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要讨论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等18个问题。周恩来提出增加国际问题。共是19个问题。七月二日中央开了常委会，把会议要讨论的19个问题确定下来。七只三日，会议分六个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我列席中南组。组长陶铸传达了中央常委会确定的19个问题。从口气上看，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如下：一、读书。由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这本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斗争夺取革命胜利之类。当时都认为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山东、河北建议，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好人好事》，在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不谎报、不浮夸的例子。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队。一本《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各省找几个例子。一本从去年到现在中央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左右，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公社领导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二、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八大二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要坚持。总的来说，湖南省委有三句话，他们说得巧妙：成绩很大，经验丰富（实际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产品都要有）。
农业12项，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特。工业有轻有重。过去“两小无猜”，把精力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丰收，今年又大春荒。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去年许多事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我们曾批评过斯大林一条腿走路，自己提出过要两条腿，反而一条腿了。“大跃进”中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些问题，但包含积极因素。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现在形势好转，盲目性少了。何时能彻底好转？争取明年五一节。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楚，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三、任务（或分成两个问题，即今年任务，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各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去年丢掉一条，是挤掉了农、轻，也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轻就好了。今年钢是否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不能超就算了。钢明年只能增四百万吨，达到一千七百万吨（或六、七、八三个数，一千六百万、一千七百万、一千八百万）。以后几年也是年增四百万吨，二千三百万吨就超过英国。定要确保质量，不要追求太多数量了。今后应由中央确走方针，移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三成，即一千亿斤。六四年搞到一万亿斤。恢复农业四十条。指标比原定的稍高一点，还是12年达到。两个口号不变。15年内主要产品赶超英国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人的脑子逐渐实际，要让下面去超过。
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四年才能达到。过去安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改为农、轻、重。这样提，不会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衣食住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这是六亿七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日子过得舒服，才利于建设，便于积累。农业问题，一是机械，二是化肥，三是饲料。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准备犯四年错误）。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定一下。
有两种积极性：盲目性和实事求是。还是要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搞一平二调）。总的看，十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真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是多数）是权利归他是共产主义，否则是资本主义。山东有的地方发现抢粮之事，这很好，可引起注意。搞社会主义是会坚持到底的，不会一日或忘的。美国如打来，我们最坏退到延安，但还会回来的。
四、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人、财、商、工四权下放了，现在要适当收回；对下要适当控制，要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强调集权，统一领导。统得不可不死，不可过死。
五、食堂。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在这几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能保持百分之三十也是好的，形式可多种多样。太分散的户不办，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是基本不要钱。湖北是半供给制。供给部分要小，三七、四六。供给制不要否定。食堂与供给制是两回事。按月发工资，大部分办不到。
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产多少，粮食按四千八百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增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新的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一九五九年的四大指标定高了，现在陷于被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代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
十三、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百分之零点零七），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台了。
十五、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关系。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出机关（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一百二十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三千六百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十年，讲统一战线，一切都忘了。
这18个问题中，如第三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今明年任务和四年任务，则为19个问题。这19个问题，虽然其中还有不少“左”的东西，但总算是抓到了“大跃进”产生的种种错误，如果真正头脑冷却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这场灾难不至于继续发展，而是能及时得到纠正。会议开始时，大家都轻松愉快，称这次会议为“神仙会”。周恩来也谈到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时说：“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庐山会议是本着解决“大跃进”的问题、争取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而召开的，起初大家的心情是舒畅的。
在庐山，周恩来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除了参加常委会外，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前，他多次找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李富春、李先念都参加。有时刘少奇也参加。七月十二日，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是一次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应如何认识将措施过程缩短。他说，这次在庐山比以前认识多了一些，如财政赤字，是否即通货膨胀？物价只少数有变化。过去陈云同志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主要是货币与财政不一致，银行的货币多发行了。他将工业、农业、商业分头算了细帐，单生铁，国家即补贴25亿元。商业透支了50亿，用于赊销和预付款。今年上半年银行支出，工业有30亿不正常，摊子铺大了，一机部等生产任务多变动，品种不齐，不能配套，质量下降，次铁退货等。冶金部今年24亿投资，上半年已用去19亿。
他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做好，特别是三材（钢材、木材、水泥）太不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国家一定要把帐算清楚，要收权，去年四权分给省市，要收到中央与省市两级。上下纳入计划。要归口管理，不能一个人四个口袋，流动资金不能当基建使用。最后，要号召增产节约，解决商品与货币比例的正常化。大家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隐瞒问题，也不要埋怨和推诿。
李富春、李先念也都发了言。主要也是谈经济问题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十七日和十八日的小组会，组长传达了十六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可能是他们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大家认为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把成绩讲够了，才能把缺点讲透，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帐，虽然大炼钢铁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帐要算，但既要算经济帐，也要算政治帐；既要算现在的盈亏帐；也要算将来的盈亏帐。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的说法有说服力。周恩来的讲话是持平之论，他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解决问题。
十六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的信批给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并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当时我正和杨尚昆等在一起，看到信后，我们都觉得彭德怀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都是有道理的。“大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确实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困难。信中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认为是对的。我还特别指出，徐水的县委书记提出“奋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根本做不到。没有想到此后几天中，庐山气氛逐渐紧张，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到来。
