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新中国的勤政典范
周恩来是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的人民总理。他主持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和国务院（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工作近27年之久，身居高位，仍一直遵循和身体力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准则，最完整、最突出地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辈子做人民的真正公仆。毛泽东、朱德曾经亲切地称周恩来是人民的“好管家”，邓小平也称赞周恩来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政务院成立之后，这部国家机器就全方位地开始运转起来。身为总理的周恩来非常繁忙，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当时他的施政重点放在恢复和建设经济方面。因为我们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只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必须在“废墟”上建设新中国。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号召“恢复生产，建设中国”。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他在全同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作报告，明确地指出经济建设“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又提出关于“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论点，使我们第一次明确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基础与领导的关系。周恩来这一论点，反映厂他从中国国情出发所提出来的恢复经济、建设经济的指导原则。
为了迅速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周恩来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先后主持一百二十多次政务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工业、农业、交通，财经、民族、卫生、教育、文化艺术问题，还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出席相应的会议并作了专题报告。他的工作像十指弹钢琴一样的全面有序又有节奏地协调进行。一九五二年七月，成（成都）渝（重庆）铁路全线通车，他高兴地作了“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题词。一九五三年，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报告，也说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任务，“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在建国初期，周恩来主政思想的最高原则，就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剪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他的这一主政思想贯彻终生。
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周恩来以勤政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曾经讲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共产党员就应当像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一九四三年在重庆红岩村整风学习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写道：“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建国后，他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二十多年中，作为大国总理的周恩来，正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准则，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终生遵循不渝。有些老同志议论说，一九四八年是解放战争的武装斗争高潮，取得古今中外的光辉战绩；一九四九年，创建新中国，开创新纪元，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一九五○年，国家形势的发展振奋人心，国内党心民心一致，国际地位提高。这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对于此说，我也颇具同感。这里凝聚着周恩来的多少心血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早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会作报告时，就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光荣任务，指明了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与会代表听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受到亲切的鼓励和巨大的鼓舞。一九五五年七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所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四百二十七亿元。用这样巨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殚精竭虑、废寝忘餐地工作。他除了抓经济工作以外，还腾出手抓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全面工作。不管怎样忙，也要分身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议国事，到各民族地区同各级干部、工人、农民谈话，调动他们争取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积极性。一九五七年终，尽管我国受到对私改造过急、过粗和农业急躁冒进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还是提前实现了，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工农业生产较快地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我国遭遇自然灾害、苏联单方面取消合同以及大炼钢铁耗去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周恩来参与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取得辉煌的胜利。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期间，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里人民遇到困难，诸如发生旱涝、风雪、地震等重大灾害或事故，他经常亲临现场指挥，带领人民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一九五一年，北京复兴门外一家小化工厂失火，他知道后就立即驱车前去了解情况，指挥灭火。他到达一些时间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才赶到。周恩来立即在现场决定，为保障首都安全，在城内和城边的化工厂要搬到郊外。北京市政府执行了这一决定，以后再没有发生此类事件。一九五八年夏，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灾。黄河这条地上河，在历史上改道过20多次，发生过水灾几千次。这次洪灾降临，黄河花园口洪峰流量达每秒二万二千三百立方米，浊浪排空的洪流异常凶猛，把郑州的黄河大铁桥冲断了两孔。七月十八日上午，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即宣布停会，找部队派来一架飞机立即飞抵郑州视察灾情，果断地作出了不分洪战胜洪水的决定。当晚十时，他又到邙山脚下的黄河岸边，察看洪水和抢修大铁桥的情况，并冒着雨淋在广场上给铁路职工讲话，鼓励大家同暴风雨、大洪水作斗争。总理办公室李岩等同志看见周恩来的衣服被雨淋湿，忙撑起雨伞来。他却不让撑，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的吗？！”这一天，他一直工作了18个小时。到八月一日，黄河大铁桥修复，南北运输大动脉畅通。
