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为中共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党的秘密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
汪锋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就奉党中央指示，携毛泽东亲笔信同杨虎城见面，进行过双方合作的谈判。这次中央要他到西安帮助杨虎城改造西北军，领导西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周恩来要汪锋转告阎揆要（十七路军的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在杨虎城的部队内不要搞“左”的行动，不要起义。要他吃国民党的饷，做我们的工作。要告诉秘密党员，善于交朋结友，既做官就要老老实实做官，把官位巩固下来。要对人诚恳，多接近各方面的人等。
彭雪枫在西安进行一段上层统战工作后，于十月到山西太原，开展对阎锡山的上层统战工作。
边章伍是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后改编为红五军团的干部。他与西北军有历史关系。他在叶剑英领导下进行西北军系统的上层统战工作。
吴自立是军委供给部的干部，他到西安负责红军军用物资的采购工作。
叶剑英等一行人化装成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在保安谈判后经西安返回南京。边章伍是河北人，长得魁梧，就化装成负责谈判的“长官”，穿高级呢子军装，挂斜皮带，穿长统皮靴，手持马鞭。潘汉年是秘书，因为他是从上海、南京到保安来的，所以穿上带来的西装，戴上礼帽、金丝眼镜，夹着公文皮包，一副大秘书派头。他知道国民党地区和军队的情况，一切应付裕如。彭雪枫长得一表人才，挂上武装带，很像个副官。叶剑英是个大人物，不让他出头露面，就只好多日不剃胡子，穿上士兵服当“马伕”。当然“长官”是不会亏待他的，在有群众的地方要他牵马，在山沟里没有群众的地方，就让他上马了。其余的人都穿上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当“兵”。
李克农派了交通王立人和几个红军带路护送。在苏区内，群众和红军战士见了都很惊奇，有的以为是抓来的俘虏，经解释是南京国民党派来的，又为国共开始谈判而高兴。他们走到直罗镇东北军刘多荃师防地时，受到刘多荃的接待。边章伍、潘汉年当贵宾接待，吃得很好，还有桔子，其他“随员”就住在马号。当刘多荃（刘澜波同志的哥哥）发现“秘书”给“马夫”吃桔子，“官”和“兵”的关系不像国民党的官兵关系时，就心照不宣，给他们平等待遇了。刘多荃早就和红军有关系，他当然不会查问究竟。可这出戏还是露出了一点小小的破绽。从此，他们就注意严格区别“官”和“兵”的关系。
到西安以后，照各自的任务和关系，严格保守秘密。据孙铭九回忆：“副司令（张学良）把红军代表交给我，住在我家里，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这位代表风度翩翩，像个书生，只叫他杨先生。事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将军。”叶剑英在政坛有丰富的经历和斗争经验，当然演得很成功。
叶剑英带了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希望张学良将军“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中央档案馆保存了一份《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协定》草槁，毛泽东在红军代表款下签了名，但东北军款下没有张学良的签名。时间是九月二十二日。我一看，是我的字迹。查了当时的日记，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晚我在外交部（即中央联络局）抄写的。中央档案馆曾把这份草稿当成“毛泽东、张学良签订了协定”印在文件上。中央党吏研究室也据此引用到《中共六十年大事记》（一九八二年版）。此事我认为不能成为正式协定，因为张学良并没有签名，而且是我抄的草稿，还有修改的地方。如是正式文本，肯定会抄得正规的。一九八二年我曾问过刘鼎，刘鼎说，他没见过这个协定。我又当面问过叶剑英，他也记不得有此书面协定。这件事有两个可能：一是叶剑英曾带到西安征求张学良意见，因为事实上东北军和中共关系已经很密切，重大问题都已解决，不必签订文字协定；另一种可能是，中央考虑一切可由叶剑英当面同张学良协商，没有带到西安去。不论何种情况，说它是毛泽东同张学良签订了书面协定是不能成立的。
叶剑英在西安时，为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随着我党同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关系的更加密切，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日益加紧。叶剑英在西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张学良时刻关心叶剑英，要孙铭九保证他的绝对安全。叶剑英也就很少出外活动。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从洛阳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秦始皇陵和华山之后，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并要张、杨做好一切剿共准备后，即向陕北红军进攻。张、杨不仅不同意继续剿共，而且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对张、杨严加训斥，声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并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张、杨的部下施加压力。西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张学良很快将他和杨虎城同蒋介石会谈情况通知了叶剑英。叶立即向中央报告。鉴于形势紧张，十月二十九日，叶剑英向中央请示，拟于三日后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十一月初，中央回电同意叶回保安。叶告张学良，中央要他回保安开会。张指示孙铭九，派车和警卫人员护送叶安全出西安到洛川，由洛川的东北军负责护送到红军防地。
叶剑英安全回到保安，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报告了蒋介石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内容和蒋介石“进剿”红军的军事部署，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情况等等。党中央肯定了他和刘鼎等的工作成绩。叶剑英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结他的任务。
当政治局会议进行中，机要科长叶子龙送来张学良发来的急电，说西安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
叶剑英一行离开保安时已是十二月上旬，经过几天跋涉到鄜县交界处时，“双十二”事变已经发生，中央要他回延安，等待飞机飞西安，同周恩来、博古等去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四、争取西北军和地方实力派
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以后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战争。一九二六年他因坚守西安孤城八个月，策应北代战争并取得胜利而闻名于世。一九三一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一九三三年五月，杨虎城和他所属的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中共秘密党员）到川陕苏区与红四方面军商定“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
