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顶住来自苏联的压力
一九五六年初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对此，毛泽东和我党中央深感痛心和担心，并在内部对他提出善意的批评，希望他改正错误。赫鲁晓夫则是我行我素，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一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各兄弟国家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十月，先后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华沙和布达佩斯。波匈事件的爆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对兄弟党的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酿成的。
赫鲁晓夫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摆脱危机，他想请中国共产党和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周恩来助他一臂之力。十一月，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邀请周恩来访问苏联。
这个时候，波兰、匈牙利等国出于他们的需要，也向周恩来提出邀请。
匈牙利甚至这样说：只要周恩来接受邀请，哪怕只停留一天，也是对我们的莫大支持。
原来周恩来已计划访问阿富汗和尼泊尔等国，但从维护苏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这个大局出发，周恩来决定推迟对阿富汗、尼泊尔等国的访问，先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
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指出：“只要苏共领导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一阵。”周恩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在贺龙、王稼祥等人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莫斯科。
由于赫鲁晓夫有所求，对周恩来这次来访显得格外亲热。在一次小型宴会上，赫鲁晓夫悄悄地对周恩来说：“我请刘晓大使转告你们党中央，你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真理报》已全文刊登，还将印发50万册单行本。”周恩来没有作出什么表示，他知道赫鲁晓夫的用意所在。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坦率地批评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他指出：斯大林是犯过错误，但他并不是总犯错误，评价斯大林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不能抛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去孤立地评价一个人。斯大林一生的功过，我们认为是三七开，功绩是主要的。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
这些话打中了赫鲁晓夫的痛处，他是不爱听的，但也得耐着性子听。在座的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苏共领导，却很受感动。
周恩来把话题引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上。他说：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的内部事务，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有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
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问题上，你们处理得不够好。我们认为波兰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波兰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我们不赞成派苏联军队进驻波兰。
周恩来真诚和善意的批评，赫鲁晓夫听后按捺不住了。他不顾外交礼节，粗暴地破口大骂起东欧兄弟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像驴一样”。周恩来当即严肃地忠告说：“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党的团结。”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瞪起眼睛对着周恩来耍起无赖：“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是资产阶级出身。”周恩来表情严肃而又巧妙地回敬了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尽管双方争吵了起来，周恩来却不想把事情搞僵，因为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争吵，而是诚心帮助赫鲁晓夫认识和改正错误，所以他还是通过各种场合对赫鲁晓夫进行耐心的规劝。
一月十八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往阿富汗进行友好访问。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送行。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周恩来劝赫鲁晓夫要拿起马克思主义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说：“斯大林的部分错误，你们也有责任嘛！你说肃反扩大化了，你们每一级都有三人小组。赫鲁晓夫同志，你那时是乌克兰第一书记，你管这个事嘛！你怎么能只责备斯大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为什么当时你们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不提出意见呢？可见当时你们也是觉得斯大林对，你们自己也做得对。现在你们觉得错了，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不要只批评死人，这就不公道了嘛！”米高场坦率地说：“如果当时我们反对斯大林，除非把斯大林捉起来。”赫鲁晓夫捅了捅米高扬一下，瞪了眼对米高扬说：“你胡说，我们当时要是反对斯大林，是我们被捉起来，不是你捉了他。”赫鲁晓夫又对周恩来说：“你们那里的党好办。”周恩来说：“我们犯了错误可以自我批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经过自我批评，还是一样可以得到大家的谅解，让我在工作中学习锻炼。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呢？都是马列主义政党嘛！”赫鲁晓夫说：“你们那个党可以自我批评，我要是这样搞就垮台了。我年龄大了，快70岁了。还有几年呀！还容许我作启我批评？”赫鲁晓夫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周恩来沉默不语。
尽管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几天中，苦口婆心，一片至诚，赫鲁晓夫却毫无悔改之意。更有甚者，后来他以为自己已经站稳脚跟，居然又向中国搞起大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
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提出在我国井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七月，又提出苏联在远东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使用中国港口。这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把赫鲁晓夫这些主意一一顶了回去，周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态度。
赫鲁晓夫并不死心。这年九月，他在度假地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突然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对刘晓说：“美国插手台湾海峡，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苏联政府不能坐视不管，应当帮助中国应付这一紧张局势。美蒋的优势主要是在空军和海军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在空军方面加强这一地区的力量，以便对美蒋的海军起到威慑的作用。”刘晓仔细倾听，没有作出反映。
赫鲁晓夫亮出了底牌：“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导弹的图—16轰炸机到中国，并配备苏联的飞行员，可惜用中国的领海、领空，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赫鲁晓夫要刘晓把这一建议转告中国政府。
刘晓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赫鲁晓夫的谈话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行径深为震怒。
