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呕心沥血稳定经济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周恩来被指定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这意味着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保证七亿人口的衣、食、住、行。周恩来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智慧和特有的方式，挑起这副历史重担，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力维持着国家经济的运转。
周恩来为了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和各省市的联系，以便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正式通知计委和经委的造反派头子：余秋里等人是要负责抓经济工作的，不准随便揪斗，有揭发材料可以送来；如果需要到机关接受群众批判时，要经过他批准并按规定时间回来。这样，周恩来既有了抓经济工作的助手，又保护了余秋里等人不被揪斗。我自一九六七年一月被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团”夺权后，除每天在秘书局打扫三层楼的卫生间，就在家看《毛泽东选集》。当时我住在国务院的一个小院里，离“小计委”办公室很近，我同老伴紫非曾几次和余秋里、谷牧在一起聊天。当中南海北门外红墙上贴着“揪出叛徒特务谷牧”的大标语时，谷牧同余秋里正轻松愉快地在吃中饭，并且对饮茅台酒。紫非能喝两杯就陪他们喝，我因不能喝酒就只吃菜。边喝边谈，谷牧说造反派说他在北平读大学时受过特务电台训练，会拍电报，是叛徒，真是无稽之谈。我是搞机要的，听了当然一笑置之。幸亏有周恩来的保护，他们才能过着这样安静的生活。
有一次，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当时北京人流量大，各地来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人数与日俱增。周恩来多次指示：不管怎么乱，北京不能停电、停水，国内外电讯不能断，铁路要正常运转。为此，他责令北京市政府（以后是革命委员会）一定要保证北京的供电供水，并指定电力局副局长李鹏负责电力供应。他指定邮电部副部长申光坐镇邮电大楼，团结全体职工保证国内外电讯畅通；指定铁道部副部长郭维城负责维持铁路运输。并当面同各部门造反派和两派红卫兵头子讲话不准揪斗他们，有揭发材料可直接送总理办公室处理，因而保障了首都的供电、供水、电讯联系和全国铁路的正常运转。李先念副总理当时兼任财政部部长。
财政部的造反派串连财经学院的造反派要夺财政部的权。有一派则反对。周恩来将两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会上，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毛主席讲，外交、财政大权属中央，谁也不能夺。对李先念的错误可以写材料送来，但是不能打倒，要保。”当时有个副部长想靠到造反派那边，周恩来发现他也在会场，便厉声责问：“你进来干什么，没叫你来嘛！”因开会的代表事前都写有名字的。周恩来说罢，立即叫来警卫，毫不客气地把这位副部长隔离起来。这样，对造反派也是一个教训，不准他们胡来。
有一天，财贸部门的“造反派”要夺金库。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加以制止。
他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夺金库就是犯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他将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夺金库就开枪。”从此，造反派再不敢提这个事了。
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一些党政领导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抬头，少数工厂停工停产。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特别是为了防止它向农村蔓延，保证十六条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贯彻执行，同年九月间，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根据中央常委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为中央起草了农村县以下暂不搞“文化大革命”，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的指示，由周总理定槁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于中旬发出，文中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布置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同年一O月，陶铸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一道，又提出农村县以下单位不搞“四大”、不搞串连等五条规定，经中央批准发出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革命”初期对生产的破坏性影响。但是它却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江青秉承林彪的旨意，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会议上大发雷霆，狂妄地要陶铸下令取消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陶铸义正词严地告诉江青：“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力！”江青妄图破坏生产的阴谋被揭穿了，她气急败坏，大吵大闹，强逼周恩来表态。周恩来坚决支持陶铸的意见，驳斥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全国红卫兵大串连风潮迭起。
各地交通运输负担过重，导致交通的阻塞，客运量的急剧增加，不仅造成运输线异常紧张，而且由于挤占了货物运输的能力，使一些物资积压待运。十一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上海市委，十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个小时的“安亭事件”，各地运输紧张，物资积压的信息不断反映到总理办公室。据有关方面反映，仅铁路运输到一九六六年底估计有一千万吨物资运不出来，其中主要是煤炭、木材、水泥、钢材、基建材料和食盐等，大部分是江南地区和内地建设需要的。攀枝花钢铁基地选矿厂工地，因物资运不进去，有四千五百工人只好停工学习，真正是只抓“革命”了。城乡汽车运输也普遍紧张，水运港口物资积压，上海港、广州港各积压14万吨。
周恩来忧心如焚，他当时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运输秩序，保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他找了余秋里、谷牧等搞经济的负责同志，要他们多花些力量，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他多次指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须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地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九月十二日，周恩来亲自给谷牧打电话，让他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十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十月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要求谷牧等人按进出北京学生各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万人的盘子安排运力。
谷牧向周恩来叫苦说：“上海等地都来电告急，说交通运输很紧张，进出北京各一百五十万人很难安排。”周恩来帮助出了个主意，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常委讨论决定。”周恩来同时担心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铁路中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在周恩来的指示与具体帮助下，谷牧与铁道部的负责人勉强搞出了运输学生一百七十万、一百五十万、一百二十万三个方案，报送周恩来，使得学生串连的运输安排有个计划表。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夺权开始，全国各地迅速刮起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风，即所谓的“一月风暴”。一月十日，江青、陈伯达妄加罪名，公开点了铁道部长吕正操的名，煽动群众批斗他。一月十三日，造反派召开了万人大会，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赶到现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人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戴罪立功。”然后，周恩来亲自把吕正操交给在会场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安全护送吕正操回家，并一再对造反派说：“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但是，在江青、康生的煽动唆使下，个别打砸抢分子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不断到吕正操家去揪斗他。不久，造反派就宣布吕正操“撤职留用”。
