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三、反冒进及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后不久，在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中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实践中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弯路，甚至遭到严重的挫折，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出现的冒进，以周恩来为主几位领导经济工作的同志的反冒进和毛泽东进行的反反冒进。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接连不断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全国出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随后，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他一再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批判右倾保守，这对经济建设各个领域以至科学、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当时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对于来势迅猛的生产建设高潮也是欢欣鼓舞的，他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讨论编制15年（一九五三至一九六七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各部汇报了自己的设想。按各部提出的数字综合，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产量六千亿斤，棉花五千六百万担，钢一千八百万吨，煤炭二亿八千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百分之八点六，“二五”百分之九点九，“三五”百分之十点一，15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五。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指标偏低。这年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天津召开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展望农业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要达到四、五、八，即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每亩年产四百斤，黄河淮河之间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同一地区棉花分别达到六十、八十、一百斤。从一九五六年起15年内，开荒一亿四千万亩，到一九六七年全国耕地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计算，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应是一万零六百二十三亿八千万斤，超出原设想指标百分之八十；棉花产量应是一万二千万担，超出一倍多。
毛泽东的思路是，当时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取得成果，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估计可能出现十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毛泽东提出这次大会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与此同时，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采纳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的建议，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要省”的意见。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把多、快、好、省正式公布，这篇社论虽然鼓舞人心，却充满着形势逼人的气息。
一九五六年一月初，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对《农业十七条》作了补充修改，扩展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月二十五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布。它的主要内容除前面谈的棉粮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七到12年内消灭普通水、旱灾和水上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五年、七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改为臭虫）、苍蝇、蚊子；五年或七年内基本消灭文盲。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提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形势。
于是各行各业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都要加快速度和扩大内容，指标都定得很高。
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部讲到：美国那点东西，一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二月中，各部委汇报工作时，他又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建设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其实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工业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十三点二到百分之十九点二之间，已经不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十八，已经很高。毛泽东这些话传达之后，必然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而按照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发展速度的思想，就被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冒进情绪，在一九五六年的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集中表现出来了，他们纷纷要求把12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12年或八年的任务，提前在五年甚至三年内完成。
毛泽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各部门制定的指标越来越高，使周恩来深为不安。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感到这种冒进的倾向应当遏制。高指标完不成，国务院不能辞其咎，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肩上。
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下旬起，周恩来感到要防止急躁冒进问题，对此，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因为基本建设过多，需要的物资大大增加，必然造成各方面紧张，控制基建的速度，才能遏制这种冒进倾向。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说：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在一月三十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中，他又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二月六日，周恩来和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
经过两个会议的努力，一九五六年度的基本建设投资从一百七十亿元压到一百四十七亿元。
在这个月里，周恩来又多次谈到做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四月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要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负责平衡工作。由于不少地方劳动力增加和批判“右倾保守”，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都不敢将物资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恩来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一九五六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四百九十二万吨、水泥六百四十七万吨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国务院发文后各部门和地区，要求建设高潮要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落空的危险。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五月，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倾向”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六月一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倾向反一反。
六月一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压缩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和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问题，他认为当年基建投资一百四十七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仍然是冒进的指标，数字这么大不可能完成。因为一百四十七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需要增加相应的钢材、水泥，而钢材只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水泥是负增长，即使有钱，缺乏原材料，如何去完成计划呢？薄一波、李先念提出“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百分之五，总投资额降为一百四十亿元。这个意见被周恩来所接受。当时全国人大即将召开，要在会上报告国家预算。在六月五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在六月十二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强调应加强计划性，先是搞生产计划，然后搞人力、物力计划的平衡，最后搞财政预算，有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李先念在一次报告中说：“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只能招致损失。”周恩来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如果冒进继续下去，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