之后，红四方面军也派出川陕军委参谋部主任徐以新到汉中，同孙蔚如密谈，达成了上述密约。双方根据这一密约，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合作问题，并带去毛泽东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中旬，杨和汪谈话，消除了杨对红军的一些误会，双方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十二月下旬，北方局又派负责人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反复商谈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主要内容是：一、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三、十六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来往；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情况，说杨虎城过去和我们有关系，这两支军队不仅有可能联合反蒋，而且可能联合陕甘其他部队及孙殿英、宋哲元等部。会议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真诚地同他谈判，加强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在八月十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促使国民党政策的根本改变，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即西北的大联合，少数民族的联合，蒙苏的联合，红军的联合。他认为西北大联合是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他正为这几个大联合而艰苦奋斗。
一九三六年九月，党中央派张文彬（原名张纯青，任过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二、取消经济封锁，设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六路军负责掩护，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六路军粮食；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等。
协议确定后，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在西安，对外以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活动。在西安、宜川、洛川等地设有秘密交通姑，与苏区和其他地区联络。他住在西安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尤凤舞的家里，经常在这里和秘密党员及友人接头。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那一天。当时，张文彬、张经武和我都在红军大学一科学习，中央决定派张文彬到西安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张经武（长征时曾任军委纵队参谋长，到陕北后任军委二科科长）到山东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毛主席调我作他的秘书，都是同一天调出来的。红大教育长罗瑞卿为表示对学员的期望，在保卫局加了几个菜为我们饯别，还有另一些同学参加。外面是狂风暴雨，窑洞内却谈笑风生，吃得很高兴。张文彬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学习时喜欢吟几句诗，大家便叫他“诗人”。张经武在白区工作过，有时讲几句生意经，大家便叫他“老板”。饭后海阔天空地闲聊，一提到诗人，大家就说要作诗送别，你一句，我一句，一下就凑成了一首诗：“狂风暴雨宴经武，且谈且笑送诗人；葡萄美露聊当酒，翘首秦中报捷音。”（吃饭时没有酒，保卫局有一瓶从西安搞来的葡萄露，聊当酒喝）当时党中央对两张外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寄予厚望的。他们没有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不仅在当时，也在抗日战争中，都为统战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张文彬同志一九四二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一九四四年在江西泰和马家洲监狱牺牲。
由于我党对杨虎城和西北军，一贯采取团结、帮助的方针，始终以忠诚的朋友相待；由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等爱国将领及广大官兵，坚持联共抗日的爱国主义立场，不仅在西安事变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中，建立了功勋，而且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牺牲，成为抗战中的坚强力量，因此他们就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杨虎城将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蒋介石扣留。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想借助日寇消灭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立了战功。抗战即将结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还阴谋要消灭他们，在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三十八军的部队不得不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在河南洛宁、巩县等地起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杨虎城将军则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连子女及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儿子等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他的夫人早在一九四六年底被特务害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与此同时，我党同各地方势力也建立了统战关系。
蒋介石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叛变革命，取得中央政权以后，一方面继续镇压革命运动，“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就是采取政治、军事、经济以至特务手段，消灭、收买、分化、破坏地方势力和非嫡系的军事力量，妄图达到他的“统一”，实施法西斯的军事独裁。因此，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甚至发展到军事对抗。
“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各地方势力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和我党建立联系。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使之成为“逼蒋抗日”的另一支力量。张学良自确定联共逼蒋抗日方针后，也向各地方势力进行过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活动，起了配合我党开展统一战线的作用。
争取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日本帝国主义向察哈尔、绥远进攻时，山西首当其冲，阎锡山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王国，曾作些抗战的准备。由于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对山西是个威胁，他又积极反共。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山西时，他坚决阻止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并让蒋介石派十个师到山西，妄图消灭红军。中共中央为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全部回师陕北。因此，蒋介石的中央军已无理由长驻山西，把主力撤出山西，这点阎锡山是高兴的，也是我党利用蒋阎矛盾的一个例子。同时，北方局通过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关系，也向阎锡山领导集团开展统战工作，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批关押在北平监狱的党员经北方局报请中央批准履行手续出狱后，山西籍的党员薄一波等，就利用社会关系到山西进行统战工作，并得到阎锡山的支持。九月，中央派彭雪枫经过西安到太原，代表中共和红军同阎锡山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为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抗战初期比较好的合作抗战，打下了基础。
