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机场当时归海军管理，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李作鹏：“停在山海关机场的二五六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是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的命令却将周恩来的指示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十二日晚上，北戴河警卫部队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周恩来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福建厅的会基本上没有开成。
由于周恩来高度警惕与采取了紧急措施，使得林彪一伙意识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改南逃为北叛，立即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投敌叛国。
九月十三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电话报告说，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已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周恩来得知情况十分严重后，立即从人民大会堂起身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得到毛泽东批准后，下达全国禁空令。同时派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协助”（实为监视）吴法宪指挥、封锁全国的机场，不让任何飞机起飞。
十三日凌晨零点32分，汪东兴得到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强行起飞了。他又接到吴法宪电话，说林彪的飞机已进入内蒙古，请示主席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他立即报告周总理，并一同向毛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对周恩来和汪东兴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后即下令开动雷达，追踪这架三叉戟专机。又指示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的调度人员，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但飞机上却不作任何回答。他恳切真诚地说：请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无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已经下定决心叛党叛国的林彪一伙，无视周恩来的一片诚意，拒不回答。
飞机来了一个狡猾的动作，改变方向，往西飞往内蒙古西部，但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往北直飞。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雷达的荧屏上消失了。这时已是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
当时周恩来尚未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不知他们还会干出些什么罪恶勾当。为了主席安全，以防万一，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毛泽东要周恩来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随后，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住下。
三点多，政治局委员被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首先告诉他们，毛主席已经在十二日傍晚回到北京，接着，向政治局委员讲了夜里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林彪坐飞机跑了。要大家做好应付万一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准备。会上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了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与健康，周恩来请毛泽东休息，不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
东方开始微露晨曦，大会堂东大厅内的灯光依旧通明。周恩来还在不知疲倦地操劳着。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值班的服务员和秘书多次劝他暂时休息一下，他却严肃地说：“现在怎么能休息呢？”九月十三日这一天，从一早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向大家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一直忙到九月十四日上午，他已经连续多少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在大家的劝阻下，才躺了下来。下午二时，电话铃声又响了，外交部的符浩报告，刚接到驻蒙古大使馆的电话，要立刻报给总理。秘书在周恩来卧室徘徊，实在不忍心叫醒，最后还是轻轻地走到床边，叫醒了他。
周恩来听说是驻蒙古使馆打来了电话，连忙起来，当他听到林彪所乘的二五六号三叉戟机十三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连声说：“摔死了，摔死了。”并立即向主席报告了这大快人心的消息。
在处理林彪叛逃事件过程中，可以说周恩来是整个指挥的中心，他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不仅沉着、冷静、果断，而且十分细心。在百忙当中，他没有忘记在电话上告诉代外长姬鹏飞转告我驻蒙使馆的同志，感谢他们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一架飞机在蒙方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闭已两三年之久的专用电话，以最快速度报告国内。
驻蒙使馆使用专线电话一事是这样的。九月十四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接到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约见，得知我国一架飞机在蒙失事消息后，他决定要尽快把消息报告中央。然而，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却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特急电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四个小时后才能发出。当时，我驻蒙使馆内未设电台。情况紧急，许文益急中生智，想到了使馆原设的专线电话。
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北京——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高频专线电话。但需经苏军在蒙的高频通讯接转，在我驻蒙大使馆内也架一个电话机。
自六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苏军进驻蒙古，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接国内指示停止使用这条专线。
由于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许文益决定承担风险，在来不及请示国内的情况下，启用此专线电话。在紧急而重要任务面前，使馆同志团结一致，立即行动，终于接通了专线电话，于当日（即十四日）中午十二时二十分向外交部报回了飞机失事事件。
周恩来对驻蒙使馆负责人在情况紧急时，不拘泥于原来的规定，大胆启用专线电话的作法，表示满意。
周恩来是党中央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并严格遵守保密原则。这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可以看林彪逃跑后，周恩来立即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回话最快的是许世友，他在电话中向周恩来保证：“报告总理，我已下令占领南京的全部机场，请总理放心。”第二个表态的是心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丁盛不知道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那天正好是纪东值班，纪东接完电话后，打电话给在人民大会堂跟着总理的警卫高振普说：“不知怎么搞的，丁盛在电话上说，我无限忠于毛主席闹革命。”高振普将纪东的电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第一个反应就是，纪东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当即让高振普通知纪东搬到人民大会堂住，以防消息外漏。