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吕正操每天仍到调度室参加行车调度，继续为铁道运输这一重要任务尽力。
那段时间，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报表》，经常利用夜晚找吕正操等人到人民大会堂，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安排具体工作，甚至要亲自决定哪列车进北京站、哪列车开出去。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亲手安排下，这个时期的铁路运输没有发生过重大的事故。周恩来则无可奈何地对造反派说：“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由于一些铁路沿线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使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东北的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被迫停止通车或断续通车；有些地区发生抢劫货车和军事物资事件；有些地区发生拆掉路轨、破坏水塔事件等。水运、公路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大连曾有八条船被动，厦门港务局因派性斗争，海关无人检查，致使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个病号，吃喝均成问题。周恩来为此十分生气，他在给厦门军管会的电话中严厉地指出：“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名誉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各个铁路局客、货车受阻的消息接连传来，周恩来十分担忧，他一面抓紧实施先行军管铁道、交通两部的具体方案，一面让谷牧等人研究起草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命令及军管铁道部、交通部的决定。
五月三十一日，郑州、徐州、金华都同时发生铁路阻塞事件，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69列。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于当日中午赶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紧急情况，向毛泽东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事情不可再拖。他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当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谷牧、萧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传达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并一起商定如下具体对策，（一）尽快公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运输的命令；（二）将全国18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会后，周恩来就铁路轮船交通问题，专门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将主席的意见、开会拟定的几条通知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并且从六月一日起，先后五次发布命令、通令和布告，还派了国防军担负护路任务。周恩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果断采取措施，对铁道、交通两部实行军管，对铁路全线和沿海沿江航运实行军管包干，扭转了交通运输部门混乱的严重局势，对于挽救国民经济的危局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夏，鞍钢武斗十分严重，造成许多炼钢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
周恩来十分着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先是反对，后来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前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几天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
江青等人立即向周恩来发难，就这件事指责周恩来不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来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稳住了鞍钢的生产。
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冬季的工交座谈会，是“文革”初期经济战线上，周恩来、陶铸、谷牧、余秋里等人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继续抵制在工交战线和农村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又一场激烈、正义的斗争。
最初一次限制“文革”发动范围的斗争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当时，北京等大中城市青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混乱现象迅速从学校扩及社会，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开始发生混乱。有鉴于此，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特地写信给在南方巡视的毛泽东，他们报告情况说：“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刘少奇、邓小平认为：目前，文化教育方面，“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布置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在这封信的末尾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毛泽东于七月二日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七月二十二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两个文件的下达，限制了“文革”开展的范围，保持了生产建设战线及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革”初期对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影响。
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九月间。当时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失去了权力并相继受到日益严重的斗争，历史把新上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推上了斗争的前沿阵地，陶铸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抵制“中央文革”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第二次冲击。
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的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同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再发社论，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
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人是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浪翻的元凶。一九六六年十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工厂、农村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狂风恶浪的席卷，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瘫痪了。
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和修改了《人民日报》十一月一O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早想把工厂农村搞乱。过去两个回合的斗争都没有奏效，他们决计要把这第三次时机抓住，为此采取了种种阴谋手段。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旨在取消党中央多次发出的对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的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陈伯达、王力起草的《十二条》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
