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担负起大国总理的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总管家”。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管起了新中国这个“大家庭”。他始终保持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经常教育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发扬延安精神，不要“下了山忘了山、进了城忘了乡”，要继续艰苦奋斗，在个人身上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把国家建设好。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他于这月二十四日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当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的情况时，提出了厉行增产节约的任务。二十六日，他又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特别强调要抓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这几方面的任务。他的三次报告，都十分重视在抓好增产同时抓好节约，把厉行节约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提到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高度上来。建国初期，对于必须进口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他根据勤俭原则和节约精神都要亲自审查。对一些重要订货还按品名逐项批注，并一再指示总后勤机关“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自己造。”有一次，总后要求从国外订购一万辆自行车。总理没同意，在报告上批示：“津沪均出产自行车，何以必须外购？”他以自力更生和购用国货的自尊自重精神教育干部，对于一些必须使用的经费和物资，在审查批准时，也提出“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要求。一九五二年六月，他在批准总后关于筹购一些防疫药品时批示：一、控制药品器材的种类和数目，疫苗如保存过多，易失时效，如分配过多，则转成浪费；消毒药品如易保存并能作其他用处的，可照此数制购。否则，应减少数量：二、其他经费亦应尽量节省。一九五三年初，总后请求给沿海边防部队修建营房，追加一笔预算。总理批示同意，但要求应将单价再行核算一下，力求节省。把追加数目控制在总预算内。如不可能，则须提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也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一九五一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告总理审核。总理遂即批示：同意。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贵，必须节约朴索，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每一项批示了具体意见，如一律用国产水果“以少为好，不要多”，中餐西吃的国产菜“数量亦小不宜大”，用餐时“酒不要多”，“汽水亦需国产”，等等。他把艰苦奋斗作风和爱国主义思想都溶入了《办法》之中。
那时候，有的单位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还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表示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认为要用当地的土特产，按当地的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周恩来设宴招待，他和法国客人一同吃了具有地方风味的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宾主都很高兴。总理宴请蓬皮杜，既重于友好招待，又不失革命精神和俭朴作风，收到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把收旧利废、变无用为有用的做法，视作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重要内容。一九五八年七月六日，他在广东新会县参观废物利用商店和废物利用展览会。新会县的废物重新利用，一年可创七百多万元产值。在展览会上，周恩来对每一种物品的利用，如桔皮、橙皮、稻秆、果核、葵叶、野生淀粉和野生油果利用，都逐一详细询问。他对新会县开展废物利用的经验十分赞赏，称赞新会县人民“懂得辩证法”，还对该县领导说：“商业工作也要破除迷信。过去有人认为商业工作不过是做买卖、交换、分配，只为生产服务，不能生产价值，要改变这个观念。你们组织收购废物，变废物为有用，这证明打破常规，商业也能增加财富。”他离开新会时，还亲笔为废物利用工作写下了光辉题词：“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由于总理题词倡导和号召，全国掀起废物利用的清仓热潮，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为国家增加了千千万万财富。
周恩来为了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大倡勤俭朴素、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的好风尚。他在个人生活上，表里如一地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确实是一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他虽然身居高位，住的是老式旧平房，吃的也简单；他的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有一套睡衣、睡裤和一双皮凉鞋，穿了20年；一只用了多年的手表也是国产的“上海牌”；使用的餐具和端饭用的木盘也用了20多年不换；穿破的袜子也舍不得丢，修补后再穿。他个人节约得叫人们敬佩又心疼。在困难时期，他每月粮食只15斤（邓大姐13斤），又不吃肉、鱼、蛋。