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
盼复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当天，张春桥与周恩来通了电话，并在信上批复道：“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这封信当天又回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当即在此信上批了五个字：呈主席批阅。
在铁的事实和周恩来的有力批驳下，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大家气很大，发言激烈，对“四人帮”进行质问和严厉批评。会上邓小平、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邓小平提了“三件事”和“一个问题”。“三件事”即“四人帮”所搞的“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冒出这三件事？”“这些问题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叶剑英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反经验主义的片面性。讽刺张春桥等“有的人书读得多，不要当私有财产”。
二是要团结。三是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
迫于形势，王洪文不得已作了一些“检查”。张春桥一言不发，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江青当时则拒绝检讨，甚至还试图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
这次政治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事，具体情况，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是粉碎“四人帮”后才知道的。但是，批评江青的消息却不胜而走，迅速在京城传开，老同志都窃窃私议，觉得出了一口气，希望把斗争进行到底。
而且有一种传说，当时邓小平严厉批评江青时，张春桥还给江青帮腔：“江青同志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劳的。”邓小平听了气得拍桌子，义正词严地反驳说：“她有什么功劳，不就是挑起全面内战，制造天下大乱，陷害无数无辜么！”这个传说广为流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没有睡好觉，苦思再三后，迫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无奈写了一个书面检查：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我在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张春桥看了江青的书面检查后，也写了一个自我表白：“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就是这样的“检讨”，当时他也没有交给政治局。那是在一九七六年逮捕他时，从其住所搜出来的。
在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的时候，虽然周恩来没有在第一线“参战”，但他十分关心这场较量。且在“战前”就与政治局常委们通气，并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作好了准备。会议的进展情况，他们也不断地向病中的周恩来进行详细的汇报。
会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听后给予充分的肯定。“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反总理、反你（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毛泽东说这话，充分表露出对邓小平主持政治局批“四人帮”所持的喜悦。支持的态度。最后，他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有决心就是了。”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江青一伙，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空名也就此结束，“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被回击得丢盔弃甲，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