十一月十六日，工交座谈会开始，参加座谈会的有五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仪、广州）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展开的。原定五天的会期被大大突破了，实际上开了20天。
与会者对“文化大革命”危及工矿忧心忡忡，对陈伯达一伙的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提出反对意见。事后周恩来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草案）》“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也反映出不满情绪”。当林彪问周恩来：“会上有几个通的？”他回答说：“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并且为他们开脱说：“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会议期间，在陶铸的支持下，余秋里、谷牧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草拟了一份与《十二条（草案）》有不同意见的修改稿，明确写上“17年来，工交战线上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总精神。除此之外，还对稿子作了一些增删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条实质性的内容：（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二）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修改后的稿子，由原来《十二条》变成《十五条》，第15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是按照当时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的意见加上的，他一再对谷牧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中央领导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指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将“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之后，陈伯达以原《十二条》为基础修改了《工业十条》草案，上报中央。
林彪、江青一伙从中央文革记者的快报中，早已了解到工交座谈会的动态，并做好压制和破坏的准备。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和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十条（草案）》。
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会前认真准备了《汇报提纲》和意见。谷牧的汇报归纳了工交座谈会的意见，对工交系统的状况作了概括。他指出在工交系统“文革”的具体做法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三个特点，即：一、工交系统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二、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是好队伍；三、工交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这几点同学校、文教系统，同各级领导机关，同各部、各省委情况不一样，“文革”的做法应当有所不同。
谷牧的汇报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切中要害，为减轻“文革”对生产建设的破坏而不遗余力的精神溢于言表，这不仅忠实地反映了工交座谈会参加者的呼声，也表达了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意志。
但是无情的历史已把党和国家拖进了是非颠倒的年月，事实败于诡辩已不足为奇。谷牧汇报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即以《汇报提纲》为靶子展开围攻批判。
江青恶狠狠地攻击工交战线的领导人“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张春桥则攻击《汇报提纲》中提到工交第一、二个特点“是站不往脚的”，看不到企业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反映了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康生毫无根据地说：“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存在的问题少”，“现在的工厂也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工厂”。王力等人还在十二月六日的会上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以生产压革命。
十二月六日，会议主持者林彪对于工交座谈会及其《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他说：“这次工交座谈会开了20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并说：“把那个《汇报提纲》里面三大特点的头两点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耐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天半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谷牧等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周恩来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谷牧等人开脱责任。
周恩来内心十分清楚，林彪的讲话，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在判明了形势发展的趋势后，周恩来便努力把这场斗争引向退却。他对陶铸、谷牧等人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人地狱谁入地狱？我门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行，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陶铸、谷牧等一批领导同志在这次会上，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会议就在充满政治高压和不得已而为之的气氛下，正式通过《工业十条（草案）》。工交座谈会的斗争有其重要的意义。会议的参加者们在“文革”全面发动的险恶形势下，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与“左”的错误相对立的主张，它代表了党和人民在“文革”初期所进行的一次正义斗争。
周恩来在判明毛泽东的态度之后，适时地将斗争引向退却，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经济战线上的高级领导，使他们免遭更大迫害。能留下来与他一道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运转。采取这种以退为进的斗争方法，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拟定、并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后上报中央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中央一直没有批准下达，整个经济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九六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九点六。
进入一九六八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正确的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一九六八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六七年下降百分之四点一，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
这些情况使周恩来优心如焚。如果说一九六七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一九六八年连制定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这一年无法召开计划会议，没有订出一个计划，是“一五”计划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一年。
到了年底，周恩来考虑，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偌大的国家，经济如何运转？无论如何要搞出一个一九六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是他为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努力。
