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在夺了外交部大权之后，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使馆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
八月二十二日晚，被极左的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代办处围墙。随即，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二十二时四十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十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英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七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三个卧室、档案室及二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许熄灭。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气愤，他决定以此事件为契机，抓出“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对外关系”的坏人，中央文革中那几个江青的车、马、炮——王力、关锋、戚本禹，果断地对他们采取处置。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大火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竟有人抬出“王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
狂热中的造反派当然还不知道，一项经周恩来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周恩来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有关材料，报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上面批了五个大字：“大、大、大毒草！”还说：王力的这些讲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八月三十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在钓鱼台（当时为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随即又被送入秦城监狱。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审查。
仅仅三四个月，中央文革就折了三员大将，江青等人对周恩来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了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江青一伙摇身一变，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王力被审查后，江青、康生还给他加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告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文革王力等人的鼓动下，又一批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包围起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什么人去劝都没有用，周恩来叫周家鼎去找红卫兵的总指挥，而他自己则亲自到东城圆恩寺一家电影院坐等。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围攻及如何撤退使馆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等等。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所说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用围攻苏联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且是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了。这又一次说明，只要领导亲自耐心地做工作，大多数红卫兵也能听得进道理。
就这样，周恩来在国内局势几乎失去控制，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当机立断，下决心采取措施，重新控制局势，使之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中局势转换的枢纽，其历史贡献永不可没。
一一九、“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巧妙的斗争。他以过人的智慧，高超的斗争艺术，使相当一批人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可以说，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恩来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许多人寄托希望与寻求慰藉的参天大树，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那么，周恩来又是怎样保护这“相当一批人”呢？在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十分得逞，红得发紫的日子里，正面冲突，公开为这相当的一批人开“绿灯”，是行不通的，周恩来为此费尽心机，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办法，以智斗取胜。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随着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时，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值班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这些话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所以，他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周家鼎传他的三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它，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革”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等。
不久，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帅、副总理、部长们，让周家鼎送去给这些老同志看，并让他们签名后带回。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等。总之是要他们一定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老总、李先念、李富春、贺老总、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他们看了信后都很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当周家鼎拿回那封签有老帅们名字的信退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就把那封信销毁了。中南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高大而坚实的红墙内，是一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的绿化带。
它的正门是南门，又称新华门，朝向长安街，还有西门、西北门、北门、东门，出东门穿过北长街，就是故宫博物院。“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后，这块令许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也不平静了，随时有被冲击的危险。
尽管如此，它仍然是老帅、将军和部长们得以暂时避难的港湾。这是因为有周恩来总理在那里顶着。当时，国务院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靶子”，随时可把他们揪出去批斗一番。这一大批部长级的干部，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参加劳动，还要接受批判，许多人精神上体力上难以支撑。周恩来怕这些部长们承受不了，曾经心痛地说：“他们在外面根本休息不了啊！应该把他们接进中南海休息。”但是，对外又不能公开讲，只好让秘书发通知，以开会的名义，轮番请这批部长们住进中南海，这样进来几天，休息一下，再出去挨斗，而且规定时间送回来，我们称之为“倒班出去”。