林彪叛逃的消息，周恩来严格保密，连邓大姐也不让她知道。在人民大会堂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邓大姐几次挂电话来问，为什么没有回去，他都不让告诉她林彪叛逃的事。邓大姐很担心他的身体，多次挂电话询问是否吃饭，是否睡觉，还让秘书注意提醒他上厕所，不要忙起来就憋尿，搞垮了身体。说到憋尿的事，是有过教训的。一九六一年，我国正遇到粮食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干部不害浮肿病，周恩来决定从东北调一批大豆给中央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补充营养，因而减少了大豆的出口。当时一个东德的代表团团长同周总理谈判，硬要增加对他们多出口大豆，经总理反复解释他们仍坚持多要，双方争论很久，总理憋着尿耐心说服了他们，但因憋得太久，引起了尿中毒，邓大姐怕又出事，因而特别提到此事。
周恩来做事十分严谨，林彪叛逃后，他曾亲自打电话叫铁道部的刘向权到大会堂来。因为电话不是高振普打的，所以高振普不知道刘向权是总理约来的，便对刘说要去请示总理后才可进去。当时周恩来正在新疆厅里开会，高振普在门边报告：总理，刘向权来找您。周恩来出来后。马上批评高振普：“不会动点脑筋吗？就说有电话找我。”高振普这才明白，周恩来是不想让新疆厅里开会的人知道，来找他的是某某人，其目的也是为了稳妥地、万无一失地处理好“九·一三事件”。
在“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立了大功。如同陈云同志所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样，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的党和国家不知怎么样。”周恩来在事件中表现出的高度的党性原则，高超的斗争艺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忘我的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二三、批判极左思潮，解放干部
一九七一年九月发生的林彪叛国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失误，调整了某些政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一年十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经过“九·一三事件”，毛泽东对周恩来更加信赖了。
周恩来痛切地感到林彪虽然自我爆炸了，但其赖以兴风作浪、祸国殃民的极左思潮并没有随之消失，仍旧充斥着各个领域，严重地阻碍着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极左思潮一天不除，国难就一天未已。基于这种认识，周总理决定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集中批判极左思潮，从这里入手，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推动各项工作的展开。
实际上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同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他就反对过极左思潮，一九六八年，他也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一九七○年六月，他指出：“防保守、批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九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七一年四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林彪叛国事件前与极左思潮所进行的斗争，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充分地展开。那个时候，更多地体现在他独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努力之中。“九一·三事件”后，历史赋予周恩来新的契机，出于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周恩来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以极大努力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各个方面的生活所造成的创伤。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领导干部。
为了扫除极左思潮这一障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一九七二年四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从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阅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
这篇社论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
在那段时间，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活动，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为老干部恢复名誉，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
“文革”期间，谢觉哉被“四人帮”残酷迫害，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去世。通常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去世，报上总会刊登一则醒目的讣告。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然而，“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康生却规定，不准发讣告、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和开追悼会。至于葬礼，他们说是“四旧”必须废除。但是，周恩来取消了他们这些规定，为谢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表示对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悼念。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病逝。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她和丈夫廖仲恺追随孙中山革命，一直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周恩来对何香凝的丧事很重视，他特别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委和人大政协办公厅，要多组织何香凝的生前好友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以扩大政治影响，实际上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多让一些老同志出来，以便在《人民日报》上亮相，宣布解放。
我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被戚本禹直接指挥的中办的造反派（戚的老婆在内）夺权的。经过两年的监督劳动和隔离审查后，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到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当“猪倌”两年又十个月，中办负责人才宣布我“问题已经查清楚”，恢复党的生活。可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不让我回北京工作，而以中央决定名义，把我调到南昌齿轮厂去当革委会副主任。既是中央决定，我当然绝对服从。学校即把我的组织关系和户口转到工厂。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把我的妻子紫非（原在全国政协工作，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调在一起工作，以便互相照顾（当时我已57岁，她有冠心病）；二是两人一同回北京搬家、检查身体。得到批准后我和紫非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回北京，临时住在东城魏家胡同。检查身体后即行清理行李准备搬家。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上午，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李金德（是周恩来指示统战系统军管组组长刘友法结合的老干部）到东城魏家胡同我宿舍来，说何香凝老太太已在北京医院病故，要我同他一起去北京医院，并准备参加追悼会。我即跟李到北京医院向何老太太遗体告别，并向廖承志、经普椿、廖梦醒等同志慰问。这是我被夺权后的第一次政治性活动。参加追悼后，我的名字和许多老同志一起登在《人民日报》上，中央统战部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到后，都为我解放而高兴，当然我内心要感谢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把我解放出来。
我本来准备在四月即去南昌的，后来中央组织部军代表郭玉峰通知我等一等。我不知什么原因，仍同紫非去向周总理和邓大姐辞行，他们对我去南昌未置可否，一直等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组织部才通知我不去南昌了，中央决定我回中央统战部工作，参加以军代表刘友法、李金德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领导统战系统的业务和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同志告诉我，把我留在北京回统战部工作，是周恩来的指示，我当然不好去问周恩来，但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叶帅也不同意我去南昌，这是后来证实了的。叶帅的女儿告诉我，她有一次到魏家胡同来看我，劝我不要去南昌，是叶帅的意思，但她当时没有说出来。我也要感谢叶帅的关心。
