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在批林批孔的潜流中
周恩来在林彪集团覆没后，主持中央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纠“左”，国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观点。因此不可能从全局上改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周恩来只能带着癌症之躯，顽强地工作、斗争，在有限的范围内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而且，在工作中还不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周恩来以一个革命家的雄才胆略，在病重期间。为国为民，忍辱负重，忘我操劳，鞠躬尽瘁。
一九七二年四月，卫生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对近五百名副部级以上老干部作了身体检查。五月，周恩来查出患有癌症。当然我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也从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赶到北京体检，回北京后我一方面休养，一方面参加一些学习活动，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正式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中央的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很有起色。批林整风始终贯串着纠“左”的精神。但是，这一切引起了江青、张春桥的恐慌，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极力反抗。加上年底，毛泽东提出“批林”要批极右，致使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挫。最终导致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江青、张春桥借此兴风作浪，妄图乘机打倒周恩来。
江青、张春桥之所以能够假借“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在当时还有一个错误批评周恩来的背景。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当时正准备召开十大，王洪文负责党章的修改工作，张春桥负责报告的起草工作。毛泽东这次召见主要是对外交部的一期简报不满引起的，但他不找主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王、张二人，其中含义不言而明。
这期简报提到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分析。他说：大家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毛泽东在王、张两人面前开始批评简报中的观点，而且对着在座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闻生讥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七十年代成了毛泽东最亲近的人。她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的桥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作为晚辈的两位小姐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得无拘无束，年老体衰的毛泽东也喜欢透过她们了解国内外情况。因此，王海容、唐闻生虽然当时职务不高，但成了通天人物。毛泽东接着说，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泽东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越谈越激烈，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又强调要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接着毛泽东旁征博引，即兴议论，话题广泛，有些与对外交部的批评已没有直接关系。最后，他言归正传，他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指责了主管外交部的周恩来，批评是相当重的。周恩来知道后，心情肯定不好，其中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从不向任何人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总是把一切埋在心里。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
这事起因于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犯了右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政治局批周会议上，江青幸灾乐祸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像应声虫一样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企图达到离间毛周关系和中伤周恩来的恶毒目的。
癌症在身的周恩来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攻击，强忍内心的愤怒，不动声色、平静地听着江青的发言，慢慢地喝下一口苦涩的茶水。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后，分别同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谈话。一方面肯定十一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江青的提法，“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问题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周恩来历来是信任和倚重的，但对周恩来的某些不满也确实由来已久。正是这种不满，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勇气。
早在“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罪行时，看到他的住处墙上贴着一些孔子、孟子的言论。江青一伙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联想到林彪是尊孔反法的，再者，毛泽东对批林整风纠“左”后期出现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不满。因此，党的十大以后，从提出评法批儒到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一伙便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掀起了三次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并凭借他们在党的十大上所窃取的权力，加紧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面对这股汹涌的潜流，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忍辱负重，忘我地工作着，并极力抵制“四人帮”的阴谋，顽强地斗争着，尽力把运动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
从一九七三年七至九月，毛泽东提出评法批儒批孔后，江青、张春桥控制的写作班子便大肆鼓噪，在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影射文章，并召开各种批孔座谈会。一九七三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的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九七三年《学习与批判》杂志第四期发表康力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都是影射史学的典型。这在中国理论研究上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此类文章更多、更露骨。
我到统战部重新工作时，正是批林批孔的前奏阶段。因为参加了军代表刘友法为首，李金德和我组成的领导小组，便要照本宣科地学习中央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文章，并领导统战系统的学习。对于报上的评法批儒的文章，可以说很不理解，而对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批“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却是看得出来的。
但还不能在军代表面前有所表现，因为他是只唯上、唯书、不唯实的。有时，只能在老同志面前交心谈论，暗中为周恩来担心。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向毛泽东写信，要求把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信的全文是：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在信上批：“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一月十八日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发出。实际上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讲，是想借“批林批孔”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不允许纠“左”。他知道，“文化大革命”很多人有看法、有抵触。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类似之处，进行这场运动可以得到一次“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