在周恩来的亲自敦促下，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于十二月初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但在会议期间，很少讨论计划问题，主要是搞什么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订出个一九六九年的计划出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亲自来到会场，接见会议代表。原来打算通过他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去，而却要求调入物资，争争吵吵，互不相让，直到二十六日凌晨也没谈出个结果。眼见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他就站起来说：“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请大家吃一碗寿面，今天上午大家都要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好不好？”代表们十分高兴，齐声说“好！”当夜，周恩来心里焦急，难以入睡。凌晨二点多钟，他接通了余秋里家的电话，让余秋里尽快赶到他那儿。余秋里赶到时，已是凌晨三点了，周恩来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这个计划怎么行呢？”周恩来忧虑的情绪使余秋里深感不安，他觉得有责任为总理分忧，便主动地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说：“好，你赶快回去搞吧。”余秋里顾不上休息，立即找人安排、商量，很快搞出一个第一个季度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周恩来审查同意立即报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一九六九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此后，在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下，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四日，全国计划座谈会讨论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纲要（草稿）》，并把它确定为一九六九年计划的主要文件，让各地同志带回去，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计划纲要（草稿）》是由临时成立的班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草拟的，许多准备工作做的不够。草稿提出五项主要任务，一是高质量地在全国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二千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三亿册；二是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用于农业钢材由前两年的83万吨增加到一百六十万吨；三是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建设；四是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五是狠抓交通。
对于这个计划，周恩来曾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建议削减印刷毛泽东著作及《毛主席语录》的数量，以节约出原材料来增加市场急需的产品，批评了在制作毛主席像章上的浪费现象，责令物资部门收回批发用于制像章的五千吨铝。周恩来十分尖锐地批评这种浪费现象，说：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周恩来还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结婚多了，孩子生多了等问题提出批评，强调要抓紧控制人口工作，要将这项任务郑重地写上计划。他还强调在编制计划时，要实事求是地确定生产指标，要估计到完成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承认计划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等等。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是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的。但他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刚刚开始有新回升，周恩来就指示余秋里、顾明等人要抓紧研制第四个五年计划，以期早作准备，使全国经济走上正常轨道。他说：提“四五”计划的奋斗目标一走要考虑全面，不仅要考虑工业，而且要考虑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在方针任务的提法上，要与“三五”计划所提任务相衔接，明确写上：“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四五”计划条件还不具备，周恩来提出可以先搞一个计划纲要，以利指导经济发展和防止盲目性。
从一九七○年春天开始，在周恩来指导下，“四五”计划开始起草，八月份前提出一个“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九月提交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讨论，因而后来只能以中央名义作为参考文件下发全国各地。
一二二、机智、果断处理“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林彪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偷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一九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四月十一日，林彪正式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在宪法上规定设国家主席，并别有用心地请毛泽东担任此职。没料到，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了一个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当场给林彪泼了一瓢冷水。毛泽东曾三次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虽然一再明确表态，但林彪一伙实在是野心难捺。七月，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于是，他们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大干一场。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事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林彪并没有提任何不同意见。可是，在开幕会上，他却突然发表长篇讲话。他大讲天才问题，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不敢公开地再提出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建议，但却拐弯抹角地说：宪法草案中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是宪法的灵魂”等等。这些别有所图的话一出，他的党羽们立即倾巢而出。陈伯达指使华北组抢先发出第二号简报，赞扬林彪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并且强烈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副主席。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按事先的预谋分别在各组宣讲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语录。在党中央全会上制造了一场罕见的思想大混乱。
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很快识破林彪一伙的阴谋。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周恩来连续找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向党中央做检查。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当时对林彪还采取保护态度，没有点林彪的名。
但揭发批判陈伯达这件事本身，也就是沉重打击了林彪集团，宣告他们利用和平方式抢班夺权的阴谋失败。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较量，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告终。但林彪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在庐山上就对吴法宪讲：“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他们转向采取以暴力方式抢班夺权，积极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带着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来到苏州一所别墅，开始秘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立果一九六七年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二年，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第三年，即一九六九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当时敢怒不敢言，但背地却流传一首打油诗以示心中愤怒。打油诗说：“一年兵、两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林立果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了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就此得名。
