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但渠道送来信息：“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是美国国务卿，或者甚至是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这个信息仍是巴基斯但驻美大使希拉里带到白宫来的。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欣喜不已。尼克松觉得，基辛格是最合格的人选，但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冒险的行动。
毛泽东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以便早作准备。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果不出周恩来所料，尼克松派来的特使正是基辛格。周恩来获得这个信息后，在一封打字机打印的不署名的信中作出答复：“在研究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基辛格十分喜悦地送给尼克松看，并对尼克松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两人高兴地谈论起来，谈到深夜，毫无倦意。
基辛格是七月一日出发的。在西贡、曼谷和新德里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于七月八日抵达巴基斯坦。跟着他的记者有的已不感兴趣而离开了，只剩下三个。周恩来派了章文晋等人到巴基斯坦负责接待。叶海亚总统破格设宴欢迎。
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后，放出了空气，说是由于长途跋涉过分劳累，身体不适。巴基斯坦政府也宣布，基辛格将到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息几天。
由叶海亚亲自安排，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在前台指挥的被称为“遁身术”的活动在严格保密中进行了。一支乔装车队招摇过市，声言是去纳蒂亚加利，其实基辛格并未在车上，而是在总统宾馆下榻。
七月九日凌晨，一架巴航的波音七○七客机，从伊斯兰堡起飞。机上已先上去了章文晋等四个中国外交官，基辛格和他的三位助手随后上机。在这之前，周恩来为了确保这次航行的绝对安全，曾指示中国民航派人前往巴基斯坦执行领航任务。七月三日，徐柏龄和领航员、报务员等中国专机到达拉瓦尔品第。七月六日，巴航波音七○七飞机试航北京成功。
其实这次绝密飞行，也曾泄漏过天机。巴航这架专机在停机坪上时，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现为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贝格，一眼看出基辛格一行从小汽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他大吃一惊，凑近机场的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吗？”“是的，”机场负责人脱口而出。
“他去哪里？”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回答。
贝格大为惊异，问：“他去那儿干什么？”“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大喜过望。据传说，他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七○七飞机飞往中国。”《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看了稿子，使他吃惊得不敢相信，大骂贝格“荒唐”，最后把稿子放到废稿签上。这条震惊世界的新闻，竟成了“废品”。
飞机飞越喀喇昆仑山，正午十二时多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前来迎接的有叶剑英和黄华等。
下午四时半，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住的宾馆。周恩来和基辛格握手时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行人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话音刚落，周恩来马上接着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当介绍到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中国的。”温斯顿·洛德向周恩来自报姓名。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洛德的妻子包柏漪，写过小说《春月》。
后来洛德当过美国驻中国大使。
会谈开始了。基辛格念了十分钟的开场白，接着周恩来讲话：“我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着‘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和平的结构。我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基辛格因在路上，没有听到他们总统的讲话，周恩来这番耐心的说明，使他深感周恩来的真诚。他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却也能寻到一致的地方。”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中，谈到两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周恩来对美国的了解之深，使这位向来高傲的哈佛大学教授，也不能不感到这位总理学识渊博和才思敏捷。
这次会谈到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没有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因为基辛格逗留北京的时间只有48小时，他心里不能不着急。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周恩来离开毛泽东的住地，已经下半夜两点多钟了。
第二天清早，周恩来派人把一份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全文送给基辛格。基辛格十分感动。这一天上午，基辛格一行参观故宫。
下午四时，周恩来与基辛格继续会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双方陈述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日本问题和世界形势问题等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会谈出现紧张气氛时，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我们不如先吃烤鸭，不然就要凉了。”饭后，周恩来态度和蔼地建议，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为一九七二年春天。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接受邀请。
十一日上午，两方的会谈再次进行。黄华提出联合公告草案。由于考虑得比较周到，基本上为基辛格所接受。同时也采纳了美方提出的发表公告的时间为七月十五日。周恩来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和方法。双方都赞同地点为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斯特将军跟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和助手们乘飞机抵达伊斯兰堡，舒尔坦在机场迎接他们，又陪同乘车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纳蒂亚加利的穆里纳，又大肆张扬地回到伊斯兰堡，好象他们并未离开过伊斯兰堡。当晚，基辛格一行乘上自己的飞机飞往巴黎。
在机上，向尼克松发了预定的代号，报告访华成功。
七月十五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了如下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尼克松是在电视荧光屏上宣布这一《公告》的。在场的评论员也为之目瞪口呆，大为吃惊。
何止是美国，这个《公告》震动了全世界的政界和舆论界，成了最热门的话题。
十月二十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此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他提出访华日期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或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择了前一个日期。
他们再次讨论世界形势和两国关心的问题，而后磋商一个声明，即后来的《上海公报》。
基辛格这次是专程代表尼克松来华谈判尼克松的访问公报的，来华前基辛格的班子起草了一份公报的初槁，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
