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李宗仁，这个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通电下野后的代总统，他上台后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的命运，带着失败的耻辱离开大陆远赴美国。在美国，李宗仁曾经企图依靠美国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这一选择的错误。他看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几年就在各个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他深受感动，认识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他曾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对人说：“共产党真了不起！”特别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明，使他萌生了“叶落归根”的念头。
周恩来的万隆讲话，使李宗仁倍感兴奋，他积极拥护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于当年秋天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份《建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完整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或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在使台湾与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如德、韩及越南的情况背道而驰。”对李宗仁的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注意到。便开始了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李宗仁亲信，曾任“总统府”秘书长），让他到北京来一趟，就李宗仁的问题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长途电话，让转告程思远希望他到北京一谈。
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对程思远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程思远到北京后，才知道此事不是李济深策动的，而是周恩来决定的。
五月十二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程思远，出席作陪的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情、刘仲容、刘仲华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转告这样的信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报告时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这些话，深深他说到了李宗仁的心坎上，促进了他归国的决心。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程思远第二次来到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在座的有张治中、邵力子，我作为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罗青长也在座。
周恩来对程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周恩来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因为当时李宗仁在美国被监视，周恩来给出主意，让他绕道欧洲，再回国。
后来，程思远把李宗仁存在美国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不久程思远得到周恩来的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
李宗仁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有12箱古董，后来带出去了。他说这些古董是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要运回祖国。周恩来要中央调查部派人将这批古董从香港接回，并召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进行鉴定，仅值三千美元，大部分是假的。此事报告了周恩来，周说我们给他三万美元。当时我和罗青长感到已够大方了。但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李宗仁知道后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一九六○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一九六○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李宗仁去信向他祝贺，并望他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敷衍了事的一函。李将复函寄程思远并嘱程送周恩来核阅。一九六一年六月上旬，程思远第三次来到北京，周恩来接见他时，重申派他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程思远与李宗仁约好，将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十一月中，程思远第四次来到北京，赴欧前夕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去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介入第三势力。
三是如果回国定居，要过“五关”，就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生活关。
周恩来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还嘱咐他说：“如果他决心已定，你可以通过瑞士大使馆和我们联络，商定具体安排。”十二月十九日，程飞抵苏黎世与李宗仁会晤，程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先生的期待。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李宗仁离美飞瑞士。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要程思远来北京一行，商议接李宗仁回国事。六月十八日，程思远#第五次来到北京，不巧周恩来离京出访。周恩来委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我向程思远转告了有关安排：一、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二、同时发给程思远一笔旅费，请他把李先生接回来；三、程思远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他联系，帮助他解决有关问题。
七月七日，周恩来出访归来，又亲自周密安排李宗仁归国一事。七月十二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台湾国民党方面可能已经知道了李宗仁的行动。他立即通知苏黎世有关人员：李宗仁一行务必在十三日下午二时离开苏黎世，前往卡拉奇。李宗仁按时飞离了苏黎世。果然，两小时后，台湾有人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找到李的住所。李宗仁一行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后，中国驻巴大使立即按周恩来的指示把李宗仁等人接到大使馆内。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再次拟定“李宗仁行动计划”，嘱有关部门立即电告中国驻巴大使馆，并交待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亲自陪同李宗仁同乘巴航班机回国。
就在李宗仁回国前夕，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大气力来争取李宗仁，因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七月十三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等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及桂系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