把批林与批孔扯在一起，既牵强附会，也有悖情理。至于毛泽东要借此来肯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尽管我和许多人都想不通。但不敢明说，还要照学。
江青一伙自以为拿了“尚方宝剑”，便有恃无恐地大干起来。
先是在一月二十四日，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召开驻军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接着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表面上是由周恩来主持，但都是“四人帮”一伙在会上大嚷大叫。以后我们才知道，周恩来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赶来开会的，事先并不知会议内容，我们看到他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眉头紧皱地翻看着材料，对“四人帮”一伙的鼓噪，泰然处之。
江青神气十足地开头炮，叫嚷要联系实际，要批“孔老二式”的人物。
会上，江青的走卒迟群、谢静宜按照他们事先商定的内容，发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大谈他们如何查到林彪的孔孟言论，毛泽东是怎样让他们整理材料，指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要反复辟、批判修正主义、反右倾回潮。他们在会上颐指气使，像迟群、谢静宜这样的小人物也竟敢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会上，郭沫若还几次被点名批判、罚站起来，实在令人气愤。迟群原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级干部，谢静宜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译电员。“文化大革命”使这类投机分子装模作样地登上历史舞台，不过，他们终究成为历史的垃圾。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迟群在会上大谈联系实际时，提到意大利人拍的纪录片《中国》，他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联系起来批判。迟群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这部纪录片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经周恩来批准到中国拍的，而且拍摄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会后，一边江青一伙兴高采烈，通宵达旦地整理讲稿，审查大会录音带，准备下发。另一边，周恩来忧心如焚，眼看着国家又要陷入一场混乱的运动中。他不顾一切，当机立断，让秘书连夜突击，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把整理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了横线，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一起由机要通信员马上送到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过后对江青私自召开“一·二五”大会，以及对他们的言论作了批评，并扣发了他们精心炮制的准备下发的材料。毛泽东说：“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江青一伙只好收敛了一下。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要取消“批林批孔”运动。一九七四年一号文件也已下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接着，江青一伙就到处“放火烧荒”，私自用她个人的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鼓动“批孔”，而且想方设法插手军队事务。例如，当时江青曾亲自出面对不按他们布置进行大批判的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又打又拉。她一面利用各种《内参》收集杨勇抵制“批林批孔”的材料，一面以个人的名义给杨勇寄“绝密”的亲启信。信封是用铅笔写的，是江青的亲笔字，落款写着“江青同志处”。深知江青其人的杨勇非常反感，看过之后当即吩咐秘书：“马上封好，按正常组织手续给她退回去！以后再有这类信件，不要送我，一律退回去！”江青的种种做法，不外是要加快夺权步伐。当然，最大的障碍仍然是周恩来。这也是他们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主要原因。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来的癌症病情日益加重。他从那时起，只能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而且还要应付“四人帮”的干扰和攻击。如果周恩来不顾全大局，他完全可以离开岗位，安心养病。但是，周恩来从来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自己生命不止，就要奋斗不息；宁愿自己多受苦，也要多做工作，让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特别是为了遏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撑着病弱之躯，靠输血打针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操劳。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到六月一日五个月中，一个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除了到医院检查治疗外，总共抱病工作了一百三十九天。在这一百三十九天中，他一天工作不足十四个小时的只有九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到十八个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十八小时到二十四小时的共四十四天。其中不少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总理逝世后，当我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们每年一月八日到毛主席纪念堂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展柜前，看到他的工作日历，看到这些统计，我们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但是，江青一伙恨不得周恩来马上离开工作岗位，让他们把政权抓到手，为所欲为。
江青一伙继续利用“批林批孔”，大搞阴谋活动，并炮制了大量的黑文，利用“影射史学”，掀起攻击周恩来的第二次浪潮。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按照江青一伙的意图写出的《孔丘其人》。文章使用了比附手法，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塞在孔丘头上，用来影射周恩来。这是一篇不批林、假批孔、真批周的代表作。此后，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
二十日，《朝霞》第四期刊载史经的“故事新编”《李鸿章出洋》；五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梁效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大论战》；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这后一篇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文章执笔人以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二十日，《学习与批判》第五期发表康力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许多文章大批孔丘“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路线，影射让“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工作是“举逸民”，暗喻周恩来等人“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
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各方面的严重混乱，而且社会出现不安定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面对着这一切，周恩来和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抵制和揭露他们的阴谋。毛泽东也不希望再度出现动乱局面。因此，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和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两次就“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问题作出规定。