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为了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他和邓大姐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来个“约法三章”：“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他说：“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他在东北，每顿饭只有两盘素菜加一个汤。他在东北日夜操劳，伙食又很普通，同志们非常心疼，便想着法子让总理吃点肉食。一次，管理员偷偷地买了点香肠，切成碎末拌在咸菜里。总理发现后，马上叫邓大姐去厨房说服大家今后再不要买了，还把剩下的香肠分给了工作人员。周恩来对主管生活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憋着一口气战胜困难，你给我弄好的吃，我怎么能咽得下去呢？！”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在生活上严格地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他和邓大姐有时留朋友或过去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吃饭，饭菜都以素食居多。有同志对总理说，你俩都是老人了，日夜操劳，应该注意点营养。
国家再困难，也不能没有首长吃得稍好的一些时候呀！邓大姐接过话茬说：“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起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很满意了。”周恩来也说：“为了战胜经济困难，毛主席提出不吃猪肉，不吃鸡蛋，不吃好米，我们应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周恩来外出工作，与工人、农民一起啃窝窝头、吃红薯、喝小米粥、用苞米做饭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他到河北省安国县五仁桥公社视察，到社员家，还和社员一起吃红薯。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抽空去看望江西省歌舞团和赣剧团演员，和他们围在一起吃甫瓜。他边吃边讲：“南瓜好哇！我们红军在井冈山吃的就是红米饭，南瓜汤。”周恩来和蔼可亲的态度，亲切风趣的话语，把演员们都逗乐了。他就是这样善于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贯串于细小的吃食间。
周恩来对待高级干部，同样是以节俭为原则。国务院开常务会议、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因为时间较长需要准备用餐，他只允许用工作餐，主食是大米饭、馒头或窝窝头、烙饼，副食是一大盆粉丝熬白菜汤加一些肉片，四小碟子咸菜。吃后，每个同志还必须交钱、交粮票。一九五四年，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周恩来请大家吃饭，餐桌上除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外，别无其他菜肴。
周恩来笑着说：“吃吧，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他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过后，方志纯写文章赞誉说：周总理给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楷模！
一一○、廉洁奉公正己率下
周恩来是一国总理，但他始终视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坚持廉洁奉公，从不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有时公私分明到了令人不可理解。他常说：“正己率下。”正因为他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和模范行动，教育和感召了千千万万干部和群众，去为建设现代化祖国这个“大公”事业而奋斗。
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八年间，耳濡目染到周恩来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公而忘私的动人事迹太多了。例如：严守党中央规定，拒收任何馈赠礼物；坐公车办私事，自己掏钱交车费；看戏、上公园，他自己花钱买票；赠送外宾的礼物，只要是以他个人名义相赠，即自己讨款，绝不占公家的便宜，等等。看来好像事非宏巨，但在细微处却可见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太阳”那样。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照像馆照了像，准备出国时送外国元首，要照像馆再多印几张。照像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四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要工作人员前去结账，硬要照像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像馆赠送的那四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另有一天，周恩来要接见外宾，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老杨要记账交费。他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周恩来总是这样公私分明地处事，把饭店理发、剧院看戏、公园散步、医院看病友以及私人访友，都算做私人用车，坚持自费，绝不占公家的分毫便宜，更不揩公家的半点油。
一九六四年初秋蜜桔收获季节，发生了一件感人事情。有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桔。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认为赠礼，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或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周恩来公私分明，礼宾司只好服从照办。那个时候，总理的银行存折只有四百元，怎么担负得起昂贵的远程航运费呢！后来，礼宾司同志想出办法，把蜜桔托便人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非常感动。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曾经发出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是执行《通知》的典范。一九五八年，中央举行成都会议时，各地负责同志看到四川省委在成都郊区金牛坝修几栋小楼、一栋大楼，为中央在这里开会时使用。于是，大家竟相效尤，争着在建设计划外拨款拨材料，依照四川办法在其省城盖起五栋小楼（供五位中央领导人住）、一栋大楼（供各省同志和秘书、工作人员住）和一个礼堂（供会议用）。有些地方还盖了大宾馆。周恩来知道后提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由中央和国务院下令禁止各地盖计划外的楼堂馆所。一九六二年，周恩来到东北调查抵大连时，市委书记郭述申要求他住到新盖在海滨风景区棒糙岛的宾馆去。周恩来不仅坚决不去，而且当面批评了大连市委未经批准擅自盖宾馆。他却住在过去日本人修建的旧旅馆内。到哈尔滨时，又拒绝住在黑龙江省委新盖的宾馆，跟工作人员一起住大招待所内。
