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七、周恩来的“救火队”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现在来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来介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记得林彪当时正在外地养病，打电报来要求请假，我们将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不同意，坚持让林彪来开十一中全会。萧华是中央委员，患有肝病正在青岛疗养，他也请假，起先并没有催他非来开会不可，会议开始后又催着他来开会，他没有思想准备，对于林彪当接班人的问题暂不表态，后来竟成为一大罪状。这次会议还发生一件怪事，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在贵州最早造反的李再含都不是中央委员，康生、陈伯达却提出要让他们参加会议，还让他们在会上讲话。
会议原订议程有四项：一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是讨论和通过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是通过会议公报，四是对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补行批准手续。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会议的议程，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揭发和批判；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实际上抹掉了八大选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副主席名义。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一九六六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三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五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地往下掉。
大家急切他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灾区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于是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但，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批评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仍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他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槁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还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地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的接见与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
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一些红卫兵失去理智，疯狂破坏，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其破坏程度如此严重，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设想的？所有这些，周恩来当时也搞不清楚。他在思想上没有作长期搞“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看出。
一是面对当时红卫兵大串连之风席卷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渴望得到毛主席接见一事。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最好是有个计划，有组织的分批到北京，人员要控制在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毛泽东一听说，不行，起码二百五十万。毛泽东的口一开，红卫兵到京串连人数最后达到一千一百多万。
另一件事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机关、中南海也有许多造反派起来造反，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一乱，势必影响全国。周恩来对此十分着急。
他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立即向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告一段落。
可见，毛泽东是想以红卫兵为“文革”的主要力量，达到“天下大乱”，所以，他不能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卫兵串连应有组织、有计划、有数量控制的意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相差甚远，足以看出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红卫兵串连运动的深层想法是不理解的。至于“文革”时间长短，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未经过深思熟虑，为此，他就同意周恩来关于十月中旬告一段落的意见。
正因为周恩来是在这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很不自觉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所以在当时许多场合下，周恩来总是说：对“文革”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他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从好的前途上去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多次反复地讲道：“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改、紧赶”。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国庆17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旬，毛泽东也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这一提法，周恩来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佯的提法。由于毛泽东坚持，这一提法未做修改。
于是，周恩来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随着局势的发展，全国混乱局面日见严重，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周恩来所能做到的就是：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去“救火”，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地控制全国混乱的局面。
所谓的“救火”，主要是救干部、救档案。而这当中贯穿的主要工作则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与红卫兵讲道理，劝阻并制止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
周恩来的“救火队”有我、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我曾经说过：“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当时，周恩来要我们救的干部主要有中央部长级领导和地方省委书记。
只要红卫兵把部长们抓去批斗，周恩来立即派我们出面与红卫兵讲道理，办交涉。他让我们掌握一条原则，不准红卫兵揪斗部长出去游街，不许打骂体罚部长们，他们有错误、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将揭发材料送交周恩来；凡是已住在中南海要揪出去批斗的领导干部，都要报请周恩来审批，而且要写明时间，按时送回。
地方省委领导被揪斗，周恩来就让我们打电话劝阻。记得四川省红卫兵揪斗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从成都揪起，押送北京。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叫我沿途打电话加以劝阻，但劝阻无效。李井泉、廖志高一到北京后，我们立即将他们保护在中直招待所，对红卫兵说：要让他们在招待所里好好写检讨。名义上写检讨，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文革”后，廖志高见到我时，还提起这件事，对周恩来和我这个“救火队员”充满着感激之情。
早在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成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还有以蒯大富为首成立的第三司令部。他们分头派人到各机关、学校以至企业、工厂去串连，组织红卫兵联合造反。为了便于联系和诱导，周恩来指示周荣鑫和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随时同他们保持联系，及时解决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给三个司令部各安排一个办公室、一辆吉普车。但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也随时加以批评、帮助。