但他不是采取简单地顶回去的做法，而是以攻为守。图—16轰炸机战术性能比较先进，最大时速可达九百二十公里，带九吨炸弹可连续飞行七小时二十分钟，是苏联用以对付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威慑的一种重要武器。中国一直想搞自己的图—16轰炸机，并向苏联提出过技术援助的要求，但苏联迟迟不给有关资料。这次赫鲁晓夫提出这件事，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向苏联要资料。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给赫鲁晓夫回电，大意是：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好意。
我们觉得，目前整个斗争的形势不宜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使用轰炸机出海作战的意图。同时，美国也在尽力约束蒋介石的空军，不许他们轰炸大陆。这样，就使图—16轰炸机没有作战的机会。相反，由于苏联空军在中国的突然出现，可能会使情况复杂起来。为了更有效地加强我国空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你的建议，我们准备提前进行图—16轰炸机的试制生产，希望贵国能提供技术资料和样机，并派技术专家来华援助。
中国政府等待着苏联的答复。
十月三十日，赫鲁晓夫给周恩来发来一封复电：苏联政府原则同意你的要求，提前供给图—16飞机技术资料和样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提供技术资料；作为样机，可供你们最近出厂的、在部队中使用的两架图—16飞机，可以派遣一定数量的专家去中国，可以供应目前中国还不能生产的某些部件、锻件、模压件和半成品。
十一月十日，周恩来派出一个22人组成的工作组前往莫斯科谈判图—16飞机的技术引进问题。经过谈判，中苏两国政府签定了一个协议书，规定苏联负责提供图—16轰炸机的全套技术资料一千三百四十二项。为此，中国政府付给了苏联八千二百万卢布。没有想到，这是赫鲁晓夫布置的一个骗局，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仅占协议规定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就是这套残缺不全的资料，也是他们早已淘汰了的。
八千二百万卢布无异打水漂。赫鲁晓夫竟是这样玩弄“兄弟国家”。
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除了意识形态分歧以外，国家关系也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总是挥舞着他的指挥棒，要中国按他的旨意行事，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把他顶回去。
这年九月底，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晤后来到北京，名义上是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实际上是来吵架的。
五天的会谈，都以尖锐的言辞争吵着。
赫鲁晓夫为美国做说客，要中国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赫鲁晓夫指责中共炮击金门没有同他们打招呼。陈毅据实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葛罗米柯哑口无言。
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收留叛逃的达赖喇嘛并挑起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偏袒尼赫鲁，指责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极不明智，把尼赫鲁推向西方。
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中立国交火呢？”赫鲁晓夫冲着周恩来说：“你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不懂得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周恩来针锋相对：“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是不讲团结吗？”赫鲁晓夫理屈辞穷，不敢申辩，转而对毛泽东说：“一九五七年你们派周恩来给我上了一堂课。”周恩来当时申明：“我们不是给你们上课，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接着他指出赫鲁晓夫背后咒骂兄弟党领导人的恶劣行为。赫鲁晓夫矢口抵赖说他没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插话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当时同总理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谈话时，还有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确实说了那些话。”有了人证，赫鲁晓夫不好狡辩，不自在地说：“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此后，中苏关系走入了低谷。
一九六○年八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终止二百五十七个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全部专家，妄图给中国科技和工业的发展造成困难。
对此，周恩来十分气愤，决心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把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搞上去。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举行第22次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不但攻击阿尔巴尼亚，也低毁了中国。他说：“当我们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时，中共代表团却在发言中夸奖斯大林。我到北京的时候，还看到挂斯大林的像。这是反对我们党的。”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的这些言论一一驳斥。他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一次反斯大林，这种做法对苏联，对国际无产阶级，都无任何好处。对斯大林，我们不过分推崇，也不故意贬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周恩来还在大会的发言中声明：“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如果发生争执和分歧，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的。”由于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并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没等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两件事情偶然巧合，一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二是赫鲁晓夫下台。有人说，中国选择这一天进行核爆炸，是向苏联显示实力，这纯属无根据的猜测。这颗原子弹爆炸后报道前，毛泽东还担心不实，请周恩来核实后再公布，怎么可能想炸就炸呢？由于这两件事巧合，周恩来后来曾说，中国爆炸原子弹是给赫鲁晓夫“放了送瘟神炮”。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苏并公开的说法是“由于年迈和健康的原因”，但人们不相信，纷纷在猜测，大体有三种看法：一是由于他内外政策失败，引起党内不满；二是由于他主观、片面、简单粗暴；三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苏联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也猜测纷纷。大致有这三种估计：一是换汤不换药；二是汤换了药也会有所不同：三是可能比赫鲁晓夫更难打交道。要了解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是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周恩来向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由毛、刘、周、朱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周恩来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来邀请，我们本可以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代表团由周恩来任团长，贺龙任副团长。
十一月五日，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欢迎，当晚下榻在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周恩来稍事休息，立即开展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他拜会苏联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们团结对敌的愿望。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周恩来和代表团同志在我国驻苏大使馆交流情况，研究次日的活动，向中央报告请示，一直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七时左右他又起床开始一天的紧张活动了。