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十六日中午，他同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餐，有他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菜，另有一盘西湖醋鱼。对这顿便餐，省里要报销，周恩来不同意，自己付了整整30元。饭店核过菜单，知道总理多付了，随后把饭菜清单开好，连同多余的钱一并寄给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从来不接受下面赠礼送物，给成都同志退银耳羹，给南京同志退活鱼，给江西同志退柑桔，批评淮安同志送礼品，曾在国务院机关传开。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故乡淮安县委托便人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大姐。一月十六日，总理办公室代总理写回信邮寄淮安。信中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信中还说明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薪水中拿出一百元，寄去作为偿讨藕粉暨工艺品等物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上送还。附信还寄去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周恩来亲笔在这份文件上写了批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周恩来拒收赠礼，我还亲历过一件事：那是一九六一年，龙飞虎在福州军区任后勤部长，他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为了使周恩来和邓大姐的衣物不被虫蛀，就把部队工厂生产的樟木相经火车运了两只到北京，一只送给周总理，一只给我，以便保存呢料衣服。老战友送来樟木箱，我接受下来。可是，周恩来看到樟木箱，批评龙飞虎不该送礼，要把它退回去。我建议说，既然运来了，退回去麻烦，是否可按市价付款。他不同意，我只好遵命把两只樟木箱托运回福州、并写信告诉龙飞虎以后再不要送东西。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十分深刻，一生不忘。
周恩来经常在各个部门讲话或作报告，有很多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
按照报社、杂志社规定给稿酬。但总理从来不收稿费。一次，报刊发表了他一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寄来了一笔稿费。有一位同志收下，存入银行，过了几年，那位同志把钱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提出将钱全部退回。可是，已经过了好几年，机构已经变动了，无处可退，大家为难了。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出了个主意：“把这笔钱作为咱们办公室的文体活动经费。”过后，就用总理分文不取的这笔稿费买了一批文化用品和体育器材。
一九六一年，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的生活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二千多斤的蝗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下令不准收，要退回去。但因路途遥远，退回去要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汇款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诫，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机关。
周恩来一生为人民的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
江苏省淮安县委总想把周恩来出生的地方修成纪念馆，对后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听说此事，就让一位送他婶母回老家的同志口头转告淮安县委，对他家的老屋，有坏的地方修理一下便罢了，但不能建什么纪念馆。如果当地要办医院、托儿所，可以把那些老屋和院子让出来给公家用。
一八九八年，周恩来出生在淮安县红光西巷（原名驸马巷）内的一座旧式普通小院，并在这里生活了12年。解放后，亲属们到北京看望周恩来，曾问及三间房子快倒了，要不要修理一下？他不饲意修。尔后，他和到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商量说，能不能把旧房子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县委没有照办。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给淮安县委写了亲笔信，请求万不要拿这所房屋作纪念馆，引人参观。信中特别强调，“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
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淮安县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向江苏省作了报告，考虑到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爱戴，一直没有拆掉周家故居，还在一九五九年做了必要的修缮。周总理得知后，立即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了全部修理费用，而后又多次督促淮安县委将修好的房屋让没房子的群众住，不要空着。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总理办公室还四次打电话给淮安县委，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从对待故居一事，可以看到周恩来的伟大胸怀中，装的是群众，而没有自己。同时，也反映了总理谦虚的高尚品德。