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二、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三、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五月十八日的《通知》写明毛泽东已经圈阅。规定重申：一、当前，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胜利。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不含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含野战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五、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中央的这些规走，尽管保留了“批林批孔”的提法，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基层其它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防止了“文革”初期那种混乱局面的再度出现。当然，江青一伙仍然我行我素，把中央的决定撇在一边，继续为他们夺权制造舆论，欲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名誉扫地。即使周恩来住进医院也不放过，很快掀起了“批周”的第三次浪潮。
一九七四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病情日益严重，心脏功能每况愈下。在此情况下，经中央决定，他才不得不同意住院手术治疗。
六月一日，周恩来在交待了工作，口授“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工作25年的西花厅。当天，就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周恩来离开西花厅后，并没有停止工作，只不过把办公室移到病房罢了。
尽管还要继续忍受江青一伙的影射、攻击。但他毫不退让，极力抵制，坐阵三○五医院。
周恩来住进医院的当天，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大家很高兴，医生们对治疗抱有充分信心。大家觉得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好好休息休息，周恩来就可以恢复过来。可是江青一伙继续恶毒地攻击周恩来，对他的身心痛苦幸灾乐祸。
六月十二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会。江青大肆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
江青在会上说：“我的观点准备挨批，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江青还说：“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十八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一文中说：“二○○○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十五日，江青等人与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谈话中还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在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几天后，梁效的一个头头在迟群等人召集的一个会上说：“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弦外之音可想而知。十七日、二十八日，江青在天津工厂、农村、部队，借宣讲“儒法斗争史”、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谬论，煽动“揪现代的大儒”。
江青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露骨他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并且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在的大儒”。二十二日江青第一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专横地要一个叫周克芹的女社员改名为“周克周”。她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竟然明目张胆地在群众中公开宣传要“反周总理”。
江青的这些做法，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致使“批林整风”运动以来经过周恩来和全党同志的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工业生产骤然下降，与一九七三年同期相比，煤炭下降百分之六点二，铁路运输下降百分之二点五，钢下降百分之九点四，化肥下降百分之三点七，财政出现赤字，全国形势再度恶化。
当然，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也没有放弃领导权。
他极力把运动限制在意识形态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讲，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又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指出：“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七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离京前，在中南海约政治局成员谈话，交待工作。
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江青一伙在会上继续唱他们的高调，指桑骂槐地大谈批“现代的儒”。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阻碍“文化大革命”。看到江青一伙如此猖狂地攻击周恩来，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大都很气愤。其中有的还义正词严地要江青把话挑明。江青尽管那样猖狂，但还是不敢公开说周恩来是大儒。他们倒想让别人自己承认。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有一天，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接见外宾后，被一群中外记者围住。一个西方记者抢先提问：“尊敬的周总理，尊敬的江青女士，请允许我坦率地提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据说还有‘批周公’，这实质究竟是什么？”周恩来默不作声，冷眼看了一下江青。
江青说：“批林么，就是批林彪，批孔么，就是批孔老二，批周公么，就是……嗯！我们没有正式提批周公嘛。”西方记者紧接着问：“那么，是否存在非正式的‘批周公’的提法呢？这个周公又是指谁呢？”江青不耐烦他说：“什么正式、非正式，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周公嘛，我想就是古代的‘周公’。”周恩来为了不把问题弄得太僵，就解围说，“就这样吧，回答已很明确了，再见吧！”江青转身走了，那个西方记者还在后边大声追问：“我们请江青女士回答问题实质！实质！”江青忿然地回过头，一甩手说：“什么实质不实质，实质是没有的。”走进客厅，传说周恩来装作开玩笑地对江青说：“没有实质，那‘批林批孔’不就成了批‘零’批‘空’了吗？”江青无言以对，只好苦笑了之。
七月十七日的会上，毛泽东看到江青一伙这样胡搅蛮缠，在研究国家大事的会议上也如此放刁撤野，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你也难改呢！”毛泽东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大家都听着而不作声，只有江青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并辩解。
后来，周恩来说有些事他也有责任，谈了“一·二五”大会没有制止，有的也是“纵”起来的。周恩来就是这样，不管是谁，尽量不把事情做绝。
但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毛泽东仍接着批评江青说：“此人一触即跳”，“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四人帮”问题。而且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对“四人帮”也进行了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当然，他们还在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政治局成员对此心中有数。毛泽东对“四人帮”批评的意义重大而深远。至此，“批林批孔”运动名存实亡，再也成不了大气候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猜测，造成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中央决定在报纸上通报周恩来住院的消息。这一消息一公布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着一层阴影。