争取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在江西苏区时代，红军就和陈济棠有过秘密关系，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区和通商贸易。长征中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曾与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让红军借路西进的协议。李济深是桂系的政治代表人物，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时，同我党建立了联系，经过他的影响以及我党在香港对广西方面做了工作，李宗仁、白崇禧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所了解。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发动反蒋抗日的事变，我党曾肯定他们是抗日的，进步的。事变发生后，党中央从瓦窑堡派了大革命时期曾在广州参加革命运动，以后又参加了广西的红七军的云广英，经天津、香港到达南宁同李宗仁、李济深建立了直接关系，他们都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愿意同中共合作，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局联络局的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的代表刘仲容的父亲有统战关系，并可利用他们的电台发报。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李宗仁、李济深的代表钱寿康经西安到达保安，要求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协定经过修改后，由钱寿康带回广西。西安事变发生，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通电表示支持。
争取绥远的傅作义。傅作义原来是阎锡山的部属，自一九三一年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已逐渐形成一方势力。由于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长城抗战，一九三六年参加绥远抗战，成为全国人民崇敬的爱国将军。
中国共产党对于傅作义的爱国精神，曾多次加以表扬，并派代表见傅面商合作抗战事宜。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北方局曾派张经武到归绥同傅面谈。张经武事后告人：傅是坚决抗日的。一九三六年六月，傅作义把关押在绥远的王若飞送到太原，经薄一波同阎锡山交涉后释放，王回到延安。八月，党中央派南汉宸携带毛泽东亲笔信面交傅作义，傅同南作了恳切的会谈。十月，在太原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彭雪枫，又到绥远同傅作义进行商谈。傅对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十一月下旬，傅作义部队取得收复百灵庙的胜利，受到全国人民的慰问。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援绥远抗战的通电。一九三七年一月，毛泽东又给傅作义发贺电，并派南汉宸到绥远慰问，送锦旗一幅。给傅作义以极大鼓舞。这些，都为抗战初期八路军同傅作义在山西抗战中密切配合打下基础。
争取四川的刘湘。四川的地方势力，长期处于半独立地位。大革命时期，他们曾受到吴玉章、杨阎公、刘伯承等的影响。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对他们形成威胁时，他们就积极反共。一九三四年底，蒋介石利用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机会，派出以贺国光为首的参谋团到重庆插手川政，并派胡宗南、薛岳等嫡系部队入川，引起刘湘等不满。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件期间，刘湘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有信使往来，同意逼蒋抗日方针，并曾表示愿与西北共同行动。此时，党中央经过上海地下党派了在四川有影响的张曙时等到四川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同刘湘建立了联系。西安事变后，刘湘通电表示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主张，希望和平解决，反对武力讨伐。
争取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他们虽有抗日要求，但不敢公开声言抗日，更不敢联共。经过党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过间接关系表达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都愿意建立秘密关系。一九三六年八月，宋哲元派了代表刘子青到西安，同我党建立联系。
争取新疆的盛世才。经过张学良的疏通，自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同我党建立了比较好的统战关系，又对我党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起了桥梁作用。
我还保存一件一九三六年间党中央在保安时派代表与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统战关系，由毛泽东签名盖章的空白介绍信。这种介绍信是由李克农主管的中央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3×4寸见方的薄棉纸上的，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后面交的。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的。记得当时带过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又到绥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集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
信的原文如下：××先生勋鉴：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
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毛泽车（盖章）月日和地方势力的这些联系，对于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同南京政府的秘密接触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全国人民同仇敌汽，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
但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采取投降妥协政策。他们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集中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包括从东北撤退到关内的30万东北军），对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进行反复的残酷“围剿”。
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日本阴谋要把中国变力它的殖民地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引起美国不满，美国国务卿公开发表文告，声称美国对于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国民党内抗日力量的发展，以及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矛盾等因素，使蒋介石被迫秘密进行一些抗战准备工作。为了遏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蒋介石采纳了英美派宋子文、孔祥熙等的意见，于一九三二年底恢复了在大革命时中断的中苏邦交。一九三六年春，蒋介石曾秘密派陈立夫、张冲到欧洲，想到莫斯科同苏联谈判，后来他认为时机不成熟未执行。
蒋介石在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也打算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想与中共建立联系，摸摸中共的底，妄图在政治谈判中压服中共，达到他军事上述不到的目的。
蒋介石最早伸出来的触角，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要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陈绍禹）提出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要求。