一九六○年，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演出的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演出结束，他高兴地上台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一起合影留念。摄影时，出于对领导人的尊敬，大家请周恩来和扮演列宁、捷尔任斯基的演员到中间落座。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列宁是他的导师，他只是列宁的一个小学生。说着，他就坐在扮演“别佳”的演员身旁照像。周恩来就是这样时时处处表现出自己的谦虚品德。
周恩来有着伟大的功勋，但他严格地告诫所有同志：“不能吹我！”六十年代，龙飞虎写了一本回忆录《跟随周副主席十年》，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龙飞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怀柔水库视察，发现他亲笔题书的“怀柔水库”四个字，被放大后用汉白玉镌嵌在大坝的外坡上。为这事，他专门把县委负责同志找去作了严肃批评，并要他们把那个字碑挖掉。一九五九年，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达命令，把建造在天津南开中学内的“周恩来纪念室”撤了他说：“个人是渺小的，只有党和毛主席伟大。”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八一电影制片厂多次准备用纪录片、故事片形式反映和歌颂这一光辉史绩。周恩来不同意，拍摄计划一次又一次取消。因为周恩来反对突出宣传他。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的陪同下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时，他十分严肃地指出：“不要突出宣传我！”他说，八一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首先是中央决定的正确。是我和朱老总、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共同组织的”。他这种谦虚的品德和求实作风，使随行人员非常敬仰。
周恩来从来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绝少答应外国记者报道他个人的历史。正如法国总统德斯但所称：周恩来是一个“从来不希望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和陈毅在上海同白杨等同志谈话时，有人建议总理写一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一九六五年元旦，文艺界同志请总理看话剧《八一风暴》，他微笑反问：“听说那个戏还涉及到我？你们为什么不写我的错误呢？没有和农民运动结合嘛！”他又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们又不批评我，我就不看。”周恩来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他心悦诚服地甘当“第二提琴手”，时时处处对毛泽东都十分尊敬。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人民大会堂竣工。九月九日凌晨，他请毛泽东亲临视察，并请主席正式命名为“人民大会堂”。一九五八年，周恩来到河北平山岗南水库工地视察，知道水库蓄水后要淹没西柏坡村。他对河北省委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在西柏坡村住过，在这里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移好，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保留好就行了，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阵地。至于我住的地方，不要保留。”在周恩来的字典里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只有“人民”，没有“自己”。他为了中华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坚贞不移，终生奋斗。周恩来把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美德集于一身。他，不愧是一个伟大又平凡的人民好儿子。
一一一、不许亲属有丝毫特殊
周恩来对待自己的亲属从来不沾一点私字。他对亲属的要求再严格不过了，决不允许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五十年代，有一次，周恩来的亲属从外地到北京探亲，按“家规”往招待所。因为周恩来在建国后给自己的亲属定出了“家规”：来北京一律往机关招待所，在食堂排队买饭菜，没工作的由他代讨伙食费；不许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位亲属按“家规”住下来，但他返回时，卫土长成元功向国务院机关互助会借钱买了车票，周恩来过问：“车票是怎么买的？”成元功说是向机关借钱的。他说：“公家的钱怎么可以随便借！职工有了困难怎么办？”等到成元功解释是向机关职工互助基金会借来时，周恩来才说：“这就好！”周恩来的六伯周嵩尧，一九四九年已经76高龄。
全国解放了，他从淮安老家到北京找侄儿“大驾”（周恩来的幼名）。周恩来热情接待了阔别20多年的六伯，便按“家规”把老人家安顿在招待所。一九五二年八月，六伯80大寿。周恩来特地把他的六伯接到西花厅做寿。说是做寿，其实也就是邀在北京的弟弟周同字和侄儿女周华章、周秉德、周秉宜等一起吃了一顿饭。周恩来和邓大姐出席了十个人的祝寿家宴。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周嵩尧老先生病逝，二日在西城嘉兴寺内举行入殓仪式，周恩来出面给逝去的六伯含殓，并带着周家亲属向长辈三鞠躬告别，仪式很简朴。