周恩来于五日再次专程从北京去视察黄河大铁桥。他称赞了修桥工人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迅速的高质量的修复了大铁桥的壮举。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晚上，邢台地区发生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地震。当晚，周恩来闻报，立即吩咐秘书周家鼎通知空军司令部准备直升飞机出航去视察灾区，还让周家鼎通知总参谋部命令邢台驻军马上开赴现场，进行救死扶伤。第二天一早，周恩来赶到邢台，没有落脚休息，立即到震中重灾区视察。那时，余震未止，但他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灾情，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慰问伤员，并立即下达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从各地调运物资，抽调医护人员，让伤员及时得到救治，让没饭吃的群众尽快吃上热饭，没往处的群众往上新搭盖的帐篷。他每到一地，都与县社干部一起研究如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巨鹿县何家寨公社灾区视察，周恩来迎着漫天风沙向干部、群众讲话，鼓励大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讲了一句，群众跟着喊一句，场面激动不已！这一天，周恩来从早晨五点至晚上九点，连续视察灾区，一口饭没吃，一刻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周恩来视察隆尧县白家寨大队，踩着震后的碎砖破瓦，穿过残墙断壁，走遍了整个村落。每见到一个人，他总是亲切地问：“家里损失怎样？锅碗瓢勺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女孩站在倒塌屋的门口，就急步上前将她抱起来，深情地问她爸爸妈妈呢？当女孩回答爸妈都在时，他才放心地把她放下。周恩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的简易病房慰问伤员，挨铺挨铺地查看，与伤员一一握手，还为骨盆严重折伤的贫农贺全胜仔细察看伤情。贺全胜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亲人解放军把我救出来。
您整天操劳国家大事，工作挺忙，还亲自来看大伙，不知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亲切他说：“为人民服务应该！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不论何时何地；总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勤政典范。他尽毕生精力，勤勤恳恳，不知疲倦为实现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着，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连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全国人大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在北京举行，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还亲自到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党中央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勤勤恳恳做人民公仆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和敬佩，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八、言行处处见高风
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地位显赫，在国内外都有根高的威望，但他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善于走群众路线，大扬民主之风、调查之风、科学态度之风，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意见，服从真理。
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每星期召开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工作，征求意见。
在国务院会议上，他总是热诚地启发每个人发表意见，共商国家大事。他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还说：“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提倡对他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和肯定。
他认为，天下没有“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百分之百地正确这种事情。
周恩来召集各部部长开会，十分尊重党外的部长的意见。傅作义是水利部部长，每次到来开会，他总是挚诚地听取意见。水利部由李葆华任党组书记，周恩来要李葆华邀请傅作义列席水利部党组会议，共商水利大计。这既体现党的领导，又体现党外部长有职有权，他最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上人士进行协商合作。他主持政务会议时，都注意让党与非党的委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些党外人士年纪大，讲话慢，说出不同意见，周恩来就一句一句地记下来。他作结论时，对政务委员发言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来划线、而是唯真理是从，所以，党外的政务委员和各部负责人都很高兴参加政务会议，聆听周恩来的讲话。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政务委员罗隆基住院治疗，而每逢周恩来主持政务会议，他总要向医院请假赶来参加，而且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中途退席，直到周恩来的结论讲话讲完才离开。罗隆基说，总理的结论“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恩来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化境，使人们打从心底里悦服了。
一九五六年秋天，全国妇联召开工商业者及工商业家属代表会议期间，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吃便饭，并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谈得坦率诚恳，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男女一个式样；花布、棉毛衫没解放前的质量好。全国妇联两位女同志听后，认为提意见的代表的态度和语气都不太友好。周恩来当场批评了她俩，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他又说：“刚才几位大姐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他教育全国妇联同志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这说明周恩来时时刻刻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缺点一点也不放过。