十月十八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我和周荣鑫乘坐一辆小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前挤满了人，一片嘈杂，我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刚一停下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车轮都被挤扁了。进了文化宫找到红卫兵头头们，我们便开始耐心地与他们讲道理。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周总理指示，不能随便贴他的大字报，你们把大字报贴在天安门，对国内国际影响都不好。”经过我和周荣鑫的反复劝阻，虽然还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赞成，他们终于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下来。
有一天，外贸部的“造反派”要把部长李强拉去游街批斗，遭到另一派反对，相持不下，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要我马上到外贸部向“造反派”做工作，说明李强还要代表国家对外搞贸易，不能游街，有问题可送揭发材料。我赶到外贸部，两派正争论不下，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使李强免遭游街批斗之苦。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晚，一大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晚作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卫戍区作好保卫工作。十九日上午，红卫兵再次来到故宫门前，叫喊着要冲故宫。故宫的工作人员因事前接到周恩来的指示，他们理直气壮地对红卫兵说：“我们按总理的指示，关闭故宫，现在，故宫一律不对外开放。要完整地保护故宫文物。请你们回去。”红卫兵听到是周恩来的指示，不敢强行冲进故宫，陆续退回。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象征——故宫，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免遭一场劫难，完整地保护下来。
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也是我们当时“救火队”的主要任务。在一片造反声中，红卫兵疯狂地冲向党政机关。机要、保密、档案等要害部门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中央调查部有许多绝密文件，孔原部长事先曾同我商量，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但该部“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进档案室。周恩来高度警惕着上述部门被冲击的情况，他说：这是最高机密的档案，绝对不能抢。他立即通知我去制止，我正在对另一些红卫兵作工作，没办法脱身，周恩来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去劝阻。李去后被狂热的“造反派”扣住，他坚持在那儿与红卫兵反复说道理，总理办公室也打电话去制止。终于保住了该部的档案。
陈云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为保护陈云的健康和安全，经周恩来安排到西郊安全地方休息。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竟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里要“破四旧”，警卫团长张耀祠得悉后去劝阻无效。红卫兵把大门冲破后进到办公室要砸档案柜，由于警卫同志坚持，他们不敢动手。陈云很喜欢听苏州的评弹，家中收存一些评弹的唱片、录音等，红卫兵说评弹是“四旧”，是封资修的毒草，要全部查抄出去毁掉，而实际目的是要抢机密档案。我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火速赶到现场交涉。我对红卫兵们说：周总理有指示，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而是党和国家的机要档案，任何人不准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破门进来，是错误的。
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因为他们有后台，是受文革小组指挥的，几个小时过去了，硬是不撤。我只得打电话给文革小组的戚本禹，郑重地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他，让他通知红卫兵头头火速撤离。这样陈云的档案才得以安全地保护下来，此后迅速转移到别处。
为了制止红卫兵到处冲击、乱抢档案的做法，周恩来指示我和周荣鑫等人起草了中央文件，下发各地。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正常工作，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这个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文件下发后，对红卫兵的四处冲击，乱抢文件、档案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局面暂时得到控制。
“文革”初期，周恩来为了稳定全国局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做“红卫兵小将”的工作。对于红卫兵的破坏，周恩来非常痛心，但对这些“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还不能训斥、压制，只能谆谆劝说，耐心引导。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的三个月时间里，周恩来召开红卫兵座谈会40多次，有些会一次长达四、五个小时，有的会甚至通宵达旦。他唇焦舌燥，反复讲解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随便抓人、抄家、砸毁文物，对建国17年来党和政府的工作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对干部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等于是“黑帮”等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生活很关心，北京天气寒冷，从南方来的红卫兵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周恩来怕他们冻着了，让我们的招待部门去买棉衣，解放鞋，发给红卫兵。有一次，周恩来得知有一批红卫兵上井冈山，遇上下雪，粮食运不上去，他急得很，当即指示我们打电话到江西省委，派直升飞机运粮食到井冈山。
周总理不仅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红卫兵的说服教育工作，还要做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一百万人次红卫兵和广大师生。毛泽东的这一重大步骤使北京人员流量猛增，大量繁重复杂、琐碎细致的工作都落在周恩来头上。他要负责从各路进京的铁路交通安排，红卫兵在北京的食宿，组织接见检阅，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等等。周总理依靠党政军各级组织，充分发挥他那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保证了毛泽东八次检阅都没有出事故。
周恩来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作为，使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九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
林彪、江青一伙还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我认为：坏人唆使“红卫兵”乱放火，周恩来救火，这个“火”救得对，救得好，如果不救，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是光荣的“救火队员”。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革”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革”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利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革”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我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我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我：“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我如实回答：“我不知道。”我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
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红小鬼啊。”说完，扭头就走，从此不再理睬我。当时，我觉得好笑，心想：正因为我是红小鬼，就应该说老实话，想让我拍你江青的马屁，做不到。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
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陈伯达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
