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一、语重心长的嘱托
面对一步一步靠近死神，周恩来当时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殚精竭虑地以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的未来谋划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区的大肠内有一肿瘤。一九七五年三月底，周恩来作了第三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问题。当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要说什么时，他们俯下身去，听到的是要找李冰。李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克农的二女儿，解放战争时就是一个伤兵医院的负责人。当然周恩来非常熟悉。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她倾听周恩来艰难的吐字声音。原来周恩来要她组织人员去调查云南锡矿工人矽肺病发病的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他讲完这句话，鼻梁处已经沁出汗珠。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点头，喉咙臃塞着哑声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李冰再也抑制不住，放任眼眶里的泪水流淌下来。
我们的总理就是这样，心中永远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其实，早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要求李冰他们材雄心、立壮志，攻克肿瘤难关，还说：“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特地提到河南林县和西北地区的食道癌多的问题。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走出了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们来到林县，爬山涉水，走村串户，调查食道癌的发病情况。他们和有关部门协作，足迹踏遍了太行山周围一百八十一个县，对近五十万人口的地区进行食道癌流行病学和发病原因的研究。当这些成果在国际肿瘤会议上报告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周恩来听了调查汇报，看到防治肿瘤事业走上我国自己的道路时，是那样的高兴。科研人员绘制的我国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一直留在他的办公室，他多么想肿瘤发病区一个一个地从图上抹掉。……李冰从医院回去后，马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医务人员带着周恩来在手术中对矿工的心意，跨过万水千山来到云南锡矿。当矿工们知道这是周恩来在病中派来的医生为他们治病时，一个个热泪横流。可是我们的总理也患着癌症，既要跟病魔作斗争，又要与“人魔”作斗争。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健康。
周恩来的内心是那样坦然和无畏，他要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病重期间，他曾经与他的侄女周秉德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他坚守自己的岗位，但是周恩来清楚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倍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的这一心情不时地流露出来。五月七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等同志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周尚珏、郑淑云等。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曾经向身边的医务人员说过：“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当然，周恩来在病中总是积极配合治疗。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巨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
每吃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要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的咽下一口后，他念叫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晕了过去。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不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多次约见党、国家、军队领导干部，表达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关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信念。并且十分关注“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他确信，有着50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会克服一切困难，走向光辉的未来。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后，再也没有离开病床。叶剑英经常到医院，既谈工作，也谈点别的，陪周恩来减轻病痛。即使周恩来已难以说话，叶剑英仍然来到周恩来的病榻旁，轻轻地握着周恩来的手陪着他。这对周恩来是莫大的安慰。并且，白天黑夜与吴阶平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叶剑英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大功。毛泽东说他：“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友谊，在红军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并肩战斗的革命感情，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牢不可破，革命战友相濡以沫，两位战友生死离别前，再一次共同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谋划着。
叶剑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秘密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和张发奎等人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龙、叶挺的部队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合，准备以三个军的兵力歼灭贺龙、叶挺所部。当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换上便装，找到叶挺，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报告给党组织，促发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风趣地说：“剑英同志加入共产党的头一个见面礼，是向党密报了汪精卫、张发奎的一个阴谋，挽救了我党的重要武装，促发了‘八·一’起义。这个功劳值得大书特书啊！”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会师以后，叶剑英又立了一大功。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竭力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主张。九月九日张国焘给右路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发来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如毛、周、张不同意，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密电到达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大会。参谋长叶剑英最先看到译电员迭来的密电，他大吃一惊，连忙离开会场，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后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赶到巴西红三军团驻地，同患肝囊肿正在养病的周恩来以及王稼祥等进行研究，决定军委率中央红军连夜开拔，迅速离开巴西危险区，按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方针，继续北上，使红军避免了一次损失。