二十四日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到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显出了不快，也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周恩来说：“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基辛格也不让步。他说：“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基辛格自以为得理不让人，谈了他的观点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周恩来坦率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看来讨论难于继续。周恩来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下午，周恩来交出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基辛格和他的助手看了，大为惊异。美方认为中方交出的公报草稿别开生面，前所未有。基辛格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周恩来严肃地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基辛格很机灵，口气松动了，说：“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周恩来接着话头说：“公开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休息后，基辛格和助手们商量，像有所醒悟似的，说：“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能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奥妙的地方。”助手们也赞同基辛格的看法。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方经过修改的公报草案。周恩来说：“博士，你熬了一个通宵，把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基辛格“哦”了一声。周恩来继续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基本观点。”基辛格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这个观点的公报，那不等于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周恩来也“哦”了一声。基辛格接着说：“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周恩来用手一挥，说：“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不用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这使基辛格很感动，他觉得周恩来很真诚，他不搞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商定了彼此都认为合适的内容。草案中列出双方的不同观点后，也列出双方的共同立场。周恩来说：“我们虽然有巨大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关心霸权，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样，就使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下来。
谈到台湾问题，双方僵持了。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背弃老朋友，不会与台湾断交。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个立场是不变的。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基辛格又辩解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吗？”但他意识到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和洛德商量一会儿后，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周恩来将这一句话重复了一遍，笑着称赞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公报中台湾问题的措词就这样解决了。
就在这一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提案，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周恩来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脸上总是笑盈盈，“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从没有这样高兴过。为了不让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在飞机上才获得这个消息，大为惊讶。苦笑着说：“我说过，光是美中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洛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到北京来，安排他访问中国的行政事务和后勤工作。周恩来指示熊向晖与齐格勒洽谈，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要一百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总统所到的地方北京、上海、杭州安置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不要一听一百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
周恩来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一时至二月二十八日二十四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作冤大头。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更佩服你们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齐格勒很赞同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
一月四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黑格带来的美方公报草稿中，有：“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这样的字句。周恩来警觉起来。
他要翻译专家查找各类辞典，弄清“Viability”一词的中文含义。他自己也查找有关资料，词义都是“生存能力”。在六日晚上的会谈中，周恩来望着黑格，目光中透出严肃：黑格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在谈话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黑格有点紧张，作了申辩。周恩来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能接受。”黑格自知理亏，抱歉地说：“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删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乐团正在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是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正在练习。那些年，外国歌曲在神州大地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经过这里，都驻足倾听。周恩来也来到这里，向乐团同志问候。
乐团领导汇报：“总理，‘首长’对奏这首歌有意见，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江青不但干预奏这首歌，还说什么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美国和全世界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
周恩来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说起电视播放的事，周恩来十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周恩来不理睬江青的无理纠缠。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尼克松乘坐专机抵达北京机场。机场气氛并不热烈，只有一面美国星条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列在旗杆上，一支三百五十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军仪仗队。周恩来、叶剑英和有关人员前来迎接。
尼克松下了舷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记者们迅速抢下这一历史性镜头。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他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轿车进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当尼克松到达宾馆才几分钟，周恩来便问：总统和基辛格先生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尼克松对这种礼遇感到高兴。因为毛泽东常在外宾离开的前一天才会接见他们。这么快就安排接见，出乎尼克松意外。
在周恩来陪同下，尼克松到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一开始，毛泽东表示欢迎客人，并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赞成这件事啊！”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幽默而富于哲理，话题涉及很多方面：台湾、日本、印度支那、反霸斗争、扩大两国交往……。尼克松说：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着这个而来的。毛泽东称赞尼克松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着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这次会谈持续了六十五分钟。