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她吃安眠药之前，还与我通了最后一次电话。我告诉她：“在主席、总理面前没有说不清的事情，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都是甄别了吗？”然而，她还是含恨地离开人间，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他当然是积极参加“救火”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和汪东兴一起把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人民来访接待站加以扩大，加强领导，以适应人民上访特别是红卫兵来访的需要。汪东兴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接待站工作。本来这是不干文革小组的事，但江青、陈伯达、王力、戚本禹等人，认为事先没同他们商量，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想把接待工作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借口红卫兵对接待站有意见，所谓支持某一派，压制某一派，不及时把群众意见反映到中央和文革小组等等。就由王力出面，组织中南海的“造反派”和北京、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开会，名为提意见，实际上是斗争大会，主要矛头对着周荣鑫，对汪东兴也顺带批了一下，我也是被批判的对象。会开了三天，最后由王力代表文革小组宣布：汪东兴在主席身边工作很忙，他顾不了那么多，应原谅他。
童小鹏有一定责任，要检查，可继续工作。周荣鑫问题严重，要好好检讨，要负责把接待工作搞好。王力把周荣鑫的问题说得很严重，更助长了某些“造反派”对周荣鑫的不满。散会后，王力就走了，忽然天津的一批红卫兵要把周荣鑫揪到天津去批判。我当即出来制止，我说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红卫兵”不能在中南海内抓人，有什么意见可以报告周总理。同时，我对国务院的“造反派”说，你们有责任保护周荣鑫，不能让外面的人揪走。天津的红卫兵无理以对，只得撤退。但此后，周荣鑫就再也不能对外进行工作，只好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无法无天，文革小组的王力，就可以到国务院里头召开批斗国务院秘书长的会议并给他随便戴上政治帽子。
江青等人始终没有放过遵照周恩来指示勤恳工作的周荣鑫。一九七五年，周荣鑫在教育部当部长，曾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当副部长。就在“四人帮”掀起“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周荣鑫因坚持周恩来的有关指示被江青的爪牙迟群等揪去批斗，心脏病复发仍不停止，也不及时抢救，因而含冤死去。李琦得以幸存至今，也许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吧！我这个“救火队员”，虽然救了别人，可是最后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在“文化大革命”风浪初起时到中央办公厅任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事前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中央决定后，周恩来找我谈话才知道。大约六月四日，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稍停一下又说：我认为你不一定能搞好，但是，中央既决定了，你就服从吧。这个决定真使我感到突然，但又不能不表态。我说：“我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很繁重，我是不能胜任的。你说，中央已经决定，我只有坚决服从，尽力把工作做好。”我感到他有难言之隐，但我不能问明，过两天我就去中办上班了。其实，我调中央办公厅是汪东兴的主意。
“文革”前，中央免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任主任，他把机要局长李质忠调来当副主任，帮他清理、整顿办公厅。“文革”一开始，汪忙于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之间的工作，就先报经毛泽东批准把我调到中办，因为毛泽东已先批准，所以周恩来就不好不同意了。
我到办公厅后，就按分工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不久，“红卫兵”运动兴起，不论白天、晚上，都有许多批“红卫兵”到中南海西门来要求见中央领导同志，或者揪部长来向中央告状，秘书局副局长出面不行，只得我出面做工作。有两次甚至不听警卫劝阻，爬过铁门冲到大门里头，我只得协同警卫团副团长出面劝阻，最后报周恩来命令他们退出。常常忙得精疲力竭。
可是，刚成立几个月由江青的爪牙戚本禹（他当时还挂名秘书局副局长）所指挥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就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开始批斗我。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造反团”居然得到汪东兴的批准，在庄严的怀仁堂召开大会批斗我和另一秘书局副局长曹全夫，会上散发经过汪东兴批准去机要局印刷厂印刷的《告中央办公厅革命同志书》和《中南海红色造反团通令》。《通令》不仅揭发我的“罪状”，更猖狂地骂朱德为“黑司令”。
当时朱德同志还是党中央政治局党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正住在怀仁堂南边的一幢小楼里。
现在引用《通令》中的两条，让大家作为奇文共赏吧！“二、撤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童小鹏的党内外一切职权，监督劳动，勒令其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撤销追随童小鹏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曹全夫的一切职权，监督工作，责令其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过，揭发朱德等人的罪恶事实。”（按：曹全夫曾任朱德的秘书13年，与我同时调中办秘书局的。）“造反有理”，《通令》一宣布，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委任我的职权，就一下子夺走了！还有两个副局长曹幼民、赖奎，则要认真检讨，改正错误，继续工作。
当天晚上，中办主任汪东兴接见了“造反团”头头，承认他们的“全部行动”，并表扬他们对四个局级干部“区别对待”的政策。
这是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厅里发生的事情。
从此，我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每天打扫秘书局三层楼的六个卫生间，看《毛泽东选集》，背“老三篇”，不时还被揪去批斗，一呆就十个月。
接着就以“在重庆工作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突击”为由，在审查、批斗“杨尚昆死党”的“训练班”隔离审查一年多。一九六九年一月，下放到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学校”监督劳动改造（当猪倌）三年。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后才恢复我的党的生活，调到校部生产组任副组长。可是改造三年后还不让我回北京，要我到江西南昌齿轮厂去当副厂长。我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要求回北京搬家和检查身体。当我准备去南昌时，中央组织部通知等一等，一等又是一年半。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回中央统战部工作，参加以军代表为主的三人领导小组。不久，中央办公厅党委正式通知，我的历史已查清楚，没有问题。至此，算是“落实政策”了。
我这一个“救火队员”还能活到现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还有一件怪事情。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准备去江西南昌时，向周恩来、邓颖超辞行，周恩来未表态，但突然问我一句：“你是怎样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他说：“有人反映，童小鹏调到总理办公室是周恩来提名的。”我心里很清楚，周恩来用人历来是靠组织安排，从未私自提出要调与自己关系好的同志到身边工作。一定是江青等人在背后指责周恩来任用私人，罗织他的罪名。于是，我便将如何调往总理办公室一事详细向总理述说一遍：我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调到总理办公室的。在此之前，我在中央统战部任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唯一年纪大了，齐燕铭兼主任。齐认为要由一个熟悉周恩来情况的同志来任办公室主任，于是想到我，因我过去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情况熟悉。
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并非周恩来提名，更不是想用私人，而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调进去的。
当时周恩来虽然没有向我透露是谁在背后造他的谣，但我也猜出八九不离十是江青一伙。因为他历来不把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为何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专门向我了解组织调动的全过程呢？可见造此谣言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才会这么重视。周恩来的“救火队”，在“文革”初期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救火队长”和他的队员们一再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诬蔑、指责、迫害。然而，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救火”。后来，救火队员都被夺权，靠边站，眼见“救火队”就要散了，他又想了一个办法，设“联络员办公室”。联络员办公室成立于一九六七年，人员随着工作量逐步增加，军队调师级干部，大约后来扩大到四五十人。哪里出乱子，两派打架，周恩来就派一名与造反派熟悉的人去当“联络员”，实际上也是去“救火”。如让刘西尧去当科学院的联络员，指定胡立教去当财政部的联络员，情况直接向周恩来反映，并收集信息。经过周恩来艰辛的努力，全国混乱的局面一度有所稳定。
