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统战口（包括中央统战部、人大常委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以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机关）各单位大都停止了活动。除受保护的民主人士外，大多数人都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去了。筹备四届人大时，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回来，只有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参与了筹备工作。筹备工作之初，由王洪文召开会议，中组部军代表郭玉峰，统战系统军代表刘友法，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连最简单的党外代表的名单都提不出。因为民主人十大部分人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像荣毅仁当时在工商联扫地，华罗庚是“反动权威”。提来提去就只有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只好把过去的名单拿来参考，有“问题”的拿掉，最后所剩无几。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侯宝林和荣毅仁。
我们就根据这一信息，从文化艺术界、工商界找出一些人来，如沈雁冰、夏衍、胡子昂、胡厥文、李烛尘等。但是还不行，毕竟人数太少。此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提名——筹备组研究——周恩来把关——毛泽东批准。这样由十几个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最后，全部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也不过二百三十七人，仅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八，比三届人大少了近一百五十名，而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当然，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已十分不容易了。
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所有筹备工作即将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交给邓小平负责。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毛泽东特地指示邓小平，“总理只讲半个钟头左右”，主要是保证周恩来能够站着读完报告。我们知道过去周恩来一口气讲三个钟头不休息也没有问题，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行了。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起草小组各口写出来的草稿进行综合、浓缩成不到五千字的报告。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最短的一次。
我想起了在此之前，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槁。
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一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大家就这一用词开展了争论，各抒己见。这个年轻人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周恩来从来都是如此，他善于倾听和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正确意见。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并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同时，也报告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年底或明年初开人大，身体吃得消。最后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十二月间，周恩来在医院里继续紧张地展开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他仍然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全然不像一个重病在身的人。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后，也提出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多次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研究，交换意见，觉得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确定以周荣鑫为部长。
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筹备工作一切就绪，但还得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一致认为，要由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把问题谈清楚，才能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在长沙。为保障周恩来的飞行安全和健康，叶剑英亲自对随行的秘书、警卫、医务人员和机组成员，分别交待任务。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决定飞赴长沙。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有隐血，需要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知道后，经过慎重考虑，痛苦地决定不改变计划，沉重地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要求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离开医院，来到南苑机场。一下汽车，大家就发现，他面容消瘦，身体虚弱，两鬓已经斑白；他步履蹒跚，双手颤抖，在服务员的帮助下登上飞机。显然周恩来带着重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国为民工作着。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回答随行空军师长杨扶真的问候时说：“必须和疾病作斗争。我已经一年多没坐飞机了，八个多月都住在医院。”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稍事休息，晚七点半左右，与随后到达的王洪文一起去见毛泽东。接见时，王海容、唐闻生在座。一见面互相问好后，毛泽东便指着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边说边摇手。然后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不再见外宾了。话题很快转到邓小平身上，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并指着王洪文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一个“强”字。王洪文听了十分尴尬，也很紧张。
周恩来接着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谈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提出：“邓小平当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把笔放下。后来毛泽东还提议十届二中全会增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报告副总理名单时，念道“邓、张、李……”毛泽东又打断周恩来的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第一天基本上是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王洪文陪坐。周恩来和毛泽东谈得很融洽，非常顺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逗留几天谈谈。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先后四次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同时，周恩来还与毛泽东单独谈了几次话，主要谈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先放在一边，以后冉说。四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一、“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说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
二、对邓小平的评价和担任新的职务问题以及副总理人选。也就是第一天谈活的主要内容。
三、对江青的批评。毛泽东说他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还重提了他几次对江青说过的话。
四、“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毛泽东说：搞乱了，也不告诉他。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任务，开了那样的大会，他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毛泽东还提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五、谈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越讲缓和越要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但要强调备战，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
周恩来把几次谈的内容归纳整理成一个提纲，准备回京后立即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至此，他才感到一身轻松。二十七日周恩来飞回北京。这次长沙之行的结果，在几天以后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局，而且也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确立了正确的目标。