叶剑英在关键的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历史又一次到了紧要关头，显然周恩来与老战友是有所交待的。但是，周恩来与叶剑英谈些什么，现在已不得而知。可是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商谈如何对付“四人帮”。这是后来叶剑英提到的。当时叶剑英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许多人一样寄希望于他再立新功。周恩来曾对叶剑英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紧要关头，叶剑英尽管已被宣布“生病”休养，但他又一次站出来，为党为人民再立一次大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点七度，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对台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这次周恩来要见罗青长还受到“四人帮”的阻挠，说是还要研究决定。后来邓小平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罗青长才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他说：“不要忘记台湾老朋友。”谈话中两度被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断谈话。他很抱歉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我们知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而罗青长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台湾来的朋友大都由他出面接待。罗青长淡过，周恩来病重时在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批件上，歪歪斜斜地批着“托！托！托！”三个字。
据我的理解，周恩来对解决台湾的问题，认为是一件需要艰苦奋斗的事情。尽管解决台湾问题是我国的内政，但外交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他说过尽量使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当然没有说过只用和平的方式而不使用武力。
要解决台湾问题，除了外交上的配合，主要是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和冶湾当局。周恩来曾经说过：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周恩来对于所有到大陆来的台湾人，只要有空，不管人数多少，总要挤出时间接见，与大家交流意见，为解放台湾做细致的工作。在他弥留之际，还关心着在台的老朋友。
我想他关心的朋友当中，第一个就是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很钦佩他为民族作出的贡献。经常怀念“千古功臣”张将军。在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20周年、25周年时，周恩来都曾召集原东北军、西北军等各方面代表人物一起座谈，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怀念，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台的张学良联系，关心张学良的生活和安全。蒋介石一直要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是与中共商量的结果。但张学良始终坚持历史事实。身处逆境的张学良能够如此，可以说是够朋友，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另外，像陈立夫、张群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作出过贡献的朋友，周恩来也要求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像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为保护毛泽东安全而做出努力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周恩来曾对罗青长和我说过，“也不要忘记他。”当然还包括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的许多朋友，他都十分关心他们。
一九七五年六月，周恩来不顾医生劝阻，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他亲自为这位含冤离开人世的战友致悼词。他百感交集，一连向贺龙的遗像鞠了七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歉疚。可是在生前能够为贺龙平反也算是一点慰藉。周恩来对自己已经置之度外了。“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周恩来对贺龙夫人薛明这样说。但他在最后的时刻也要维持一个共和国总理的责任，他已不属于他自己。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提到了他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有感而发了一些议论，如：《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芦荻是有关部门挑选来为毛泽东陪读的。他在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时，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议论。记了下来，并整理成文，转给分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
姚文元感到有文章可做，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的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信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姚文元拿着毛泽东手赐的“尚方宝剑”，欣喜若狂，马上组织文章。八月三十一日，当我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和第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的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于是，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很快成了反“投降派”的重型炮弹。在受到中央政治局批评而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后的江青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她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大讲批“投降派”。