五十年代，我党提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知识分子，但他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相反，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在各种会议上常常讲他“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他过谦他说：“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他还讲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后来，这几句话成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口头语。
在一九六一年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在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时产生不完全一致的意见。周恩来让与会同志发言讨论。杨波代表国家统计局讲了一些不同意财政部意见的意见。周恩来听了双方发言，表示基本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的意见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杨波又起立发言，再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杨波心情有点不安，认为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起立发言，有不够尊重总理之歉疚。周恩来知道后对他鼓励说：“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十分感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周恩来在工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经常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和群众商量，听取意见，然后作出决策。他认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决定方针政策，正确处理问题，都是七分重要的。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他利用参加成都会议的间隙时间，亲临成都市西郊金牛坝乡友谊农业社视察，详细询问该社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的情况，要陪同视察的负责同志把这些帐算给他听。这位负责同志汇报了一笔笔的“老实帐”。周恩来边仔细听边叫秘书详细记录。他说，把调查带回去研究，从中找出办好农业的规律性东西。这次视察，《四川日报》女记者沈志钧始终跟在周恩来身边，拍摄了友谊社的许多照片。
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收到沈志钧寄送的采访友谊社时拍摄的照片集，非常高兴，忘记了近一个月成都会议的繁忙劳累，当夜复信：沈志钧同志：谢谢你送我的照相册。
我很想知道友谊合作社的生产情况，特别是他们改建住屋的情况。如你能在业余的时候，每一个月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关于友谊社的生产和建筑情况，那对我将是很大的帮助。
如果忙不过来，或者下乡去参加生产，也可停止。
如你不感觉为难，请将情况的报道函寄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转我。专恳，即致敬礼周恩来三月二十六日这封信说明，周恩来为了更多地了解农村情况，要沈志钧作“特约通讯员”。过后，沈志钧便遵照周恩来的托咐，每月都深入友谊社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并及时写出调研材料寄到北京。周恩来每次收到来信都认真阅读，并委托我（时为总理办公室主任）予以函复。
一九五九年，我去四川搞调查，周恩来还嘱托我一定要去看看沈志钧，并进一步了解友谊社的情况。我遵嘱，一下火车就给沈打电话，转达总理对她的关心和问候。她听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还关怀着自己，非常高兴地陪我去参观友谊社，又作了一次前进中的友谊社的调查。当时，该社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和改善社员居住条件，正在把分散在耕地中的居房拆了集中盖楼房。我照了许多照片，回京后向总理汇报了情况，给他看了照片，他很高兴。
一九六一年春调整农村政策时，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随后又亲自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蹲点，调查进行了五天，他从早到晚访问社员，与社员和干部座谈，与群众交朋友，深入了解群众中的实情。他善于寓调查研究于工作、活动和各种交往之中，获取真实信息比许多专门人员都来得快、来得多、来得准。周恩来调查后，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实况，特别提到“大办食堂”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
周恩来把亲自调查实况和派员去各地调查所得的材料综合后，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停办农村食堂的正确意见。后来，中央决定取消农村食堂。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委因为根据虚报数字征了“过头粮”，又多运粮食支援外地，以致川北发生饿死人现象，周恩来便立即下令停运。那时候，周恩来派我到南充市火花公社蹲点搞调查。南充地区是黄土丘陵地带，大办食堂，砍树烧柴，下雨又多，农民走远路去食堂打饭很麻烦，大食堂粮食很少，主要喝青菜汤，我看到小孩子个个肚子大，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孩子们说：“吃菜喝大汤，肚子就大了。”群众要求解散大食堂，自己做饭省柴又方便。我回北京就报告周恩来，他很注意听这些真实情况。第二年，周恩来在回顾武安调查时又向我们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他说，刮了五年浮夸风，假话满天飞，群众开始不敢讲真话，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你要摆官架子，群众有嘴就不讲心里话。周恩来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一九六○年春，我从广东从化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束回福建长汀老家，打算带上老母亲去北京住一段日子。在长江，看见农民在大食堂吃不饱，修路民工以青菜充饥，我回京向周恩来汇报龙岩地区有“每人每月分配30斤谷子”的虚报现象。他要我写信向福建省委反映。我如实写了信。那时候，东北、四川等地，也发生缺粮现象。周恩来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还是实事求是地积极想办法予以解决。一九六二年他到东北视察，发现缺粮，回到北京就与苏联谈判，从远东地区借了20亿斤粮食支援东北地区。
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条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率先坚持党的这条群众路线，广泛地联系群众，千方百计地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常批评那种“下了山忘了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警惕的。”他认为，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领导者封锁起来。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周恩来就很反对“封锁”他自己。
