一层薄纸没有捅破，有点扑朔迷离，到了“文革”开始之后，终于公开排上“臭老九”了。周恩来不管别人舆论造得多凶，仍然坚持按党的正确政策，注意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上海参加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他以宽松祥和的笔触，为会议题词：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次日，他应邀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题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次会议有一项内容，是要制订十年科技发展规划，周恩来就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提出四点原则建议，实事求是，循序前进，互相促进，迎头赶上。同时对如何实现科技现代化的要求，又具体指出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既要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还要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对实验室、原材料、图书资料、配备助手、技术工人以及科学家的生活、居住问题，都要帮助解决，让科学家们少在专业以外的事情上花时间。
作家冰心在这一年把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问参观访问、读书看报、和朋友交谈的点滴体会和深刻印象都记下来，编成《拾穗小札》出版。周恩来看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同她会见时说：“冰心同志，你又在写文章了，好嘛！从作品里看出来，你是爱国、爱人民的，要继续写下去，常常写。”冰心感到总理的话像春天的细雨，不论是参天乔木或一针新碧都得到了滋润。
一九六三年六月，周恩来到苏州看望在那里休养的陈云同志，得悉解放前有鸳鸯蝴蝶派之称的著名作家周瘦鹃，解放后潜心园艺，搞出许多好盆景，但写作却很少。周恩来特地到他家里看望，鼓励他边搞园艺边写作，希望他写出好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坛作出努力。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应邀向北京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作报告，题目是《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殷切地告诉青年们：“党和国家对你们的要录，就是要你们为劳动人民服务，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也在一九六三年，全国评选优秀剧作，青岛工人高思国创作的《柜台》被评上了，照规定该让作者到北京颁奖大会上领奖，可是当时有人讲高思国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来不让来？问题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说：“要尊重人家劳动，主要应看本人表现。”高思国才得以到京领奖。
周恩来对生产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更是推心置腹，热情关怀，很多科技专家都把他视为知心人。以水利工程而言，他多次在长江、黄河等工地现场，向林一山、王化云等专家询问治水规划，工程设计、施工进程，亲临现场支持专家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有时还把专家请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听汇报，共商治水大计。为水利专家铺垫道路，目标就是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作为共和国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有时下工地竟亲自过问移民安置，对移民对象以工代赈等事，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他都能认真考虑，包括支持黄河放淤试验。
钱正英是三十年代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她四十年代参加革命，在解放区做水利工作，一九五二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周恩来对她是信任、关怀又严格要求的。有一回，周恩来曾向国际友人介绍钱正英的情况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了解放区后参加水利工作，很快当了副部长。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一九五九年水电部曾计划修建水利展览馆，展出水利工作成就，周恩来不赞成这种做法。当他知道钱正英同意建这个馆后，对她说，“没想到你会做这件事！”她接受总理批评，立即停止筹建。一九六五年华北干旱时候，当时有人主张密云水库要分水保50万亩水稻，钱正英认为要从最坏处作准备，不要再分水灌田了。周同意水库水要留有余地，主要应发动城乡节约用水。结果这样做是对的。在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时，青年技术人员温善章，不同意规划的部分内容，主张“打洞排沙”，可是他的建议当时没被采纳。几年之后，三门峡水库积沙问题严重，最后还得打洞排沙，花时费力，耗费也大。周恩来想起当初提建议的青年技术员，一时没找到温善章，即指示有关人员要登报声明，说明他对了，而包括周本人的领导、专家都错了，“为他恢复名誉”。
一九六五年在全国青联四届二次会上，有位少数民族青联委员莫德格玛，对我国出国文艺演出中只演旧戏，不演反映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节目提出批评。
周恩来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条意见，很快派人把莫德格玛接到中南海，并把外交部、对外文委和演出公司等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请去，由莫陈述意见，要各部门加以研究，立即改进。此事促进了现代节目的演出，产生了好影响。
这年夏天，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当飞机经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山交界的、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红其拉甫导航站时，他向寻航站的同志发出一简短电报说：你们在高山上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作为一国总理，在出访途中的飞机上，能想起边界高山上导航站人员的艰苦生活，并发电致意，恐怕也只有周恩来会这么做了。
周恩来对本国知识分子是如此尊重、关怀，对来华的外国专家也是非常尊重和关怀的。比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曾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写了大量文章，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五八年来北京定居。一九六五年斯特朗80寿辰时，周为其“40公岁”祝寿，祝她永远年轻，继续写出大量文章。斯特朗及到会宾客对此都深感愉快。
也是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国请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来中国任教一个月。大松在上海训练中国女排，把他训练日本女排冠军贝塚队的办法部无保留地拿出来，训练非常艰苦，但卓有成效，其间也有人对大松在训练中体罚打骂运动员持批评态度。这年“五一”，周恩来请大松赴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当面感谢他在任教中的负责态度，又说服他不要打骂运动员。大松很受感动地说：有这样的总理，中国女排一定会比日本强。
对居住在国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周恩来也时常关心，注意团结和发挥他们的爱国积极性。一九五七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当他们在瑞典首都领奖的时候，周恩来派出的代表，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张文裕专程赶到斯德哥尔摩向他#们表示祝贺。张文裕是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候的老师，他受总理委托，去瑞典之前已去看过杨、李的亲属，带着两家亲人的情谊上路。
张文裕比李政道、杨振宁先到斯德哥尔摩，当李政道和杨振宁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张文裕也去迎接。李、杨被前来欢迎的人和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张文裕挤都挤不进层层人圈。“杨振宁！李政道！”张文裕教授急中生智，干脆用中国话大声呼唤。杨振宁、李政道惊奇地听到有人喊他的中国姓名，马上循声寻人，终于见到了张文裕。不约而同地问道：“张老师，你怎么来了？！”“周总理派我来的。”张文裕代表新中国总理，祝贺他们在科学领域取得可喜的成就，使这两位科学家非常感动。
一九七二年十月，李政道同夫人秦慧■一起回国，周恩来与郭沫若会见了他们，同他们谈论到优秀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大学，不必先劳动几年再考。周恩来还采纳了杨、李等科学家的建议，指示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要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关照要把高能物理列为主要项目之一。
杨振宁、李政道多次回国讲学，指导科学研究。为了帮助祖国培养物理科技人才，他们为选拔、推荐赴美国深造的留学生、研究生提供方便。
尽管周恩来和党内外许多同志不断为加强和改善知识分子工作而努力，可是在当时全国“左”倾错误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甚至灾难深重。周恩来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心愿，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能变成现实。但是周恩来对我国教育、科技、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践，却继续在发挥积极的影响，有“中国导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说：周总理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电影界知名人士陈荒煤说：“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将永远闪耀着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光芒！”作家冰心称赞“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自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开始的一场风波，有了公正的结论，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工作，为开创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创造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