余秋里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谷牧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他们都是直接为国务院联系各经济部门抓经济工作的，每天都要把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具体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虽然他们工作很忙，可是还要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以致影响工作的进行。为了使经济工作照常进行，周恩来就以“小计委”（经毛泽东批准的，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组成）搬进国务院工作的名义，将余秋里、谷牧、林乎加三人调到中南海居住和办公。但“造反派”到中南海北门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喊，要揪他们出去批斗，“交代罪行”，为了不同“造反派”顶牛，周恩来派人同“造反派”谈判，约好时间分别让他们出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必要的检查交代。所以，他们既坚持了工作，又免受了过多的批斗。
廖承志是外交和侨委两个“造反派”夹攻的对象。他的秘书在“造反派”威胁、利诱下起来“反戈一击”，造了他许多谣言，弄得他没法在家里呆。
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周恩来要他住在中南海外办的办公室里不要出去。“造反派”要揪去批判，须经周恩来批准并按规定时间送回来，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呆在外办看书报。有一天晚上，我从家里偷偷地跑到外办去看他。他感到惊讶，问我为什么敢来看他？我说：“为什么不敢，我们是老战友嘛！”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认识，日寇向南京进逼时，在十一月我们和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起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又是难友。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廖承志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后，我们就一起在代表团工作。建国后，他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经常在一起开会，现在都“靠边站”，怎能不互相关心？我们两人都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乐观精神促膝畅谈，但又不能不防“造反派”知道后追问我们的“秘密活动”，于是就商量了一个共同的“口供”，只谈了他家里的秘密文件已安全转移到中办秘书局的档案处一事，我就回到家里。
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便是部长们的“避难所”。周恩来让一些被批斗得厉害的部长、副部长们到里面来“写检讨”，实际上是让他们来休息一下，同时冷静地写必要的检讨材料。我见过的有钱之光（纺织部）、钱正英（水电部）、王诤（四机部）、黄树则（卫生部）、萧望东（文化部）、陈正人（农机部）等。因为楼内还住有国务院内的“造反派”，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去看他们，谈完后，都要约定一致的“口供”，来谈了什么，准备“造反派”追问时好交代。有一次，我看了王诤，谈到“文革”前我同他协同中央组织部，为一个建立党的电台有功的涂作潮摘掉“反党”帽子问题，还谈了其他问题，如所谓“杨尚昆搞窃听器”等问题。我们约定“口供”，只承认谈涂作潮问题。果然，不久后四机部的“造反派”知道了我同王诤见了面，就分别派人追问王诤和我，问我们进行了什么秘密活动？幸亏我们事先约好了“口供”，都只承认谈了涂作潮问题，就应付过去了。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到了，还住在国务院宿舍里的一批部长、副部长们不能回家团聚。过去，部长都是白天上天安门城楼上，副部长在城楼下红观礼台观礼，晚上又去看焰火的，我是以工作人员名义上天安门城楼的。这一天，大家都没有资格去天安门了，晚上，只得自己带上椅子坐在中海边上“隔岸观焰火”了。因为有“海水”的倒映，比在天安门只看到空中一面，别有一番风味。我就利用此机会照了一张“空海相映辉”的照片，已收入了我的影集《历史的脚印》，成为有意义的纪念品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想起周恩来。因为有他的一句话，保护了我的照相机和照片资料，“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串连，为保持中南海内的安静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连，不能把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因中南海内的“造反团”势力不大，也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有来抄我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到我家里来，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等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我和紫非同他们据理力争。我们说，这些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做结论，不同意剪掉或打×。我说，不能毁掉，但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他们没有法子，只好同意，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
一九七三年我恢复工作后，全部收回来了，幸免了浩劫！如果外面的红卫兵串连到中南海来，那就要遭殃了。如果我还在中央统战部门的话，那就一定会像李维汉、徐冰、许涤新等一样，照片都被烧掉，连照相机也抢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保护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大家要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发言。
九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十一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目的是想从李雪峰身上追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通知新华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这样的会。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不出中南海。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无视周恩来的劝阻，继续掀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南海各门外一片喧嚣，北京的“造反派”高喊着要揪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出中南海批斗，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
我们看到平日笑容可掬的周恩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怒目冷对，严厉地制止了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狂妄要求。终于逼使他们撤离中南海。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没有达到揪刘少奇的目的，一月六日，就采取造谣的伎俩把王光美骗出去，他们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她的女儿被车撞伤了，现在已送到医院，要她赶快去看。王光美信以为真，就急忙坐车出中南海到某医院，结果被“红卫兵”挟持到清华大学去开大会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人去交涉，把王光美救回来，并批评王光美为什么不报告就出去了。