周恩来回京后，向政治局常委们传达了长沙之行的内容。并不顾病情的发展，迅速而有序地把各项工作铺开。他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设置以及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选的报告。四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回京后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同时，提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提议周荣鑫任教育部长，否定“四人帮”提名的迟群。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理论学习以及今后工作方针的重要指示。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同意毛泽东不作人民代表，不出席会议的决定。同时也同意纪登奎、汪东兴不作为人大代表。在十日晚的闭幕会上，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讲话：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的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到会的许多老同志，此时此刻心情很不平静。他们眼见周恩来的病容，聆听他的嘱托，无不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工作，同时也深深地为他的健康担忧。
一周之后，新华社才播出这次全会的消息，而且没有报道出席会议的委员、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这是“四人帮”故意不让人民了解哪些被打倒的干部出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卑鄙做法。但是最后一行“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却是多么的鼓舞人心。
一月十三日晚八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内灯火通明，在四届人大开幕式上，周恩来总理的声音还是那样清晰有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是党和人民的愿望。十年前，周恩来在这个地方提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这项工作延缓了。今天，他又在这里重申了这个目标，不啻是拨开云层见蓝天，坚定了人们的信心，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我们的好总理这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洪亮声音已永远保存下来。我感谢中央档案馆送给我一盒周恩来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复制录音带。我将传之子孙，一直到祖国完全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会讨论时，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得了癌症，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代表们强忍着内心的痛楚，又为周恩来的精神所鼓舞。眼前的好总理啊，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是那样的消瘦，老年斑、皱纹布满脸上和手上；动作和声音显得那样疲惫。一看到这，谁不被总理忘我的操劳、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激励呢？！这次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大会终于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这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二九、支持邓小平复出和“全面整顿”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花了很大力气为大量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其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乃是最具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里外一把手的邓小平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并逐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国家重担落在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当机立断，运用毛泽东赋予的权力，凭着对灾难深重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顿。
病榻上的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以后并没有撒手不管，特别是面对“四人帮”的干扰，他毫不保留，以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化作无形的巨大动力，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在一九七五年留下最后的辉煌。
毛泽东之所以会提起邓小平，一方面“林彪事件”促使他思考，“亲密战友”不亲密，企图加害于他，而被打倒的与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干部难道都是坏人？恢复被破坏的各项工作多么需要这些战友，而邓小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管理国家的行家里手。另一方面，先行从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回京恢复工作的王震利用机会，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力荐早日起用邓小平。周恩来清楚这一切，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总是把握时机，恢复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现在提到邓小平，这又是一个机会。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周恩来都希望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友谊的邓小平，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均是国家栋梁之材。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又好；而且有胆有识，可担当起国务院的重任。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毛泽东。这是林彪自我爆炸事件传达到基层，开展揭批林彪罪行之际。
邓小平在信中谈了对这一事件的感受，并实事求是他说，“我同林彪不很熟悉，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但回忆了一些林彪平时的做法及其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在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参加批判林彪的罪行后，又谦虚地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表达了自己要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心中有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他一定要为之奋斗。邓小平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了，他觉得身体还好，还可以作一些技术性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一些工作，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于八月十四日作如此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们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最先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内心充满了兴奋之情，他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阅读。十五日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一批示，并进行讨论。
同时，周恩来马上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还指示：“可以让邓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活动。”并立即把邓小平原来的公务员、秘书派到江西，协助邓小平工作，帮助照顾他的生活。年底，邓小平参观了井冈山和红都瑞金。30年前邓小平曾在这里挨过整，今天他又从这里迈向未来。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周恩来谈话精神提出邓小平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十天以后，邓小平一家便登上了南昌到北京的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顺利地到达北京，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欢迎。二十八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了邓小平。周恩来看到邓小平虽然59岁了，却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第二天，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四月九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安排邓小平十二日在宴请西哈努克亲王时公开亮相，正式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五月二十日，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并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八月在党的十大会议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先住在钓鱼台西边的花园新村的一幢小楼里。我同紫非专门去看望了他和卓琳。他身体很好，谈笑风生。他说他去江西南昌新建时，上午监督劳动，下午即在家搞家务、种菜。他特别高兴的是，学会了做馒头，发得很松。我也向他报告了在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当“猪倌”，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的情况。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协助周恩来工作，果然不负众望，很快便把工作局面打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还当政治局委员，并说明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请回来的。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会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同意。三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邓小平出席。