江青、姚文元一伙所指“投降派”是哪些人？所谓架空晁盖者又是谁？明白人都知道，他们极力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江青在山西昔阳由华国锋主持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要求大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联系到过去的多次批评，毛泽东对江青已十分厌恶。七月份，毛泽东看到我国驻美联络处送来的《红都女皇》一书。这是肉麻吹捧江青的书。毛泽东一看此书内容荒诞无稽，招摇撞骗，自我吹嘘，不少地方还打击毛泽东抬高江青自己，丢尽了脸，还暴露了不少党内机密。顿时，毛泽东勃然大怒，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当时批示转到病中的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沉思良久，提笔批道：“暂缓执行。”这并非周恩来不讨厌江青，主要是考虑到毛泽东的权威，一个党的领袖的妻子在那种情况下臭不可闻，将是什么结果，周恩来不能不考虑。
再说，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还是很欣赏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现。如果毛泽东有意彻底开除江青出政治圈子，再解决也不迟。
对周恩来的这一批示，党内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都很有些意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和高瞻远瞩，半年后的“刘冰事件”就是个最好的佐证。
不管怎样，如此宽容的周恩来却也为江青一伙所不容。尽管周恩来已离开了第一线，死神也已盯上了他，可江青仍穷迫不舍、污泥浊水一古脑地泼向周恩来。
当江青在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这时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发生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这是一起恶毒的大阴谋。九月二十日，北京三○五医院作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或许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那是几年前他所作的关于“伍豪事件”的讲话录音。周恩来还要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二十日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浏览了一下稿子，用颤抖的右手，提笔在首页纸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写毕交还工作人员保存。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在周恩来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一九三二年，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诬蔑周恩来所谓“脱党”的事件。对此，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党中央曾设法在报上辟谣。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中央座谈会又作出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专题报告，并录了音，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按毛泽东的意思，还要求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保存一盒录音带，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段历史。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并没有下发各地收藏。这次报告周恩来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
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里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在此之前，周恩来在医院里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曾愤然地提到：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此时，周恩来又要进行大手术，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在生前，“四人帮”都敢如此污辱他；死后“四人帮”不知要怎样往他身上泼污水啊！周恩来不能不看重它，防止被“四人帮”故意以“伍豪启事”这一虚构的投降事件来诬陷，进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他毅然地再一次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举动，把历史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让人民、让历史为他作证。
这时，我想起了明代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对周恩来也是多么生动的写照，但是还不够，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清自，他“一生为革命，无私作贡献，骨灰撤大地，伟绩留人间”。他留给我们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并可以把它化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
一三二、举国同悲、追悼人民的好总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晚，周恩来弥留之际，突然醒过来，睁开双眼，对着吴阶平大夫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管理全局，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的。”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痛苦。我们的周总理啊，永远是舍己为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这就是他留给祖国和人民的最后一句话。一月八日上午九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的逝世，举国同悲、千山肃穆、万水呜咽。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自己的总理，以各种形式追悼总理，回忆起那悼念活动的日日夜夜，那动人心弦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令我永不忘怀。
当晚十时，我按中组部通知赶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当时问开什么会谁都不讲，我心里就有些嘀咕，想到一定是关于周恩来病情的。到大会堂河北厅时，一位同志告知我“总理已于上午逝世”。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对他的病情早就有所了解，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赶来开会的人都心情沉重地找地方坐下来，不像以前那样互致问候、打招呼、有说有笑。我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却不时浮现。