在苏联的国庆招待会上，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发生了。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大厅内同苏联领导人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和他们交谈。这时，马利诺夫斯基迎面走来，见到周恩来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马利诺夫斯基却像发了疯似的，在周恩来走后，还说什么“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这时周恩来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没有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走到贺龙面前继续挑衅，用粗鲁的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立即离开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我驻苏使馆后，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分析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认为决非偶然事件，这是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及其领袖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上午，苏联新领导到我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向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波德戈内尔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这时周恩来指出：美国、英国、法国的通讯社都在八日那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透露，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他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并已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周恩来说，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这一事件，给中苏会谈设置了严重的障碍。
从十一月五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到九日第一次正式会谈前，周恩来多次探询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都守口如瓶，不愿透露。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还是一味搪塞，而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挑起公开论战的正是赫鲁晓夫。苏联从一九六三年起，发表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千篇，我党过去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他们一概避不作答，这个问题如何讨论呢？周恩来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而是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以便从中了解苏联新领导和赫鲁晓夫究竟有多少差别，我们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
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节庆祝会上讲话中也说，要召开兄弟党会议。可是他说这个会议，正是赫鲁晓夫要在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这个会议是一个预谋要反对中国党的会议。周恩来严正声明：这是一个分裂会议，我们党不参加，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米高扬比较坦率，他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勃列日涅夫也表示了这种态度。周恩来明白，苏共新领导仍然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在十一月十一日的会谈中，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周恩来的坚决驳斥。周恩来指出：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七月三十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这次周恩来访问苏联，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了解了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捍卫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也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意义十分重大。
十一月十三日，我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到达北京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随同毛泽东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这时欢呼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这是机场上少有的热闹场面。
此后，中苏关系全面紧张，苏联增兵边境，进军蒙古，边界冲突日益频繁，甚至扬言要给中国以摧毁性打击，赤裸裸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嘴脸。
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军队越界侵入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导致了举世皆知的流血冲突，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本来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边界谈判已经进行了多年，由于苏联坚持他们的扩张主义立场，谈判一直没有取得结果。一九六九年九月，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专程到河内吊唁，有意避开同苏联领导人见面，当天即飞回国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他曾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九月十日当他回国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的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达北京。
周恩来也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因此中国方面欢迎柯西金前来北京。当柯西金的专机在机场降落后，周恩来即偕同李先念、乔冠华等趋前迎候，握手寒暄后即把客人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开始了一次长达三小时四十分钟坦率而又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呢？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他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应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小时，周恩来说，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就达成这一共识。接着，周恩来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是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求实的讨论。
尽管会议进行的时间很长，双方也有分歧，却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看法：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一九六四年边界谈判时，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恩来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恩来把上述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论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论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恩来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柯西金同意这种看法，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必须也一定能够做到。”最后，双方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向各自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这次“机场会见”，是周恩来同苏联最高一层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接触。