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脱稿后，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都作了修改。陆定一删去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刘少奇作了四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揭示冒进的危害性。胡乔木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造成积压。社论提出：急躁冒进所以造成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刘少奇改定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不看了”三个字。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后来大家才知道，毛泽东批“不看了”三字，本意是他不赞成这篇社论。
双轮双铧犁和扫盲两个例子，在当时都是比较敏感的事情，因为都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的要求。为了推广双轮双铧犁这一新式农具，曾生产一百七十多万部，却只销出80多万部，还退回15万部，不退回的也有很大部分被搁置不用。规定七年扫除文盲，有的地方变成五年或四年，甚至三年和二年，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即使《纲要（草案）》规定的七年扫盲也是冒进的。直到现在，我国也远没有实现扫盲。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盲目冒进的势头被遏制了。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二，是“一五”期间增长最高的一年。可是，出现赤字18亿多元。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四位主管财政经济的领导人都认为这一年冒进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召开“八大”。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初步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一九五七年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国际上，波兰由于波茨南事件引起的动乱已经平息，匈牙利事件也在军队的镇压中恢复了平静。在国内，“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生产建设出现了蓬勃的气象。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国际方面转向国内方面，原来他对于反冒进是有意见的，这时他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认为反冒进给群众中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泼了冷水，放慢了建设速度。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在会上说，一九五五年来了一个高涨，一九五六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共产党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并提出要“复辟”被扫掉的这三个东西。
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尖锐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把跃进看成“冒进”。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社论，批评反冒进是“刮起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反冒进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一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尖锐批评“右倾保守”，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政府领导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这次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由于二月份要召开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周恩来建议先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毛泽东同意，因此，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也来参加。
会议印发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六月二O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度计划的报告》的讲话节录。以上文件都是作为被批评的材料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的。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疮的指头，十个指头的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到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后来又多次谈到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就是这样。
当天晚上，毛泽东讲话对反冒进提得更高，说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日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对《人民日报》六月二十日的社论，他的批评更是尖锐，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上重点是反冒进的。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还对这篇社论批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时，对柯庆施非常赞赏。柯在一九五七年上海市党代会上作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使这次会议开得很紧张，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不知所措。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在十九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南宁会议以后，对反冒进的批评并没有结束。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并针对周恩来等同志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但他又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会上，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都进行了自我批评。
率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的周恩来，参加了二十三日最后一天的会议自然也不会好受。
三月间，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了成都会议，又接连谈到反冒进问题。三月九日，毛泽东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三月二十五日他又说：关于反冒进以后不要谈了。事实上批评反冒进还有余波。在这年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党中央工作报告时，又提到反冒进问题，报告说：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的生产建设，特别是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马鞍形”。毛泽东修改工作报告时，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经过几个月的批评，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又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这时批评反冒进问题才告一段落。