可是，在周恩来病重时，我却未能再见上他一面，聆听教诲，而现在我却永远失去了机会。当时，我多次要求见他，但是一直得不到允许。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去看望。我跟随周恩来大半辈子，却不能在他的最后日子里见上一面，成了我一生中的一大遗憾！会议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主持，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周恩来总理已于上午九时57分逝世，并请全体起立默哀。然后他传达了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为周恩来治丧的决定，共有十个方面的内容。我查了当时的日记，主要是：一、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名义发出讣告。二、成立治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日常事务。三、十日、十一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拟请党和国家负责人、党政军民备方面负责人及群众代表一万人参加，并请江苏、浙江两省派代表来参加。告别后送八宝山火化，由王洪文、汪东兴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家属、生前友好护送。四、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三天时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活动，组织四万人参加，另请各国外交使节、来华外宾、在京的兄弟党外宾吊唁。五、十五日下午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内大厅举行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同，除各方面负责人外，另组织党政军民代表五千人参加。六、布置党政军民各负责人及部门、各省、市送花圈。七、十五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讣告之日起到十五日，新华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八、不请外国派代表来参加吊唁，但可接待驻京使馆、领事馆来吊唁，九、邓颖超传达周恩来生前的意见，希望将他的骨灰撤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政治局认为可尊重周恩来的意见。十、新华社负责组织安排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电影、摄影等事。
以上决定，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在这次会议的分工中，我被指定参加办公室秘书组的工作。
会议到下半夜二时才结束。在大会堂里我强忍着，没有哭出眼泪来。蹒跚回家后，不敢惊动紫非，悄悄上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我的思绪又回到那遥远的时代。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在重庆时，第一次奉命在周恩来面前说了假话。当时周恩来的父亲中风逝世，而周恩来正在住院，那时他刚作了小肠疝气手术，伤口未愈，因此董老和邓大姐商量暂时把这件事瞒着，等他稍好时再告他。我和吴克坚到医院看望时，我们闭口不谈他父亲去世的事。周恩来似乎有预感，追问起来，我却骗了他，说老太爷退了烧。
回想起来，这样做是完全错的。谁没有父母？谁能不尽人子之道？但是，现在我再也不能够向周恩来认错了。
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六时三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令人惊恐的哀乐声，广播员用低沉的音调一字一句地念着讣告。我叫醒紫非一起听着，两个人悲痛的泪水抑制不住，只有任其流淌。起床后，我和紫非一起给邓大姐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并祝大姐保重身体。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每隔半小时，电台伴着哀乐，播发着讣告，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统战部的同志，一见面就噙着眼泪为敬爱的周总理逝世而叹息！一月九日上午，在部里研究向遗体告别的爱国人士名单，我们提了一百九十多名，但后来报上只发表了八十八人。下午便到东交民巷十四号宾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大家都以极其沉重的心情紧张地工作着。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已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许许多多来函来电，要求中央保留周恩来的遗体，要求进京参加吊唁等等。当然，内心里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如此，但我们要按中央的指示办，要做好解释工作。晚上十一时三十分，治丧办公室的同志都到北京医院太平间瞻仰周恩来的遗容，但还未布置好。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看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正给周恩来刮最后一次胡子。
朱师傅边刮边哭，刮在脸上，痛在心里。朱师傅元旦前，就多次要求为周恩来理个发、修修面，让周恩来光光彩彩过个新年。但是周恩来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样子而难过，没有同意。想到这，朱师傅喃喃地说着，哭得更厉害……后来，我才清楚地了解到周恩来逝世时，邓大姐当即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生前提出有关身后事的几点意见：一、火葬；二、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三、葬仪从简，追悼会的规模不能高于在他之前去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四、外地的同志、朋友、亲戚，不能放下工作来北京参加追悼会，如有人一定要来，那么旅费应由私人负担；五、邓颖超同志只能以普通战友的身份参加追悼会；六、邓颖超今后的生活不能超出她本身应得到的普通中央委员的水平，不要特殊化。
中央得到这个报告后，进行了认真讨论。结果在尊重周恩来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决定进行遗体告别和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最后，中央把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批准。
我们正是按治丧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具体布置治丧活动。汪东兴为具体负责人。
l月十日，向周恩来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作为工作人员，我们第一批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眼望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容，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滚滚热泪流不尽我们心中的无限悲痛，千言万语说不完我们心中的无限哀思。
党和国家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群众共一万多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其情景，至今想来阵阵揪心。世界上从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有多少人哭肿了眼，甚至哭得晕倒，群众的泪水洒湿了走过的地毯。