王明表示，无论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回国的潘汉年和国民党联系。潘汉年在莫斯科同邓文仪会面后离开莫斯科回国。
为了保密和便于亲自掌握，蒋介石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事文给陈立夫负责。陈立夫交代他的亲信曾养甫（曾任铁道部次长，当时任广州市市长）物色可能找到共产党关系的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曾找到谌小岑（铁道部劳工科长），因为谌曾在天津参加过“五四运动”，同周恩来、邓颖超有来往。
谌小岑接受任务后便积极进行这项工作，他一方面通过同国民党元老罩振有来往的湖南同乡、历史学家翦伯赞，约了北平中国大学进步教授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虽不是党员，但他同北平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两人都是湖南人）有联系，参加了抗日统战活动。周小舟经过市委报告了北方局负责统战工作的王世英。经北平市委批准，昌振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到南京开始同曾养甫会谈。一九三六年三月，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养甫谈判。谌小岑又经过在南京工作的左恭，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到南京同曾养甫会谈。
当时，中共中央还在陕北瓦窑堡，对蒋介石开始寻找共产党关系的问题还不清楚。最早把国民党要求同共产党谈判的消息告知中央的是宋庆龄。她一直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对日本妥协投降，她同共产国际有联系，对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中共的《八一宣言》，都表示拥护。她和上海地下党也有密切联系。当她从宋子文、孔祥熙那里听到蒋介石要找共产党谈判的消息时，很高兴，国为她早就盼望国共能恢复和好，共同对日。她急于想把这个消息直接告知党中央。一九三六年一月，宋庆龄请和她有联系的董健吾（秘密党员，对外的身份是牧师）面谈，要他将一封密信送到陕北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因要经过东北军防区，宋把事先准备好的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交给董。董向上海党组织报告后，上海党组织介绍张子华同行。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西安后，请求张学良批准他们进入苏区，张学良知道南京的意图后，他也就更放心同中共联络了。
二月十九日，张学良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到苏区。二月二十七日，董、张到达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
三月二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介石、张学良的联络工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学良的工作仍经过王以哲，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应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条件。
三月四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的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学良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中断了十年的国共关系又开始打通了。
三月中旬，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的情况。周恩来也到了。同时，北方局的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了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并报告了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的经过。
这时，党中央对东北军、西北军、各地方势力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动向，了解得更清楚了。在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但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不定。由于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这就尖锐地推动了民族战争的发展。对南京政府说来，或降日，或抗日，其间的余地更狭了。他提出抓住“联共”的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还提出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这里所指的各党各派已经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了。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潘汉年从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后，经西安刘鼎的秘密交通线于八月八日来到保安。他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汇报了邓文仪在莫斯科同王明谈国共和谈问题，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潘汉年汇报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同南京谈判。周恩来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并建议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等方面也应有所变动。
会议认为，南京是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书中严正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共谈判露出微曦，周恩来几乎是竭尽全力促成谈判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以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关系和影响，给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要写信，吁请他们为这项正义事业作出贡献。
早在五月十五日，他给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张是校长）写信，称赞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说明中共主张“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希望张赞同，并“请一言为天下先”。同日，又给谌小岑写信，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希望他“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并希望曾养甫或谌小岑来苏区共商大计。
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子周，是周恩来的旧相识，周恩来写信向他说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愿先生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谋建立。”八月三十一日，他给曾养甫写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是“弟等外出不易”，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省华阴县会晤。