在四月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又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声誉。此后，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初露端倪。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便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一九七五年一月下旬，四届人大刚结束，周恩来就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以及目前的工作安排。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他把分工列出，并说：“他不好讲，由我讲。”二月一日下午，周恩来赶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总理和几个副总理外，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这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方案。周恩来最后用郑重的语气宣布：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同日，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有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说，“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主持。”还在讲话中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这一切都为邓小平开展工作开了个好头。
一九七五年四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在人大会后，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在会议上作了许多重要讲话，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很快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平均每周都要有一两次。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到深夜。此外，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并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
比如，四月十六日，周恩来约请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登奎提出，应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还有，周恩来在医院里直接听取走马上任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五月至八月，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积极着手整顿被“四人帮”搞乱的重灾区——教育部门。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反复强调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工作所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还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老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进而尖锐地批评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周荣鑫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整顿，触及了长期由“四人帮”控制的部门。
因此，他们一直伺机反扑。其实，周荣鑫也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因为他所批评的就是“四人帮”长期以来所散布的种种谬论，矛头指向所谓“理论家”张春桥等人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手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和17年中培养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荣鑫曾经在一次会上讲：“我有些话是会刺痛那几个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肯定会不满的。无非是再次被打倒，即使再次被打倒，我也不怕。……要横下一条心，做小平同志讲的那种不怕被打倒的人。”周荣鑫曾经任国务院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也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我对他们都很熟悉，周荣鑫很有工作能力和魄力。他一到教育部，就使教育部门的形势开始好转。可是“四人帮”很快找到机会进行反扑。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检举迟群、谢静宜的信的批示，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北京市委书记亲自坐阵指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清华大学先后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和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刘冰和教育部，把矛头对准邓小平。我在周荣鑫、李琦被无理批斗期间，曾看过他们，打过电话，我说，有错就承认，没错就不要承认，并希望他们注意身体，聊表对战友们的一片心意。后来，周荣鑫心脏病发作，他们还不放过，在被追查、批斗50多次后，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上午昏厥在追查会上，因抢救不及时，当晚逝世。李琦也差一点被整死。这场运动最后发展成“倒邓运动”。
八月份，“四人帮”还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讲话，批宋江、批“投降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什么宋江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和宋江一类的人物，在我们国家里还掌握着大权呢！他想架空毛主席，同宋江手法一样。
面对“四人帮”的猖狂，周恩来从侧面接应邓小平。九月七日这天，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生的再三劝阻，仍然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会谈时，维尔德茨关切地问候周恩来的身体。周恩来坦然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周恩来意味深长他说：“请维尔德茨同志代我转达对齐奥塞斯库同志的问候！经过半个世纪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中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边的陪同人员小声地向维尔德茨解释说：“副总理是指邓小平。”最后周恩来充满信心他说：“具有50多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不论是风里，还是雨里，我相信这些同志都承受得了的。”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成绩显著，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短时间内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从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四千五百零四亿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国家财政收入八百一十五亿六千万元。这一切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拍手叫好，周恩来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但是，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四人帮”利用刘冰的信和毛远新向毛泽东劲吹耳边风的作用，当然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加快攻击邓小平的步伐。
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注视着这一切。虽然他已经不可能起来与邓小平一起跟“四人帮”斗争，可是他要表明态度，支持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处于病危状态的周恩来，不得不施行第五次大手术。进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每次他动大手术，邓小平总是在场。这时他快步靠近手推车，俯身问候周恩来。周恩来目视着邓小平，又看看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等，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已伸过来的双手，语重千钧他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的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这是周恩来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强有力支持和高度评价。
一三○、回击“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
十大以后，尽管“四人帮”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而且张春桥还是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他们的内心里一直十分空虚。原来军委常委里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现在又加上一个邓小平。张春桥在那里要捣乱也难。尽管如此，张春桥还是想有所作为，能把军队的思想搞乱，不让邓小平对军队的整顿奏效就是他们的胜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这个没有打过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向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讲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称：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因此“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一九七二年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他还说：“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同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中，按姚文元文章的口径，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话，并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更是在各种场合和张、姚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大讲反“经验主义”。四月四日，她在接见工人代表的讲话时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五日，她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讲话中又提出：“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妄图挑起一场新的运动。