进行了几个月的对反冒进的批评，事实证明它是起了消极作用的。首先，毛泽东把冒进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业务问题，又称反冒进的同志是“促退派”、“观潮派”、“像蜗牛一样爬行”、“跟右派相距不远了”等等，上纲上线，对于冒进不能再提什么意见，这就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对于党内的民主生活也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党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右倾保守和冒进都是可能发生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就造成了党内、各部门中许多人调子越唱越高，越“左”越好，订计划时指标层层加码，这就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辟了道路，导致了后来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国家遭到严重的困难。其次，这次批评反冒进，被批评的都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中职位很高的领导同志。由于毛泽东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大家敬仰他，尽管他的批评有许多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周恩来等高级干部也要按照他定的调子跟着走，几乎不容许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自我批评、写检讨，甚至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党内高级干部都不能申述自己的看法，这还谈什么党内民主，只能造成党内的“一言堂”。有些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毛泽东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已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了。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从中央统战部调到国务院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时，看到中央党校教授兼总理办公室理论秘书范若愚正在为周恩来起草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其中谈到反冒进是十分错误的。他的思想确实“右倾保守”，“离右派差五十米远”等等。使我吓了一跳。我想，周恩来对毛泽东是紧跟的，重要的事都请示主席和中央，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我很不理解。这个检讨稿送给邓小平征求意见，邓小平说，写这么多干什么，他把“离右派差五十米远”划去了。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等同志反冒进是正确的，他一再自我批评，写检讨。我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而在强大压力下作出的违心的行动。
一一四、从农业开始的“大跃进”
在批评反冒进中孕育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推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九五八年四月，毛泽东又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跃进”这个词原是周恩来的发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的报告中，批评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肯定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从此开始。毛泽东当即写了封信，表彰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实际上，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一百四十多天。
二十六日，彭真把周恩来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恩来在当夜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要求五年间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年达到二千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了。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全国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首先兴修水利，一亿人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从一尺五寸达到几尺。最突出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最早放出的是河南遂平县放出的亩产小麦二千一百零五斤的“卫星”，接着江西贵溪县放出水稻亩产二千三百四十斤的“卫星”。于是“卫星”几乎天天放，而且越来越大，最大的小麦“卫星”是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最大的水稻“卫星”是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这简直如《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使许多人瞠目结舌，迷惑不解。实际上这些离奇的丰产典型，大都是采用“并田”方法假造出来的，把许多块即将成熟的庄稼全并到一块田里，计算出它的产量。甚至那个数字压根儿就是假造的。许多同志都还记得，当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这些夸大的宣传，当时就有许多同志不相信，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帽子不敢公开说罢了。老实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达到惊人的地步。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提法层出不穷，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人甚至说，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高产卫星”起了鼓励与迷惑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决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指标为八千亿至一万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是九千万至一亿担。而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只有四千亿斤，棉花只有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要它们分别增加一倍至一点五倍，根本达不到。
刚刚被批判“右倾保守”的周恩来，面对农业的“大跃进”局面，虽然表现沉默，但他仍以冷静的头脑观察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七月，我随他坐飞机到郑州视察黄河水灾时，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馆，馆内陈列了几个“亩产三千斤”、“亩产四千斤”小麦的“卫星”，他当即问陪同的负责同志，这是否确实？弄得那个负责同志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农业的“大跃迸”促进了工业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是从钢铁开始的，最具典型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当时苏联提出，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也提出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成为工业“大跃进”的重要口号。
和农业一样，钢铁产量离谱的指标出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两个报告，其中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我国的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一千零七十万吨至一千一百五十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两个报告非常欣赏，称它是“一首抒情诗”。据此，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时，还写了一封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五月份，八大二次会议开会，钢铁产量指标又被提高了。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认为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铁产量从四百万吨（一九一三年）搞到一千八百万吨。一九五七年是五千一百万吨。我们搞到五千一百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底子是90万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六二年将搞到三千万吨，可能是三千五百万吨，也许是四千万吨。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五千一百万吨。他还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雄伟气魄，使许多人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都热起来。
六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五九年设想的汇报。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除毛泽东外，其他常委都参加了。会上估计一九五八年钢产量将达到九百万吨以上，一九五九年指标应为二千万吨或者更高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要》中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钢，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的讲话、批示都只在内部进行，公布出去的是一九五八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
当时实际生产能力怎样呢？一到七月份，累计只生产钢三百八十万吨，和指标相比还差七百万吨。八月十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光靠“洋炉子”是完不成任务的，决定土法上马，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主要是发动农民就地大炼钢铁。于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最多的时候，有六千万农村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这年年底，钢产量完成一千一百零八万吨，在一九五七年五百三十五万吨的基础上翻了一番。煤产量由一亿三千一百吨增加到二亿七千万吨。
但是这个指标的完成是以极大的代价换取的，甚至是虚假的。首先是产品质量低，许多地方小高炉炼出来的铁是含硫量很高的“烧结铁”，不能炼钢。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不能加工，成了一堆废物。经以后核实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为八百万吨。而国家的矿产资源被破坏，森林被大量砍伐，连群众做饭的锅也被砸光。群众反映，“这是吃祖宗的饭，遗祸子孙”。其次，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积累率平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二，一九五八年却一下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过高的积累，严重挤掉了消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得不到保证。同时，重工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也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使国民经济得不到均衡的发展。