邓大姐带着坚定刚毅、从容镇静的神情，为周恩来守灵。她穿着已经褪了色的黑服和一双家制的布棉鞋，站在周恩来身旁。看得出，她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中央负责同志分别由治丧委员会的同志陪同，在遗体两旁轮流守灵。
奸诈狡猾的张春桥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故作姿态，与邓颖超拥抱，又长时间地拉着手说话，企图制造他是总理接班人的假象。看到的人，都觉得恶心！遗体告别活动的第一天，一直持续到十一日的零点，每一个进入北京医院告别室的人，一眼便望见遗体前面放着的邓颖超的花圈，飘带上款大字写着“悼念恩来战友”，下款写着“小超哀献”。看到这一个花圈的人没有不哭泣的。门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群众要求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当时天气寒冷，雪花飘落，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面纱，更增添了人们的哀悼思绪。等候瞻仰遗容的人们，彻夜排着长队，伫立街头，就是为了再见周恩来一面。人民是多么地热爱自己的总理啊！告别活动两天里，治丧委员会规定的组织一万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人数，无论如何也打不住，不断有过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有不少从外省市专程赶来的各界代表，恳切要求向周恩来告别。好在我们早就估计到这一点，并和周家鼎、吴庆彤商量好，周家鼎当时是北京市委秘书长，吴庆彤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我们并没有经过治丧办公室，用北京市的车，由李庚奇和孙岳分别组织他们集体去参加告别活动，再见周恩来一面，满足大家的怀念、哀悼之情。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分，冬日的夜幕开始低垂。在几辆前导车的指引下，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灵车四周挂着黑黄两色的挽幛，上面缀着白花，庄重肃穆。后面跟着邓颖超、王洪文、汪东兴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及一些老同志坐的车辆。我坐罗青长的车，一起护送灵柩到八宝山火化。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一百万的群众，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怀里的小孩，很多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闻讯赶来为敬爱的周总理送行。他们在摄氏零下十多度严寒的冬日里，肃立在街道两旁，默默地等待着总理的灵车通过。随着灵车的缓缓而至，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脱帽致哀。灵车过处，哭泣声响成一片。大家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虽然看不见总理的遗容，但多看几眼他的灵车，对无限的哀思也是一种最大的寄托和安慰。
当时，新华社记者报道首都人民扶老携幼、泪洒长安街，为周恩来总理灵车送行有一段文字。但却被“四人帮”全部砍去，只字不留。这一段血泪文字，记录下当年这一悲壮的情景：十一日下午，周恩来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时，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周恩来的灵车。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呼喊着：“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周恩来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
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周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周恩来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仁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送灵场景啊！在八宝山，邓大姐再也抑制不住离别亲人的痛苦。望着风雨几十年、共同奋斗的战友就要决别了，内心的情感迸发出来，她俯在周恩来遗体的水晶棺盖上痛哭。我们几次劝邓大姐离开现场，而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周恩来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在场的人无不为这种情景痛哭流涕，只是到最后邓大姐才被领到休息室。
周恩来身着他最后几年一直穿着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看上去还是那样安祥、镇定。最后大家又一次向周恩来告别，由我们几个人护送周恩来的遗体到火化炉边。当火葬场工人将周恩来遗体缓缓推入火化炉时，我不禁号陶大哭。这是我14岁死去母亲后的第一次大哭。
夜晚十时半，火化结束时由两位工人仔细地把骨灰收集起来。装入骨灰罐。然后，由西花厅支部书记、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捧着骨灰盒坐上总理的红旗车，在我们的陪同下，把骨灰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车队返城时，我们从车窗外看到沿途仍然有几万人肃穆沉痛地迎接周恩来的骨灰。
当周恩来的骨灰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时，邓大姐在仪仗队的哀乐声中，亲自迎接，将周恩来的骨灰接过来，抱在怀里，缓慢地、痛苦地一步步登上大殿的台阶，将骨灰安放在早已布置好的吊唁大厅里。邓大姐和工作人员一起向总理骨灰盒三鞠躬后，仍依依不舍，在同志们的劝扶下才缓缓离开。
吊唁厅又一次充满痛哭声。
吊唁大厅中央悬挂着周恩来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骨灰盒两侧的花瓶中插满鲜花。邓颖超送的花圈安放在骨灰盒下。毛泽东、党中央及党和国家领导入送的花圈，摆在大厅的周围，大厅里铺设绿色的厚地毯。
我回到家里，已是十二日凌晨二时。几天来几乎都没怎么睡觉，这时，我不禁又想起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给邓大姐的母亲和总理的父亲送葬的情形。一九五八年我到总理办公室不久，他让我到重庆去，把在重庆逝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他父亲、大姐母亲共12人的尸体取出火化深埋，把墓平掉，周恩来率先响应中央号召实行火葬。18年后，我却护送他的遗体上八宝山火化，不禁又凄然泪下。
一月十二日早晨七时，吊唁活动开始了。第一天的吊唁活动有许多外宾。
他们穿着朴素，面色沉郁，在花圈的引导下，走向灵堂，向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周恩来表示哀悼。有的外宾甚至走到文化宫大门了还在放声痛哭。群众吊唁队伍从早晨五时多就在天安门广场排好了队，许多人的抽泣声和哭声压过了隆冬的朔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自动聚集起来，要求参加吊唁仪式。过去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不断从外地来，虽未赶上告别，但都参加了文化宫的吊唁。如龙飞虎一家就是从西安专程来北京的。