这时，周恩来还在召开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有一天晚上举行舞会时，李锐正在周恩来旁边，有意地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当时对彭德怀的信已经议论纷纷，有直截了当表示赞同的，也有提出种种非难的。
七月十九日，周恩来参加小组会发言时，没有提到彭德怀信的事情，只是说，他同意毛主席讲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和少奇同志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还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当时毛泽东指定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和李锐七人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论定记录》，写了12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周恩来讲了同意其中讲的三条缺点，并补充了以下几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彭德怀的信将会引起轩然大波。
七月二十三日，早饭后，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他就要机要秘书告诉办公厅会议科立即通知大家开大会，他要讲话。大家当然以最快速度赶到“庐山大会堂”（三十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盖的两层楼，楼下是戏院，楼上是会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
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修长城。
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有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外结合。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句名词。我对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
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
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措词的严厉，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主要是针对彭德怀以及那些“离右派差三十公里”的“动摇分子”。如果说前几天是阴云密布，这次讲话就是一声惊雷了。
毛泽东为了证明党内外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七月二十六日，他又批示印发了《李云仲的一封信》，并写下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还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当天，各小组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活动”、“猖狂进攻”。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势突变，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
一些“左派”更加劲头十足，彭德怀被罗织的“罪状”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揭发批判彭德怀等“罪状”的小组会简报，每天有好几期，都印发给全体到会者。
在这种情况下，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周恩来专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苦口婆心地关照他们：要接受这个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度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他在讲话中说：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划清界线。在政治疗向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如果对总路线有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但是，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两者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个时期会议的发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两年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九千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和东北李仲云的信。会内也有人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
不能单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帐，划得来。说“右”了，实际是说“左”的人右了。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先念提出来的。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
落实指标，落实到可靠的程度，是否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礼拜的帐，是否机会主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一直抓计委和工交部门算细帐，落实一九五九、一九六○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指标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二十三日毛主席讲话之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八百五十万吨钢材，最后算帐只七百万吨。也不要彼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有错误，也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一碰到问题，就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心焦如焚，置身其中。
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划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线。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帐，把帐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还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议、人大常委会开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六月十三日分配了八百五十万吨钢材，加进口52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将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数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
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市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
从武昌会议至今已八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今年基建用材要减百分之三十二，共二百五十万吨。生产用材减52万吨，减百分之九点二。
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
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周恩来是大管家，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怎样完成任务。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是“忧心如焚”。这篇讲话的言词之间，也显出了他内心的矛盾。在当时对彭德怀等批判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总路线这面旗帜，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对彭德怀有所指责；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完成各项计划指标。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不能为困难所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巨大风暴，又谆谆告诫大家站稳脚跟，努力把工作做好。真是煞费苦心呵！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各小组都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作检讨更是不行的。聂荣臻、叶剑英两个老帅也抱着关心老战友的热忱劝彭德怀作认真检讨，这样对党有利。
彭德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痛苦的煎熬，不得不于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思想方法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关于他写信的动机，“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
这样的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人到黄克诚住处闲聊，又碰到彭德怀，因为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又都是湖南人，此事一传出，就变成有组织的“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了，一下子都把他们挂上了“纲”和“线”。
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六个大区组长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中央委员都已上庐山。接着，召开大会。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是：商量召开中央全会的事。
庐山会议已经一个月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想做两件事：一、叫改指标。武昌会议定了指标，上海会议改了，现在看来改得不彻底。武昌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但在八大会上通过了，要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去年的事情，全世界都议论纷纷。
二、路线问题。究竟是采取哪一条路线，大家扯了很多，再开全会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词令，横竖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当面不扯，背后又有意见，那不好办事。
此外，还有业务问题，由国务院搞文件。
有些同志发表议论，说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因此，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分大会、小组会两种。
七月三十日，我听到周恩来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时，说清楚了毛泽东的想法。周恩来说，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听了周恩来的话，这时我想，毛泽东拿定主意以后，林彪当然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再表示了，就是有所表示也是没有用的。
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亲自挂帅下，开展起来。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由毛泽东主持，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常委会，约14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外，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会场是在毛泽东住的“美庐”（原蒋介石的行宫）。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讲话，彭德怀有许多对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间插话。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有：关于“得失论”。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论，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是失小得大。