江青、康生等人眼看一次冲不进中南海，就煽动群众组织再次去冲中南海。七月，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一百多个群众组织，共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大有非冲进去不可之势。几百个高声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红卫兵、群众振臂高呼，非冲进中南海不可，局势相当严重。
周恩来临危不惧，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一连说了三个“错误的”，可见气愤之极与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对那些高音喇叭和无数“造反派”的狂呼滥叫，周恩来坚定地说：“就是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那时局势相当混乱，我们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几次劝他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严肃地说：只要我在这里，高音喇叭就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若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内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在中南海被围困的50多天里，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躲藏在中南海内的领导干部。
贺龙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然而，却被林彪一伙视为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文革开始不久，林彪以为时机已到，先发制人，指使康生等人罗织贺龙的罪名。
一九六六年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空出一些房子，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用来暂住军队。部队借房搞训练属正常军务所需，康生等人却将“借房”一事与搞“兵变”联系在一起，诬陷贺龙“私自调军队搞二月兵变”，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贺龙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要搞兵变等骇人听闻的消息。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造贺龙的反。于是，贺龙家被抄，一家人日夜被包围在“坚决揪斗贺龙”的巨大声浪中。
在贺龙一家被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贺龙。他多次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还亲自打电话给群众组织头头做说服工作，劝他们撤离贺龙的住处，反复阐明不许围攻贺龙的道理。为了让贺龙能正常休息，周恩来把贺龙和夫人薛明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来往，暂避风头。
贺龙年事已高，身体又有病，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后，总觉得住在周恩来家，会给添麻烦，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寂寞与愁思交织，心情仍然很沉重。
周恩来就耐心地安慰他，经常讲些让他开心的话，再忙再累也要去看贺龙，有时就端着饭碗到贺龙住的房间，与他促膝谈心。在那段时间里，总理给贺龙多么大的安慰啊。然而，好景不长，中南海也有两派，戚本禹就是其中的造反派头头。他在背后捣鬼，风声很紧，周恩来不得不把贺龙转移到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的战备办公室）保护起来。但后来林彪等人侦知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和她失散五年的孩子团聚。
中南海有知，中南海有情。那些曾经躲藏在中南海内的老同志，当然更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总理，他曾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代价，保护他们渡过难关。
“文革”一开始，周恩来就十分注意北京卫戍区的警卫工作。他多次指示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乘乱抓走和乱整、乱打老干部，他不仅做指示，交任务，还教如何保护老干部脱离险境的具体办法，想的十分周到。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周恩来觉察到“中央文革”在打彭老总的主意，嘱咐我们要密切注意成都方面的动态，有情况随时汇报。他深知彭老总的性格，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若是与“造反派”硬顶，怕要吃亏。十二月下旬，他获悉彭老总已被北京去的红卫兵抓走，即将送北京，十分着急，指示周家鼎告诉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按中央三条指示对待彭总：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许，火车抵达北京后，傅崇碧按周恩来指示亲自去接。但情况并不妙，北京各路造反派已闻讯云集车站，人山人海，排开阵势，准备抢人，各派互不相让。此时，周恩来正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听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向“文革”小组成员通报：彭德怀已抓到北京车站的消息，立即站起来说：此事由我来处理，随后离开会场，亲自去找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老总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一九六五年底到一九六七年七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
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到北京谈问题，并把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实际上将他们保护起来。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并冲击京西宾馆。
有一天，七千多人突破京西宾馆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周恩来立即指示傅崇碧与卫戍区另一位领导赶到现场，按事先商定的方案，采取紧急保护措施。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让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来，告诉电梯内的同志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让卫戍区的同志，反复做冲击宾馆的群众的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一直不退。周恩来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并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交代。迫使他们最后退兵。在周恩来的亲自布置下，卫戍区保护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打破了林彪、江青一伙要把陈再道、钟汉华等置于死地的阴谋。
彭真的职务被撤销后，周恩来通知卫戍区照样派警卫在他住地（台基厂）保护。有一次，江青指使一批“红卫兵”，不顾警卫部队阻止，爬墙进去把彭真抓走，不知去向。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命令卫戍区四处寻找，同时要文革小组也经过“红卫兵”系统查找，都无下落。后来，有人说叶向真听说过彭真的拘留处，周恩来立即派人找叶向真调查，才找到地址，并派部队把彭真找回来保护起来。