尽管边界问题的谈判此后还经历了很长时间，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但这次双方领导人会见之后，边境局势得到一定的缓和。
周恩来在加强发展中苏友谊、争取苏联援助以及抵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等方面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一二五、中美解冻举世震惊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一直是对立的。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后，虽然他也是反共的，但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奉行的僵硬政策略有不同。他上任伊始，就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写了一个备忘录：“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不久，法国总统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文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会见戴高乐时，请戴高乐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新政策转告中国领导人。戴高乐答应了。当时中国与法国建交已经五年，戴高乐指示五月间将出任驻北京大使的马纳克完成这项使命。两个月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们到达巴基斯但时，尼克松请叶海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一个口信：“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基辛格则请巴基斯但空军元帅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八月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又请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达同样的口信。
中国领导人也并非执意跟美国政府为敌到底。早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昌接见斯特朗和美国黑人杜波依斯夫妇时，就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杜波依斯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到医院看看杜勒斯先生。”一九六九年五月初，马纳克来到北京，在会见周恩来时转达了戴高乐要他转告尼克松的口信。周恩来心存怀疑，但是他对促进中美关系的解决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坦率地告诉马纳克，台湾问题是最大的障碍。马纳克是亚洲问题专家，当然知道这是关键所在。但他坦诚地说，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归谁所有”的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容易动感情、难于处理的政治问题，不可能魔杖一挥就消失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在道路的尽头，而不是开头。马纳克的现实主义观点，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显然是重视的，尽管四月间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还在谴责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可恶的敌人”，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他准备对付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也打核大战。五月间，他却要周恩来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提出建议。具有战略眼光的四位老帅却认为：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陈毅还指出，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他说，这是他们“不合常规”的想法，将向周恩来口头汇报。
尼克松不仅是口头上表示要和中国改善关系，也拿出了实际行动。他下令放宽对美国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当美国方面正准备公开宣布的时候，发生了七月十六日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广东省领海的事件。基辛格决定，把宣布推迟几天，看看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进行一次“反对美帝”的行动。几天过去了，中国人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周恩来过问了此事，广东省公安厅派得力干部前往调查，查了一个星期，把情况搞清楚了。这两人是暑假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船上没有窃听器、发报机等，不像是间谍。两人态度很好，承认是误入领海，写了字据。
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同意立即释放。第二天，这两个美国大学生即经过罗湖桥回到香港，这是中美之间一次奥妙的接触。
十一月间，巴基斯但传来消息，美国政府决定撤走从一九五○年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表示美国愿意缓和同中国关系的诚意。周恩来又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当年二月，两个美国人鲍德曼和纳德，误入广东海面，一直被拘留，游艇上还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审理很费时间。全面审查后，间谍嫌疑很小，误入的可能很大。根据这些情况和政治上的需要，周恩来决定释放这两个美国人，并通过巴基斯但转告美国领导人，说明中国释放这两个美国人是对两艘驱逐舰停止巡逻的相应行动。事后，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是杰出的外交家，把这一阶段的试探性行动安排得如此微妙。
一九六九年秋天，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中国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华沙会谈。基辛格获得这个消息，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如果在社交场合见到中国大使，请跟他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十二月三日，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与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不期而遇。斯托塞尔几次想接近雷阳，雷阳对斯托塞尔这种出格的做法不知所措，一再故意避开，后来竟匆匆向主人道别，迈步走出大门要上汽车。
斯托塞尔急了，追出来对他说：“美国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贵大使转达。”雷阳也置之不理。他之所以不敢跟斯托塞尔接触，原因很简单，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到处是“打倒美帝”的声浪，谁敢和美国大使接触？后来雷阳得到国内的指示，即于十二月十一日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大使馆正式会晤。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周恩来认为，双方坐下来交换意见总是好的。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雷阳躲避斯托塞尔的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一九七○年一月八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华沙会谈将在一月二十日恢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始进行。以前从未有过哪个美国发言人用正式名称来称呼新中国，而且说了三次，这是破题儿第一遭。他的用意在于使这个信号明白无误地传到北京。
一月二十日举行的一百三十五次会谈，美方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到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雷阳奉命表示，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二月二十日，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在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雷阳奉命告诉美国大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予接待。”北京发出了新的信号。十月一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的日子里，周恩来把著名的美国记者、作家斯诺和夫人领到天安门城楼正中。