在上海虹桥机场等候李宗仁到来的时候，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对来迎接李宗仁的各方面人士做工作。他说：“李宗仁要求回来。他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活，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他劝告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归国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十一时，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等人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总理偕陈毅副总理及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早已等候机场迎接。
李宗仁看到周恩来站在候机室门前迎接，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
周恩来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总理你好。”随后，李宗仁和陈毅副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等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一一握手。罗青长告诉程思远说，总理直至今日凌晨接到李先生一行所乘的班机已经飞入国境的电话，才上床休息。
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在上海与李宗仁会谈。主要谈了对李宗仁归国的态度及安排，并就台湾问题表明了态度。周恩来重申了李宗仁及其夫人“来去自由”的原则。
七月二十日上午，周恩来乘专机先期飞回北京，当李宗仁随后到达机场时，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的欢迎。
在机场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纷纷上前和李宗仁会面。当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卢郁文、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人，也前来欢迎李先生。
周恩来总理介绍溥仪先生同李宗仁先生见了面。溥仪说：“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末代皇帝同末代总统握了手。
李宗仁在机场大厅宣读了声明，他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歉疚。”“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李宗仁回国后，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他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党和国家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
李宗仁归国这一事件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特别是使蒋介石感到担心，因李宗仁还是“代总统”，还具有合法性，而蒋介石则是下野的，在这一点上，他说，共产党高他一筹。当时，我们把李宗仁回来的三个条件（即“四可”、“四不可”及过“五关”）通过有关渠道通知了蒋介石。
李宗仁回国后不久，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动乱。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抄家、揪斗的事态进一步蔓延。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周恩来亲笔书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党外高级干部的名单。在名单的末尾，他着重添上了李宗仁的名字。不久李宗仁处境越来越不好，周恩来得知后，极为关心，在他的一再关照下，终于把李宗仁接到解放军三○一医院，以治病为名保护起来。
有一天，李宗仁继夫人胡友松去理发，做了波浪式的发型，红卫兵发现后要斗她理这种发型，北京医院还贴了大字报，傅学文劝她洗掉。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工作人员等她理完发后，用周恩来的车子将李宗仁夫妇送至三○一医院，李宗仁夫妇分别用化名叫王敬文、唐纬韩在三○一医院往了一个多月。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道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这封信被周恩来称作是一份“历史文件”。
一九八五年，程思远回忆此事时说：“我认为，共产党讲话算数，特别是这些话是由周恩来公开讲出来，那么我感觉回国时机是适宜的，心底是踏实的，因为我信任周总理。如果不是周总理讲这个话，我也许不会回来。”一九六五年，屈武陪同李宗仁、程思远到国内各地参观时对程思远说：“一九五六年周总理的号召只是一个普通的号召，而你这件事却办成了，居然做到了，真了不起啊！”程思远不无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周总理对我的关怀，结果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一○六、台湾一定会回归祖国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制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拥护，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实际上也是赞成的。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对台工作，在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委共同努力下，到“文化大革命”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台工作也无例外地受到干扰和破坏。
首先是对台工作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被“打倒”，徐冰，孔原靠边站，罗青长也被“造反派”挂在孔原的“黑线”挨批斗。一九六七年初周恩来为了工作方便，要对台工作办公室搬到国务院院内，“四人帮”诬陷为罗青长设在中南海的“特务据点”，被迫撤了出去。“四人帮”还企图通过各机关的“造反派”在夺权中夺取对台工作的机密文件。幸亏我当时已调中央办公厅当副主任，分管机要工作，在周恩来指示下，把部分核心机密和廖承志家里的对外机密文件转到中央办公厅来保存，并派李质忠去制止了调查部的“造反派”冲击档案室。徐冰保存的部分对台工作文件，在中央统战部“造反派”抢夺档案时，他的秘书陈欣机警地转到安全地方。台湾当局也很担心“文革”中我方是否会把向他们传话、传信的机密暴露。由于周恩来亲自关照，没有发生泄密现象，他们才放心。
“四人帮”还鼓惑“红卫兵”“破四旧”，企图破坏南京中山陵，要把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搬倒。江苏省委报告周恩来办公室后，周恩来要我给江苏省委书记彭冲打电话：要直接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还挂他的像，不准搬倒。江苏省委为防止破坏，把孙中山铜像事先秘密移到安全地方保护下来，“文革”结束后安放在中山陵园大门口。但是中山陵内的青天白日旗图案还是被砸毁，“文革”结束后才恢复。这对台湾方面已造成了不良影响。
周恩来又得到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即蒋经国生母，抗战时被日机炸死）的墓被破坏的消息，他要我打电话给省委书记江华，要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对“挖祖坟”的事是最不得人心的，我们不能这样做。大部分“红卫兵”同意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直接受江青指挥的“造反派”又偷偷在破坏。周恩来知道后，要浙江省委派人修好，并将修好后的照片送北京，交给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又被“四人帮”的爪牙戚本禹直接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夺权靠边站后，周恩来就专门指定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直接向他汇报。并指示该部军代表要结合罗工作，罗还当选为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一直没有停止对台工作。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代表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且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
这就使台湾开始由原来的国际斗争为主转为主要是中国人民的内部问题了。
此时，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促蒋和谈”。对于美国支持“台独”的阴谋活动要给予打击，同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通过有关渠道通知蒋介石。关于中美会谈成功，尼克松访华，这些消息我们都事先通知台湾，告诉了蒋介石，同时，我们晓以大义，申明利害，为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努力。