十月以后，毛泽东也发现了“大跃进”中的问题。在十一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他开始降温了，承认包括他自己，犯了“冒失”的错误，认识了只讲多快不讲比例是不行的。但他仍然认为批评反冒进是正确的。
在反反冒进中被批评的周恩来，对于国家的这种现象是忧心仲忡的。但他不可能再来一下反冒进，只能不去添柴加火，使这股热焰烧得更旺，而是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尽量避免国家遭到损失。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降下来了，为一千八百万吨。周恩来、邓小平要计委交换一下情况。
陈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恐怕有问题。周恩来心中是有数的。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党中央先后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薄一波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并就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二十六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第一季度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批评了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门的工作是大少爷办工业，现在要出“秦始皇”，老讲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提出一千多个基建项目中要削减五百项或六百项。这时周恩来机智而又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泽东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恩来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在这次会上，邓小平提出一千五百万吨钢材也可能完不成，把计划放在一千一百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家心情舒畅。毛泽东、周恩来都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周恩来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这反映了周恩来对于经济建设要稳扎稳打的思想。
“大跃进”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带动一切”，赶上英国的主要标志是钢铁产量，钢铁生产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周恩来决心深入了解钢铁生产的情况，五月十七日，周恩来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邓小平批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彭真核阅。报告说：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二十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回京。
分工视察的地区是：周恩来——河北；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谭震林——山东（主要是注意农业，并研究生铁生产）；习仲勋——河南，可能时再去陕西；贺龙——四川，可能时再去云南；罗瑞卿——湖南，可能时再去湖北；陆定一——江苏，可能时再去上海；聂荣臻——安徽；乌兰夫——包头。
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财经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
中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报告，总理和副总理们分头出发了。他们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例如陆定一在山东枣庄调查时，了解到去年大炼钢铁中，“小土群”问题很多。大批农民上山炼铁，在地里挖个坑，睡在里面，棉被都是湿的，这怎么能持久呢？炼出来的铁含硫量很高，大都是不能用的废品。一九五八年是丰收年景，秋收时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了，庄稼成熟了却没人收，农民编了顺口溜说：高粱站了哨（成熟后无人收割），棉花吊了孝（棉絮从棉桃中垂下来），大豆放了炮（豆荚成熟后在地里爆开）。农民粮食缺乏，大都吃不饱。他们到了上海，柯庆施和分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都没来见他们，只派一个干部来说大话，说上海要达到年产一千万吨的生产能力。陆定一问，生产一千万吨钢，矿石、电力、运输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个干部不能作具体的回答。陆定一和陪同他来视察的冶金部总工程师陆达一计算，这个指标根本完不成。他们回到北京后，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情极其严肃，一言不发。他已经看到完成任务不容易和大搞群众运动的种种弊端。
我是随同罗瑞卿去湖南视察的。罗瑞卿因为未管过工业生产，他特别从冶金部要来两个专家随行。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二十四日一个月时间，跑了十几个县，既看了涟沅、湘钢等大中型钢铁厂，也看了遍地开花的“小土群”、“小洋群”炼铁厂，还看了煤矿、铁矿基地。最后在长沙做了总结并起草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周恩来。总的印象是：像涟沅、湘钢等大中钢铁厂，因为有铁矿、煤矿、石灰矿等原料的来源，有比较先进的炼铁炉和炼钢炉设备，又有必要的技术人员，问题虽然不少，但经过一些整顿和加强领导，是有发展前途的。但靠运动轰起来的“小土群”、“小洋群”，除个别的生产了一些含硫高的生铁外，大多数都不能维持生产，不得不停产，但已浪费了许多煤炭和木材（“小土群”主要是用大木头去烧的）。至于人才和粮食的浪费，则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建议国务院要迅速研究并解决钢铁计划和生产问题。
其他副总理也向周恩来马上书面报告，总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各位副总理的报告，在国务院会议进行研究后，即向中央写了报告。主张迅速调整钢、铁和钢材的生产指标。
由于“大跃进”，钢铁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各方面给它让路，轻工业被挤掉，农业丰产没有丰收，粮食和副食品严重匮乏，工作被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张降低钢铁生产的指标，中央书记处决定，一九五九年产钢一千三百万吨，铁一千九百万吨，钢材九百万吨。各部门才得以对严重失调的现象进行调整。周恩来思想上的压力也有所减轻了。
一一五、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郑州会议的纠“左”和钢铁生产指标的降低，开始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对待经济建设。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为了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研究一些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在七月初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俗称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比较舒畅的。他六月二十四日由武汉乘专列火车到达长沙，恰巧罗瑞卿和我参观了韶山回到长沙。下午二时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告诉罗瑞卿，说毛主席已到长沙，邀罗和我一道到火车站迎接。我们立即去火车站，上了专列，见到毛泽东。专列随即开到城外的黑石铺机场专用线的车站停靠。毛泽东即乘汽车到湘江边准备下湘江游泳。这时省公安厅已准备了救生船只和游泳水手。毛泽东在游泳水手保护下顺江往下游。罗瑞卿和我虽然也会游泳，但没有在大江中游过，就各套了一个救生圈跟着顺流下游。大约经过40分钟，到了长沙的橘子洲头，毛泽东上了岸，大家也跟着上去。橘子洲是毛泽东风华正茂时和同学少年常来“中流击水”的地方，故地重游，所以他今天特别高兴。他一上岸，就被一群小学生认出来了。在小学生们“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游人也都围拢来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穿上睡衣，举手向群众致意。接着，在周小舟、罗瑞卿等陪同下，毛泽东到省委招待所住下。
二十五日上午，毛泽东和我们一行人从长沙乘汽车来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下午，约了一些老人座谈、照像，同他们吃家乡菜。晚上就写出那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六日清早，毛泽东就起了床，他告诉贴身警卫员要上山给父母亲扫墓。警卫员叫起罗瑞卿和我，我一骨碌下了床，立即背起徕卡照像机跑到毛泽东前面，爬上了山坡，拍下了毛泽东折松枝代花向父母墓前献上并行鞠躬礼的镜头。摄影记者侯波是女同志，比我落后一步赶了上来。
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韶山，曾到毛家祠堂谒祖，参观了韶山学校，在水库游泳，又接见了许多乡亲。二十八日返长沙乘专列到武汉，改乘轮船到九江，于七月一日上庐山。当晚他又兴致勃勃地写了一首《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刘少奇和朱德是六月三十日上山的。周恩来带秘书顾明、李岩等于七月一日由北京乘专机到武汉，然后经九江上山的。我陪罗瑞卿从长沙到武汉经黄石港上船到九江，于七月一日到庐山。
陈云本来上了庐山，因庐山海拔高（五老峰一千四百米，会场和住地一千二百米），他身体不适应，中央决定他下山休养，没有参加会议。
邓小平因会前打台球滑倒伤了腿骨，在北京治疗，没有上山。所以书记处由彭真负责，但许多事情他找周恩来商量。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和彭真、杨尚昆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同志都住在庐山交际处的一幢大楼里。周恩来除了要我和顾明、李岩分别参加大区的小组会，将小组会的重要意见向他汇报外，还要我帮助办公厅编会议简报。小组的简报由各组长签字后交会议科印发。
会前，已传出毛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听了认为这次会议要好好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缺点错误，对前途是有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