周恩来对斯诺说，“在中美两国互相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周恩来把斯诺引到毛泽东跟前，说：“主席，您看，谁来了？”毛泽东一看到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显眼位置上，出现了毛泽东与斯诺的大幅照片，这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可以说，这是含蓄而饶有深义地向美国发出信息。可是这件事却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事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而且照了像，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事后谈起这件事时指出：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尼克松对华沙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但他“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尼克松愿意来，我们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尼克松也进一步努力开拓通过巴基斯但和罗马尼亚与中国接触的渠道。
十月下旬，许多国家元首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其中也有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十月二十五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第二天，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午，两国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派高级特使访问北京和台湾问题。引人注意的是当天晚上宴会上，尼克松在祝酒辞中指出，罗马尼亚具有同“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良好关系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位美国现任总统把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是破天荒第一次。使用这种名称意味着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表示了对中国政府的承认。
十一月十日，叶海亚访问北京，立即会见周恩来，传递了尼克松的口信；十三日，又与毛泽东会见。周恩来告诉叶海亚说，“我已就此事请示了毛主席”，井约定通过巴基斯坦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驻北京大使五年，对周恩来有很深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白宫的基辛格。美国给中国的信息也采取这个办法。
十二月九日，一封没署名的也没有抬头，周恩来给尼克松的正式个人信件通过这个渠道传给了尼克松。周恩来信中强调，他不但代表他自己，而且也是代表毛主席说话的。还宣称：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谈判。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此享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可以说，这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在尼克松批准后草拟了回信，也是交给希拉里，回信中表示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互换信件的事进行几个月后，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乒乓外交”的插曲。
一九七一年四月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出发以前，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是代表国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赛中就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其中包括美国队，我们也是要跟他们接触的。”有一天，美国选手科恩练完球后，跳上了中国选手乘坐的大轿车。在车上，庄则栋和科恩亲切交谈，表示热烈欢迎，并赠送他一幅杭州织锦——黄山风景画。科恩也回赠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衫。代表团领队异常不安，生怕惹出麻烦，遂即向国内请示。
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决定不邀请美国队访华，并联合打了报告，周恩来批“拟同意”三个字。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是这份报告还是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周恩来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在三月十五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的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行动。”而且二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准备与北京对话。”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感到，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不妥的。周恩来又把他的想法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也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主张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尼克松获悉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喜出望外，予以立刻批准。
消息传到名古屋，正如美国《时代》杂志说的：“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四月十日，美国乒乓球队由斯蒂霍文率领，走过罗湖桥前来北京。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美国乒乓球队。他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后，坐在斯蒂霍文旁边的沙发上，热情地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美国代表团成员热烈鼓掌。
那位在名古屋同庄则栋打过交道的科恩霍地站了起来大声提问：“总理先生，我想知道你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斯蒂霍文对科恩随便提问题打扰周恩来，以手势示意，却阻挡不住。
周恩来打量了一下科思，微笑着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啰！接着眼光转向大家说：世界的青年对现状不满，想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科恩说：“嬉皮士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只有极少数人熟悉它，了解它。”周恩来回答：根据人类发展史，人类会找到普遍真理。我们同意青年人进行各种不同方法的尝试，但必须是寻求真理。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周恩来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并与之平等讨论问题，使科恩不禁对周恩来异常敬佩。
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几乎被世界各大报和通讯社所报道。四月十六日，科恩在美国的母亲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中国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作出反应了。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允许中国动用被美国冻结的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限制；准许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船只停靠在中国港口。
后来基辛格在评论这件事时说：“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绘得光彩夺目的表现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外交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乒乓外交”是周恩来外交活动中的杰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