周恩来往院后，我曾几次打电话给邓大姐，要求到医院看他老人家。可是邓大姐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中央规定，不能去看。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所幸的是我们能从报上获悉他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还能从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中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在医院里是怎样带病继续为党的事业、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操劳着。
周恩来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起，动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四十天动一次手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忘我地工作着。
在医院里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一百六十一次；同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次；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员谈话十七次；在医院中召开会议二十次，离医院外出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七次。他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入阴谋家的手里，当仁不让地继续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并最终胜利地完成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一二八、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
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要结束混乱局面，恢复国家生活正常秩序。但是，“四人帮”企图利用此机会“组阁”，以夺取国家的权力。在毛泽东支持下，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及时发现并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再度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奋斗目标，开始了“全面整顿”的新阶段。
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笔伐批不倒周恩来，也曾经鸡蛋里挑骨头，制造一些事件，妄图借机打倒周恩来。比如，“无标题音乐问题”，江青一伙针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圈阅同意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邀请友好国家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歪曲原意，说这份报告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且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还有所谓“黑画展事件”。
那是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四人帮”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矛头指向周恩来。因为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而“四人帮”组织展出的18名作者的二百一十五幅所谓“黑画”就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创作的作品。江青还故意拉周恩来去看画展。当然，对于“四人帮”的这种小动作，周恩来是不屑一顾的，以沉默抗击江青一伙的诬蔑。
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周恩来从不含糊。对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则坚决予以回击。
一九七三年，为了发展全国的彩电工业，四机部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从同外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征求了江青的意见，她也在书面报告上画了圈，表示同意。这年年底，四机部派人去美国考察，选中了美国康宁公司。在和康宁公司谈判结束时，康宁公司赠给我方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的蜗牛作为纪念。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一开始，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有人写信给江青，诬告赴美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蜗牛工艺品一事有辱国格。江青收到这封检举信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二月七日，江青冒着寒风，大驾光临四机部，不理睬四机部的领导，直接找到写信人，并给他一封信。信里把这件事上纲上线说，美方不怀好意，“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认为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是崇洋媚外……”；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并且拿走了一个蜗牛，还要求在场的四机部领导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出强烈抗议。在那里，她还发了一大通的议论。江青的这个举动，无非还是冲着周恩来。
事情很快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完全清楚江青的用意。没事都要找事闹腾的江青以为抓到了对付周恩来的有效炮弹。周恩来不急于表态，他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和该国的风俗习惯。结果说明，康宁公司并无恶意。
蜗牛在美国象征幸福、吉祥，因此常以蜗牛为题材制成工艺品和礼品。
周恩来听了汇报，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心中有数了。在随后的一次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完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后，周恩来严肃地要求大家讨论一下“蜗牛事件”。有关人员汇报了事实后，经过讨论，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
江青这次无理取闹又未得逞。过后，她悄悄地把拿走的蜗牛礼品退回去，并要回自己的信。但她并不是就此罢休，一有机会就又要闹腾一番，不吵不闹就不是江青。当然，现在的吵闹已非一般，也就是要达到“倒阁”的目的，进而由她“组阁”。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提出设第一副总理的建议，决定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一指示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接到并记录下来的。他马上告诉江青、张春桥；过了几天才告诉周恩来、邓小平。江青一伙多么想改变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但苦于回天无力。凑巧国产“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四人帮”借机又挑起事端，猛烈攻击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他领导。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为一万三千五百吨。当时，交通部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后来周恩来也同意了这条船出海远航。但作了五点指示：一是要派工作组到船上，随船工作；二是配件要备足；三是干部、船员要配双套班子；四是要派一条技术条件好的船跟随“风庆轮”保“驾”；五是开船前要对船只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随船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
“风庆轮”的质量确实不怎么样。在远航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