一九五六年十月下旬，周恩来的婶母在淮安患重病，县人民医院写信向周总理汇报。他立即回信淮安县人民委员会，信中除表示感谢外，说他婶母的病是无法治疗的，不要到外地转治。其一切后事也请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他还汇寄人民币二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又嘱咐说：“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隔年四月十九日，周恩来致信县人委时，寄还婶母安葬费所尾欠的垫款25元。信中还说：“我伯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周恩来就是这样公私分明的处事，从细微处反映出他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周恩来有个胞弟叫周同宇。早在二十年代曾经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在中央工业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患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知道此事，在政务院的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对内各部长曾山说：“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后来，周同宇提前办了病退手续，周恩来逐月给他补贴钱。
周恩来还有一个堂兄，在抗战时期帮助我党建立了秘密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因历史问题及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改。有关部门想给予照顾，周恩来却不让，说他的堂兄有旧思想，犯上律条，就应该在劳动中好好锻炼、改造，重新做人。他真是依律行事、铁面无私，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出“死人应该给活人让路”并带头签字提倡死后火葬，周恩来坚决执行。未提倡火葬之前，北京逝者都土葬。五十年代初期，任弼时、张澜逝世都是在八宝山墓地土葬，后逝秆也是土葬，占地很多。提倡火葬后，只有东郊一个小火葬场，很不方便。后来，周恩来批准北京市进口先进的大火化炉，便解决了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周恩来派我去重庆，将抗战时期八路军办事处建在沙坪坝的“红岩公墓”平掉还耕，挖出周恩来父亲、邓大姐母亲和黄文杰、李少石等同志以及小孩13个棺木火化，把骨灰入罐深埋在地下。一九八四年，我再去重庆，经市委同意，又把这些骨灰罐移往红岩纪念馆，深埋在红岩公墓。
周恩来的早逝祖父母、母亲和婶母等11个亲属，都葬在淮安乍郊的上·块普通坟地里，他考虑到坟地占用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多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但是这样做，不光群众通不过，县委一班人也想不开。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小小的一点坟地？县委说不能平，吃批评也心甘。一九六四年，周恩来特地派他的侄子周尔萃专程回淮安处理这件事。后来，当地干部和群众深为周恩来“坟地交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答应按周总理的指示办。
旧历除夕，他们连日动工，把全部棺木深埋到一米以下，平掉坟头，使它不影响拖拉机耕作和土地深翻。另外，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也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平掉，通通叫“死人给活人让路”了。
提倡火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都签了名。周恩来也和邓大姐商量约定，身后不留遗灰，把骨灰撤到祖国大地江河。周恩来、邓大姐先后逝世，经中央批准同意，根据他俩的遗愿，在火化后将骨灰撒落祖国江河大地。周恩来率先提倡并完成丧事的改革，这种彻底革命精神，深刻地教育了我和紫非。
我们两口子也约定身后火化，把骨灰一半撒入嘉陵江，一半埋在红岩公墓。
一九九三年七月，紫非不幸先我而去。一九九四年三月，我带上她的骨灰到重庆，遵照她生前约定，一半撒进嘉陵江，一半深埋到我俩共同战斗和生活过（相爱、结婚、生子也在这里）的红岩。在重庆，我当众宣市，身后也照此办理，以实现向周总理、邓大姐学习的夙愿。
一九五五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的侄子周华章到西花厅来吃成元功的结婚喜糖。邓大姐当知道华章有了女朋友侯云珍时，高兴地对他说：“那很好嘛，不过不要过早地结婚，还可以再等几年嘛，你看成元功就是28岁才结婚的。”周华章听他七妈的话，到一九五八年29岁时才登记结婚，实行了晚婚。
华章结婚后，周恩来和邓大姐约定周华章夫妻去西花厅吃一顿饭，对新郎新娘热情祝福。饭后，邓大姐给侄媳妇侯云珍送了一块柬埔寨的红格细布，这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结婚礼品了。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婚礼是在伯伯的西花厅家里举行的。周恩来和邓大姐两位老人家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毛料裤子，没有置办新的东西。周恩来笑着对两个年轻人说：“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也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周尔辉就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感到很光荣。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照顾新婚夫妇在一起，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在淮安工作，对他们夫妇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周恩来又说服钢铁学院领导同志。最后，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来逝世后，周尔辉和他的妻子仍在淮安中学当教师。
周恩来和邓大姐没有儿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从小教育他们长大后到农村。基层去当农民、工人，做普通劳动者，鼓励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告诫他们“不能利用亲属的职权搞特殊化”，周恩来另一个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一九六四年夏天，周恩来对来京的亲属特意讲了一番殷切寄望的话：“对周家的年轻一代，我是希望你们跟着我背叛封建家庭，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后，报名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在离京前夜，周恩来对她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我要求你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一定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当逃兵。”