经过一阵密谋后，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即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认为B—52（指毛泽东）“对我们不放心”，“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强调“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把毛泽东杀害。确定的谋杀手段是：“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纪要》阴谋“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力量”。
此后，林彪一伙为准备反革命政变而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步步加紧，黑手已伸向毛泽东。
然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已察觉到林彪一伙的野心。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一系列逐步削弱林彪权力的计划。
他先是在“批陈整风”运动中，陆续批了一些文件，在批语中严厉批评了军委办事组和叶群等人，称为“抛石头”，接着，实行“掺沙子”，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林彪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又提议，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华北会议。主要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一些活动和罪行，会上宣布改组了北京军区，调李德生来代替原北京军区领导人。
林彪等人闻风加快反革命步子，毛泽东、周恩来加快防范野心家的准备。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和纪登奎、张春桥、黄永胜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传达了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的决定：国庆前后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林彪一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猜测，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到四届人大时，林彪可能连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也当不成了。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开出，跨过黄河、长江，向祖国南方驶去，开始了对南方的巡视。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的途中与一些省、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活动，作了更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说：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明确指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林彪一伙十分注意，千方百计打探消息，九月五日，李作鹏陪外宾到武汉，从武汉空军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他听后立即感觉到：（一）上纲更高；（二）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三）点了林彪的名。因此，十分紧张，他火急赶回北京，立即把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告诉黄永胜，并报告给在北戴河的叶群。几乎同时，林立果也从广州的党羽那里，获悉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本来林彪一伙明白，已经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连夜进行紧张的密谋后，悍然决定对在南巡途中的毛泽东下毒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月七日，林立果对他的特务武装“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九月八日，林彪下令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令。
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进行策划和具体部署。他们准备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动手，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真是“图穷匕首现”了。
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已经从很微小的现象中发现了问题。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到南昌，在谈话中了解到吴法宪、周宇驰等人的一些反常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九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到杭州。通常毛泽东总是要在杭州住一段时间的，林彪一伙也是这样估计的，可是毛泽东此次南巡只在杭州住了一周，九月十日，他突然下令开车，十日下午六时，专列抵达上海，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王洪文、王维国等人，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当晚毛泽东没去住宾馆，就睡在车上。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午一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开车。在南京车站只停留15分钟，专列便风驰电掣昼夜兼程，直驶北京。快到丰台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停在丰台车站，并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尔后，专列驶进北京站。毛泽东终于平安返回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像一声炸雷，把林彪一伙从武装政变的美梦中震醒过来。他们昼夜苦心策划的阴谋化为泡影。这帮家伙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嚎陶大哭：“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呀！”林彪、叶群眼看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决定带着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九月十二日晚，首都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里，灯火通明，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会议。晚上十点三十分，秘书走近他身旁，悄声报告：中央警卫局来电话，有紧急情况直报总理。周恩来立即起身拿起电话机，听对方报告。他浓眉紧蹙，当即向对方说：“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随后周恩来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查问：“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飞到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随飞机的有哪些人？”接着又告诉吴法宪：“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在周恩来已掌握了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三叉戟机的情况后，林彪、叶群也得知了周恩来在查问三叉戟机的事，他们顿时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叶群故意于当晚十一时二十分左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空中动。”叶群答。周恩来又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叶群对总理撒谎说：“还没有调飞机来。”事实上，周恩来早已掌握的情况是：林彪的二五六号专机当时正停在山海关机场，而且几天以前他们还调去了一架伊尔—14，如果林彪、叶群心中没有鬼，为什么要撒谎说没有飞机？周恩来不愧为有着丰富政治斗争经验、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家，他从叶群的电话中已判断出林彪心怀鬼胎，可能要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