一九七四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按惯例，国务院要在九月三十日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充分利用这次招待会的时机，使得一批长期关押的老干部释放出来恢复名誉。他认真细致地翻看两千多个见报的名单，及时地补进了一些享有一定声誉的老同志。如萧华、刘志坚、齐燕铭、薛子正等，都是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文革”一开始就隔离审查，至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仍未解放。还有一些久不见报的人如爱国人士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全国政协委员），相声大师侯宝林等，都是在总理的关照下写进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从此恢复了名誉。其中有些人是国庆招待会前的一天，才得到通知，从监狱里出来的，一出来立即换衣服、理发、剃胡子，但都很消瘦，国庆招待会上互相见面，都很高兴，但同时不免心酸。
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最大贡献是用各种办法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和健康，在时机到来时，果断和及时向毛泽东建议，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建立第二代核心领导人，为中国能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创造了先决条件，真可谓功德无量！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劳动，当时，周恩来就亲自给江西省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打电话（因负责人程世清外出），要他们立即转告程世清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总理指示的，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
毛泽东还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后内心十分高兴，他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给邓小平。
这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出来工作。十四日，毛泽东阅后批转周恩来，毛泽东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还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十五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同时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
这年的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谈话精神，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周恩来看了之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西哈努克亲王时，请邓小平一同去作陪。当邓小平和周恩来并肩步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首都各报和电视台记者围了过来，拍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第二天见报时，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
此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誉之词和倚重之举次第而出。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月，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建议，采取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重大措施。这样重大的决策，毛泽东居然采纳邓小平的建议，说明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事态更明显了，毛泽东正式向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洪文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一建议见诸王洪文的亲笔记录，通过张玉凤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还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一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委以重任，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进言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在文革中的煽动，致使许多老干部在被批斗过程中身心受到摧残，健康状况甚差，一九七二年四月，周总理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发生心脏病因无处就医，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恢复对老干部的体检和医疗制度，并亲自作布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作了体检。其中有不少老同志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体检的，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安排了工作。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如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在一九七二年冬天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在囚禁之中的李葆华身体很不好。这封信经胡耀邦、王震辗转送至。周恩来亲自给当时安徽省革委会负责人打电话，责令其立即将李放出来住院检查身体，三天后又再次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葆华获释，不久调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是著名的进步作家，“文革”中也因“反革命”嫌疑被拘捕入狱，专案组又不及时审查，不得解放。
一九七三年筹备四届人大期间，我曾向有关负责人打听究竟是什么问题，均不得要领。我就当面报告周恩来，引起他的注意，他要我向公安部军管组负责人施义之调查，要他们迅速审查结案。经公安部反复审查，是一起错案，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同沈雁冰同名，加以沈过去曾是党员，脱过党，就认为他有“反革命嫌疑”，经康生、陈伯达乱加罪名逮捕的。查清后，周恩来立即报中央批准予以释放，并给予参加政治活动机会，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恢复了名誉。
贺龙是周恩来尽了最大力量保护而没有保住被林彪一伙陷害含冤而死的。周恩来一直耿耿于怀。为了给贺龙平反和恢复名誉，他在重病时亲自调出专案组的材料审查。关于“篡夺军权”和“二月兵变”两项，事实早已证明根本没有此事，唯有“通敌”一事，在专案组材料中还保存了一件外调人员逼迫民主人士、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写的一个证明材料。李仲公承认，他知道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了熊贡卿到洪湖地区去策反贺龙，但他不知道结果如何。
林彪一伙就把李仲公和他的材料作为贺龙“通敌”的人证物证。当时李仲公已因年老去世，周恩来指定我和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原军代表）找李仲公的弟弟李侠公（民主人士，在贵州工作，全国政协委员）了解贺龙专案组逼迫李仲公写材料的经过。李侠公说，他的哥哥李仲公曾同他说，当时穿上军衣的专案组人员，曾要挟他写贺龙已同意“投向蒋介石”的证明，他没有写。
我同施义之将调查结果报告周恩来后，他就写信向毛泽东报告，认为应该为贺龙彻底平反，公开恢复名誉，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向全党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为贺龙彻底平反。