他又吩咐说，“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很好注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邓大姐还给侄女讲了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最后，周恩来要求秉建到牧区后锻炼吃牛羊肉，过好生活关。因为她在家里不吃牛羊肉，所以特地交代她到牧区要锻炼吃，尊重当地风俗。一九七○年十二月，周秉逢参加了解放军。周恩来不同意，立即派秘书到部队了解她入伍的经过。后来，秉建向部队组织要求重返牧区，并获得批准。周恩来高兴地对她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又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来路。”过些年，周秉建回京探亲，周恩来吃饭时慈祥和蔼地对她说：“要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王昭君就是匈奴的媳妇嘛！你可以向她学习，做个蒙古族的媳妇，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一种体现。”后来，周秉建完全实践了周恩来对她的嘱咐和教育。经过20多年，她已经做了蒙古族人的妻子和蒙古族孩子的母亲，正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振兴内蒙古的建设事业中，为建设伟大祖国的边疆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党外朋友，使他们以总理为榜样在自己的亲属中实行起来。在湖南长沙率部起义的陈明仁将军多次受过毛主席、周恩来的接见，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有一个最小的孙子上山下乡，一九七○年找了爷爷，要他搞个当兵名额，通过关系参军入伍。当时陈明仁当大军区副司令员，想让孙子当兵并不困难。但他对孙子说：“要求参军是好事，但你的户口在临安，应该到当地去报名应征，我不能给你特殊照顾。周总理都这样对待家人，我们要学习。这个后门不能开。”后来，陈明仁的孙子继续在农村安心劳动，入了团，当上小队会计，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
周恩来这样以身作则地、毫不徇私地教育和培养自己的亲属子女。他也要求党内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自己的子女，不要叫他们变成“八旗子弟”、纨绔公子。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他呼吁领导干部（包括他在内的四百零七名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七十三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中南海的武成殿的院子里，立了一块石碑，是乾隆皇帝告诫皇家子弟不要过腐朽生活的。周恩来有机会就对人说：封建皇帝都注意教育子弟，我们共产党干部更要加强对后代的教育。
一次，周恩来到上海开会，当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带着夫人、孩子来到地方，所有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支付时，很是生气。回到北京，他在全国第三次交际接待工作会议上恳切地告诉各省来的同志：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责，都要给他本人出具帐单，包括交通费在内，由各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周恩来这种严肃态度，正是他从党、国家、人民利益出发考虑的一种大公无私的伟大思想的体现。
一一二、西花厅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又是一国总理，所以，他的国内外事务特别紧张繁忙。因此设立了总理办公室，配备了一些秘书，协助他分摊点事务工作，节省他一些时间。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在国民党地区领导地下党和统战工作，除了有一个警卫副官外，没有专门的秘书，警卫副官是保卫部门配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都是依靠总参谋部、社会部、城工部和有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秘书。
建国后，周恩来日理万机，没有专门办事机构就不行了，这样就开始建立总理办公室。当时政务院秘书长是李维汉，齐燕铭任副秘书长，分工领导政务院秘书厅、总理办公室等工作。至于总理办公室的干部配备、审查和调整，都是齐燕铭通过中央组织部进行的。周恩来只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要求，从来不提具体名单。
总理办公室一九五六年人员最多，有20多人。那时候负责周恩来、陈云，陈毅、习仲勋四位正、副总理和秘书长的事，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办公室主任，下设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一九五七年，办公室作过一次压缩，人员精简，近半数同志调出去支援各条战线。自此，办公室就只管周恩来的事了。办公室留下的包括正、副主任，还有九位秘书，“分兵”联系有关部门。另外，还有一个机要秘书和几名干事，负责收发电报文件，并且日夜轮流在值班室值班。为了及时处置紧急公务，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局，根据总理指示，也相应地建立起24小时值班制度，并随时掌握部长、副部长的去向，以便“随叫随到”。