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还写信给国民党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以至蒋介石，阐明我党的主张，指出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是国民党中枢的核心人物，当时前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者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主任，且已受命与我党联系。周恩来两次给他们写信，在九月一日的信中尖锐指出：“近者寇入益深”，“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信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希望他们敦劝蒋介石“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同时希望他们参加两党谈判。
当时胡宗南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进攻陕北红军的主力。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和周恩来有师生之谊，他在江西苏区即积极参加“剿共”，并一直尾追中央红军到陕北、山西。周恩来写了一封既含讥讽又有规劝的信给胡宗南。信上说：“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胡宗南长期“剿共”屡遭失败，已失掉信心，他曾对张学良说，“剿共”是“无期徒刑”。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给蒋介石写信，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并向蒋忠告：“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他同时再写情给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二十四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致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以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我党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保安，经西安去南京。
张子华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四月离开瓦窑堡，五月和八月又来往两次，传递国共双方关于谈判的意见。因曾养甫调到广州工作，张子华又奉党中央命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广州，和曾养甫会谈，表示中共的严正立场：（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南京方面坚持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中抗日。（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是没有道理的。（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主要目的是实现第一步目标，订立停战协定。
在这次谈判中，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四条：（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厄派代表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曾养甫又一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并给周准备了护照。
党中央表示可接受上述条件。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我方诚意，十月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令，红军一切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派潘汉年再次去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
潘汉年于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谈，面交了周恩来给二陈的信，并口头转达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这时陈立夫的态度和曾养甫对张子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陈立夫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说：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他并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旧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会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要把蒋的条件向中央报告。潘汉年立即回答，如下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了解决，我想周是无法出来的。以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进行了两次谈判，他虽把保留的红军人数由三千改为三万，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国共谈判又是阴霾四佈了。十二月八日，中央对潘汉年指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红军只能扩充，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无任何商量余地。
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特别指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能做无原则让步。”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十一月二十一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了消灭胡宗南一个多旅的胜利，就是这一明确态度的具体表现。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和谈无诚意，而且亲自到西安布置对红军“进剿”，使潘汉年和陈立夫的谈判没有具体结果。周恩来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这次国共谈判虽然没有成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是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仅仅一年的时间，由于中共中央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从而争取了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杨虎城及其西北军，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势力的积极合作。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内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广大工农群众及青年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日益增多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民族资产阶级感到日本侵略的危险，也逐渐同情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国民党的谈判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但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建立了联系，促进了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增长，为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年里，周恩来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一起为制定方针政策，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日夜操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付出大量心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