吊唁活动一直持续到十四日下午。列队进入吊唁大厅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向周恩来的遗像鞠躬致哀，然后静静地离去。但是，哭泣声与丧礼的肃穆气氛夹杂在一起，很多吊唁者不能控制自己的眼泪。由于过度悲伤，以致有的人晕了过去，有的人需要由旁边的人搀扶着。更多的人用眼泪润湿透了的手帕掩面。三天下来，吊唁周恩来的人数远非治丧委员会规定的四万人，已达八万多人。主要是我们把吊唁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件事没有什么人批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只是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我们能为总理做的一件事，也是人民的要求。即使这样，吊唁的人群依然不断。
十四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群众吊唁活动结束。约七时，邓颖超慢步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他说：“我现在手里捧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所有同志表示感谢。”语音未落，全场悲声四起。接着，邓大姐捧着骨灰盒，在张树迎、高振普的搀扶下，走下了台阶，登上周恩来生前乘坐的红旗车，在我们陪同下，将骨灰盒送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放，准备第二天移到追悼大会上。这一安排，也是邓大姐对周恩来关心台湾工作的一点安慰。
周恩来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的人格，使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声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从十二日至十四日，首都群众八万多人，在北京的外国朋友二千多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参加了吊唁仪式。40多个国家、政党送了花围，一百三十多个国家、政党发来了唁电和唁函。到追悼活动结束时，共收到唁函、唁电一万三千多封，花圈数千个，花圈款一万余元。
“四人帮”害怕中央机关和北京市自动举行悼念活动，他们要治丧委员会办公室通知各机关，不准自设灵堂，不准戴黑纱。这个通知，倒引起许多人的反感，许多机关采取不同方式举行了悼念活动。我也不管他什么通知，和统战部办公室同志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统战部送了个花圈，我一家送两个花圈，一家人戴上了黑纱。不少同志也戴了。礼堂屋顶下了半旗。
除了中央组织的追悼活动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群众均自发地举行各种仪式追悼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日来，川流不息的群众，抬着精心制作的花圈，络绎不绝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追悼日结束时，至少有二百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致以最后的敬礼。来到这里的人，有的宣誓，有的高唱国际歌，有的朗诵诗词，有的表决心。一圈又一圈的致哀人群形成了一股股巨大的哀潮。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成千上万个花圈的簇拥下，形成一个巨大的花坛。纪念碑四周的长青树，全都挂满了白花，远远望去，就像大自然中的万株白菊，这象征着亿万人民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高度的颂扬和深情的怀念。一月十三日当代文豪郭沫若作的《怀念周总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情：“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营房、机关、学校和院落，在天津、广州、上海、南昌、武汉、重庆、延安、南京，在周恩来工作、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同心哀悼。
一月十五日下午要举行追悼会了。参加追悼会的五千多人名单是治丧委员会定的，当然没有紫非的名字，她一再要求参加，我也没有办法。当天上午，从陕西潼关赶来一个在重庆曾家岩周恩来公馆当收发的蓝际成，坚决要求参加追悼会。我一再解释实在没办法安排。为满足他和紫非对周恩来的感情，我只得同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的同志商量，在追悼会前由我带紫非和蓝际成两人到会场向周恩来遗像行三鞠躬礼。
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五千多人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谁致悼词，听说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场争论。“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并以为王洪文太嫩，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完全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通过他那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当邓小平念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全场都呜咽起来，一分钟后，邓小平才接着念下去。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肃穆伫立在那里，和广大听众一样，止不住泪如雨下。邓颖超在追悼会上眼泪不断地流淌，但她坚强地咬着牙，忍着悲痛没有哭出声来。晚七时，邓大姐带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了骨灰盒。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地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作最后决别。
早在十二日上午，邓大姐就约西花厅党支部委员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三人谈话，讨论把周恩来的骨灰往哪里撒。她告诉他们，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她得到这个消息后才放心，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她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还说她和恩来同志年轻时都做过支部工作，一直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就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并让他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去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这次会议就确定了张树迎、高振普负责完成撒骨灰的任务。
我从参加治丧委员会工作后，一直与大家一起，参与了治丧的全部过程。
追悼会后，我一直在等待治丧委员会点名参加撒骨，灰仪式。可是没有让我去，只去了四个人，其实增加一个也是完全可以的。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他去世前不能看望，现在也不能最后送他一程。当然我只得服从组织。
但不管如何，这又是我的一大遗憾。
尽管我没有参加，后来还是了解到撤骨灰的详情：十五日傍晚十九点五十分，几辆不起眼的车子避开记者，载着总理的骨灰，直接驶抵通县机场。执行播撤骨灰任务的空军运输团的一大队二中队已在十五日白天作好了充分准备，执行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包括：正驾驶、副中队长胥从焕，副驾驶、飞行员唐学文，领航白海坤，通讯员、空中机械师、机务副中队长陈宝森。使用的飞机是苏联制造的安—2型飞机，编号七二二五。这是执行农业飞行任务的专用飞机，装备有整套喷撒农药的机械设备。机组成员在接受空军和国务院领导下达的任务后，就转移到机场内滑行道旁的一座独立小楼中。当天黄昏，胥从焕及机组成员登上飞机，作了一次试飞。飞机和喷撒设备的运转情况都很正常。试飞之后，空军两位领导干部都陪着机组成员守候在飞机旁。