李国堂都如实记录下来。再者，“风庆轮”在毛里求斯停靠时，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把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前，李国堂说了这个样板戏我看过，江青搞的样板戏都是些女英雄。其他人也对船的质量和样板戏有些议论。这在现在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不正常的年代就是不得了了。“上海帮”的耳目，也把这些记了下来，并整理了材料。抵达上海港后，李国堂便遭了殃，挨了斗。诬蔑李、顾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十月十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各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说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又说，“历吏的经验值得注意。”江青在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有关“风庆轮”报道的清样上写了批语，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表个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这个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它经济部门抓住这个事件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在十月十七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突然向政治局提出所谓“风庆轮事件”的崇洋媚外问题，并轮番逼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马上表态。江青一伙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赞同他们的观点，正好可以对准周恩来进行攻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邓小平反对，那么就可以借机整邓小平，阻止他出任第一副总理。但是邓小平就是不表态，强压怒火，反唇相讥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吗，你们怎么这种态度！”后来干脆说，“我要调查，”当场进行抵制，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当夜，江青一伙紧急策划，兵分两路。一路由王洪文直飞长沙找毛泽东告状，而且商定要注意策略，拣重要的谈。另一路由江青出面找王海容、唐闻生，专门谈“风庆轮事件”，让她们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王洪文乘专机飞抵长沙。下午四时在毛泽东下榻的宾馆作汇报。
说是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由他来汇报。接着故弄玄虚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以此开头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接着他按照事先策划的内容，既紧张又抱着豁出去的态度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争取达到预期的效果，让毛泽东确信北京有人在搞阴谋。他说：“最近一些天，周总理加紧了活动。这种活动，和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要抢班夺权是同样的性质！”毛泽东让他详细说说。王洪文来劲了，他接着说：“总理虽然患有重病，但他昼夜都找人谈话！经常去周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很令人不安，恐怕跟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望着沉默不语的毛泽东，一点也不知毛泽东在想什么。可笑的是王洪文不知道毛泽东太了解周恩来了。
王洪文告完周恩来的状后，按预定程序吹捧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他说：“春桥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仅有文化水平和政治修养，而且有组织能力；更可贵的是他忠于主席、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讲到江青时，说她，“通过八年的文化大革命，证明是个有非凡才能的人，在协助主席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上，立下不朽功勋。她政治水平高，又有领导艺术。”他还建议在四届人大给他们作适当的安排。也顺便捧了姚文元，说他是个搞宣传工作的人才。他刻苦读书、工作认真、考虑问题周到深刻……。
王洪文使劲吹，毛泽东却越听越反感。毛泽东已经清楚王洪文是代表江青来的，一是告状，二是要权。毛泽东在王洪文一派胡言后，当即告诫他，“你们对周总理有意见，当面谈谈嘛，你回去之后，多找总理、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王洪文这次长沙之行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暴露了“四人帮”的阴谋，还受到了警告。
王洪文去长沙时，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嘱她们报告毛泽东有关政治局讨论“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争吵的事，以及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常借工作搞串联的不正常现象，而且周恩来是后台。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继续介绍情况。张春桥首先讲了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的问题，说这是国务院“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侧重讲了“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并把邓小平的抵制比作“二月逆流”。
政治局对“风庆轮”的争吵，周恩来知道后，在十月十九日就约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周恩来很清楚，这是“四人帮”掀起一股“倒阁”的逆流，绝对不允许。当天，周恩来也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要通过她们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取得毛泽东的支持。
她们到医院后，就把早些时候与江青一伙的谈话内容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完后说，“我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在处理这件事上，小平同志非常克制。他们已经多次搞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这次斗争的焦点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这件事如何解决就要看毛泽东的态度了。
十月二十日，王海容、唐闻生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把双方的意见也都谈了，并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毛泽东听后，批评了江青的做法并明确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还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一言九鼎，使江青等人发起的攻势还没形成就溃败下去。
同时，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风庆轮事件”必须搞清楚，虽然毛泽东批评了他们，但要让大家明白是非，并把此事平息下来。因此，周恩来从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不顾病情，强打精神，分别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谈了“风庆轮事件”的问题。也找江青和王洪文谈了这个问题。
对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周恩来分三批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指示，让大家清楚谁是谁非。经过周恩来的一系列工作，总算把江青一伙一手制造的这一事端平息下来，击退了江青一伙的“倒阁”图谋。
一九七四年是党和国家领导权重新配置的关键时刻。为了开好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周恩来不顾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任，特别是在平息了“风庆轮事件”后，开始研究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的最后情况。
事实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一九七三年冬就开始了。周恩来负总责，王洪文为具体召集人。当时我已回中央统战部工作。统战部历来都要参与人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人大会议牵涉到统战工作，特别是党外人士的安排。
这时徐冰部长和副部长们都被打倒还没有“解放”，由军代表主持部务。军代表对统战工作，特别是民主人士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除了军代表刘友法参加，周恩来还指定李金德和我参加。李金德是长征干部，曾在西安、武汉、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担任过国务院机要处长、统战部副秘书长。他比我先结合进统战部领导小组。李金德对统战工作比较熟悉，所以在筹备会上统战部提出的意见，大都由李金德发言。有一次周恩来还特地点了我的名：“童小鹏，你老坐在后面，怎么不讲话。”我说：“刚才李金德讲了，我没有什么讲了。”我想他有意点我的名，主要是他知道我“文革”前一直在统战部工作，启发我应该敢于发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