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采取了对周恩来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地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会后，周恩来立即与三老四帅商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周恩来的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主席作检查。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周恩来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泽东十分爽快地在名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一批共和国元勋就这样保护下来了。
我们党有一个原则，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做检讨最多的人。“文革”之初，他觉得自己思想跟不上主席，老作检讨，这是由衷之言。后来，随着“文革”发展越来越离谱，林彪、江青一伙趁“文革”之机搞乱国家，篡党夺权野心越来越暴露时，他也越加意识到要讲究斗争艺术。为此，凡是领导干部受冲击、批斗，他总是要他们先做一个象样的检讨，以取得群众组织的谅解，并以此在毛泽东面前为他们开脱，这样一来，不仅可使受冲击的干部尽快过关，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工作，守住阵地，维护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运转，制止动乱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绝对权威，林彪、江青一伙经常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把他的指示当作“尚方宝剑”去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但是毛泽东的“大乱天下”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大乱天下”有区别。毛泽东不完全同意林彪、江青越乱越好的极左做法，他主张“乱中求治”，“又乱又治”，为此，毛泽东是希望乱得不行时有人来治乱，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为此，周恩来也努力争取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同样把毛泽东治乱的指示，同样当作“尚方宝剑”来威慑林彪、江青一伙，使他们有所收敛。
《周恩来选集》下卷收录的历史文献《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就是周恩来充分利用毛泽东指示为“尚方宝剑”，为保护一批知名人士作出的不朽贡献。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间，红卫兵闯入章士钊的住宅。他们手持红宝书，向章士钊全家读毛主席语录，随即，开始了抄家的“革命行动”，直至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后，才稍稍停止。
章士钊在这场惊吓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的粗暴情景，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章士钊同毛泽东的友情深厚，早在共产党成立前夕他们就相识相知。一九二○年六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批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章士钊对他从事革命活动作过的帮助。一九六三年，毛泽东曾经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帐没有还呢。”毛泽东指的“一笔帐”就是章士钊筹集的两万银元。从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派秘书送二千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送满累计两万元。毛泽东还说：“这个钱是给行老的补助，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还‘利息’，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收到章上钊的信，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由此联想到大批党内外干部和统战朋友，他们一定也处于随时被冲击、抄家的危险之中，于是他“借题发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利用毛泽东“应当予以保护”的“尚方宝剑”，对一批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采取了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
周恩来考虑到这些同志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性格倔强，不堪受辱，若在家中，万一红卫兵冲击时发生意外，会给党带来很坏的影响。因此，他委托可靠的同志去做说服工作，动员这些人暂时离家避一避；同时，通知三○一医院准备接受这批人住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在医院里，他派部队同志作警卫，安排医务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红卫兵追踪而来，他特别嘱咐秘密护送。总理值班室的同志到被保护人家中接人时，不告诉其家属到什么地方，只允许一名秘书跟随照顾，并要求被保护人改用假名字。对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李宗仁采取了这种保护办法，对郭沫若则采取相同措施送到外地，直至形势好转才将他们送回家中。
对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的人，周恩来改换方式加以保护，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带红袖章，到被保护人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的同志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对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蒋光鼐、沙千里等都采取了这种保护措施。使他们较为安全地度过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曾经是“文革”中一个时期十分时髦的口号，周恩来为了保护老同志免遭揪斗之苦，想出了让老干部也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主意。
一九六七年各省、市区的党政负责人均被夺权揪斗，不少人被揪来北京，周恩来为了保护这批老干部，就把他们分散到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就是“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驻这些厂校的是中央警卫团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因为这些工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军宣队又是毛泽东派去的，可以“通天”，造反派不敢到那里找事，更不敢轻举妄动，随便进去抓人。周恩来把各省市区被揪来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送去那里“接受再教育”，真是再保险不过了。
每下去一批老干部，周恩来就把军宣队的负责人找来，嘱咐他们要好好地照顾这些老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并让军宣队拿出最好的房子（专家招待所），给他们单独开伙食；根据每个老干部的身体状况做些轻微的、力所能及的劳动，厂里订有报刊杂志供老干部每日阅读，晚上有军宣队值班警卫，保护他们的安全，节假日还可以探亲访友。尽管这些老干部在生活上的条件比在位时降低了许多，但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总算有了安身之处，不受揪斗和惊忧。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党内外干部、民主人士、科学家，乃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普通群众的事例举不胜举。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中，使很多人得到安全。尽管周恩来做了种种努力，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仍受到残酷的迫害，周恩来不可能一一做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他在“文革”中保护了党和国家的元气，保护了相当一部分人，这一历史功绩永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