随后，周恩来和尼克松举行会谈。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席间，周恩来指着熊猫牌香烟对尼克松夫人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帕特大为吃惊：“你说……烟吗？”周恩来笑着对帕特解释：“不，不是烟。我要送你们两只熊猫。”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这个镜头通过卫星传到美国，美国人很感兴趣，到处都在议论熊猫。《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后来，尼克松送两只麝香牛给中国。
第二天，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实质性的会谈。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十三日，会谈移到尼克松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一下车，已看到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站在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笑容可掬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拍下来。美国电视观众很赞赏尼克松这一热情举动。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第四天，尼克松、罗杰斯在叶剑英陪同下，参观了长城和十三陵，二十五日尼克松等人又游览了故宫。
二十六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杭州。尼克松一行乘船游览了西湖。周恩来在宾馆里同罗杰斯谈了40分钟。看来，周恩来是在弥补罗杰斯没有能会见毛泽东的遗憾。他考虑得多么周到啊！二十七日早晨，周恩来陪尼克松来到上海。
在上海，发表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在当晚的宴会上，尼克松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他们从上海回美国。
送走尼克松之后，周恩来也在当天乘飞机回到北京。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分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二。可以报道吗？”周恩来哈哈一笑，摆了摆手说：“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可不能那么说。
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事后，中美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惜，周恩来总理没能见到。
一二六、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大门，周恩来真是做到了呕心沥血。
五十年代初，中日开始有极少的民间往来，官方没有接触过。一九五四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村田省藏担任会长。当时日本经济界许多人，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却害怕美国，又担心得罪蒋介石。村田为了了解新中国，希望会见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五年一月村田来到北京。
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会见了村田。村田提出了中苏友好条约、和平共处原则、美国和台湾等问题。周恩来针对这些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方针政策。他指出：中苏条约不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很难同意日本引进美国资本，美国没有尊重日本的独立；旧金山和约主要责任在美国方面，但吉田内阁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日本与台湾蒋介石集团签约，承认台湾“政府”，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愤慨。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正在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没有和平的环境是不行的，中国需要的就是和平。试想一下，一个没有海军也没有海运的中国能侵略到别国吗？中国深知，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日本有少数帝国主义的残渣余孽，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同美国的侵略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周恩来还说：“日美关系如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中国不持任何异议。
中日关系也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日本曾经把不平等的关系强加给中国，但这已成为过去，我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此，中国无意进行报复。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我们谈得很坦率，感到很愉快，我对村田先生的态度表示敬意。虽说通过推心置腹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但一次谈话恐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今后，如村田先生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随时再谈。”这次会见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村田回国后，四处奔走，呼吁日本政治、经济界同中国开展经济交流。
三个多月后，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有过一次接触，原来日本外相重光葵对万隆会议持反对态度，不愿出席这次会议。美国正企盼着这次会议失败。日本政界中也有不少人认为不参加这次会议为好。鸠山首相因此有所顾忌，对高碕说：“虽然应由我出席，但还是你去吧。”高碕比较开明，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来到万隆。五月十八日，万隆会议开幕，各国代表团团长在饭店大厅门口迎候东道国印尼总统苏加诺，高碕正站在周恩来身边，他向周恩来问候，这个情节被记者看到，作了渲染性报道。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高碕不敢公开和周恩来会见。但通过廖承志，周恩来和高碕先后两次进行了秘密会见，周恩来和高碕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情况；两国应该进行文化交流、贸易问题等。
高碕谈到，“因为日本还被美国占领着，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问题上，未必能满足贵国政府的希望。”周恩来说，可以在维持日美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谈话中有一个小插曲。高碕的翻译冈田晃把“日本被美国占领”误译为“被美国领导”，廖承志马上用日语指出：“刚才企划厅长官说的是‘被占领’啊。”翻译向高碕进行解释，周恩来听懂他们用日语交谈，马上说：“我明白了，我想，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将对政府产生影响，日本一定会从半占领的状态下摆脱出来。”多年以后这位翻译回顾这件事情时说：“周恩来有意避开了敏感的‘被美国占领’的谈话，含混地说：‘日本处在半占领状态’。从周总理这巧妙的含混用词中，可以看出他照顾日本情绪的良苦用心，也表现出他那准确的判断力，他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将来。”周恩来和高碕的会谈是战后中日政府间的第一次接触，开辟了中日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这次会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周恩来和村田、高碕的会晤，开辟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一九五五年春天，村田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秋季，又邀请中国展览团在东京和大贩举办了中国商品展览会。日本各界人士为了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争先恐后前往参观，32天中参观者达一百九十万人。
一九五六年新春，周恩来写信给村田会长和山本副会长，向他们祝贺新年，对中国商品展览会取得巨大成功表示感谢。并说，日后在中国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后来日本在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商品展览会。由于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的支持，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的商品也参加展出，又拨款资助。展品摆满了北京展览馆二万平方米的会场。中国方面鼎力相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前往参观。在50天的展出期间，中国官方和民间来参观的有二百九十万人。周恩来在会场逗留了两个来小时，同日本展览团的人员交谈，对这次展览给予很高的评价。中日双方的贸易获得迅速的发展。