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在昆明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公安保卫部门为了保卫总理的安全，连夜把已经搭好的主席台向后挪了30米。周恩来十分生气，严厉批评有关同志：“我们来参加五一节，就是为了和云南各族人民一起欢度节日，也是借此机会同群众见见面，表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云南各族人民的关怀。可你们把主席台往后挪，这扩大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共产党要相信群众嘛。你们可不要让我们脱离群众啊！”周恩来在20多年主政期间，足迹踏遍祖国的广阔大地，都是轻车简从，每到一地，就是深入机关、学校或是工厂、农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群众接触。一九五八年，他在一钢铁厂视察，迎面遇到一个满身污垢，双手油腻的轧钢工人，便主动上前谈话、握手。那位工人犹豫，忙说：“总理，我手太脏！”周恩来紧紧握住工人的手说：“不，工人的手最干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一九六六年，周总理三次视察大庆，共视察了29个基层单位，同许多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谈话，还到丰收村同正在地头劳动的家属话家常，访问生产和生活情况。一九六二年，他到铁岭县平顶堡公社地运新大队视察，一个七、八岁大小的男孩认出总理，瞪着大眼睛说：“我认识你，您是周总理！”总理爽朗地哈哈大笑，连声说：“对！对！这回我也认识你啦！”社员们边笑边说：“咱们周总理和庄稼院的大人小孩都不见外呀！”周恩来所到之处，都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京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没几天，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他要同政府高级干部一起前往十三陵工地劳动一周。六月十五日，周恩来当“劳动大队长”，率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主任、司局长五百多人，乘车到水库工地。他同大家一起住在一所学校里，与水库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地指挥说：“我们欢迎首长们！”周恩来纠正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坐在总理身边的王震风趣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现在你是首长，我们都是你的部下。”周恩来在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主要是运石料。他又是推车，又是拉车，又是挑筐，又是搬石头。有一天搬石头，大家排成长队传递。周恩来边传接边风趣他说：“来了一个‘大西瓜’，又来了一个‘大西瓜’。”顿时，指石头为“大西瓜”的劳动口号声，就在搬石队的队员口中相传开来。周恩来在工地劳动了五天才回京开会。之前，一天晚饭后，周恩来把各部委的同志集合起来，动员那些年纪大、身体弱的老同志在家休息。李德全部长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不同意，你不让我们去，你怎么还去？”后来，大家都上了工地，以总理为榜样，没有一个人退下“战场”。
周恩来认为深入实际是一把认识客观真理的钥匙，是获得一切真知的源泉。他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深入实际，接触群众，了解情况，为国家建设开处方，为群众疾苦排忧愁。他心中所装的是人民，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公社化那段日子，因为工作有过失误，给群众造成了困难，周恩来承担了责任。他自我批评说：“我是总理，是有责任的。”他呼吁各级政府不要加重人民的负担，要让群众有粮吃。一九六一年，他为全国人民的吃粮问题日夜操劳着。
有一次，他患病在服药，还在办公桌前打算盘，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给哪个省调入多少？邓大姐心疼地对他说：“你掉到粮食堆里出不来了。”另一次是核实粮食定量，周恩来在这一天已经连续工作17小时了，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保健护士郑淑云前去送药，心疼地忙向总理建议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他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又说：“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嘛，所以都应该为人民着想。”周恩来就是这样苦思焦虑和辛劳操持，带领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郑淑云感动得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周恩来为了几亿人吃粮问题，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共同想办法来渡过难关。一九六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住在大连宾馆。人们入睡时，他还和送水来的服务员小刘拉家常，问她多大年纪、家中几口人、粮食够不够吃？小刘一一回答。她说到家中的粮食基本够吃时，对总理讲：“听老人说，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周恩来对她说：“你说得很对。”接着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周恩来同小刘商量起克服眼前困难的事儿来：“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您看行不行？”总理交代小刘就此问题与家里人和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反映真实情况，但不要说是总理给的任务。过了两天，小刘向总理汇报说，城里人一天一口节约三钱多米都能办得到。因为夏锄搞好了，可以迎来千车万担的丰收粮。
周恩来心实了，再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他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还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他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粮食困难户不能动员。旅大市委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转批东北三省，全区各个城市很快地掀起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节粮热潮，解决了一件焦灼的大事。这件事，生动他说明周恩来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胜利。
周恩来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地解决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因为粮食不足，不论到哪里都要交粮票才能吃饭。但是对乘坐飞机、轮船、火车的旅客，实行粮票供饭就发生困难，因为外国人、归国华侨没有粮票。此事反映到管粮食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有人建议免票供应，但一年要三千五百万斤粮食，李先念不敢决定，报告了周总理，经国务院会议讨论，决定从国外一年进口三千五百万斤粮食免票供应旅客，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期间，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工作态度。他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态度，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认真坚持。大跃进年代，各省、市都搞计划外的基建，还盖了许多楼、堂、馆，所，使农村的劳动力超计划地大量拥入城市，以致造成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粮食供应“三突破”，影响国家计划的实行，发生财政赤字。面对这些困难，他总是实事求是地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给予解决。周恩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报告中央并经中央决定，停止建设计划外的楼、堂、馆、所，并果断地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回农村参加生产。