彭德怀过去几次路线斗争都动摇。立三路线、王明两次路线错误。抗战时期闹独立性，听王明的。由于犯错误挨了整，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说彭德怀和他（毛泽东）的关系，31年来是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彭德怀承认：他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彭德怀在过去多次重要时期都不写信，这次为什么上万言书？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发表的（彭德怀说，他写信只给主席作参考，没准备发表），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有野心，有右倾活动。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指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党中央，反对中央。
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差，等等。
毛泽东批评张闻天时说，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刘少奇说，长征中，过金沙江后会理会议前，彭德怀批评军委领导，不守纪律。彭德怀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检查记仇记恨的事。
朱德发言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上纲上线，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抬起腿来，用手指抓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只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朱德对彭德怀说，要投降无产阶级，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毛主席走。
周恩来在会中，问过彭德怀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说话后，出门时，斯同他讲过什么话。周也批评彭德怀，他写信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锋芒对着总路线。希望彭交心。要一改二帮。
林彪是七月二十九日才上山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但他看清了毛泽东的面色。他声色俱厉地批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看风使舵，老奸巨滑，攻击毛主席。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彭德怀不要打这个主意。
这两次常委会，已把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
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心情是复杂的。八月一日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将在八月二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毛主席讲话。他还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了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
八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设在舞台下面，就坐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围着主席台摆有三排藤椅，大家散着坐。我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到会旁听，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同志一起坐在边上。
八届中委共一百九十一人，到会一百四十七人，列席15人。
毛泽东主持井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一九五九年生产指标问题。他说：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改了就轻松了。
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关于路线问题。他说，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开会的方法，他说，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是分裂，还是团结？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到过去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经过。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七大，十年时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他特别点洛甫（张闻天）的名说，经过十年很必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
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为了彻底揭发张闻天的“旧病复发”，毛泽东在当天又写了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大会。信中正式提出了“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
信的开头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结尾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毛泽东的这封信，把会议推向揭批“军事俱乐部”有组织、有准备向党猖狂进攻的高潮。
毛泽东又连续批了许多材料并亲自加上批语，向会议提供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武器，而且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大会、小会、“机关枪”、“迫击炮”不停地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击。
经过几天小组会的批斗争后，八月十一日下午开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主要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旧帐。说彭德怀30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
十三日上午起开大会，张闻天作检查，下午彭德怀作检查，十四日上午黄克诚作检查。这里，特别说一下十三日大会情况。
彭德怀首先表示：一个月来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他检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也承认了过去对毛主席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贯彻不力，等等。他还着重检讨了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对于彭德怀的这次检讨，不少人点头称赞，我听了甚感钦佩，受到教育。
可是仍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周小舟是在小组会上被斗争的，没有在大会上检讨。
这次大会，斗争火力之猛烈，许多老同志都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许多坐在后排的人，就站起来看。刘少奇当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我恰恰这次会上带了照相机，立即拍了一张斗争场面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收入我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李锐著的《庐山会议实录》也采用了。这是一个历史的瘢痕！八月十六日上午，八中全会最后一次大会。刘少奇主持，议程是：一、彭德怀讲话。他简单地表态，承认错误，接受全会的决议。
二、通过决议：①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②通过《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③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④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⑤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毛泽东同志讲话。
八月十七日，还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中央委员都到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聂荣臻为军委第二、第三副主席；任命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就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了。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助长了“左”的发展，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许多日用品十分缺乏。遭到破坏最大的是农业，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千亿斤减少了六百亿斤。一九六○年又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一年的二千八百七十四亿斤还低。
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不少人。各地向国务院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周恩来的办公桌，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要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粮食只够供应三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错误，给国家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呀！历史是公正的。经过22年后的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发生在庐山的这场斗争。《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是多么深重的教训啊！
一一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
“大跃进”和“反右倾”使我国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之中，主要表现在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大量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九六○年初，党中央并未就这一严重情况达成统一的认识，一月七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九六○年的计划草案，钢的指标仍定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指标是六千亿斤。四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钢的指标未变，粮食指标减至五千九百四十亿斤，仍是一个跃进的态势。
为了完成计划，投资要增加，各部门的工作被打乱，产量上下去，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十分紧张。由于日用品供应困难，群众意见很大，主管国家计划和生产的李富春、薄一波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为了扭转一九六○年第二季度主要产品产量下降，必须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搞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