有一次，由陈毅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恩来担心有人会趁机到北京饭店劫走陈毅，提前指示卫戍区一定要保护好陈老总的安全。警卫人员按他的指示，提高警惕，车子开到北京饭店后，果然发现形迹可疑的人，警卫人员便将陈毅的车子停在正门，未等招待会结束，就先将车子开走，将那些要揪陈毅的人引向另一个方向，待会议结束后，用另外准备的车子从另一个门，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为了做好几位老帅的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卫戍区的领导亲自到几位老帅家的住处，一一察看那里的警卫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周恩来通知卫戍区，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卫戍区为此采取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在送徐帅回去的路上，用三辆警车跟着徐向前，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安全送回家中。
卫戍区的干部、战士在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下，都自觉地提高警惕，加强对老同志的保护工作。有一段时间，宋任穷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指使辽宁的造反派带人去抓宋任穷。他们事先进行过侦察活动，于夜间突然闯入宋任穷的住处，他们不敢把宋从楼道送出来，便企图将宋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么高，宋任穷年纪又大，万一有个闪失，就会粉身碎骨。
由于警卫部队警惕性很高，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造反派的作法，将宋任穷解救下来。事后，卫戍区把事情经过向周恩来汇报，总理充分肯定卫戍区作法，并鼓励他们进一步搞好安全保护工作。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卫戍区将这些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由此联想到王任重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也住在中直招待所，为了避免这20多位负责人被揪走，他要卫戍部队立即将这些同志送到卫戍区里一个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并嘱咐部队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一听到找不到这些同志，当着周恩来的面责问卫戍区司令：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吵了两天，周恩来不理睬江青，傅崇碧也不吭声，江青等人追问急了，傅崇碧就说：上面知道。几天后，傅崇碧见到毛泽东，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事后，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问，傅崇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听了，不敢追问了。当傅崇碧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后，他爽朗地大笑了。那20多位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营房后，周恩来还专门指派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送文件给他们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为了保护被揪斗的老干部，周恩来经常与卫戍部队领导商量，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甚至连怎样准备好直升飞机都想到了，随时准备抢救被揪斗的老同志。
卫戍区司令按周恩来指示，在“文革”初期带领卫戍区官兵为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很大。然而他却成了林彪、江青眼中的钉子。一九六八年三月，林、江反革命集团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他们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毛泽东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捏造，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妄加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傅崇碧遭迫害离开北京时，周恩来心情十分难过，眼见这位在“文革”最混乱阶段，帮助大家保护老干部的司令员横遭祸端，自己却无力保他，因为这些决定都是毛泽东批的。周恩来当时处境十分艰难，仍抽出时间，陪傅崇碧在人民大会堂吃饭，给他送行。分别时，周恩来紧握傅崇碧的手，鼓励他把身体搞好，经得起考验。并嘱咐有关部门要安排好傅的生活。在以后很长时间里，周恩来为傅崇碧平反事情做了许多工作，终于在一九七四年，使得这位“文革”中保护许多老干部的有功之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四年五一劳动节，我和紫非带孩子到颐和园游园，恰恰在湖边碰到傅崇碧，我对他的“解放”表示祝贺。旁边一个老同志不认识傅，我向他介绍，这是“文革”中保护了许多老同志的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同志。傅崇碧即自豪地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曾被人打倒的“杨、余、傅’的傅崇碧。”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在法律受到严重践踏的“文革”中，一些利令智昏的人无视人格的尊严，无视法律的神圣，随意揪斗打骂、变相体罚老干部，周恩来为了制止这些作法，想了许多办法。陪斗，则是他在大批斗高潮中挺身保护干部的一种作法。
周恩来陪陈毅挨斗的次数最多了，陈毅性格爽朗，为人正派，敢于坚持真理，对“文革”中的许多做法看不惯，直言不讳发表过不同看法和意见。
他看不起暴发起家的林彪，曾经说过：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他是我的部下。林彪为此对他怀恨在心，他们挑动学生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不停地向陈毅进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外事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亲自要求参加这场大会。这实际上是陪着陈老总挨斗。会上，造反派用大喊大叫的形式，批了陈毅三个多小时，然后要陈毅做检查。陈毅从容大度，按当时惯例先拿出“红宝书”，并说请大家翻开第二百七十一页，然后，高声颂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会场上的造反派懵了一刹那，随即哄然而起，因为《毛主席语录》上没有这句话，眼看造反派就要对陈毅加倍攻击。周恩来站起来，证实毛主席确实说过此话，骚动的人群才平静下来。
陈毅的风趣、幽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对他油然产生敬重的感情。
林彪、江青则是恨上加恨，批斗在逐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外交部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
周恩来再次亲赴批斗会场，并且坐在陈毅的身边，为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分担着屈辱。批斗会前，他已再三声明，不许在会上喊打倒陈毅，不许挂打倒陈毅的大标语，不许对陈毅同志进行武斗。然而，造反派无视声明，于开会中间，突然从二楼悬下一幅“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几个彪形大汉还准备上台对陈毅动武，周恩来怒不可遏，当场严肃地批评造反派“说话不算数”。
责令立即撤去这条大标语，并指示有关人员保护好陈毅安全离开会场，尔后他自己愤然退出会场。
林彪、江青一伙知道周恩来一直在保陈毅，于是便挑唆造反派围攻他，要周恩来同意他们揪斗陈毅。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围攻周恩来，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致使周恩来18个小时不能吃饭、睡觉，猝发了心脏病。他气愤地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的坚决反对，造反派才未能得逞。
对于周恩来的陪斗，挺身而出的保护，陈老总十分感动，刚正不阿，性格爽朗，不轻易掉泪的陈老总，在总理的一片真情下，流下激动的泪水。