从一九六○年起。分批从城市压缩二千万人口回农村，还决定由杨尚昆负责，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参加，成立领导小组抓这件大事，周恩来指定我也参加这个小组。那时候，我们工作挺忙，天天有个“上报表”要向他报告。经过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共同努力，到一九六三年，从城市压缩二千万人口回农村去，既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又解决了城市的困难。在当时，这种做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工作中坚持科学态度，对于周恩来也是有口皆碑的。解放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建工作。有一次，在扩建北海大桥时，遇到北海团城是保留还是拆除的问题。团城与它的北面琼岛同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造“仪天殿”，明代修茸改名“承光殿”，改筑砖城为今之团城“它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个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自成一体，有着很高的建筑艺术价值，把它拆掉是很可惜的。如果不拆，南面马路狭窄，影响交通。因此，当时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九五四年炎夏的一天，周恩来冒着火辣辣的烈日到团城察勘足足两小时，然后跟陪同者和专家商量，又征询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后他坚持科学态度和“取其主、舍其次”的科学决策方法，决定保留团城，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马路向南扩展。这样，既解决交通问题，又保存了有价值的古建筑。
记得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刚刚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不顾疲劳，乘吉普车向密云县潮白河滩疾驶，为即将修建的密云水库选勘坝址。他和干部、技术人员一起踏过滚烫的沙滩察看河道、地形，并同大家一起研究坝址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进行优化对比，在科学上站稳脚跟，他才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规划坝址。按这个规划，比原来的设计方案可多蓄二亿多立方米水，而工程量却减少20O多万立方米，使北京人至今还舒享着密云水库的增蓄淡水。
一九五八年，尽管周恩来因为正确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而受到毛泽东批评，甚至考虑变换他的国务院总理职务，但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进退，依然忠心耿耿地、日夜操劳抓首都建设工作。为了纪念建国十周年，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会议反复研究，根据当时财力、物力的可能，报经党中央批准，确定了振奋人心的“十大建筑”项目，即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北京火车站。他说，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应该有个“门面”，但外地其它城市不能模仿。对北京“十大建筑”，他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参与设计，作出科学决策。
在确定建设面积3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建筑面积）的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指出人民大会堂应该包括能够容纳万人的人礼堂。可是设计的专家感到为难：大礼堂要容纳万人，体积必须十倍于普通的礼堂和剧场，空间这么大，如果处理手法不当，人坐在里面就会感到渺小和压抑。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专家们意见纷纷，有人主张做成歌剧院式的，有人主张压低礼堂的高度，这些方案各有弊病。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在一次论证会上，给到会的同志反复宣传建设万人大礼堂的政治意义，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人民感到心情舒畅，自己是建筑物的主人。所以，他提出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还随手用粉笔画出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顶棚图，启发设计师们把礼堂的内部设计成“水天一色”的形状，顶棚与墙面圆角相交，成个窟窿形象，从顶棚到墙面，上下圆曲浑然一体，使人们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他的设计思想使搞过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折服，敬佩他善于利用视错党的科学方法应用在建筑设计上。专家们根据周恩来的科学设计思路制订缜密方案，经过十个月的紧张施工，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万人大礼堂屋顶用一百五十吨重的钢梁牢固横跨，顶棚作三圈水波形暗灯槽，纵横密排着近五百个灯孔，电灯如满天星斗，中心为红色的五角星，圈以镏金的向日葵花图案，寓意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整个礼堂的构造、装饰和色彩有机结合，形成了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那幅“江山如此多娇”画，周恩来出点子要有个红太阳。人们称赞周恩来是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和艺术指挥家。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我国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驶往日本途中沉没。
为什么沉船？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也搞不清楚。周恩来接到沉船报告，知道“跃进号”船长曾报告沉船前发生轰隆两声，怕有外国潜艇破坏。他听了汇报后，不排除敌人搞破坏的可能性，但他作过分析，当时日本、韩国和台湾尚未有潜艇，“破坏”之因可疑。为了查明沉船原因，周恩来带着王首道和总参杨成武到上海召开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情况汇报会议，又同远洋轮船公司干部与专家研究，还派出海军潜水员到沉船处作为期14个昼夜的实地侦察，以求取实际证据。事前，对潜水员作了训练，下海作深水作业时，因潜水员要潜水几十米深必须加压，周恩来不放心，亲自和水底通话，问潜水员的身体适应不适应？最后，经过训练的潜水员胜利地完成任务，取得科学证据，否定了“跃进号”属破坏沉没的说法。于是，周恩来作出了该轮系触礁（海图标名“苏岩”礁）下沉的正确结论。他在工作中所坚持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作风，受到人们敬佩！
一○九、勤俭治国的总管家
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爱戴和敬仰的艰苦奋斗、勤俭治国的楷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周恩来被任命兼外交部部长。十一月八日下午，他在副外长李克农陪同下前往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办公室铺有地毯，安放一只红木雕花的大办公桌和四把太师椅、四个红木书橱，还有一套沙发。周恩来看过后说：“我不是说过嘛，一切因陋就简，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李克农解释道：“这些东西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已经存放在这房子里30多年了。”周恩来扫视了一下办公室，郑重又严肃他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些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说实的，外交部大楼是北洋政府时代建造的，房屋不够用，从工作需要出发来说，是应该盖新的，但为了勤俭办外交，节约经费，减少基建支出，周恩来、陈毅都一直坚持不盖大楼。