一九七五年三、四月，各大报和刊物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一伙提出“反经验主义”是攻击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当然首当其冲的是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如四月七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中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除了大造“反经验主义”的声势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里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干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和支持者周恩来。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面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月十八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毛泽东当然知道，江青一伙所说的“经验主义”指的是什么人。他不会忘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就有些人把周恩来当成“经验主义”的代表，说“经验主义是教条主义的俘虏”。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情况。
四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阅后，提笔在这份报告上写了一段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带头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四人帮”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寻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的卑劣行径。提出这次的“反经验主义”是一次有计划的反周恩来的行动。“四人帮”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
“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战幕刚刚拉开，便不得不收场。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晚，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是毛泽东到外地休养十个月回京后第一次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从三○五医院赶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放过了”。并就此严厉批评“四人帮”：“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归纳到修正主义里去。
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再次提及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民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并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接着重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还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下去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呀？”“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毛泽东知道江青也是一个到处鼓吹“反经验主义的人”。毛泽东批评她既没有斗争经历，也不会写文章，谈不上教条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会上，江青不时插话，但并未检讨。这时毛泽东严肃地再一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踉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人们正在回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严肃谈话时，毛泽东用一种缓和的语气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谈话的最后，毛泽东下了指示：“由小平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几位同志进行批评。”散会时，毛泽东和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一一握手造别。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听罢用手掌作了一个翻来复去的动作，正色道：“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早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医院里通过与邓小平及其他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并反复考虑，决定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及个人的意见向毛泽东汇报。因此，在毛泽东回京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同意小平意见”，支持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为了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周恩来认为应先在政治局内部通通气。五月二十一日，他不顾身体极度虚弱，亲笔给政治局成员以及参加政治局活动的几个人写信，提议进一步讨论吃透毛主席五月三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在信中说，五月三日政治局同志当面听了毛主席指示后，他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五月四日、七日谈了两个晚上。王洪文对传达毛主席指示的事表示说《红旗》第五期发了文章，毛主席四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就不再下达了（这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考虑中央再发个文件，正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以利于学习和实践。当时张春桥说，如搞文件需一段时间。周恩来信中这段意思很明显，发个文件，可以更进一步消除张春桥“批经验主义”的影响。而张春桥认为需要时间，不外是想拖。因为起草文件是张春桥负责的事，他想不了了之。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政治局委员们拿出意见来。
周恩来信的第二部分内容，先是说明一下《红旗》第五期文章提到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而不是在张春桥的文章中，三月份《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反经验主义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元的文章引用的。在作此说明后，周恩来指出：邓小平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张春桥在总政三月一日召开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信的此处加了一句注：当时还提出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张春桥说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一九五九年以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周恩来商量将毛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行。对张春桥的这些情况，当时认为己弄清楚，就不忙于向毛主席报告了。现在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毛主席的批示和指示，并已请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将这些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在信的最后提出：“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这段信的内容就是要把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一些言行提出来，在政治局内部讲明，同时报告毛泽东。
这封信在政治局委员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中传阅，最后又传到周恩来手上。“四人帮”中最早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心怀鬼胎，虽然他不反对报毛泽东，但批注：“总理的信，有些不确切”；姚文元没有表示态度；王洪文也没拿意见，让周恩来定；倒是江青表示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的假话。
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面对张春桥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的狡辩，毫不退让，特写信给张春桥，严肃地把这个问题摊开。周恩来的信如下：春桥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同志们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间向政治局向总政来电反映的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