一九五八年三月间，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分管总理办公室工作，感到总理办公室缺少一个熟悉统战工作的干部，他就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和我分别征求意见。齐燕铭说，周总理除管党、政、军大事外，他还兼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工作，经常要和党外人士联系，需要一个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到总理办公室去。童小鹏抗战时期就随同周总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又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多年，调他去比较适当。李维汉提出调走童小鹏，但要调一个秘书长还统战部。徐冰认为我去总理办公室，可以使统战部同周恩来的联系更密切，更便于请示报告。我自己则表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很重要，我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不能胜任，如果组织决定要我去，我一定服从并努力把工作做好。齐燕铭又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商量，安子文完全赞成，并答应可以物色一个秘书长给统战部，这时，齐燕铭才把商量的经过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既然组织部和统战部都同意，我也同意。经中央组织部办手续后，我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到总理办公室上班。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等，进进出出的前后不下百把人，他们都是为工作的需要而来，又为工作的需要而去。都不是周总理自己提名要来的。周恩来选用身边工作人员，可概括为一句话：完全依靠组织，从不任人唯亲，只有大公无私。就这点来说，也反映出他高贵的品德，特别值得各级领导同志学习。
周恩来工作之繁忙、辛苦，那是在红墙之外的人所鲜知的。他的忙碌，连外国朋友也说他是时间最不够派用、睡眠时间最短的一位总理。由于他管的事多面广，所以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各方送来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情况简报、统计报表等，多得不可胜数。秘书们便充当第一道的“过滤器”，首先把材料过滤，该写摘要的写摘要，该拟提纲的拟提纲，等待周恩来夜里回办公室审阅和批示。周恩来的活动日程，白天忙于参加或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会见各种专业会议代表，约人谈工作，还不时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白天忙过，晚间九、十点钟以后才能够批阅文件（当然对于急件或电话传来的汇报请示，随时批办）。他的工作有条不紊，属于只需过目的文件资料，由秘书们分门别类放入标名的文件夹内，陈列案头供随时翻阅；对需要审批的，秘书当面呈送。周恩来审批文件很仔细，连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亲加改正；属于工作请示，要求批准的，他会作出明确的答复；对于从电话传递上来的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情况，在专门印制的汇报表格上随记随送，随时批办。批示的内容，只要秘书和对方经办人员记录在案，核对无误，即可执行，无需再有什么文件往来。毛泽东对这种工作方法曾经称赞过，认为效率高，重要情况在短时间内即可使有关同志知道，并且减少了文犊主义毛病。
周恩来对每位秘书的工作都是直线联系的，有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等。他交代的繁多事项，秘书们从不疏忽、从不遗误，虽然工作很忙，但大家心情愉快，精神焕发。周恩来办公桌有一个抽屉，安有直通各个秘书办公室的电铃，像钢琴音键一样排列着，遇有交办的事情，就按铃招呼前去。每位秘书除手中积压的等待总理阅批的文件外，需要口头请示汇报的问题也是接连不断。晚间，周恩来在家，秘书即抓到他几分钟时间，争取办几件事。所以，周恩来回西花厅有时用餐、洗澡或在卫生间，也得处理公务。很多紧急事情是在他起床后上厕所的时间处理的。所以，秘书们开玩笑说，总理的卫生间是“第一办公室”。
周恩来的确太忙，睡眠时间实在太少，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邓颖超大姐为了减少他的一些工作负担，曾经鼓励秘书们发挥集体智慧，把有把握的事代他答复，事后报告。可是，周恩来还是未能添点睡眠时间。后来，秘书们商量出一个轮流值夜班制度，每晚有一两人值班，不值班的人把任务交代下来。这样，每晚只有一两个秘书陪总理，不必大家都等着。
值班办公的效果虽然不错，但也出现另一个问题。一天，负责水利的李岩值班，周恩来戴着老花镜翻阅外交部送来的一些非洲国家的材料。他按铃招呼李岩进去，提了好几个问题。可李岩不了解外交的事，不敢随便回答。
周恩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是铁路警察啊，各管一段，那怎么行啊！在我办公室值班，我就得找你，你就要能够回答，办公室就是你们七个人，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怎么行？你们商量一下看怎么办吧。”李岩回到办公室，给我留了一个条子，把周恩来的意见转告我。我见过条子，觉得过去为解决夜间秘书太多太乱，才实行值班制。可是，值班秘书顾了那头又顾不了这头，李岩碰到的事情就是一例。过后，我请秘书们开会，商量怎么办好。大家一合计，决定以后办公室秘书每周聚两次会，相互通气，把自己分管的这几天周恩来交代的大事通报一下，做到每个人心中有数，知道目前在抓什么问题，周恩来还没有办完什么事。开会时，也把搞机要的同志请来听听情况交流。这样，周恩来问起来，值班的秘书就不会卡壳。我们做秘书的工作，就是要适应他的工作而不断变化。
总理办公室工作复杂，我这个主任也很难当。为了帮助我做好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个信封的背面给我亲笔写下一个批示信：童主任：我批办各件，请你于每日在家时上午十二时前，晚间十一时左右来办公室看一次，以便熟悉全局，利于检查、联系和协调各口的工作。
此件请给各秘书同志一看，并对值班干事规定几条守则。
周恩来十二·五我按照周恩来的批示信办，熟悉了全局，工作就好做了。他的这个批示信，我一直保存至今。这份我唯一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已经成为一件革命文物了。
周恩来的工作一丝不苟，非常细致，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开会讨论经济工作。秘书要用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随时计算回答他提问的百分比。遇有审查国家计划、财政预决算时，还得从计委借来一架手摇计算机，搬到周恩来对面的办公桌上，帮助计算多种数据。他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人家回答“估计”、“大约”、“差不多”的字眼，更不允许不懂装懂。他对秘书工作的要求是严格的，秘书们感到紧张、有压力，但大家心情舒畅、愉快，深深感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一种幸福，可以学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严谨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