陪斗，对周恩来来说是相当痛苦的，要耐着性子陪听那些泼向被批斗对象的流言秽语，要忍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他的攻击，还要随时警惕批斗现场中的突发事件，有时还必须说几句违心的话，好让被斗者尽快过关。每次陪斗结束，都痛苦之极，疲惫不堪。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利益，他抛弃了个人得失荣辱。在文革中，周恩来反复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陪斗，或许可以看作他入地狱、入苦海、入虎穴之举吧。
一二○、“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二）
“文革”之初，薄一波是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他一直同刘少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林彪、江青、康生决意要通过薄一波等人上追刘少奇。为此，他们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妄图以此作为最终定刘少奇案的证据。
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党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在延安时早就做了结论。林彪、江青、康生等却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已有正确结论的事重新提出来。康生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和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把61人的事情透露到社会上。周恩来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一再申明，所谓“61人叛徒”问题党中央是清楚的。
当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因这件事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的消息后，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信，并亲拟了《中央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一并送往毛泽东那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说：“这一集体自首案牵涉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请示后，周恩来即于十一月三O日亲自写电报给西北局、吉林师范大学，重申刘澜涛、赵林等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薄一波在这个重大冤案中横遭迫害，幸亏有了周恩来对他的暗中保护。
薄一波患有美尼尔氏症，容易头晕，在这一年的八月底，一天早晨起来，摔倒在浴室里，只得卧床养病。他向周恩来请了几个星期的假，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是要让薄一波避开红卫兵对他的揪斗，摆脱林彪、康生设置的罗网。薄一波夫妇匆忙动身去广州，暂时躲开康生等人的魔爪。
康生等人知道薄一波去广州的消息后，又策动国家经委造反派赶赴广州揪回薄一波。赵紫阳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将造反派要抓回薄一波的事报告给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立即做出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接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安全送回北京。”一九六七年元旦，薄一波夫人胡明参加老朋友们举行的一次聚会。薄一波没有去参加，大约在中午时分，赵紫阳来到他的住处，告诉薄一波，有60多个红卫兵已到广州，现在正要来抓你，要薄一波赶快准备一下。
赵紫阳一走，薄一波马上把他带来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塞进一个卷宗，转交给了住在同一个大院内的代主席董必武。很快，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咆哮着向薄一波扑来，他们夫妇俩很快被押上回京的火车。在火车上，造反派对薄一波夫妇百般刁难，胡明不堪忍受如此屈辱与折磨，含恨自杀。
薄一波被押回北京时，家已被抄得乱七八糟。他被监禁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监狱，备受折磨。后来，在周恩来的多次关照下，薄一波被安排住进医院治疗，“四人帮”垮台之后，薄一波曾对友人说：“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我薄一波早已被林彪、江青折磨死了。”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深知对毛泽东支持的一些错误决定，公开正面地硬顶是顶不过去的，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法，跟着违心表态赞同，说些违心的话，多做检讨，在毛泽东火气头上，顺着他，尔后采取其它方法补救或修正。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保存尽可能多的中坚力量。这在保护“二月抗争”中的老帅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在由周恩来主持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们与中央文革那些极“左”的人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提出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会议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谭震林义正词严地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
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叶剑英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责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前，为什么不送审，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罪行已“忍无可忍”，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二月十六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林彪还将谭震林的信转送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听信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会，决定对三老四帅进行严厉指责。
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三老四帅据理力争，向毛泽东解释。然而，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粗暴地打断三老四帅的话，继续气冲冲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
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扫向三老四帅：你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惊愕地望着满脸怒气的毛主席，他们与毛主席患难与共几十年，彼此肝胆相照，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话，在他们眼前，毛主席变了，变的那样陌生，那样令人难以说话，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而心地坦然的三老四帅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让，却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使事态越发严重了。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明显支持林彪、江青，不认清这个变化了的形势，一个劲地往前冲，就等于与毛泽东短兵相接，这样做正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走这着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唯一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泽东，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