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同意这样做，并且指出，可供调运的煤炭、生铁资源减少，要求调入煤炭、生铁的省份，如果经过努力仍不能实现原定钢铁生产指标，那就应当实事求是，降低钢产量。这时李富春建议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八月底至九月五日，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审议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和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赞成这些设想。周恩来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因为调整二字，比整顿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后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八字方针”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解释。他说，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他还指出调整的具体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构、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此外，调整工作还包括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粮食征调数量，一九六一年进口五百万吨粮食；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等。
“八字方针”提出以后，实施时并不一帆风顺。大家都受“大跃进”思想的束缚，计划指标仍是偏高。虽然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且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下来了。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份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一九六○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他还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明年、后年要做巩固工作。但在经济工作的实际运行中一九六一年计划指标仍然不低，钢调低到一千九百万吨，煤却上升到四亿三千六百万吨，粮食调高到四千一百亿斤，而这一年第一季度重要工业产品除个别的外，都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全年的计划执行情况也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所谓“七千人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参加，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一是从开幕到一月九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出席的人提出话还没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让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出现第二个高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不仅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了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并大为感动。
刘少奇在会上把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认为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这种敢于直言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周恩来较为详细具体地谈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说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错误已经停止，正在改正，或大部分已经改正。对于工作中的错误，他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一再说：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还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百分之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百分之二十是跃进，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二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百分之九十八点五、重工业下放百分之七十六的文件。他认为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声明对于这些问题，要在三日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帐，要交代。毛泽东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组的会议上讲话，强调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批评浮夸和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行事，又指出要大家说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强调要发扬民主，反对强迫命令。
会上，也有人唱出不同的调子。“大跃进”以来一直以“左”的面貌出现的柯庆施，对《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并且说《书面报告》“越看越没劲”。
林彪的发言也与众不同，他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彪的讲话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在一月十八日召开的《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却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错误都担起来了？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第二天，大奸似忠的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对此，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彭真这种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陈伯达何许人也，“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貌似忠心”，正掩盖着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缺点错误。
“七千人大会”对于“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几个方面：一、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二、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三、分散主义严重泛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四、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五、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总的来说，“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正视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国民经济的困难情况，但是人们还没有从“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对困难估计不足。钢产量、基本建设投资虽然大加压缩，仍然较高，当年财政收支仍然出现30亿元的赤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二月二十一日举行三天的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家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陈云作了重要讲话，谈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在五个方面的表现和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他们特别指出，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又不积极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那是真正的右倾。在以后中央的有关会议上，周恩来多次提出我们的经济生活要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和陈云都强调压缩工业战线的必要性，主张一九六二年的计划还需大调整，“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
调整工作收到了实效，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下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钢从七百五十万吨降为六百万吨，划拨75万吨生产农具和维修农业机械。工厂保住一批，关掉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把生产任务集中到消耗少、成本低、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从而降低了成本，减少亏损、增加利润。农业中产方面粮食产量虽比一九五七年减少八百五十亿斤，但比一九六一年略有增加，安排较多的原材料增加日用品生产，商品比原计划增加19亿元，通货膨胀受到抑制，出卖高价糖、烟、酒等食品和手表、缝纫机等日用品回笼货币。全国的财政收入，一九六一年赤字十亿九千万，一九六二年转为结余八亿三千万。
在调整工作继续进行初见成效的时候，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一股“左”风又冒出来了，会议原定计划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八月五日，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毛泽东把“七千人大会”后接着开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说这两年讲困难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的负责同志在发言中也批评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有人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像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两次会开过为到半年，在领导中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原因是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他的前提是必须肯定一九五八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对“三面红旗”不能有丝毫损伤。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一步，在某些方面却触动了这个前提。他甚至认为讲困难讲黑暗就是压他。在这次会上，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批判，彭德怀则成为批“翻案风”的靶子，《刘志丹》被诬为“利用小说反党”。阶级斗争又一次被扩大化、绝对化，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毛泽东还一再讲了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这次会议使国内的政治方向发生逆转，使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由于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受的冲击不大，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终于能在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