停止追查“五·16反革命组织”一事，也是周恩来的果断决定。“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有极少数单位中的极少数人以“五·16”为组织名称。印发、张贴传单和大字报，诬蔑、攻击周恩来。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之机，镇压迫害对他们不满的干部和群众，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一时曾搞得人心惶惶。周恩来发现后，即在政治局和文革小组会议上提出加以制止，使所谓“清查‘五·16’反革命组织”行动停止下来。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百般阻挠，这一工作步履维艰，远未达到预期目的。一九七三年春天，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大量便血，需要动手术。手术前，他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三百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江青、张春桥等人百般阻挠，设置种种障碍，从中作梗。为此，叶剑英愤然做了一首“过桥”的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诗中不仅表达了对江青等人阻挠解放干部的愤慨，更表达了对牵骡人周恩来的敬佩与感谢之情。
二、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局面。
“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林彪事件之后，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同时，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是非颠倒，被搞得混乱不堪，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攻击为“物质刺激”，等等。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
周恩来从一九七一年底开始，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受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的影响而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针对当时工矿企业管理混乱，无章可循，纪律松弛，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状况，周恩来于71年十二月提出：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七项制度和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周恩来主持定槁后，国务院建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是，由于张春桥作梗未能发出去。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质量放在议事日程上加以解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对援外装配的“歼六”飞机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歼六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他和叶剑英亲自抓了军用飞机的质量问题。接着，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援外汽车质量问题作了指示：“请秋里像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京汽、南汽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在同年的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罐头、衬衣、照相机部分产品的质量，狠抓了对外贸易交流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从抓产品质量入手，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一个材料，供大家批判。
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此后，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又立即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战线过长的问题。由于林彪等人对国际形势错误的估计，在计划安排中一再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他们不顾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一九七一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恩来首先发现的。一九七二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但是，到了一九七二年底，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这年年底，职工人数达到五千六百一十万人，工资总数达到三百四十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九百二十七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一九七三年二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和支农工业投资，一九七三年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九。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
中央在十二月十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经过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两年的努力，“突破”问题得到解决。
周恩来还十分注意农村方面的纠“左”。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生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极左思潮的破坏，使得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一片凋零，从青年时代就十分爱好文艺的周恩来对此深感痛心。林彪事件之后，他多次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艺术质量不能提高。”并提出了“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的原则，针对当时只有几个“样板戏”的单调局面，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也许平平常常，但在当时却给正在彷徨思索无计可施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为他们指明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教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学生无心读书，学校秩序十分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周恩来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会见李政道博士时提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升学制度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尽管由于形势变化未能实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科研工作，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中，曾多次阐述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科研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大了本来与世界先进水平正在缩小的距离。一九七二年七月，周恩来在会见杨振宁博士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障碍就要拔掉。九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随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文革”以后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追后台。周总理与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不让在会议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科技战线免遭教育战线那样的破坏。
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所做出的努力，引起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大恐慌。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起，批“左”与反批“左”的斗争日趋尖锐。这场斗争的实质在于，是尽快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危机和因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还是延续以至加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制造动乱，祸国殃民。虽然批判极左思潮这一过程后来被打断了。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周恩来所代表的历史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