“文革”之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他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革”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总理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的记录下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的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领导、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讨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他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更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
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漏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三、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是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还有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遭过江青迫害。江青造谣说成元功不让她到周恩来开会的地方去，当面骂成元功是“狗”，并为整成而同周恩来胡闹。
结果，成元功被调到“五七学校”，一去就是九年。
一一八、“吃掉”江青的“车马炮”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操纵，国内局势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最混乱的局面。
这一年七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事件。事件经过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春夏，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武斗时有发生，规模不断扩大升级。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于七月十四日亲临武汉，谢富治和王力也由重庆赶到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武汉军区和地区支左负责人的会议，听取汇报，作思想工作。十八日下午，他作了总结讲话。主要指出：武汉军区支左有错误，建议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工总头头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当晚，毛泽东接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毛泽东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嘱咐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做通了，再开会协商。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并要谢富治和王力，专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但在十八日晚周恩来飞返北京后，十九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马上驱车去“工人总部”派的一个据点，在那里发表有明显倾向性的演说，接受并佩带该派袖标，宣称要同他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他们还说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人总部”派为此十分高兴，立即出动广播车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这样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的群众和支持该派的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
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师”的一些群众和部分战士涌进谢富治、王力的驻地，要求接见，被拒绝。于是，一些愤怒的群众便冲进去，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在群众集会上进行质问和批斗。数十万“百万雄师”派的群众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浩浩荡荡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张贴标语，高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欢迎周总理到武汉！”正直勇敢的武汉人民以为，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定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从而采取正确方针解决武汉问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是林彪、江青等人所希望的。
已返回北京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责令武汉军区负责人保证王力的人身安全。不久，王力即被救出，转移到驻军第二十九师师部。鉴于武汉局势十分混乱，周恩来决定重返武汉，保护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
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54分，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吴法宪造谣欺骗，说王家墩机场不能降落，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持周恩来，同时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说：“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吴法宪把周恩来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下飞机时，林彪和吴法宪指使别人以反“兵变”为名，紧急调动空降部队占领机场，机场一片刀光剑影。周恩来根本就不相信陈再道等人会搞什么“兵变”。他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即乘车赶往武汉。此时，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知道毛泽东已安全离开武汉，周恩来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七·二○”事件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因素所促发而成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王力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雄师”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七·二○事件的英雄”。
林彪、江青等为王力大肆吹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发文章，播放电视，拍摄新闻影片，大造声势，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王力返回北京后，在林彪、江青等人吹捧下，俨然以“功臣”自居，更加积极为江青一伙效劳。不久，王力又将黑手伸向外交部，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八月七日，因武汉“七·二○”事件受伤的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提问：“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不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造反派答道：“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属于中央的。”王力显得异常激动地说：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要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王力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造反派说，“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自然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以上就是后来被称为“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王力的一番话，对那些几个月来一直想夺外交部大权的“造反派”，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在“王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八月十六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的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至晚间八时才放出地下室，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一片混乱，一直由毛泽东、周恩来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