周恩来健步走进外交部东楼大厅，与全体干部见面。李克农说：“请周总理讲话！”周恩来却说：“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来，你们应称我‘周外长’，不要称我‘周总理’嘛！”接着，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的。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他最后要求每一个同志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再报告。这是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后第一次发表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对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原则，这给缺乏外交工作经验的同志是巨大的鼓舞！周恩来讲完话，已是用餐时间，他便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陪同下来到楼下食堂，同工作人员一道排队，买了一盘豆腐汤、一碗米饭，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就用起餐来。一个大国总理，一个大国外长，这样平易为人，毫不特殊，给外交部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制作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两长安街之间修建政府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之后，不批，还批评了有关同志。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是老式旧平房，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且光线阴暗。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改建和扩大，周恩来不同意。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曾经打掉室内间隔，稍加修理，多添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后来，义有人建议盖一座政府大楼，把国务院开会用的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都解决。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对薄一波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排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不久有关部门再次提起修建政府大楼的事，且呈出了设计图纸。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一天晚上，他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要盖大楼的情况。周恩来严肃他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党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淇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不是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又一次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郑重地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消了。周恩来这样做，为的是要国务院成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表率，集中更多资金投到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去。
往后，周恩来一有机会就以有人建议修建国务院办公大楼问题为例，在国务院会议上公开告诫大家要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和讲究徘场的思想作风，进行勤俭建国再教育。水电部因为水利工作有些成绩，一九五九年在密云水库附近修造一座水利展览馆。周总理追问水利部负责人后，摇摇头表示反对，并说：“没有想到你们会做这样的事。”这位负责同志感到辜负了总理关于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一贯教导，内疚地把展览馆移交给其他单位改为研究所。
六十年代初期，国务院行政部门未经总理批准，便派工人动手将国务院的小礼堂拆去一角，打算扩建。周恩来路过此地，立即吩咐有关同志停止扩建。随后，只好把拆掉的地方按原样造起来。
也是一九五九年，还发生一起抢修西花厅受批评的事儿：那年，周恩来离京视察前，有关部门再次提出，西花厅年久失修，需要适当修缮，他同意做一般维修，以保护建筑物。因为周恩来进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的老式旧平房里，这栋旧平房多年失修，墙砖出现斑痕，墙皮出现碱印，柱上油漆部分脱落，有的柱子已经糟朽，地面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房屋潮湿，总理常闹腿病；房里窗子又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住，天花板也很陈旧。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总理的办公室和住房。可是，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修，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困难，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主管的同志这样做，是出于爱护他的健康，方便工作。实际上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周恩来从外地回京，一进门发现房间里新添的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便立即退了出去，找主管同志严肃询问：“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样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他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说后，总理便住到他经常办公和接见外宾的钓鱼台去，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凡是能搬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他才搬回家住。此后，他的房间再也没大修过。
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我和行政秘书何谦同志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我和何谦当即作了检讨。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说：“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总理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修房的事，教育了大家要坚持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排场。那时候，我在总理办公室做负责工作，从这件事中所受到的教育特别深刻。事过35个年头，仍然深记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