到了七十年代的对台工作，除了对台湾上层工作以外，周恩来提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过去对群众工作做的不很多，中美、中日关系打开以后，回来的人增多了，使我们做群众工作有了基础和条件，也成了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部分。周恩来生前多次接见从美国、日本，台湾回来的同胞，耐心地做工作。其中有很多在美国的青年字生，周恩来对他们说：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我们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一条道路，不能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周恩来接见了几批参加“保钓”运动的成员，和他们谈话时，提出要扩大运动面，要促进中国统一。不仅要做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工作，还要做有“台独”倾向的人的工作。日本统治了台湾岛50年，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台胞对台湾的感情与主张分裂的“台独”有很大区别，我们要耐心细致地做人民群众的工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七八批来大陆参观的台湾同胞，和他们亲切交谈，进行思想工作。一九七三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台胞时，会谈了五六个小时，有青年问周总理：“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周总理说：“台湾是一定要统一的，我可能看不到，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于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周恩来更加关怀备至。一九五六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见到了高山族代表田富达，就仔细地问他：在大陆有多少高山族同胞，他们是怎样到大陆来的，现在都在哪里，有什么困难？田富达一一作了回答后，周恩来马上指示：要关心他们，培养他们，要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年起就在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办了一个高山族班，有几十名高山族干部在这里学习。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情况，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有一次，周恩来从国务院的《群众来信简报》中看到了有三名台籍同胞所在单位没有对他们落实政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和两位台籍中央委员蔡啸、林丽韫和三个省的省委打电话，要他们派人调查。后来又指示要这三名台湾同胞来京列席台湾省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布置工作，后来他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恩来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至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了罗青长。当时，周恩来正在发高烧，体温三十八点七度，体质十分虚弱。他强忍着病体痛苦，跟罗青长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的台湾情况，关心着台湾的同胞和朋友。周恩来对罗青长说：“我请你来就是要想谈一下台湾的问题，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罗青长急忙劝周恩来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前些时候，当他得知张学良患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他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
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谈话进行到可恶的病魔再次把他折蘑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只稍歇了片刻，周恩来又强打精神对罗青长说：“我休息一O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这以后，周恩来就昏睡过去了。周恩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台湾同胞，仍关心着祖国统一未竟的事业。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不幸逝世，举国悲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誓言要继承和实现他的未竟事业。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供干部、群众包括国际友人悼念后，邓颖超大姐根据周恩来生前对台湾人民热爱的心情，当晚带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亲自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移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第二天才移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追悼会会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对台工作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加强。中央成立对台工作小组，邓颖超任组长，罗青长和我参加具体工作。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台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对台工作干部和家属在台人员的政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蔡啸被选举为主席。全国台湾同胞第一次代表会议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召开，宣告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正式成立，林丽韫当选为会长。之后，中央又成立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兼任主任。此后，对台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实践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而日益发挥它的政策威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继续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对台湾方针政策，而且根据国际、国内越来越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形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加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殊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的对台方针政策。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它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一九九五年春节茶话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对台方针的八项主张。它是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构想的进一步具体落实，对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最新方针政策，对加快实现台湾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步伐必将发生重大的作用。
现在，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国力得到很大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海峡两岸人民经贸、文化、旅游观光等交流日益增多，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实现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的团聚，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海峡两岸人民盼统一，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坚信，台湾是一定会回归祖国的。周恩来和平统一祖国的遗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