中日的民间贸易在一九五八年以后，曾经徘徊不前。这是由于日本政府的错误态度造成的。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和松村谦三相继访华，都同周恩来举行过会谈。在这前后，周恩来提出政治三原则：不敌视中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而提出贸易三原则：今后的中日贸易协定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即使没有政府间协定也要与日本的友好商社和企业做买卖，还要与处境困难的小商社和小企业做买卖。一九六二年，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多次访华，进行商谈。随后中、日双方在对方首都成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双方的贸易又有所发展。有一次，我还代表周总理到机场迎接高碕来访。
一九七一年春天，中美的“乒乓外交”开展后，周恩来于这年八月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到日本，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日本反应强烈，刮起了“王旋风”；中日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松动。一九七二年七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对中日关系采取新姿态，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时就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大平正芳就任外相后，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新内阁首相或外相需要前往访问中国。”对日本新内阁的友好表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讲话说：“田中内阁宣布要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时上海舞剧团正在日本访问，剧团去日本时是途经香港飞抵日本的，由于藤山爱一郎的精心安排，剧团将乘日本包机直接回到上海。负责人孙平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舞剧团回国的包机问题，早就安排好了，是否还要包机直飞国内，兴师动众，我个人看似乎无此必要。”周恩来看到孙平化的电话记录后，作出指示：“不对，很有必要，这是政治。”他还专门指示上海：为此做好准备，对孙率舞剧团回到上海给予盛大欢迎，对日方机组的招待不能低于美机组。于是上海舞剧团在虹桥机场受到热烈欢迎。这不单是欢迎舞剧团，当时田中首相已决定访华，这次直飞，实际上是周恩来为田中访华安排的试航。
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角荣首相偕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启程访华。专机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恩来亲往迎接。随后两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谈。
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在夜间工作直到黎明，而田中角荣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为此周恩来在这些天里一般工作不超过午夜十二时，以便第二天上午参加会谈，这种尊重对方的态度，田中角荣知道后深为感动。
在第一次会谈中，田中提出坚持日美安全体制。他说：“要是对日美关系有巨大损害的话，日中关系就不能正常化，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是大前提，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绝对必要的。”田中接着说：“这是在中苏友好条约之后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也请理解。……今天，希望中国不要认为它是威胁，尼克松既然访问了北京，美国也应理解了。”周恩来回答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如何，那是日美之间的事情，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日本当然可以坚持。他对此表示理解。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欢迎宴会，在祝酒词中他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他还说：“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田中起立致答词。他称赞“两国千年来有丰富多采的交流”。但是当他讲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严重苦难时，却轻描淡写地说什么，“过去几十年，很遗憾地有了不幸的经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多麻烦。对此，我再次表明深刻的反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人民遭到的苦难岂是“添麻烦”一语可以一笔带过的。单是南京大屠杀，中国就死去了30万人。周恩来列举日军侵华的大量罪行后，问田中：“你是怎么想的呢？”田中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听着。
周恩来严肃地说：添了麻烦，不过是在街上弄脏了女人的裙子时道歉的话，只是对小过失的道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田中承认周恩来讲的是事实，不容辩驳。他说：“添麻烦这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并不那么简单。请原谅这句话是我满怀诚意地如实表达了对不起中国的心情。这是日本人未加粉饰地自然发出的呼声。添了麻烦的是我们，因此，我认为前来赔礼道歉是理所当然的。在自民党内尽管有人反对，但我还是这么干了，我访问了北京。”听了田中一席话后，周恩来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他说：“明白了，别再抓活把儿了。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谈，还是赶快谈这些问题吧。”在以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和田中进入实质问题的会谈。
与此同时，姬鹏飞与大平正芳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在第一次外长会谈时，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说明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对中国的战争状态，高岛说：这已由“日华和平条约”宣告结束了，因此“联合声明”不应再使用“战争状态”结束的字样。如果中国一定要用，可由中国单方面宣布战争状态结束。
关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他认为也由“日华条约”解决了，因此“请求权”的问题日方难以接受。
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条约”，我国并不承认。高岛提这个见解，无疑为会谈布下阴霾。
二十六日下午的首脑会谈中，周恩来以严厉的口气谴责日方的态度，他说：听到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情况，高岛条约局长是不是来破坏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高岛局长的主张是师爷的发言。高岛局长的意见不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真意吧！在谈到日方提及的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时，周恩来指出：这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
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在和日本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索取赔偿要求的。他还讲述了中国人民过去因赔偿负担而深受其苦的历史。、周恩来和田中在会谈中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广泛交换意见，并就联合声明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在联合声明中，日方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终于用了“痛感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等词，表示了日本的歉意。多年后，田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不拘泥于一件事情，而是抓住大局，高瞻远瞩，推进谈判，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使我感动，周恩来这个人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应田中的要求，周恩来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中日两同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田中角荣、姬鹏飞、大平正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终生为中日友好做出重大贡献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诗人郭沫若，高兴地作了《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首，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岂容战犯猖狂，八十载风雷激大洋。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